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帝国中的罗马尼亚语印刷书籍（18世纪下半叶）

题图哈堡皇朝旗

请注意：

• 译文仅供参考。

作者：Eva Mârza，原文地址：

---

摘要

自19世纪以来，罗马尼亚语旧书（1508年至1830年）的历史引起了罗马尼亚史学界的注意。在罗马尼亚文化史研究中，那些源自维也纳、布达或其他印刷厂的罗马尼亚语旧书，直到前几十年才有了自己的研究人员。《哈布斯堡帝国中的罗马尼亚语旧书（1691年至1830年）重拾文化认同（Cartea românească veche în Imperiul Habsburgic (1691-1830). Recuperarea unei identităţi culturale）》是罗马尼亚国家科学研究所（Consiliul Național al Cercetării Științifice）发起的项目的一个主题，由阿尔巴-尤利亚的“1918年12月1日”大学（„1 Decembrie 1918‟ University）所承接，由罗马尼亚学术图书馆克卢日-纳波卡分馆和苏恰瓦的“斯特凡大公”大学（„Ştefan cel Mare‟ University）提供协力学者，除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印刷品之外，在摩尔多瓦、斯洛伐克、乌克兰出版的作品也得到了关注，但大多数印刷品还是来自布达和维也纳。

在维也纳的诸多印刷厂中，只有约瑟夫·库兹伯克印刷厂（Joseph Kurzböck）响应了为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印刷书籍的御令。得益于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授予印刷商的支持和特许权，这些书籍得以出版：教育书籍、儿童和成人教科书（主要是识字和算数课本）、为未来牧师准备的道德书籍，同时也是东正教所必需的宗教书籍。印刷商间有着激烈的竞争，比如邻近希腊天主教主教辖区的布拉日（Blaj）的当地印刷厂和来自锡比乌（Sibiu）的属于巴特家族（Bart Family）的印刷厂。所有这些都可以归功于帝国宫廷推行的启蒙政策，目的是改革下属臣民的教育。

关键词 ：书籍历史、罗马尼亚语旧书、印刷厂、特兰西瓦尼亚、哈布斯堡宫廷

---

简介

早在特兰西瓦尼亚于1691年归属哈布斯堡帝国治下之前，维也纳宫廷并已经开始给予该省越来越多的关注。该地区的文化动力表明，特兰西瓦尼亚是欧洲的一部分。从帝国和国家利益角度来看，在启蒙运动期间，于特兰西瓦尼亚出版的罗马尼亚语书籍（我们研究的主题），就像那些在文化中心维也纳出版的书籍一样，被吸引到了同一个意识形态核心的周围。因为将特兰西瓦尼亚视为她“复兴的东方领土”，维也纳颁布了根据启蒙运动精神支持特兰西瓦尼亚文化发展的政策。然而，其中心是通过推广在维也纳受训的出版商来运用她的影响力。

得益于国家和教会的支持，罗马尼亚印刷书籍成了罗马尼亚文化认同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兰西瓦尼亚文化，即教会和维也纳哈布斯堡宫廷赞助的文化，在欧罗巴启蒙运动的光辉下蓬勃发展。因此，这些印刷书籍背负着这两个机构所提倡的文化趋势的印记。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在16和17世纪，以罗马尼亚语为标题的书籍数目是比较少的。到了下个世纪，罗马尼亚印刷厂出版的书籍就要多得多了，主要是面向罗马尼亚公众的宗教书籍。教会赞助印刷礼拜和祈祷书，以供大众在家阅读。这种现象被记录在了19世纪末及以后的回顾性的民族书目之中，由约安·比亚努（Ioan Bianu）、内尔瓦·霍多（Nerva Hodoş）和丹·西蒙内斯库（Dan Simonescu） ^[1] 编辑。

