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对当前冶铜起源研究及其内在矛盾的检视（中国冶金起源系列之一）

【编者按】中国冶金技术起源于何方何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大命题。郭静云教授团队近期刊发《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别刊发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该文通过对长江中游迄今已发现的可能与冶铜有关的证据的再疏理，认为当前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仍可以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这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较长，现分节摘发。

一、前言

（一）对当前冶铜起源研究及其内在矛盾的检视

1、西来说产生的背景

从安阳殷墟发掘以来，学界对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的遗址，如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等，以这些遗址作为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代表。顺着这个观点思考，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上述黄河流域遗址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中心，因此，厘清其技术的来源，便可以确知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上述遗址的青铜技术已经很成熟，却没有发现早期冶炼的遗存，况且黄河流域并无易采的矿脉，不可能自生发展出青铜文化，因此，黄河流域青铜技术由外地传入，近来逐渐成为共识。这基本上是很难反驳的事实，但关键问题在于，青铜技术来到黄河地区的方向、原本创造和传承的族群，以及创造者的文化属性。这些问题并未获得充分答案，相关研究仍存在着很多矛盾。

二十世纪世界较流行的观点为中国青铜技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此观点有几种依据。如经常有提及，由于中亚的米努辛斯基地区蕴藏丰富矿产并靠近中国西北，因此会有文化传播关系；而且，目前中国西北区域出土了一些时代相对早、技术不成熟的红铜、砷铜与青铜器[i]，学界对其可能的矿源有所判断[ii]。在这些资料下，探究中国青铜技术源头的焦点，逐渐聚焦于新疆、甘肃、陕北等西部地区[iii]。近来，随着西城驿遗址资料的公布[iv]，黄河流域青铜技术经由西方“史前丝路”传来，中国上古冶金技术起源于西方的“西来说” 成为主流观点[v]。

2、西来说关于原创地的疑问
至于青铜技术源于西方何处，仍有包括中亚和北亚地区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Culture）、奥库涅夫文化（Okunev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等不同说法[vi]。但是这些说法均有很多缺环，比如说，因为在新疆地区迄今没有发现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铜器或炼铜依据，所以西方技术经新疆地区传入中国的论点缺乏证据；同时因为缺乏蒙古国地区的资料，冶炼技术经过蒙古草原的路线传入中国的说法也难以成立。[vii]此外，亦有学者认为，考古资料无法显示中亚炼铜文化进入中国的现象。比如说，虽然有一种常见的论点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中国青铜技术的源头，但是中国考古资料并没有显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影响，因此相关讨论缺乏实际证据。[viii]

又如探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时（据碳十四数据其年代范围为2300-1500 BCE，核心年代范围为2200-1750BCE）[ix]，可以发现其铜器的成分和技术与草原耶陆宁文化EluninoCulture）以及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Seima-Turbinocomplex）有可比性；但是，耶陆宁文化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校正数据大范围为公元前2000－1600BCE，核心范围则在公元前1800－1600BCE[x]，明显比齐家文化的年代晚。河西走廊西城驿遗址用碳化粟种测年结果，冶炼活动最密集遗存的年代是公元前2200－1800 BCE[xi]；黄河中游发现红铜器的陶寺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300－1850 BCE。都早于南西伯利亚的早期冶炼遗存。

3、合金技术发展之别
就合金成分而言，中亚以西地区的合金技术发展规律如下：早期以砷铜与锌铜为主，晚期以锡铜为主。而就华北地区出土青铜器来看，合金技术的发展情况却正好相反。齐家文化金属器比例最高的为纯铜，此外有少量经鉴定为锡铅铜、铅铜和锡铜。而时代更晚的四坝文化（1800－1500 BCE），除了纯铜及锡铜之外，另出现了17件砷铜、9件锡砷铜和1件砷锡铅铜[xii]；但是我们无法肯定，这些器物中的砷料是有意加入于合金中，还是铜料中混杂的成分。同一群学者一方面承认，砷的出现乃因甘肃省的铜矿含砷，只能算是杂质[xiii]；另一方面却又假设，四坝文化有砷铜合金技术[xiv]。我们倾向于赞成第一种论点，原因是在四坝文化遗址所出土的10件铜锡合金的器物中，砷无疑为杂质（在这方面学者们看法无二)，所以合理判断，在17件少量含砷的铜器中，砷料也是铜矿的杂质成分而已。此外，在四坝文化遗址中出土了33件纯铜的器物，因此就比例而言，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情况一致，以纯铜器物为主。
黄河中游陶寺遗址的铜器中也含有一点砷，但学界普遍认为这不是人工砷铜合金，而是自然铜料中含有的砷，只能算是杂质[xv]。对这种含砷铜器来源的看法，由于邻近陶寺遗址的中条山矿脉为砷黝铜矿（TennantiteCu12As4S13）[xvi]，因此有些学者提出黄河流域的青铜技术为独立起源的假说，并认为其矿源就位于中条山[xvii]。但这种说法亦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中条山的矿脉较深，不易发现而取得，需要专业的地下井巷结构出现后，人们才可以采得矿石。青铜技术最初发明之时，毫无采矿经验和技术的古人不可能使用这种矿源，甚至难以发现此矿脉的存在。世界历史中，冶炼技术原生区域的开采条件，都不会像中条山矿脉那么困难[xviii]。
不过在中国境内含砷的铜矿并不罕见，如长江中下游安徽地区的铜矿也含有少量砷，矿脉裸露于地表上，易于发现和开采，此处早期开采遗址可溯源至公元前第18－16世纪，附近也发现有阜南台家寺商时期遗址[xix]，以及北阴阳营上层早商时期遗址（18－14世纪）[xx]。长江中游早商青铜器也测到有一点点作为杂质的砷，在硫化铜矿中（copper sulphides），含有砷成分的矿物并不罕见[xxi]。

