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予1048人将帅军衔，包含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8名，至1964年，又补授和提升了566名将官，共计1614名开国将帅。其中，仅湖北红安、安徽金寨、江西兴国、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河南新县、湖北大悟、安徽六安、湖南浏阳十个县就产生了451名开国将军，占总数的28%，由此被民间喻为“将军县”。这些诞生共和国第一代将军的红色土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书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镌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

湖北红安，原名黄安，黄麻起义即源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以“红”命名，改黄安为红安，褒奖这座英雄的县城。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先后走出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领导人，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3支红军主力，孕育出200多名将军，徐向前亲笔题写“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其中1955—1964年授衔的有61名，居全国县城之首，红安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将军县”。来自红安县的开国将领中许多都是党史军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将，有少年得志的陈锡联上将、“旋风将军”韩先楚上将，有上甘岭战役的重要功臣秦基伟中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二野朱可夫”王近山中将，还有短臂将军罗应怀少将。

安徽省金寨是全国第二将军县。革命战争时期，金寨10万英雄儿女先后参军，绝大多数血洒疆场、为国捐躯。金寨县共有59位开国将军，其中1位上将，8位中将，50位少将，包括全军唯一被两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正兵团级却坚决请求让衔的徐立清中将，中原突围、屡建奇功的皮定均中将，被毛泽东当面称之为“游击专家”的林维先中将等。金寨开国将军全部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有6位将军同时获得三枚一级勋章。

江西兴国，是全国著名的苏区模范县、红军县、烈士县。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就达9.3万余人，为国捐躯的达5万多人，长征路上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孕育了54位开国将军，不仅有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萧华、“华夏名将”陈奇涵，还有首批入朝、全程参战的志愿军“十大虎将”之一温玉成，唯一参加过陆海空三大军种的曾克林，等等。毛泽东曾称赞兴国人民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并亲笔书写了“模范兴国”的奖旗。

湖南平江，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曾发生秋收起义、平江起义等重大革命事件，现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达2.1万人，占湖南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走出了张震、苏振华、傅秋涛、钟期光等52名开国将军，其中上将4名，中将10名，少将38名。

江西吉安，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在这块共产党人的精神沃土上，孕育了曾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余秋里、梁兴初、肖望东等46位开国将军，其中中将13名，少将33名。特别是吉安县官田乡走出的四位开国将军，有三位同属举州自然村，人们称之为“一村三将领，隔潭四将军”。

江西永新，是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省委驻地，也是三湾改编、龙源口大捷所在地。在这里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秋溪党支部，建立了井冈山第二个军事根据地，还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永新共走出了41位开国将军，其中王恩茂和张国华，他们俩一个镇守新疆，一个镇守西藏，堪称新中国戍边名将。此外，永新还是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贺子珍的家乡。

河南新县，地处鄂豫两省边陲，有着辉煌的革命履历，曾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也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在这片“抓一把泥土能挤出血”的土地上，诞生了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37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军，仅泗店乡一个乡就走出9位将军，而箭厂河乡肖湾村一个自然村就有4位将军。

湖北大悟，以革命红旗不倒、组织活动不断、武装斗争不停而享誉全国，28万人的县域先后有16万人参加革命，7万人壮烈捐躯，可谓“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红色大悟培育了37位开国将军，为红军雪中送炭的“虎将军”徐海东大将、“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海军少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用一个团制衡敌人13个团兵力的“不世将才”程世才中将，还有“黑虎将军”聂凤智、“铁匠将军”周志坚都是大悟人。

安徽六安，即现在的六安市金安区和裕安区。作为六霍起义——继黄麻、立夏节两大起义之后鄂豫皖边区又一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发源地，走出了新四军抗日名将梁从学、“旋风纵队”主力师长徐国夫等34位开国将军。现裕安区内的独山镇，因为诞生了16位开国将军，是我国独一无二的一处英雄小镇。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镇十六将，独秀大别山。

湖南浏阳，与平江县南北毗连，有着深厚的红色底蕴。秋收起义部队曾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农村包围城市”自此一语定乾坤，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尽管浏阳走出的开国将军总数（共30位）不及其他九县，但却走出了王震、宋任穷、杨勇等5名上将，还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谱写了“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浏阳精神。

从行政区划来看，十大将军县里，有3个隶属湖北，2个隶属江西，2个隶属安徽，2个隶属湖南，1个隶属河南。事实上，从地域分布即可看出，十大将军县基本处于井冈山、大别山一带的两大老区，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探索形成中，在工农武装割据的建设发展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星火燎原中，一大批将才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成为打下红色江山、建立红色政权的中坚力量。