该领域的专家对研究在域外为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出版的罗马尼亚语书籍兴趣不高。本研究由阿尔巴-尤利亚大学和克卢日-纳波卡学术图书馆进行，专门研究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罗马尼亚语旧书（1691年至1830年），强调了上述时期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哈布斯堡帝国印制的书籍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在这种背景下印制的罗马尼亚书籍带有不可磨灭的帝国印记，这个帝国自奥地利的皇朝征服特兰西瓦尼亚以来便一直统治着这里。自1686年以来，特兰西瓦尼亚便被至于帝国的保护之下。自那时起到下个世纪，罗马尼亚语书籍的印刷工作便由宫廷和新成立的特兰西瓦尼亚当局监督和监控 ^[2] 。

维也纳宫廷对面向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印刷书籍的影响也表现在它们会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建立并支持印刷厂。哈布斯堡皇朝一度关心着改善罗马尼亚人在青年和成年教育方面的生活，它们也观察到面向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指导和教诲文学也有在帝国境外出版。帝国毫不掩饰其对培训干练公务员和培养忠诚公民的兴趣，这可以通过开设学校并提供教科书来做到。为此目的而采用的方法便是授予印刷特许权。维也纳在属国实施的反宗教改革政策烈度越高，她对罗马尼亚人口的兴趣就越大。同时，人们也不能忽视18世纪下半叶为人民带来新教育理念的中欧启蒙运动的影响。1767年，为了支持印刷厂，以及暗中支持当地作者，维也纳颁布了一项法规，根据该法规，该皇室领地上的作者的手稿必须在“国内”出版，出版商不得在“国外（„Ausland‟，即那些非哈布斯堡统治的国家）”寻找机会出版 ^[3] 。玛丽亚·特蕾莎是这一决定的倡导者，该决定旨在保护当地作者和出版商对抗当时的常见做法，即在海外重印他们的著作 ^[4]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18世纪下半叶，书籍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进口到特兰西瓦尼亚这件事引发了紧迫的问题，这一现象让宫廷使出了对应政策；起初是几个禁令（1765年、1768年），然后是公布一个“禁书（libri prohibiti）”名单，这意味着审查制度的建立。

18世纪70年代的关于建立学校、组织教育系统和课程内容的法规，暗中支持着印制教科书的印刷厂。1771年，《教育系统（Ratio educationis）》出版，随着而来的是1774年出版的费尔比格（Felbiger）的《一般学校条例（Allgemeine Schulordnung）》。紧随其后的就是1781年出版的《模范指导（Norma Regia，不确定译名）》，实际上这就是特兰西瓦尼亚版的《教育系统》。上述法规不仅使印刷厂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教育程序中用处越来越大，在哈布斯堡皇室所属的其他属国也是如此 ^{[5] [6]} 。

在特兰西瓦尼亚和维也纳的面向罗马尼亚人的印刷厂根据宫廷授予的特许权运营着。这也是18世纪中叶在布拉日开设的印刷厂的情况，更是属于巴特印刷王朝的锡比乌印刷厂的情况，但这不在本文的主题之内。为罗马尼亚人和东南欧其他人群印刷书籍的最著名的维也纳出版商是约瑟夫·洛伦茨·冯·库兹伯克（Joseph Lorenz von Kurzböck）。库兹伯克不是业余印刷商，他在该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印刷使用西里尔字母的罗马尼亚语书籍将会是他的事业中的一个全新篇章。

维也纳，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一个印刷中心

在库兹伯克那个时代，在维也纳用西里尔字母印刷罗马尼亚语书籍可不是件寻常事，他们得到了帝国当局的赞助。他逝世后，维也纳在一段时间里继续印刷着罗马尼亚语书籍，但这一行动最终走到了终点。

