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同样是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题材开拓意义。陈彦此前的四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表现的是一个进城平民家庭在西京城里的打拼故事，《装台》《主角》《喜剧》聚焦的，乃是他自己相对熟悉的戏剧领域，《星空与半棵树》集中关注的却是当下时代的乡村现实。在两次认真地读过《星空与半棵树》之后，我才不无惊讶地发现，原来，陈彦同样是一位对乡村生活有着深度了解和思考的作家。

饶有趣味的一点是，陈彦竟然在故事情节的发展演进过程中，非常巧妙地把自己此前四部长篇小说的相关元素融入小说文本之中。先是在第34节的“《印象北斗镇》”部分，北斗镇为了发展乡村旅游，专门打造了一场被命名为“印象北斗镇”的晚会，其中提及了一位名叫顺子的装台师。

紧接着，到了第38节的“猫头鹰说”这一部分，则是借助于猫头鹰这一动物形象的自述而提及《喜剧》里的那只柯基犬。

第57节“《一棵树》”部分，具体提及的是《主角》中的秦腔名角忆秦娥。在剧院门口，安北斗和温如风看到了忆秦娥的广告牌。

第84节“《西京故事》”部分，作家所巧妙引入的，又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西京故事》：这天晚上，温如风弄了两张优惠农民工的票，又带他去看了一场戏。戏名叫《西京故事》 ……

一方面，能够以互文的方式不无巧妙地把《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四部长篇小说中的相关因素串连到《星空与半棵树》之中，使之成为作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所充分凸显的，是陈彦的某种艺术智慧；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凭借着《西京故事》的互文，作家不仅把剧作《西京故事》的陈编剧编织到小说文本之中，而且还使陈编剧积极有效地介入故事之中，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某种力量。那个时候的温如风，在上访的道路上差不多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观看了戏剧《西京故事》，温如风受安北斗的启发，企图使陈编剧对自己的上访有所助益。了解具体的情况之后，古道热肠的陈编剧果然不负所托，先是对上访材料“大拆大卸大改了三遍”，修改后的“告状信不仅对温如风受害的个人系列事件条分缕析，归纳提升，而且把重心放在了大爆炸上，直指‘黑保护伞’是‘雪里藏尸’‘欲盖弥彰’，纵容‘恶贯满盈者’逍遥法外且‘荣归故里’”。尽管在安北斗的理解中，温如风之所以会被操弄成“精神病患者”，肯定与陈编剧的代为递送由他亲自操刀后的告状信紧密相关，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也完全可以说，温如风上访事件的最后解决，也与陈编剧的这一次助力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

或许与都在关注、表现乡村生活有关，在对陈彦新作的阅读过程中，我情不自禁联想到的竟然是曾经被称为乡村生活书写“铁笔圣手”的作家赵树理。赵树理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的时候，曾明确提出“问题小说”的概念：

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1]

虽然陈彦的包括艺术酝酿与构思在内的小说写作路径肯定和赵树理有所不同，比如，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赵树理那样，在从事乡村工作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而将之转换为自己小说的主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以小说艺术的形式关注思考当下时代中国乡村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虽然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明确地触碰到乡村世界中存在着的各种问题。然而，由于文学界很容易对所谓“问题小说”的艺术性或者说审美品质产生怀疑，我们就有必要在此为“问题小说”的艺术性或者审美品质一辩。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引述自己此前关于“问题小说”的相关思考：

虽然说对于那种只是一味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根本不顾及文学性的社会问题小说，笔者也 持一种反感厌恶的态度，但这却并不就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小说都是不顾及文学性的。对于那 种一方面强烈地关注思考着急迫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却也充分地表现出了鲜明文学性 的优秀小说作品，我们所持有的当然就应该是一种大力肯定的态度。[2]

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甚至还特别强调，我们所特别敬仰的鲁迅先生的很多小说作品，也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优秀的“问题小说”：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祖师鲁迅先生，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出色的社会问题小说家。他的许多小说作品，所集中思考表现的，可以说都是一些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简略地来说，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一部关注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小说，《伤逝》与《祝福》均是与女性解放问题密切相关的小说，而《狂人日记》，则显然更是一部对中国现实和历史进行着深入思考且鲜明地提出了仁义道德“吃人”命题的社会问题小说。 [3]

既然连同鲁迅先生在内的一些作品都可以被看作社会问题小说，那当我们把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界定为社会问题小说的时候，自然也就不包含丝毫的贬义在其中了。