“滚滚长江水，巍巍大别山；哺一代英才，育虎胆将军；破家干革命，毁身纾国难。”十大将军县中，红安、金寨、大悟、新县、六安同属大别山区。大别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基地，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党探索局部执政的实践地，也是红四方面军的发祥地。

早在共产党初创时期，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革命思想，因此，鄂豫皖一带一直有农民运动的良好基础。在早期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的实践中，当地农民协会就组织了“敢死队”“炮队”等农民武装，新县六乡炮队队长就是后来的开国上将许世友。这些农民革命武装既是黄麻起义的骨干力量，也是后来鄂豫皖边区红四方面军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1927年11月，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举行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攻克县城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建立了鄂豫边根据地。“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在大别山区流传甚广的民谣展现了当年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自此黄安红旗不倒，武装斗争从未间断，14万黄安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并因红色基因更名为“红安”。无独有偶，在血与火的岁月中，不足10万人的新县，就献出了5.5万优秀儿女的生命，几乎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直到现在，新县还有两个乡未恢复到大革命前的人口。红安、新县的将军几乎无一例外地受黄麻起义影响而参加红军队伍，可以说，是革命的烽火狼烟淬炼了其意志、铸就了其品格，为他们成长为高级将领奠定了基础。

1929年5月，大别山区第二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商南起义爆发，又称立夏节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师，随后依托起义成果迅速扩大赤区，建立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立夏节起义后，仅安徽金寨南溪镇附近就有2000多人参加红军。随后金寨境内成立了以红三十二师为代表的11支成建制红军主力部队，为红四方面军诞生打下基础。

1930年，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六安、霍山等地农民发动了六霍起义，即大别山第三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三师，逐步开辟了皖西革命根据地。大别山的三大起义，建立了相对成熟的革命武装，奠定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雏形，孕育了红军队伍和革命火种，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大别山区的金寨、新县、大悟都是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对鄂豫皖边界地区的反动统治而新增设的县份。蒋介石希望“增设县治、分而治之”。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新增3县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后来都成了赫赫有名的红色将军县。

安徽以前没有金寨县，只有一个名叫金家寨的小镇，但革命运动却轰轰烈烈。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为激励部下公开许诺，谁的部队最先攻下金家寨，就以谁的名字命名设立一个新的县。最终，卫立煌部进占金家寨，蒋介石立即兑现承诺，以金家寨为中心，将安徽六安、霍山、霍邱及河南固始、商城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新设一县，命名为“立煌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第3纵队8旅解放了立煌县城，新组建的县委、县民主政府决定将立煌县更名为金寨县。

在卫立煌部占领金家寨后，国民党“围剿”军中路军刘峙部占领河南光山县南部重镇、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蒋介石立即将河南省光山和湖北麻城、黄安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并以刘峙的字取名为“经扶县”。1947年8月，刘邓大军6纵击败了盘踞在经扶县境内的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人民纷纷提出更换县名，有人提议叫“伯承县”，刘伯承立即表示，“我们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是集体的创作，绝不是某一个人和某些人的功绩。用个人名字命名，没有任何好处。”后经考虑，县政府驻地在新集镇，此为一“新”；人民当家作主，开始了新的生活，此为二“新”。于是，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经扶县正式更名为新县，并一直沿用至今。

1933年1月，蒋介石下令将湖北省的孝感、黄安、黄陂及河南省的罗山、信阳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并以当地的礼山之名命名为“礼山县”。1949年4月6日，礼山县全境获得解放。礼山县虽然不像立煌县、经扶县一样以国民党将领名字命名，但也是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反动统治而起的县名，同样不适宜沿用。1952年9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借红色根据地大悟山之名，将礼山县改名为大悟县，以表彰大悟人民为革命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十大将军县中，兴国、吉安、永新、平江、浏阳分布在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一带，都是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地。早在北伐时期，毛泽东就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故而这些地区革命组织成熟、群众革命意识强。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秋收起义，当起义受挫时，毛泽东力排众议，在浏阳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从实际出发，说服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转移，至9月29日在永新县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决定把革命红旗插上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此举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之后形成了中国革命最大一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因此，这一地区的工农群众能接触到最先进的革命思想，不断为革命队伍输送力量，聚集和诞生了众多中国革命的优秀人才，可谓是红军的“大本营”。

毛泽东曾7次到兴国，起草了《兴国县土地法》《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著名篇章，并在兴国办过“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苏区时期，由于大量青壮年男子都在前线参军参战，劳动力严重不足，为发展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兴国妇女还打破“女子不下田”的传统，提出“妇女学犁耙”“妇女参加生产”的口号。在参加长征的红军12个主力师中，有7个师是从兴国出发的，其中“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中央警卫师”3个师大多是兴国子弟。

