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唐宪宗李纯?

对大唐来说，宪宗是泥沙俱下的唐中后期帝王中的一股清流。

玄宗之后，宪宗之前，唐朝帝王分别是是大孝子肃宗、平庸的代宗、人菜瘾大的德宗，病号顺宗。

肃宗代宗，完成了平叛事业，但是二人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只能说是平庸之主，中人之姿，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中枢。肃宗、代宗二人，皆不是心胸开阔之人。肃宗于父于臣，皆有所猜忌。逼迁上皇于西内，解郭子仪之兵权。平叛初期，就担忧郭子仪之功赏无可赏。而在代宗执政期间，依旧是如此，逼反怀恩，猜忌郭子仪。有一李泌而不能用。

到了德宗，情况依然没有改观，对待将德宗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功臣李晟，德宗也不能委以信任，在李晟立下大功之后，反而被解除兵权。

远功臣贤臣，自然亲近小人奸臣。肃宗用李辅国，代宗用程元振、鱼朝恩、元载，德宗用卢杞。

朝政被搅得乌烟瘴气，宦官骄横、官员腐败、内外勾结、藩镇跋扈、中央孱弱，这是肃代德留下的局面。而宪宗的出现，则扭转了这一局面。

1. 委任贤臣，君相共治

宪宗最重要的优点，是委任贤臣，君相共治。这也是唐人眼中，宪宗最值得称道之处。

《旧唐书》对宪宗的评价是：

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 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 任异、镈之聚敛，逐群、度于藩方，政道国经，未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

“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这既是唐初贞观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治国理政想要取得良好效果的必然途径。肃宗以来，宰相日渐失权，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权势日盛。

肃宗时期，李辅国的一度总揽中央的军政大权：

仍赐名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

长期执掌中央禁军：

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兵，赐内宅居止

而当时的宰相，为了巩固权位，要以子弟的身份向李辅国行礼来取悦李辅国：

宰相李揆，山东甲族，位居台辅，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

外朝宰相的卑微，由此可见。

代宗、德宗之时，总体的情况并无变化。代宗朝有权势更盛的程元振：

是时元振之权，甚于辅国，军中呼为“十郎”。

程元振也和李辅国一样，左右着政局和将相的仕途性命：

元振常请托于襄阳节度使来瑱，瑱不从。及元振握权，征瑱入朝。……元振欲报私憾，诬瑱之罪，竟坐诛。宰臣裴冕为肃宗山陵使，有事与元振相违，乃发小吏赃私，贬冕施州刺史。来瑱名将，裴冕元勋，二人既被诬陷，天下方镇皆解体。元振犹以骄豪自处，不顾物议。

来瑱是安史之乱中立下功勋的宿将，裴冕则是肃宗父子的天使投资人之一，当初彭原艰难，肃宗父子仓皇莫知所适，裴冕自河西而来，不赶赴上皇之所，而是襄助肃宗龙飞灵武，可谓是从龙元勋。李辅国尚未能处置裴冕，而二人皆被程元振轻易处置，元振之权，胜于辅国，确实并非虚言。

程元振之后，是为鱼朝恩，鱼朝恩的权势也自然不小，不仅手握军权，还想着在文化事业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代宗也成人之美，把国子监的差事也给了他，粗通文墨的鱼朝恩每次前往国子监讲学，都是排场盛大，宰相要送行，一群或世家或进士出身的政府官员都得老老实实来当学生：

赴国子监视事，特诏宰臣、百僚、六军将军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赐乐。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列于监之廊下

安史之乱后宦官凭借手中的兵权和皇帝的信任，长期压制朝臣，然而在除掉权势熏天的宦官之后，代宗又养出了一个动摇皇权的宰相：

江、淮方面，京辇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贪猥。士有求进者，不结子弟，则谒主书，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
载条奏应缘别敕授文武六品以下，敕出后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团奏，不得检勘，从之。时功状奏拟，结衔多谬，载欲权归于己，虑有司驳正。

