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卡尔·杰符施金和果戈理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官级相同，都是九等文官，工作一样，都是抄写文书。他们同样受到别人的蔑视和侮辱，同样衣衫槛褛，为贫贱所扰，但是他们对自己这种难堪的处境的反映却大不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里的马卡尔·杰符施金内心在痛苦，而对这些冷嘲热讽，讥笑，风言风语等日常烦恼，他坦言：“狠狠地折磨我的倒不是钱，而是这些日常的烦恼。”贫穷和欺辱本身就蕴含了对这些“小人物”的人格的贬低。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主人公之口向读者道出其生存环境：让人活不长久的肮脏的住处，露着胳膊肘的破烂衣服。作品中还写了他求借高利贷都拿不出抵押的东西，写了他处处遭白眼、受欺辱，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描写的表层，而是深入到他的下面，看到了或揭示出了这些人物在受欺侮之后的心灵振荡，杰符施金每当受到别人的嘲讽时或者在别人而前穷相毕露时，他的自尊心立刻感到灼痛难忍。“穷人比一块破布都不如，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敬,他绝望地喊道“没有一个人尊敬我！”“我的名誉，我的自尊心全丢了。”他想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做一个与别人平等的人，而别人根本不把他放到眼里，不承认他的“人”的价值，只把他看作老鼠，看作破布。这正是真正折磨他的痛苦所在，或者说，这正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真正展示给读者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物命运的一切不幸归结到社会：社会不给小人物任何希望。杰符施金受穷，受欺。而他的所有精神痛苦，他同瓦莲卡的爱情悲剧，同样是由那个残酷的、不平等的社会造成的。而他所有的精神痛苦在于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想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但贫穷和侮辱使他的人格处处受到伤害，他的自尊心被踏的破碎了，他要活下去，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羞辱心小心地放进口袋，夹起尾巴做人。”他与瓦莲卡都是孤苦的穷人，他们互相关心，互相依赖，心灵相通，彼此感到苦难、冷酷、孤独的生活中有了欢乐，有了温暖，有了安慰。但是他们的这种关系却被别人拿来讥笑，拿来羞辱，以致于在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再插上几刀。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瓦莲卡被有钱的贝科夫夺走了，她为了洗刷耻辱，为了生存，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已走向明知“不是天堂”的贝科夫陷阱。而马卡尔·杰符施金则一切都完了，他绝望地叫喊：“我快要死了，瓦莲卡，真的快要死了，我的心受不了这样不幸的打击。”是他们的贫穷，他们的微贱，换言之，是那个不公平的社会拆散了他们。马卡尔·杰符施金仅有的一点精神安慰也被那个残酷的社会夺走了。

小说是通过五十四封书信来展开整个故事情节的，寄信人是一位做了三十年抄写工作的五十岁九等文官杰符施金，收信人则是一位家庭由富裕转向败落的十七岁少女瓦莲卡 ^{。通篇读者都是通过主人公杰符施金和瓦莲卡来转述情结，而并不是用主人公“我”的口吻。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仅仅是让读者看到发生在信笺背后的客观事实，作者把自己个人情感融入在叙述的小说情节中，似乎将所听所闻的事件毫无主观意识的反映给读者。另外一方面，杰符施金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处于平行位置，主人公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他作为独立于作者而存在的另一个意识，同样可以有无限的思想空间，并不受到限制，因此主人公参与的情节也不能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观色彩。这种“复调”的创作手法是普希金和果戈里在“小人物”小说中未尝试过的，这一创新文学作品创作上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式。}

《穷人》中出现了大量主人公思想的剖白，杰符施金的内心暗辩，挣扎时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无奈伤悲时的独白，所思所想，让他们的情绪直观的表达出来，把每个情节中主人公的心态毫无遗落的呈现在纸上，这都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强调。

由于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脱离作者，所以这样的心理剖析也更加丰富了人物内在的多样性，他对自己的表达更加自如，当情节推进，矛盾出现，主人公出现表情动作的转变，读者不需进行更多的推敲，在理解上更利于读者抓住作品的主旨展示出了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19世纪俄国作家，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代表作品主要有《罪与罚》（该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死屋手记》、《少年》、《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