永新和吉安都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从地理位置、群众基础等方面对永新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还要求“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他亲自选送了5支枪给永新县委，帮助永新建立地方武装，还亲自擘画建设了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互为犄角，两面红旗高高飘扬，红六军团在此诞生。吉安东固是江西最早的苏区——赣南苏区的发源地，是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主战场。1929年至1930年，数十万群众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江西地方红军武装“九打吉安”，重创国民党军。毛泽东感慨道，“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军民团结的钢铁长流由此可见一斑。红军占领吉安后遂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平江和浏阳是湘鄂赣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作为湖南农民运动的中心，为秋收起义贡献了巨大力量。平江起义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踏上井冈山，留在平江的党员干部坚持游击战争，在平江、浏阳、大冶等县境内开辟了数块根据地。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返回湘鄂赣边后，驰骋转战，组建了红三军团。

与其说开国将军大多出自位于井冈山、大别山的十县，不如说这两大革命老区培育了灿若繁星的将军。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地理条件利于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多在偏远山区、几省交界处，远离反动势力统治的中心，交通不便、经济滞后、人民穷困，酝酿着革命的巨大爆发力，还可利用敌人派系矛盾争取战略生存空间。特别是对于革命早期以游击战为主的工农红军来说，地势险要、幅员广阔的山区才能更好地保全自己、消灭敌人。雄踞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的大别山，南接长江可直趋宁汉，北向豫皖可俯瞰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井冈山地处湘赣边境，属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利于极大地保存和发展武装力量。以江西永新来说，永新县境内的九陇山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峰峦叠嶂、林深蔽日、削崖深壑、溪泉流泻，九个山冲形成天然的屏障，仅有三个隘口通往山外，易守难攻，回旋余地大，便于屯兵和藏兵，与敌开展游击斗争，是天然的革命根据地。

二是文化传统流淌忠勇信义。十大将军县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人民多忠勇豪迈、深明大义、舍生忘死。大别山五县，受楚文化影响较深，富有民族气节、尚武精神、忧患意识。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的吉安县，是庐陵文化的发祥地，自古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由唐至清，“进士六百，一对榜眼，两名探花，五位状元，均谓鼎甲”，涌现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仁人志士。永新自东汉建县已有1800多年，素有忠勇风骨，南宋末年，元朝廷派遣大队兵马进攻永新，当地义军抱石沉潭，“我等决不忍辱偷生，与其血染敌刃，不如跳潭成仁！”跟随的3000余百姓也相继赴水，视死如归。“千年古县”浏阳、汨水之源平江，文人蔚起，才士笃生，又有潇湘敢为天下先之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形成了崇文尚武的地域文化。这为先进革命思想在这些地区的早期传播奠定了良好人文基础。伴随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十大将军县中很多都是进步思想的率先传播地，比如1920年金寨就建起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中共笔架山农校支部，建立了鄂豫皖地区最早的党组织。

三是苦难生活激发革命斗志。十大将军县走出的开国将军出生时间大多分布在20世纪头20年，正值中国封建势力腐朽衰败、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军阀割据混战的旧社会，工农阶级苦难深重。“穷人头上三把刀，租重、税杂、利息高。穷人面前三条道，逃荒、要饭、坐监牢。”这些民谣，就是当时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将军们多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饱受地租压力、地主剥削，加上苛捐杂税和兵丁夫役，普遍生活贫苦、阶级仇恨深重，为求解放求翻身而革命的意念在诸多开国将军的童年就已萌生，农民运动甫一发生便一呼百应、风起云涌。

四是红色基因锤炼英雄主义。在对新中国道路的不懈探索中，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将军县凝结了威武不屈、坚忍不拔、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10位独臂开国将军中，就有5位出自将军县。一枪撂倒日军指挥官的“神枪手”彭清云少将、“左手舞龙蛇”的军中秀才左齐少将是永新籍，被毛泽东夸赞“是个帅才”的余秋里中将是吉安籍，血染党证的陈波少将是新县籍，自请降职的“团职将军”苏鲁少将是浏阳籍。彭清云和左齐这对老乡都是在伏击日军的过程中被击中手臂，由于战地医疗条件恶劣，彭清云的手臂先后截了4次，九死一生；左齐截肢后用革命意志疗愈自己，左手执笔拿枪、骑马征战，闯出一番新天地。他们身上无不流淌着汲取自红色故土的坚毅勇猛、乐观豁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上校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