元载通过制度变革，控制了朝廷的人事安排，遍插亲私于政府，而内廷的宦官也和元载深相勾连，故而代宗在诛元载之前，先除掉了宦官的首领——内侍省的一把手董秀：

是日，宦官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与载同恶，先载于禁中杖杀之。

代宗之世，权臣、权宦都出现了，而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健康的君臣关系的体现。

而德宗之世，初欲振作中兴，然而随着泾源之乱的发生，德宗本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

德宗将禁军重新交给了宦官管理，依托兵权，宦官在朝政之中的影响力复兴。

而在人事任用上，德宗更是一塌糊涂，政出于己，亲奸远贤，但以卢杞一人为例，德宗因建中之乱被迫将卢杞等人贬斥地方，但是内心之中却一直挂念着他的卢杞小宝贝，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再启用卢杞：

宁私谓所亲曰：“圣上聪明英迈，从善如转规，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杞因诬奏曰：“崔宁初无葵藿向日之心，闻于城中与朱泚坚为盟约，所以后于百辟。今事果验。使凶渠外逼，奸臣内谋，则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欷曰：“臣备位宰相，危不能持，颠不能扶，宜当万死，伏待斧钺。”上命左右扶起之。既还，俄有中人引宁于幕后，二力士自后缢杀之，时年六十一。
怀光性粗厉疏愎，缘道数言卢杞、赵赞、白志贞等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辈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杞等微知之，惧甚，因说上令怀光乘胜逐泚，收复京师，不可许至奉天，德宗从之。
上曰：“ 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 ”勉曰：“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骑常侍李泌复对，上曰：“卢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 累日外人窃议，以陛下同汉之桓、灵 ；臣今亲承圣旨，乃知尧、舜之不迨也！”德宗大悦，慰勉之。杞寻卒于澧州。

以至于德宗本纪之中史臣痛心疾首，称贞元之世是“道穷”之世，这是非常严厉的批评：

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

所以，在宪宗之前，唐代的政治格局是非常糟糕的，长期以来，宦官擅权、宰相失职、贤臣遭忌。这一切，和宪宗之前诸帝的个人能力不足脱不了干系。

亲贤臣，远小人，是人人皆知道的道理，但是能不能判断出谁是忠臣、贤臣，谁是逢君之恶的奸臣，才是真正考验皇帝能力的事情。

正本清源，才能致治。君主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就是帝国时代政治运作的源头和根本。在这一点上，肃代德的发挥都比较糟糕，而宪宗无疑是优秀的。

宪宗的优秀，体现在两点，一点是恢复君相共治的良性政治制度，主要的政治决策取决于君相两方，此前影响力颇大的宦官对朝政的影响被加以遏制。另一点则是宪宗有识人用人之明，不像德宗用奸臣而不自知。

即位之初，宪宗便和宰相杜黄裳讨论致治之理：

戊午，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 然上下有分，纪纲有敘 ； 苟慎选天下贤材而委任之 ，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 明主劳於求人而逸於任人 ，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狱市烦细之事，反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於当时，取讥於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 求理，不亦难乎！” 上深然其言 。

杜黄裳指出，皇帝的任务，在于维持一个有序的政治制度，并且选用贤才，而非亲决政务，这一点得到了宪宗的认可。杜黄裳所言，实际上也是唐代安史之乱后诸帝的问题之所在，肃、代、德，未能重整纪纲，也都任人不当，而德宗又好亲决政事，不欲权出于下，如此而欲求治，不亦难乎？

而在选用人才方面，宪宗也是慧眼识人。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臣武将。

宪宗甫一继位，曾在侍御史这一低级职位上十年不得升迁的杜黄裳，就被宪宗提拔为宰相，而杜黄裳也不孚宪宗之重望，剑南刘辟作乱，朝臣多论剑南地势艰险，并不适合中央派遣大军讨伐，实际上是认为中央无力阻止刘辟的自任节度。而杜黄裳坚持征伐剑南，史言杜黄裳“自经营伐蜀”，可见朝廷主姑息和主讨伐大臣之间的数量悬殊，亦可见杜黄裳的能力之强。杜黄裳为宪宗推荐了高崇文任大将，并请求授予高崇文充分的军事自主权，宪宗从善如流，皆予以准允。这体现了宪宗不仅善于用人，而且敢于用人，对将相猜忌之心较少。

