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哲学著作导读序言

原本预订的介绍哲学史的栏目和问题导向的哲学概论栏目终究因为许多不可抗力因素暂时未能继续下去，其实就是我“懒病复发”。但细想更深层次的因素还是，越发了解，越发认识到自身的浅薄无知，写起东西来心里发虚而没有底气。评述哲学史以及组织哲学概论的基本问题终究不是我当前学力真正能驾驭的。

可哲学的思考终究要经历一个“流溢——回转”（语出晚期希腊哲学大师普罗提诺）的过程，思想才能真正回到自身。不写点或者说点什么终日也闷的慌，而对于我来说，或许当下阶段我真正有底气来跟大家分享的只有浸淫多年的牟宗三先生的哲学。

牟宗三先生的学说对我的影响之大可以说是杨过之于郭襄“一见而误终身”的地步。牟宗三先生的学说将我从那种“知识的傲慢”与“思辨理性的扩张”中拯救出来，让我认识到人类的另一种理性活动的价值与对人的生命的真正同情。并且真正体会到，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来自于何处。对于牟宗三先生的学说，我可以用一首诗来表明我的态度，即“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

但生命的发聩和理性活动的开展并非是矛盾的。这也是牟宗三先生弟子李明辉先生近来一直提到的“脉络主义下的普遍原则”。普遍原则的确立不会影响我哲学思考脉络的展开。如今，牟宗三先生的学说更多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通孔”（语出牟宗三先生《中国哲学十九讲》第一章），我通过这个“通孔”来思考和审视所有的人类智慧，试图理解它们，并且找到它们的价值，而这些智慧又反哺我对牟宗三先生学说的理解。可以说，至今为止，我对哲学的所有思考都没能超出牟宗三先生在其学说中所展现给我的“问题域”，这无不表现出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家的魅力。

可惜的是，出于种种原因，牟宗三先生都没能真正获得他应有的哲学史地位及影响力。包括大陆的中国哲学，我想如果都不能正视牟宗三先生所真正确立的中国哲学范式，那也就只能成为一种故纸堆中的“博物馆学”。我想，这是极其悲哀的。以前，我不甚了解的时候，并不敢说对于中国哲学来讲，牟宗三先生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而越当我深入了解，我越发认识到，在当代中国哲学这个论域下，牟宗三先生无法绕过。我甚至可以断言，在当下中国学术界，没有认真衡量审视过牟宗三先生学说的学者，所从事的研究一定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因为，中国传统学问中是没有“哲学”的。“哲学”是一个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舶来品。要在当代真正建立一种“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首要的条件便是要真正懂“哲学”。而在牟宗三先生他们那个时代，大多是“不懂”哲学的。那些对西方的各种搬运与诠释中，充满了格义与反向格义。牟宗三先生是我所阅读到他那个时代的先驱者们中对“哲学”理解最为深刻的人。因此，他才能真正从中华文化中发掘出一种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哲学”。这里我不点名大陆一些当代学者，他们持有某种立场，即所谓“哲学”不是西方特有的，“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并不必要依赖于西方才能确立。这种观点看上去很有道理，实际上，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第一讲中就讲的很明白，即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上述观点典型属于只看得见“特殊性”，而看不见“普遍性”。脱离“哲学”的基本语境谈“中国哲学”的特殊意义本身就毫无意义。某些学者在运用“中国哲学”这个语词背后必然包含了对“哲学”的先行理解，而他们的立场居然是对这个“先行理解”毫无反思？借着西方的“哲学”谈“中国哲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只有透过了中西哲学，才能发现背后更深层次的“哲学本义”，也就是牟宗三先生晚年总说的“哲学共法”（语出牟宗三先生《现象与物自身》）。

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建构被称之为“描述性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他不同于西方类似于德国古典哲学那样通过“概念思辨”而形成一种“体系哲学”。牟宗三先生进行“哲学学术活动”的方式更加接近“宋明理学”，即通过经典与哲学史解读，以及问题的诠释与点拨来构建一种“形而上学模式”。但这种“形而上学”本身却依赖于这种“描述性”之外的东西，颇为类似禅宗所谓的“禅外说禅”的方法。这彰显了一种中国古典智慧与学术活动之间的张力。因此，学习牟宗三先生的学说一定要“出入于学术活动”的能力。当然，实话实说这一点牟宗三先生本人做的并不出色，他的至交好友唐君毅先生较之而犹胜之。但作为一个当代人，在学术上通过“说理”让我们明白问题的症结，这可能更显得迫切，这也是牟宗三先生学说的价值所在。

因此，我期望跟大家一起重新进入牟宗三先生的文本，通过理解他的种种“描述”，去领会在西方之外，另一种“形而上学模式”的可能及其牟宗三先生自己也并未反思到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