突厥汗国的军事活动与 游牧生活 的关系，中国史书早有记载。《 大唐创业起居注 》卷一云："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陈。以弓矢为爪牙，以 甲胄 为 常服 ，队不列行，营 无定 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唐太宗这段话，是为克服 王仁恭 的惧敌心理而发的，因而不免把突厥的 机动性 歪曲为无组织性，但按其基本点说，则与八世纪初突厥行官 暾欲谷 的下列看法相同："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一，所能与抗者，随水草射猎，居处无常，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适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可见突厥的游牧生活方式规定了他们必须用相应的军事活动方式，它的"武事"起源必与"射猎"有关。

唐代高僧玄奘在西行求法途中，曾经目击突厥人 围猎 的情况。其报导如下："至素 叶城 ，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畋猪，戎马甚盛。可汗身著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褐毳毛，槊纛端引极目不知其表。"叶护可汗的畋游既然具有"极目不知其表"的规模，那么把"戎马"加以合理安排，应为意料中事，可惜玄类并无明确记述。因此，我们只能参照其他 游牧民族 的有关情况来探讨突厥人围猎的组织形式。史载"蒙古人之围猎有类出兵。先遣人往侦野物是否繁众，得报后，即使周围一月程地内屯驻之部落于每十人中签发若干人，设围驱兽，进向所指之地。此种队伍分为左翼、右翼、中军，各有将统之，其妻室尽从"。又女真人行围时也是"中设黄蠢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标帜之"。并且他们也同样于"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面，不许错乱"。这就是说，游牧人围猎时通常是分翼标帜，十人一组的。这种行猎制度移到军事方面，便成为左、中、右的配置方式和十进法的编制原则。明确了这一点，再来核对玄类的记述，那么达官（即显贵，不必为"达于"）的"围绕左右"，就不应单从 字面解释 为随侍在侧，似乎应该把它和军众的"槊纛端弓"联系起来，看作是分翼标帜这种蕃俗在玄类心目中的模糊反映。假使这一推断不误，那么突厥军事 行政体制 中的"左厢察"、"右厢察"，便是行猎制度的翻版了。至于十进法的编制，玄类的报导固然未露消息，其他史籍也无直接记载，不过还是有迹可寻的。早在 传说时代 。突厥人已出现十进数字观念的萌芽，如"狼生十男"、"讷都六有十妻"之类。随后， 突厥汗国 的奠基人叫"土门"，此名为突厥语Tuman的音译，即" 万夫长 "，是十进制的最高一级。其次， 磨延啜 （回纥 毗伽可汗 ）碑北面第6行也有"千夫长"字样。此外，十进法的 军队编制 自古行于北族之间，蒙古、金人如此，匈奴、柔然也是这样。从 突厥汗国 常袭用 前代 名号看来，继承这种制度是完全可能的。据此可以推断突厥军队是按十进法编成的，而这同样也应溯源于猎手的编制。

突厥汗国拥有大量兵员，照中国文献的记载有"数十万"。这支庞大的队伍，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即侍卫之士、控弦之士和拓揭。据《周书·突厥传》云："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可知突厥数十万众中，有一部分是可汗的扈从队伍，它原为 阿史那氏 即狼氏族的亲兵，故取名"附离"。这批人在突厥创业时代有过汗马功劳。立国后其地位必高于一般军士，唐朝史臣对它特叙一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侍卫之士"人数毕竟不多，突厥可汗 单靠 少数亲兵是不能东征西讨的。那么突厥军队的主体是什么呢？古米列夫认为"四十万突厥军队大部分是由附庸部落的辅助兵员构成，这种军队称为'控弦之士"'。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见解，惟控弦之士应有一部分来自突厥本部的普通牧民。正如伯恩斯坦所说："不仅臣属于突厥的各部落要参加征伐，而且凡能拿起武器的突厥部落成员也应参加。服兵役的义务是游牧人的经常职业。"关于兵员的征集问题，留待下面再说。让我们继续探讨突厥军队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拓羯的族属及其性质，中外 历史学家 皆有论著。大体而言，它是一支由中亚昭武九姓胡组成的精兵。突厥可汗重用胡人，故突厥军队杂有胡人成分。尤其在颌利可汗时代（620-630）设立"胡部"，胡人更加跋扈："颌利每委任诸胡，疏远 族类 。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委任诸胡"竟成为"兵革岁动"的原因，可知此时胡籍兵员举足轻重。据此，则拓揭在 颉利 败亡后不愿降唐，与其说是由于对故主的忠诚，毋宁说是怕唐太宗追究"兵革岁动"的责任。有趣的是，在颌利频年用兵期间，拓揭参与具体战役的活动，正史只字未提，倒是野史透露一些消息：" 武德 末年，突厥至 渭水桥 ，控弦四十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合。"按突厥时代常用"胡"字指 粟特 人， 以与 说突厥语或蒙古语诸族相区别。看来，所谓"胡人精骑"，可能就是朽羯。倘不作如是观，那么颉利时代胡人的重要性与拓揭的默默无闻这种矛盾观象，就很费解了。关于朽羯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新唐书·张巡传》云："巡使 南霁云 等开门，径抵子琦所，斩将拔旗。有大酋披甲引朽褐千骑，磨帜乘城招巡。"这已经是八世纪中期的事了。如果说 颉利 时代的拓羯来自哈密（ 伊吾 ）和 罗布泊 （蒲昌海）的粟特聚落，那么参与 安史之乱 的拓揭，则可能出于鄂尔多斯南部的"六湖州"（鲁、丽、含、塞、依和契州）。因为 安禄山 招辑的主要是中亚胡人的后裔，而不是直接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胡。