宪宗在永贞年间，还提拔了时为右庶子的武元衡，授其御史中丞，武元衡自此迈入了重臣行列。

此外，裴垍、李吉甫、裴度、李绛皆为元和名臣。而乌重胤、李光颜等，又是宪宗拔擢于行伍之中的良将。

面对臣子的谏言，宪宗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是一个无情的政策评估机器，他也有自己的情感：

上又尝从容问絳曰：“谏官多谤訕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何如﹖”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下之聪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刪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宪宗觉得一些谏官的言论属实没有价值，想拎出一两个典型来整顿一下谏官虚空输出的风气。这样的心态，其实并非宪宗所独有，德宗也是如此看待朝臣言官，皇帝自恃聪敏，而轻臣僚之言，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宪宗为了言路通畅，为了敢于直言的良好政治风气能够维持，能克制自己的本性，这与太宗之克己以纳谏如出一辙。

2. 意志坚定，重构体制

宪宗即位之初，就面临藩镇的挑战。在藩镇的挑战面前，宪宗的态度十分鲜明，那就是削藩。

刘辟之乱时，即位未久的宪宗，面对朝野的反对之声，还需要杜黄裳这一历经六朝的朔方老臣来为自己背书：

上欲讨辟而重於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戇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

而征讨刘辟的成功，让宪宗能维持自己的削藩政策，杜黄裳和宪宗，本质上是君相相得，鹰派宰相遇到了想要重振纲纪的皇帝，而非是杜黄裳单方面影响了宪宗：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鉞，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阶下必欲振举纲纪， 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 ，则天下可得而理也。” 上深以为然 ，於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史言杜黄裳启宪宗之削藩，然而面对满朝文武的压力，若非宪宗自己心中早有明确的目标，是不可能支持杜黄裳的伐蜀之策的。而杜黄裳给宪宗留下的“以法度裁制藩镇”，成为了宪宗执政十数年长期坚持的准则。此后面对藩镇的跋扈，收昭义、伐成德、平淮西、裂平卢，成就了削藩之功。

平淮西之役，历时三年有余，而宪宗始终坚定不移，最终成就了前朝未竟之功：

淮右自少诚阻兵已来， 三十余年，王师加讨，未尝及其城下 ，尝走韩全义，败于頔，故骄悍无所顾忌。且恃城池重固，有陂浸阻回，故以天下兵环攻三年，所克者一县而已。及黜高霞寓、李逊、袁滋，诸军始进。又得阴山府沙阤骁骑、邯郸勇卒，光颜、重胤之奋命，及丞相临统，破诸将首尾之计，力擒元恶。

自此，代、德以来的姑息藩镇的政策被彻底扭转，方镇除授，权出中央，这是安史之乱后唐廷再中央集权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官爵除授，在政治领域意义重大，圣哲之君，慎名与器。宪宗之为，在唐人眼中是明君的作为。

削平藩镇以外，宪宗还支解了藩镇对州县的控制权，兵权、财权皆被分割，以当代学者之言，宪宗之削藩，令藩镇趋于“碎化”。

3. 约束宦官，功亏一篑

宦官问题，是元和时代走向终结的致命问题，元和十五年，宪宗被宦官害死，元和中兴也走向终结。但是事实上，除了元和十五年的宫廷谋杀外，在元和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宦官却并未酿成较大的政治灾难。

宪宗意识到了宦官掌权对于朝政的不良影响，所以宪宗在位期间，严格约束宦官的权势和对朝政的干涉，以律法绳之。但是宪宗同样无法改变宦官日益深刻融入到唐朝国家机器的局面，也无法舍弃宦官这一身份为皇帝中央集权所带来的便利。