所以这个印刷商库兹伯克到底是谁，以及为什么这项新业务（印刷罗马尼亚语书籍）不仅让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受益，也让他获益？1775年，那时还算年轻的约瑟夫·洛伦茨·冯·库兹伯克（1736年11月21日至1792年12月18日）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维也纳大学的印刷厂，历史资料显示，该印刷厂状态良好。另一方面，他被授予帝国印刷特许权，并被授予了伊利里亚与东方语言宫廷印刷商和书商（„der k. k. illyrisch- und orientalisch Hofbuchdrucker und Buchhandler”）的职位 ^{[7] [8]} 。后来，他被授予了骑士爵位，成为约瑟夫·冯·库兹伯克骑士（Joseph Ritter von Kurzböck）。他是位成功的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商。他的位于维也纳的印刷厂用拉丁语、德语和其他语言出版书籍（如阿洛伊斯·布隆茂尔（Aloys Blumauers）1782年出版的《奥地利启蒙运动和文学的观察（Beobachtungen über Österreichs Aufklärung und Literatur）》；埃克尔（Eckel）1794年出版的《古钱币教学（Doctrina nummorum veterum）》等等，它们都有被用于罗马尼亚历史书写（historical writing）之中）。这项新事业源于他已经关注的用伊利里亚和东方语言印刷书籍的问题，这迫使他多次修改印刷设备，并雇佣熟悉西里尔字母罗马尼亚语（和除德语外其他语言）的打字员。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维也纳宫廷有兴趣通过印刷书籍去改善，如果不是去控制的话，其帝国东部地区臣民的生活；换言之，维也纳宫廷对前述领域的教育现代化感兴趣。对于库兹伯克这个天生印刷商来说，这些特许权意味着有相当的机会在那些缺乏印刷文化的低学历人口中推进经济发展和自由市场。

该领域的文献没有提到他获得西里尔字体的方式。当谈到库兹伯克的搭档史，历史文献有提到亚通·马加什（Aton Magatsch）是伊利里亚、西里尔（“瓦拉几亚（„wallachische‟）”）、“色雷斯（„thracische‟）“、俄罗斯和东方字体的创造者 ^[9] 。与马加什分道扬镳后，文献提到字体雕刻师约翰·恩内斯特·曼斯菲尔德（Johann Ernst Mansfeld）成了他的合作者。此外，玛丽亚·特蕾莎在1770年2月14日不仅授予他了20年的书籍印刷特许权，还为他的印刷厂现代化提供了财务支持，他的业务也因此扩张了 ^[8] 。

在同一时期，维也纳有着由约翰·托马斯·特拉特纳（Johan Thomas Trattner，1719年至1798年）所拥有的另一家大型印刷厂，他是另一位得到重要帝国特许权的印刷商 ^{[10] [11]} 。库兹伯克和特拉特纳间的竞争贯穿他们的整个业务，但特拉特纳对为帝国边远地区印书和为罗马尼亚人印制西里尔文书籍这两个领域不感兴趣，而这正是库兹伯克占据上风的领域。特拉特纳的印刷帝国包括造纸厂、书店和遍布哈布斯堡帝国的数家印刷厂，这让他在维也纳印刷商中享有显著地位。然而，库兹伯克印刷厂的印刷质量声名在外，在那个时代广受赞誉；另一个显著优势是低成本。有些材料显示，比起特拉特纳的书，部分客户会偏向于库兹伯克的书。

玛丽亚·特蕾莎为了向库兹伯克表达谢意，不仅授予了他印刷特许权，还在他生意兴隆的1776年授予了他贵族身份。

„Es haben ihro Kayserl. Königl. Apostol. Mayest. Allergnädigst beschlossen, zum Nutzen, und Gebrauch in Allerhöchst Dero Erblanden in Zahlreicher Menge ansessigen Illyrischen Nation, und des Cleri der unirten, und nicht unirten Griechischen Kirche, eine eygene Privilegirte Buchdruckerey unter der Obsorge, und Direction dieser Kays. Königl. in Illyricis aufgestellten HofDeputation allhier errichten zu lassen, damit nicht allein der Clerus, und die Nation in der Bequemlichkeit der Überkommung aller nathwendigen, bishero um theueres Geld, und mit einem berträchtlichen Geld-Ausfluss aus Russland, Venedig, und anderen auswärtigen Provinzen herbeygehollten Büchern eine Erleichterung, sondern auch in dem wohlfeileren Preyss einen grösseren Vortheil verspüren, überhaupt aber durch eine solche in denen eygenen ErbLanden errichtende Buchdruckerey die beträchtliche Geld-Summen, welche vorhin hinausgegangen, füglicher im Lande erhalten, mit der Zeit auch durch die Emporbringung dieser für die Russisch-Wallachisch-Raizisch-IllyrischGriechisch- und anderen Orientalischen Sprachen aufstellende Druckerey mit denen auflegenden Büchern zu einen namhafften auswärtigen Handel der Grund geleget, und deren Nutzen, welchen bishero anderer Staatten daraus gezohen, denen Kays. Königl. Erblanden vorzüglichen zuflüssen gemacht werden möge.” ^[9]