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星空与半棵树”，主要因为星空和半棵树这两种事物与作品中两位主要人物的命运遭际息息相关[4]。与星空紧密相关的，是原名安存镰后改名安北斗的一个乡镇公务员。安北斗打小就对天文抱有强烈的兴趣，对星空的仰望自然成为他的一种标志性动作。与半棵树关系密切的，是安北斗的同村同学，一个普通农民，原名温存罐，后改名温如风。半棵树的具体所指是一棵早已东倒西歪、七扭八裂的老槐树，因为长在温如风和孙铁锤两家的两块地中间而牵扯出了所有权的争执。既然分属两家，才有了半棵树的说法。村里的各种老物件变得特别值钱、身价倍涨的时候，这棵老槐树便成为双方拼力争夺的对象。这棵树一夜之间被贼偷走（其实是被孙铁锤暗中“做局卖了”），心有不甘的温如风不仅走上了一条被迫上访的路，还成为镇里和县上都挂了号的上访户。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说，小说的整体情节全部建立在由这半棵树导致的温如风无休止地上访的前提上，所以它便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推动小说叙事的原动力。“随后，关于这棵树的故事，就越膨胀越大，越演绎越离谱”，直至“绵延震荡数年无解”，既可以从叙述学的角度被理解为对预叙手法的征用，更可以从形式层面上被看作是艺术悬念的特别设计。从根本上说，整部《星空与半棵树》描写展示的，也正是由这棵树引发的震荡效应。犹如把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肯定会泛出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波纹。从根本上说，陈彦的小说真切记录的，就是半棵树作为一颗石子投入水面后引发的那一圈又一圈渐次扩大的波纹。更进一步说，这些波纹，就是作家关注思考乡村生活发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很多时候，艺术结构是我们理解、把握一部长篇小说的关键所在。具体到《星空与半棵树》， 贯穿于其中的，是三条时有交叉缠绕的结构线索。一条是与半棵树紧密相关的温如风不断上访的线索，一条是与星空紧密相关的公务员安北斗的故事，还有一条，则是与北斗镇的历任领导关系密切的经济发展故事。而与这三条线索紧密相关的，正是当下时代中国乡村的现实问题。[5]

首先，是与由那半棵树牵引而出，与温如风持续不断的上访行为紧密相关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

一棵看上去已经老朽不堪的槐树，之所以一下子值钱，与村人们口中谑称的“大树进城运动” 关系密切。城里人之所以一下子对村里的这些老物件产生强烈兴趣，归根到底是有利可图。他们高价从村里搜罗到的这些老物件，挪移到城里后马上能获得两倍或数倍的经济回报。而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又是以城市化为突出标志的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既如此，由“大树进城运动”这一现象折射出的，自然是现代化进程对乡村世界的某种掠夺性伤害。然而，与这种掠夺性的伤害相比较，由温如风和他的那半棵树牵引出的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如同孙铁锤这样的村霸或者说“村盖子”在乡村世界的一时横行无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村社会失序。

如同这三个字寓示的那样，草泽明当年之所以给他改名“温如风”，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看上去“蔫不出溜”“温顺如春风”。但任谁都很难想象，到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不管不顾执意要上访的“滚刀肉”。之所以如此，既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是温家和孙家父辈的恩怨，近因则是温如风和孙铁锤之间的纠葛。

温如风是一个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致富的朴实农民，幸运地遭逢了改革开放良好的时代与社会环境。漂亮贤惠的花如屏嫁过来之后，夫妻俩齐心协力，把日子过成了北斗村人人羡慕的地步。 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孙铁锤的各种欺凌，一心一意地满足于小富即安平稳日子的温如风， 绝对不会三番五次地踏上上访的艰难道路。从最早的一次上镇政府告状开始，先后经历过六次挫败，一直到第七次，温如风的告状方才有了一点眉目，看到了些微希望。关键的问题在于，就在温如风的上访告状取得了些许进展，也赢得了来自身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安北斗的理解和同情的时候，孙铁锤却凭借着侄儿孙仕廉的一番幕后操作，不仅转危为安，后来竟试图以精神病患者的名义把温如风关到精神病院。若非勇于仗义执言的安北斗通过老同学南归雁的一番努力，温如风恐怕早就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了。

温如风之所以最终成为上访专业户，成为县乡干部眼中的“滚刀肉”，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遭受到表面看是村干部，实则类同于村匪、村霸的“村盖子”孙铁锤的百般欺凌。

现在看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赵树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里异常敏锐地发现了金旺与兴旺这样一些已然混进村干部队伍里的地痞流氓或者说村匪村霸的存在。从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可以看出，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在广大的乡村世界依然存在着如同孙铁锤这样的拥有村干部身份的村匪村霸。如此一种失序和混乱情形出现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孙铁锤们竟然还凭借手中的那点权力横行霸道。能够在一部以乡村世界为主要关注对象的长篇小说中，敏锐地发现并触及因为村匪村霸的横行霸道而使乡村社会陷入失序状态的严峻现实问题，所充分说明的，正是陈彦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关切。