关于突厥军队的掌管问题，限于史料，无法窥其全貌。但"设"在其中有 特殊地位 ，则可无疑。据中国文献记载："别部领 兵者 谓之'设' "。" 默啜 立其弟 咄悉匐 为左厢察，骨咄禄子 默矩 为右厢察，各主兵马二万余人"。" 阙特勤 不受，遂以为 左贤王 ，专掌兵马"。"登利从叔父二人 分掌 兵马，在东者号为左杀，在西者号为右杀，其精锐皆分在两杀之下"。上引"察"、"杀"都是"设"的异译。"左贤王"则是史巨用匈奴旧称记 突厥官制 ，故请名均指"别部领兵"的统帅。由上数例，可知任"设"的人都是可汗 直系亲属 ，即所谓"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据统计，突厥第一汗国（552-630）时期，号称"设"者十六人，出身阿史那氏的占十二人。血统有嫌疑者则不得为"设"。如阿史那思摩就因为"貌似胡人，不类突厥"，所以终不得典兵为"设"。突厥汗庭在"设"的人选上，坚持"系谱"和"血统"两大原则，表现极端的排外性，恰恰反映了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因为 突厥汗国 是一个 军事行政 的联合，兵权是政权的支柱，倘落在他人之手，就有"拆台"的危险。基于这种原因，酉突厥沙体罗利失可汗分全国为十部，置十"设"，即《新唐书·突厥传》下所载："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受一箭，号 十设 ，亦日十箭。为左右：左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东；右五***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西。其下称一箭曰一部，号十箭部落云。"这十名"设"是可汗在十个军事 行政单位 的代理人。他们在和平时期是 行政长官 ，在战争时期则是军事统帅。非阿史那氏直系亲属，是不能托此重任的。

由上所述，可知突厥军队是以部落组织为基础，以围猎编制为形式，而以本部兵民合一制与属部 征兵制 相结合为特征的。这种 兵制 ，在一定程度上把 生产活动 与军事活动联系起来，把宗法关系与 官兵关系 混糅起来（古突厥语称"战士"为qadas，其本义为"族人"、"亲人"，衍义为"伴当"、"伙友"），把核心组织与外围组织配合起来，因而其组织强度高于一般农业国家的军队。但是决不能认为这是一支" 团结兵 "，其实，突厥兵制是十分深刻地反映了突厥汗国的内在矛盾的。第一，部酋与部众的矛盾。在兵民合一的条件下， 阶级矛盾 的激化立即就会引起官兵关系的恶化，从而削弱突厥军队的战斗力，导致汗国的衰亡。《 阙特勤碑 》东面第6行所记的"诸匐与民众水火，遂令突厥民众之旧国瓦解"，正是突厥统治者无法克服的矛盾。第二，宗主与附庸的矛盾。在 突厥汗国 中，客部落必须向主部落称臣纳贡和出兵助战。这种附庸的屈辱地位，使" 东夷 诸国，尽挟私仇， 西戎 群长，皆有宿怨"，"切齿 磨牙 ，常伺其便"。因而客部落通敌叛变，不乏其例。武德九年（626），在 渭水 战场上 唐太宗 就曾指出这一矛盾："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贞观三年（629），唐将窦静又利用这一矛盾，"潜令人间其部落，郁射设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并率众归款"。第三，中央汗系贵族与地方部落贵族的矛盾。所谓地方部落贵族就是"匐"，他们因亲率部人人伍而 直接控制 了突厥军队的基层。一批"同伴"和"好汉"构成他们实力的基础。为了使自己这点"本钱"不致在战争中输掉，他们常常反对中央汗系贵族的作战意图。据《 暾欲谷碑 》第36-37行载，当突厥诸匐闻耶罗斯平原有敌时，即建议"立刻回师， 忍辱 为上"。又《 翁金碑 》第7-8行也述及突厥诸匐临阵如何胆怯："我辈寡少，言之心惊。"诸匐甘于"忍辱"，显然是怕丧失自己"寡少"的实力。换句话说，他为了确保豪酋的地位，决不能任何时候都惟阿史那氏的马首是瞻。

以上这些矛盾，同时也就孕育着政治危机。作为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 突厥汗国 的衰亡是与突厥兵制的瓦解密切相关的。历史的逻辑完全出乎阿史那氏意料之外：阶级矛盾和部族间矛盾（实质上也是阶级矛盾的另一种形式）的不断激化，终于葬送了突厥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