库兹伯克的特兰西瓦尼亚赞助人中有一位名叫伊格纳茨·巴萨尼（Ignác Batthyány）的罗马天主教主教，他是一位书籍和贵重工艺品的收藏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签了合同，但他们在1783年至1784年间来回的信件保存在了阿尔巴-尤利亚的巴萨尼图书馆（Batthyaneum Library），其中有提到主教希望在库兹伯克的印刷厂印刷《神职人员生活守则（Norma vitae cleri）》。目前，我们没有关于其他此类合同的证据 [ ^[12] ; Batthyaneum Library, box LXX, no. 120/1783; no. 67/1784]。

在谈到启蒙时代的维也纳印刷品的质量时，人们不能忽视1771年颁布的法规，“印刷商守则（„Buchdruckerordnung‟）”，它规定了未来的印刷商必须要满足的要求、印刷厂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学徒制的财务支持和素质资格，以及工作期限。只有遵守这些法规，人们才能开办自己的印刷厂。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在他那包罗万象的改革计划的背景下，皇帝于1788年4月5日颁布的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商活动的自由化，其意义巨大，这一段值得得到特别强调：“…售卖书籍所需的知识并不比售卖奶酪所需的要多…（[...] Zum Bücherverkauf braucht es nicht mehr, als um Käse Kenntnisse zu verkaufen [...]）”；他实质上是将完全自由授予了帝国境内的印刷商和书商 ^[10] 。

在启蒙时代，维也纳是个遍布印刷厂的城市；约翰·托马斯·特拉特纳的印刷厂周边有约瑟夫·赫拉尚斯基（Joseph Hraschansky，1785年至1813年）和安东·施密德（Anton Schmid，1765年至1855年）的印刷厂等等 ^{[8] [9]} 。主要是特拉特纳所有的几家印刷厂印制的书籍可以被认为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因为那几家印刷厂印制的许多书籍都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写的。此外，在那个时代，用于特兰西瓦尼亚学校的拉丁语、德语和匈牙利语教科书和其他书籍是由特拉特纳在维也纳的企业印制的，之后则是由他儿子在布达的印刷厂印制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几个图书馆仍然保存着特拉特纳父子印制的著作。

那些在哈布斯堡维也纳为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印制的书籍没能让奥地利和罗马尼亚的印刷史研究展现出兴趣。维也纳的历史书写在传承提到了这一方面，即提到了我们在上面提过的，库兹伯克印刷厂库存的西里尔字体。我们没有关于他的罗马尼亚语合作者的资料；然而很明显的是，这些打字员和校对员必须非常精通这门语言，他们对该语言的知识反映在了印刷书籍的高质量上。在有关教育和建设学校的帝国法规之下，教科书印刷是中心任务。同时，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希腊天主教的宗教书籍也不容忽视。在印刷罗马尼亚语书籍时，库兹伯克这个德意志印刷商觉得有必要变更他的名字，好让他的读者熟悉他：因此，他的书的封面有着不同的名字，例如用西里尔字母印制的约瑟夫·库兹贝库（Iosif Kurţbecul）或库兹贝克的约瑟夫（Iosif of Kurţbec）。此外，在1788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诚实指南（Ducere de mânǎ cǎtre cinste）》的书中，他称自己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印刷商与书商”。