其次，是与星空以及那位热衷于观测星空的小公务员安北斗这一条结构线索关系密切的，乡村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问题。

先让我们来看小公务员安北斗那堪称跌宕起伏的半生命运。作为北斗村唯一的大专生，同时也是第一个出来当干部的，安北斗曾经一度被村人，尤其是一贯势利眼的岳母寄予厚望。想不到的是，所有的这一切却由于温如风的不断上访而成为不可能。温如风的事件一出，如何想方设法阻止温如风上访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原以为只是临时抓差偶一为之，谁知到后来竟然成为安北斗的“本职工作”。安北斗自己也根本想象不到，仅仅盯梢温如风不到一年，他就付出了婚姻彻底崩塌解体的惨重代价。

个人卑微命运的关注与呈现之外，安北斗这条结构线索更重要的意义，是与星空紧密相关的 乡村自然生态问题的强有力的凸显。安北斗一大兴趣爱好，就是包括仰望星空在内的各种天文观测。与其他人闲暇时的热衷于打牌、喝酒不同，安北斗的业余爱好就是观天象。如此一种总是能够令安北斗激动不已的星空美景，却将随着南归雁力主的“点亮工程”的实施而彻底消失。所谓 “点亮工程”，就是为了拉动北斗镇的乡村旅游经济，用漫山遍野的灯光把北斗镇七座山全部点亮， “把人都吸引来，再靠民宿、农家乐带动经济发展呢”。面对南归雁如此煞费苦心的“大手笔”，安北斗从自然保护的角度出发表示质疑与反对：山上的动物会日夜不安；植物也会受到光污染，彻底改变光合作用的规律，兴许植被会遭到无法想象的破坏。

人微言轻，副股级干部安北斗的反对并没有产生实际效用。不出安北斗所料，“点亮工程”对 原本明净美丽的星空造成了巨大破坏，如此一种事与愿违的描写背后所潜藏着的，毫无疑问是陈彦对那种盲目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批判与否定立场。

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还有第38节“猫头鹰说”这一部分，借助于那只高度拟人化，竟然可以口吐人言的金黄色猫头鹰之口，陈彦试图表达的，同样是对人类严重破坏自然环境行为的强烈不满：“我不得不声泪俱下地要控诉一番：我的家园被毁于一旦了。”“比如‘点亮工程’，就把我们逼得彻底失去了家园。他跟我们谁打招呼了？口头上喊叫要保护动物，实际又在以我们的牺牲换取他们的幸福与享乐。”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对人类以诸如“点亮工程”这样的借口破坏大自然的行为如同安北斗一般感到痛心疾首，陈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这只金黄色的猫头鹰口吐人言，以“赤膊上阵”的方式声泪俱下地声讨控诉人类。

第三，则是由北斗镇历任领导的发展经济故事进一步引出的乡村社会生态失序的问题。

阅读《星空与半棵树》不难发现，从叙述速度的层面来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伴随故事情节的演进，文本的叙述速度在逐渐加快。从小说一开始，一直到第48节“摘星星的‘骗子’”，作家以48节或者说将近一半的文本篇幅（整部《星空与半棵树》一共一百节，加上“序幕”和“尾声”，就是一百〇二节）叙述完成的是一年内发生的故事。从第49节“又立春了”开始，一直到小说结尾处作为尾声的又一个“猫头鹰说”，作家以53节的篇幅叙述完成的则是此后或者说从鸡年（推算下来，这个鸡年所相对应的，应该是公元2005年）开始，数年内（之所以说是数年，具体理由是第96节“手可摘星辰”中关于安北斗女儿安妮的相关交代。等到安北斗和杨艳梅母女在省城见面的时候：“当安妮出现在楼梯口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敢正眼看她一下。才几年没见，孩子已长成半大姑娘了。”既然是“才几年没见”，那肯定就是数年时间了）发生的人生故事。两相比较，文本叙述速度的逐渐加快，就是不容否认的一种文本事实。

换个角度，从叙事详略的层面来说，也可以说前边的部分属于详述，而后面的部分属于略述。对应于北斗镇的前后三任领导，与详述部分相对应的是后来获得提升的南归雁，与略述部分相对应的是蓝一方和牛栏山。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领导的更易实属正常之事，但三任领导给出的是三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路。南归雁的经济发展思路是企图拉动乡村旅游市场的“点亮工程”，蓝镇长的思路是酿酒，北斗镇上上下下大种甘蔗，大酿甘蔗酒。牛栏山提出的又是一种新的发展思路：“不仅七座山‘点亮工程’很快一灯不剩，而且甘蔗酒产业的酒窖都变成了沤粪池。他提出的新思路是：抓住铁路建设机遇，大干快上，让北斗镇五年变成致富的启明星！”铁路建设，包括紧接着的高速公路建设，属国家层面的国计民生，利用铁路建设机遇发展地方经济，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牛栏山的这一发展思路实际导致的，一方面是继“点亮工程”后“开山炸石” 运动对大自然的再次破坏，另一方面又是如同孙铁锤这类村匪村霸的乘机巧夺豪取。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说，其实得不偿失。

