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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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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康作为《越绝书》主要编纂者，整合春秋至东汉期间吴越地区史料，完成该书的最终定稿
[4]
。书中首创'方志'体例，记载吴越历史地理、军事制度等内容，《吴地传》篇收录'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的记载，成为春秋淹城遗址最早的文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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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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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绝书·宝剑篇》中，袁康系统整理风胡子提出的古史分期理论，将中国早期文明划分为石器、玉器、铜器、铁器四大阶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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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论断，与现代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等玉器文明遗存形成印证
[3]
[8]
。该理论突破西方三期论框架，强调玉器在礼制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1]
[7-8]
。
史学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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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杨慎通过隐语解析，推定袁康与吴平为《越绝书》作者，此说被《四库全书》采纳
[4]
[6]
。但南朝以前文献未见袁康记载，《后汉书》等典籍亦未收录其生平
。现代研究指出该书可能经战国至东汉多人增补完成，袁康的历史真实性尚存学术争议
[4]
[6]
。
学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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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康被后世学者列为浙东经史学派的先驱人物
。《越绝书》开创的地方志编纂传统，成为东汉史学研究的早期实践范例
[4-5]
。
后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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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定袁康的编纂者身份，使该说法成为主流观点
[4]
[6]
。当代考古学界高度评价其四阶段理论，认为该分类准确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特征，特别是在解释玉礼器社会功能方面具有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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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9]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者指出，《越绝书》的编撰体系体现了东汉史学家对地方文献的系统化整理能力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