他的书通常是罗马尼亚语-德语双语的，封面有这两种语言。他出版的罗马尼亚语书籍可以列个相当长且令人惊讶的书单。在他于维也纳的整个业务期间，玛丽亚·特蕾莎授予了他许多印刷特许权。通过为布拉日的希腊天主教教会和锡比乌的东正教教会分别赞助一个印刷厂，特蕾莎试图给予罗马尼亚人所需的精神支持 ^{[13] [14]} 。但有时，这三家分别位于维也纳、布拉日和锡比乌的印刷厂的利益，是会冲突的。例如，在库兹伯克获得印刷特许权（1770年）后不久，布拉日的希腊天主教主教阿塔纳西·雷德尼奇（Atanasie Rednic）便开始向宫廷请愿。特蕾莎撤销了印刷罗马尼亚语书籍的特许权。但是到了次年（1771年），得到了“高等帝国宫廷”的许可证的库兹伯克便出版了罗马尼亚语书籍《面向那些希望学习斯洛文尼亚字母的人的字母书或识字书（Bucvar sau începere de învăţătură celor ce vor să înveţe carte cu slove sloveneşti）》。1771年8月27日，库兹伯克为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孩子们印制了罗马尼亚语识字书，甚至用拉丁语和罗马尼亚语印制了一份官方文件《第一份伊利里亚语法规的摘录（Extrasul din primul Regulament iliric）》 ^[15] 。特兰西瓦尼亚本地印刷厂和库兹伯克之间的竞争持续了一个世纪。例如，在1787年，被授予面向非东仪天主教徒（non-Uniates）印制书籍特许权，位于锡比武的巴特的印刷厂也开始抱怨库兹伯克的书在四处散布 ^[16] 。抗议的理由是，彼得鲁·巴特（Petru Bart）在该年刚刚获得了为非东仪天主教徒印刷罗马尼亚语书籍的12年特许权。因此，库兹伯克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印刷罗马尼亚语书籍的特许权。按时间顺序排列，库兹伯克与巴特的下一场冲突一直持续到约瑟夫·库兹伯克逝世（1792年）。冲突点是彼得鲁·巴特希望在他有特许权的巴纳特散布他的书 ^[17] 。竞争没有阻碍这三家对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印刷厂的业务发展。在各自的特殊情况和现有财务资源下，它们继续运营着。

我们应该在这里提到一个插曲，它不仅阐明了印刷的历史，也阐明了印刷商库兹伯克与未来的希腊天主教主教 格里戈雷·马约尔（Grigore Maior） 间的私人关系。1771年后，格里戈雷·马约尔很有可能在库兹伯克的印刷厂里为他工作过。1773年，马约尔在维也纳发布了三篇布道：

• Ruschitzka, Anton, Predigt von der Einigkeit im Christenthume über Johann 17, 20, 21. Gehalten in der k. k. Hofkapelle, als der hochwürd. Bischof von Fogarasch, Gabriel Gregorius Major von Szarvad [...] am 4. Maymonate 1773 Wien, Jos. Kurzböck (56 f.)；
• Ruschitzka, Anton, Sermo de concordia in populo christiano secundum Joann. 17. 20. 21. dictus 4. Maii 1773 [...] in capella caes. reg. aulica, dum [...] Fogaraschiensis episcopus Gabriel Gregorius Major de Szarvat [...] solenni ritu consecraretur. E germanico sermone in latinum translatus, Viennae, typis Jos. Kurtzböck, 1773 (54 f.)；
• Ruschitzka, Anton, Predika od jedinstva u kerstjanstvu sverchu Evang. Joan. pog. 17; red. 20. 21 iz nimacskoga na ilirski jezik prevedena o Adamu Thadi Blagoevichiu od Valpova, u Becsu, 1773 u Jos. Kurzböka (139 f.) ^[18] 。

印刷商的名字或印刷地点不会出现在册子上，这些册子包括法规、法令、御令和其他维也纳用以对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生活施加她的影响力的官方文件；然而，考虑到出版时期，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册子是由约瑟夫·库兹伯克出版的。彼得鲁·巴特位于锡比乌的印刷厂也有可能。但是，如上所述，直到1787年11月，他才获得以罗马尼亚语出版印刷品（主要是官方文件）的特许权。现存的册子出版年份要早于该年；因此似乎是由库兹伯克出版的，如果巴特没有私下印制过那些册子的话。最重要的官方文件为：