对于宪宗来说，宦官的角色是家奴，但是对于唐帝国来说，宦官的角色已然是国家机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宦官自安史之乱后，大规模地充斥于国家机器之中，干涉政务、掌内外兵权。

肃宗时期，李辅国能迫使肃宗罢黜自己不喜欢的宰相：

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寝疾，宰臣等不可谒见，辅国诬奏华专权，请黜之。上不许，辅国固请不已。乃罢华知政事，守礼部尚书。及帝崩，华竟被斥逐。

时李辅国求宰相之位，萧华、裴冕皆不允，李辅国则迫使肃宗罢免萧华之相位，及肃宗崩，更是将萧华远斥出朝廷。

鱼朝恩在肃宗之时，曾经担任“观军容使”，权在诸节度之上。

到了代宗之世，是鱼朝恩的权势更加令人咋舌，属实离谱：

朝恩恣横，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先允为度，幸臣未有其比。

他向代宗奏请事务，都是先要求代宗允许。史言“幸臣未有其比”，这岂是幸臣不能比，就是老婆也比不了啊。在代宗之前，唐朝能干出先允后奏之事的，只有中宗，那还是对待自己的亲女儿安乐公主。

代宗后来诛鱼朝恩，终结了肃宗以来宦官掌禁军的传统，但是德宗之世，重新以宦官典禁军，并将其制度化，设置了左右神策中尉、护军等职，从此宦官在制度上成为了唐朝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宪宗继位后，并未更改这样的制度安排，宦官在制度上，并未被从国家机器中分离出去，反而，宪宗之世，枢密使、粮科使、馆驿使等更多的职务，出现了宦官的身影。

宪宗平时严格约束宦官：

宪宗之立，贞亮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吕如全历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东都狱，至阌乡自杀。又郭旻醉触夜禁，杖杀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纵鹰人入民家，搒二百，夺职，由是莫不慑畏。
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考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中丞萧俛勷劾奏其状，裴度、崔群亦以为言。上曰：“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度曰：“用兵事小，所忧不过山东耳；五坊使暴横，恐乱輦轂。”上不悦，退，召朝汶责之曰：“以如故，令吾羞见宰相！”冬，十月，赐朝汶死，尽释系者。

即使是对心爱的宠宦吐突承璀，也有错必罚：

会刘希光纳羽林大将军孙璹钱二十万缗求方镇，有诏赐死，迹絓承璀，故令出监淮南军。

然而这样的政治手段，并不能实际上动摇宦官干政的基础，宪宗始终以家事的态度来看待宦官事务，但是事实上宦官已经和帝国机器密不可分。所以宪宗死后，宦官凭借手中的兵权，立下拥立之功，穆宗失驭，宦官复兴，自此走上废立天子、宰决朝政之路。

长庆失驭，宦官也在其中发挥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我看来，元和中兴之败，是败于宪宗对宦官一事的处置失措。

我时常在想，如果元和十五年的宪宗，没有骤然离世，那么后来的唐朝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

也许唐朝内地再也没有了庞大的军队，藩镇骄横跋扈的根基将被铲除。开元天宝之世，内地百姓不识兵戈的日子也许会再度来临。

大唐的旗帜，也许会重新插到安西，插到四镇，插到北庭。

对于宪宗来说，削藩的完成从来不是他心中事业的终点，面对削藩功业，宪宗的内心并不自矜：

裴度纂述察、鄆用兵以来上之忧勤机略，因侍宴献之，请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许。

他心中的愿景，是将大唐带回开元的顶峰。

宪宗曾经对李绛说：

絳尝从谏上聚財，上曰：“今两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於左衽，朕日夜思雪袓宗之，耻而財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元和天子没有忘记沦陷在异国统治下的故土，也许求仙问道，是为了能做更多的事情，为了能有朝一日将大唐带回那个万国来朝的世界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