然而，尽管说作家的责任不在于一定要给出解决相关问题的正确答案，但这并不意味作家不能在这一方面有所思考。首先，在陈彦看来，当下时代的乡村世界之所以会面临以上诸多问题，与派出所所长何首魁理解中的“暗物质”（第55节）紧密相关：

而物质是可见的，欲望是不可见的。欲望的膨胀，让有形的物质似乎变得越多越短缺，越有越稀少，一种暗物质就强劲地弥漫开来。在一个老警察眼中，甚至觉得这种暗物质正无孔不入地渗透、充盈、扩张，想辨认，竟是那样无能为力。

正因为陈彦已经认定是无限膨胀的欲望这种“暗物质”导致了以上诸多社会问题的生成，所以他给出了自己理解中对症下药的“解毒剂”。这就是小说中那个名叫草泽明的乡村教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小说中专门提及的梭罗的《瓦尔登湖》以及中国的老庄一样，如果说梭罗和老庄可以被看作草泽明的思想资源，那么，陈彦其实是在借助于梭罗和老庄而实现着对欲壑难填的社会现实的反思。陈彦欲借助草泽明这个人物形象以及隐于其后的梭罗和老庄，试图给出一种解决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社会问题的积极有效路径的创作意图，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星空与半棵树》中，拥有强烈责任感的陈彦，的确对乡村社会秩序混乱、乡村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以及乡村社会政治生态等三方面的问题，予以深入的批判性思考。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就在以犀利的笔触真切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陈彦还是写出了未来的希望所在。

无论是早已恶贯满盈的村霸孙铁锤最终被派出所所长何首魁击毙，还是由孙铁锤主事竖立起的那尊高大塑像的被推倒；无论是孙仕廉与武东风等贪官的被惩治，还是何首魁判断失误之后的彻底觉醒；无论是北斗镇书记牛栏山的因抢救群众而不幸落水身亡，还是温如风结尾处再次去上访时打出的“安北斗不做镇长人民不答应！”的那一块铁皮横幅；无论是新任县委书记南归雁对全县发展大计的理性科学考量，还是实际上拥有突出基层工作能力的安北斗饱经挫折之后的果然被任命为北斗镇镇长……所有的这一切，所强烈昭示出的，正是乡村世界令人充满期待的未来发展的可能。

曾经明确提出过“问题小说”理念的赵树理，在他诸如《小二黑结婚》（虽然说《小二黑结婚》 的写作与出版时间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但它所隶属于其间的所谓“解放区文学”与后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就其根本而言，乃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小说代表作中，尽管尖锐犀利地揭示出了金旺、兴旺这些村匪村霸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到了小说结尾处，由于区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乡村黑恶势力还是得到了相应的惩治，小二黑和小芹这一对“有情人终成了眷属”。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彦《星空与半棵树》中希望的昭示，与赵树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考虑到他们具体的写作语境，如果把他们的小说创作与社会主义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那么，一个可信的结论是，在深刻揭示社会问题存在的同时，却也不失理想主义的希望展示，完全可以被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美学不容忽视的突出表征。又或者，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不妨把类似于赵树理和陈彦的这种艺术书写方式，干脆看作某种特定情形下不得不如此的一种叙事策略。

行将结束本文之际，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一点，就是文本的第 87 节“望星空”曾经被作家专门以楷体字标出的出自于西方伟大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还有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这是安北斗在很久之后再一次观察到美丽星空时联想到的一句名言。如果我们把康德的名言看作人类真正的生命尊严所在，那么，陈彦小说中的安北斗和草泽明，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既仰望星空又能够体现崇高道德律的那一类理想化人物。人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要说“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如果说人类社会里的确存在着圣贤形象，那出现于陈彦笔端的安北斗和草泽明毫无疑问就必然是如此形象。

[1]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全集》（第四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08页。

[2][3]王春林：《一部忧愤深广的社会问题小说》，《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4]可参见杨辉：《天何言哉：〈星空与半棵树〉中的自然和人》，《南方文坛》2023年5期。

[5]可参见阎晶明：《集合优势力量的小说总攻——关于陈彦长篇新作〈星空与半棵树〉》，《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