• 以德语和罗马尼亚语印刷的《约瑟夫二世关于布科维纳的林地的规定（Orânduiala lui Iosif al IIlea pentru pǎdurile din Bucovina）》，1786 [BRV, II, 315 no. 504]；
• 以德语和罗马尼亚语印制的《约瑟夫二世的狩猎法令（Orânduiala lui Iosif al II-lea pentru vânǎtoare）》，February the 28th [BRV, II, 315 no. 505]；
• 《约瑟夫二世的废除劳役农民制宣言（Proclamaţia lui Iosif al II-lea pentru desfiinţarea iobǎgiei）》，Vienna, August the 22nd, 1785 [BRV, II, 310 no. 495]；
• 《约瑟夫二世的地籍调查法令（Aşezǎmântul lui Iosif al II-lea pentru cadastru）》，Vienna, February the 10th, 1786 [BRV, II, 312 no. 499]；
• 以德语和罗马尼亚语印制的《约瑟夫二世关于布科维纳的农民的法令（Aşezǎmântul lui Iosif a II-lea pentru ţǎranii din Bucovina）》，[Vienna], November the 1st, 1786（这些册子曾被成捆以3芬尼的价格出售）。

库兹伯克没有将印刷厂遗赠给他的后代；它被卖给了诺瓦科维奇的斯特凡（Ştefan of Novacovici），此人继续在维也纳出版书籍。诺瓦科维奇还得到了印刷罗马尼亚语（“和东方语言（„and Eastern languages‟）”）教科书的特许权。1792年，他在这个印刷厂印制了他的第一本书，《美丽的罗马尼亚语写作的指南（Ducere de mână cătră frumoasa scrisoare rumânească）》[BRV, II, 349 no. 554]。1793年，他印制了一本从塞尔维亚语翻译过来的名为《都主教（Cazania）》的训诫书，如其在导言所述，由“卡洛维茨（Karlovetz）大主教和都主教的赐福” [BRV, II, 350-351, no. 558]。1793年，最后一本罗马尼亚语书籍显然是由这家印刷厂在与出版《都主教》同一条件下出版的，即《祈祷书（Ceaslovul）》 [BRV, II, 352-353, no 561]。尽管帝国当局授予他的特许权是15年，但诺瓦科维奇在1795年便放弃了这一特许权和印刷厂，在布达脱手了他的生意 ^{[19] [20]} 。

约瑟夫二世驾崩数年后的1795年，一项《审查总令（General Zensurordnung）》颁布了。它对书籍的出版施加了限制，其直接后果是帝国印刷的书籍数量急剧减少 [ ^[5] , p. 40]。新政权在有关帝国境内印刷图书方面变得更加严格，使得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的印刷和图书交易自由化的影响化为虚无。维也纳的库兹伯克印刷厂印制了约36本罗马尼亚语书籍。在库兹伯克印刷罗马尼亚语书籍的这段时间里，欧罗巴启蒙运动给他为罗马尼亚和帝国其他民族准备的编辑议程打下了印记：学校书籍、教科书（有些是给成年人的）和道德书籍。即使在1790年，当他的业务发展开始放缓时，他还是以德语和罗马尼亚语双语出版了一本识字书《供匈牙利王国里生活的罗马尼亚儿童使用的识字书（Bucvariu pentru pruncii ceii rumîneşci carii să află în Crăiia ungurească/Namenbuchlein, zum Gebrauche der walachischen Iugendim Königreich Hungarn）》。跟往常一样，标题页提到了它是献给非东仪天主教徒的 [BRV, II, 334, no. 533]。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见多识广的学者 I. Jaklin [ ^[5] , p. 133-134] 也没能提供很多关于特兰西瓦尼亚教科书的资料。她在她有关的德语著作的研究中简单地提到了《1774年师范学校改革（Bücher zur Normalschulreform von 1774）》 [ ^[5] , p. 121-134]。在《外语学校书籍（Fremdspachige Schulbücher）》中她提到了意大利语、捷克语和部分法语的教科书。

库兹伯克的书含有其目的地的信息。由于他是一位有特许权的印刷商，库兹伯克享有在特兰西瓦尼亚交易其印刷的罗马尼亚语书籍的权利。面对在布拉日和锡比乌的当地竞争对手，他通过提及他的特许权为自己作了辩护。我们还应强调一点事实，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将印制面向东正教信徒的书籍的特许权分别授予了库兹伯克和彼得鲁·巴特，这才导致了上述的分歧。库兹伯克出版的著作的双语或多语性质是他编辑议程的一个特殊方面，我们在这里不仅应当考虑他出版的罗马尼亚语-德语双语版本，也应当考虑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德语三语版本。为了帝国孩子的福祉，库兹伯克编辑了备受读者好评的系列书籍 ^[21] 。

为了满足帝国法令，并一起满足帝国其他民族对教科书的需求，库兹伯克的印刷厂专门发行着以哈布斯堡皇室支持的反宗教改革为指导的出版物。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教科书表明它们是为非东仪天主教徒准备的。另一方面，该印刷厂出版了很多双语著作这一特殊趋势是很有趣的一点。所有这些版本都是罗马尼亚语为先，德语为后，从来没有倒过来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提及：

• 《识字书（Bucoavne）》，1770年、1771年、1781年、1785年和1790年版；
• 《算数指南（Aritmetici. Ducere de mână către aritmetică）》，1777年、1782年、1785年和1788年版；
• 《教理问答（Catehisme）》，1775年、1784年、1774年至1784年和1785年版。

《正字法或正确拼写（Ortografie sau scrisoare dreaptă）》于1784年出版，亚纳凯·瓦卡瑞斯库（Ianache Văcărescu）的著作《罗马尼亚语语法（Gramatica românească）》于1787年出版，是第二版。一个有趣的选择是约安·莫纳（Ioan Molnar）1788年出版的词典《德语-瓦拉几亚语教学（Deutsch-Walachische Sprachlehre）》，这本词典对那些根据约瑟夫二世的改革要学习德语的罗马尼亚人来说是很有用的。两卷本的教科书《学校教师手册（Carte trebuincioasă pentru dascăli）》是用来给学校教师用得，于1785年出版，有趣的是，其序言提醒读者注意到另有《教理问答（Catehism）》、《读本（Carte de cetire）》和《算术（Aritmetică）》是为同一目的出版的。那些未来的牧师们被指示要学习两个版本（1787年版和1789年版）的《精神指导简要课程（Scurtă învăţătură părinţilor duhovniceşti）》。《诚实指南》分别有1777年版、1784年版和1788年版三个版本。1780年，格奥尔盖·辛凯（Gheorghe Şincai）和萨穆伊勒·米库（Samuil Micu）的名著《达契亚-罗马尼亚语，又称瓦拉几亚罗马尼亚语的原理（Elementa linguae Daco-Romanae sive Valahicae）》，就是用拉丁字母出版的。1779年，萨穆伊勒·米库出版了他的《祈祷书（Cartea de rogaciuni）》，在这本书中，本着启蒙运动的精神，在尝试过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罗马尼亚语后，他建议用拉丁字母来取代西里尔字母。1787年，《法律问题（Rânduiala judecătorească）》以罗马尼亚语和德语双语出版，对裁定法律案件意义重大。

除了上述的教理问答和宗教文学外，在库兹伯克的编辑议程中不占重要地位的还有1787年出版的《牧师圣事的布道（Cuvântare despre taina preoţiei）》，是奥拉迪亚牧师约安·吉尔坦（Ioan Girtan）的布道；1784年，《对上帝的简述（Prescurtă arătare pentru Dumnezeu）》以罗马尼亚语和德语双语出版，由蒂米什瓦拉（Timişoara）的非东仪天主教牧师康斯坦丁·苏博尼乌（Constantin Şuboniu）赞助，他也赞助过其他罗马尼亚语书籍。

结论

本文旨在勾勒出以下现象的历史背景和情况：在哈布斯堡帝国改革政策的影响下，以及由于印刷特许权被授予给印刷商而印刷的大量罗马尼亚语书籍。在有着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作为狂热支持者的中欧启蒙运动的精神下，宫廷也对开设印刷厂有了兴趣。在玛丽亚·特蕾莎的财务支持下，宫廷印刷商约瑟夫·库兹伯克在他的维也纳印刷厂组织起了一个高效分支，负责印刷“伊利里亚语”书籍，在1770年至1792年间，罗马尼亚语也被包含在其中。以双语为特点的教科书或教诲书著作是为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印刷最多的书籍；还有一些为东正教人口和其他人群印刷的宗教出版物。上述罗马尼亚语-德语双语的书籍可以被阐释为是哈布斯堡统一教诲文学政策的一个方面。在当时，德语在帝国全境内的使用可以被视为是现代化教育系统的一个元素，这是可以理解的。

附录

相关文章

参考

1. ^ I. Bianu, N. Hodoş and D. Simonescu, Bibliografia Românească Veche (1508-1830), vol. I-IV, Stabilimentul Grafic J.V. Socec, Bucureşti, 1903-1944.
2. ^ E. Mârza, Annales Universitatis Apulensis Series Historica, 15(1) (2011) 203-220.
3. ^ U. Kohlmaier, Der Verlag Franz Anton Sachrämbl,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rgrades der Philosophie eingereicht an de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Wien, Wien, 2001, 19, online at http://www.wienbibliothek.at/dokumente/kohlmaier-ursula-2.pdf.
4. ^ W. Garber, Kulturelemente. Zeitschrift für aktuelle Fragen, 17 (1999) 14-15, online at http://www.ehb.it/1447d1457.html.
5. ^ ^{a b c d} I. Jaklin, Das österreichische Schulbuch im 18. Jahrhundert aus dem Wiener Verlag Trattner und dem Schulbuchverlag, Edition Praesens,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Sprachwissenschaft, Wien, 2003, 72-92.
6. ^ I. Mârza, Annales Universitatis Apulensis Series Historica, 9(1) (2005) 35-39.
7. ^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17 (1883) 431-432.
8. ^ ^{a b c} A. Durstmüller, 500 Jahre Druck in Österreich, Hauptverband des graphischen Unternehmungen Österreichs, Wien, 1981, 213-219.
9. ^ ^{a b c} H. Zeman, Der Drucker – Verleger Joseph Ritter von Kurzböck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österreichische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in Die österreichische Literatur. Ihr Profil an der Wende vom 18. zum 19. Jahrhundert (1750-1830), Z. Herbert (ed.), Akademische Verlagsanstalt, Graz, 1979, 150.
10. ^ ^{a b} R. Buchberger, Hraschanzky. Geschichte und Bibliographie einer Wiener Buchdruckerei (1785-1813), Hausarbeit zur Prüfung für den höheren Bibliotheksdienst, Wien, 2008.
11. ^ U. Giese (ed.), Johann Thomas Edler von Trattner: seine Bedeutung als Buchdrucker, Buchhandler und Herausgeber, -Vereinigung, Frankfurt am M, 1960.
12. ^ D. Biro, Revista română de istorie a cărţii, 5 (2008) 42-45.
13. ^ C.M. Maria, Cartea românească veche în tipografia dinastiei Bart (sfârşitul secolului al XVIII-lea – începutul secolului al XIX-lea),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1 Decembrie 1918‟, Alba Iulia, 2011.
14. ^ G. Mircea, Tipografia din Blaj în anii 1747-1830, Altip, Alba Iulia, 2008.
15. ^ A. Răduţiu and L. Gyémánt, Repertoriul actelor oficiale privind Transilvania tipărite în limba română 1701-1847, Editura Ştiinţifică şi Enciclopedică, Bucureşti, 1981, 88-89.
16. ^ L. Protopopescu, Contribuţii la istoria învăţământului din Transilvania 1774-1805, Editura Didactică şi Pedagogică, Bucureşti, 1966, 150.
17. ^ L. Popa, Transilvania, 6 (1978) 17.
18. ^ G. Petrik, Magyar könyvészet 1712-1920, Arcanum Adatabázis Kft. CD-ROM, Budapest, 1891, 259, online at www.arcanum.hu.
19. ^ H. Radváni, Trnavská Univerzita v slovenských dejinách, Veda, Bratislava, 1987, 214.
20. ^ I. Käfer, Az egyetemi nyomda négyszáz éve [1577-1977], Magyar Helikon, Budapest, 1977, 118.
21. ^ L. Popa, Oameni şi cărţi în Sibiul de altădată, Biblioteca Astra, Sibiu, 2010, 4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