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林西铜矿冶遗址的研究结果表明，这里曾对铜、锡、砷共生的硫化矿进行过大规模的开采，矿石经过焙烧直接还原生成了铜锡砷合金[xxii]。林西大井矿发现殷商时期开采的古矿遗址[xxiii]。就此判断，在这些矿冶遗址周围分布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年代为公元前1800－1400 BCE）出土的铜器，其矿源就源于本地，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零星见于整个华北地区[xxiv]。

总体来说，公元前第二千纪广泛存在着铜器的流动，同时应该也有矿料贸易，所以，对于当时含砷料的铜矿来源，难以提出可靠的观点。重点是，即使检测出砷，但因为砷是作为杂质存在，而不能以此证明公元前第二千纪华北地区的铜器技术是传自中亚或北亚地区，这原本就是两种互不相干的问题。

中国由人工有意制造出来的砷铜合金，最早见于西元前第一千纪的新疆地区。此时在西亚、中亚和北亚地区老的砷铜技术已逐渐被锡铜合金所取代，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稳定用锡铜（或锡铅铜）技术，并无砷铜。但是新疆却反而出现砷铜合金，而且其砷料为合金成分而不是铜矿的杂质。从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发展脉络来看，新疆地区回到落后技术的现象，表面上令费解[xxv]。此疑问基于两种认识：第一，人们先发明砷铜，后发明锡铜；第二，将新疆视为与黄河流域交往一直很密切的区域。但实际上，第一，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并没有经历从砷铜到锡铜的发展历程，其合金技术自始至终皆以锡铅铜为主流；第二，新疆地区族群与黄河流域诸国的交流并非那么频繁和直接。因此，上述的讨论基础并不存在。我们认同新疆青铜技术有可能源自中亚的观点，所以新疆作为中亚的边缘区，在中亚地区已几乎放弃老技术时，边缘地区反而继续在用。新疆地区或许有时候也会与中国西北甘青陕地区交换器物，但总体来说，该地区与中国其它区域的青铜器相比，确实有其特殊性。所以，就砷铜而言，中国并没有形成制造砷铜的传统，不像西方是从纯铜锻造伊始，经由砷铜技术之后才发明锡铜技术。中国青铜技术是先有纯铜，但从发明合金技术伊始，就以锡和铅为主要合金成分。

尽管新疆之外中国各地成熟青铜器技术均一致，但西北地区与中亚、北亚铜器技术却有一种相似之处，即二者技术来源都并非纯粹单一，而是复杂多元，包括不同的矿源、合金、制造方法等。代表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头遗址也同样表现出青铜器来源多元的特点。二里头二、三期（1700-1550 BCE）发现一件纯红铜残片、两件锡铅青铜（包括残片，但其中铅的成分很低）、一件砷铜锥（砷含量为4.47%），这种情况说明铜器来源复杂。然而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起至二里岗文化（黄河中游郑州-偃师地区，1550-1300 BCE），冶金技术及矿料来源开始与同时期的江汉地区盘龙城遗址一致，自此以来，黄河流域青铜文化才真正步入兴盛时期[xxvi]。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观察黄河流域地区，我们会发现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只有简单初步的纯铜技术，但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起，锡铅铜合金技术才迅速发展和兴盛起来。这种情况容易使学者得出中国所吸收的青铜技术是来自外地的结论，因为只有通过模仿和借鉴，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从而快速迈入成熟又发达的青铜文明。[xxvii]但这种看法的重点在于将黄河地区等同于中国，将黄河流域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的说法等同于或放大为中国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黄河流域确实没有原创的冶炼技术，但是中国地区并不只有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

若从黄河流域和华北以外的地区找寻青铜技术来源，我们认为目前最缺乏关注，而实际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出土资料。首先，长江中游发现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体系，年代相当于西亚苏美；第二，长江中游矿源丰富，很难想象发达的国家对其周遭矿源无所知悉。第三，长江中游的武汉盘龙城遗址（二期至六期为早商时期，约公元前18-14世纪）所出青铜器都属于铜铅锡合金，且其三元合金比例与同时代二里头、二里岗和其它遗址所出铜器相比较，成份更为稳定，且按其比例制造的青铜器，硬度和抗拉度宜于制造锋刃器[xxviii]。安阳殷墟出土的冶炼和铸造场所的资料表明，时代比盘龙城更晚的殷墟，其铜铅锡合金配比反而不如时代早的武汉盘龙城稳定。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的炼渣，虽然有铜锡铅三元合金的痕迹，但却以铜铅和铜铅砷合金为多，此应指涉锡料不足的情况[xxix]。这些证据使我们考虑，铜锡铅三元合金技术似为长江中游的“专利”。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及详细研究。

4、青铜器种类以及熔炼和铸造方法之别
除了合金技术发展脉络与西方不同之外，中国主流制造的青铜器与西亚完全不同。首先，商文明通用的炼铜工具是炼缸（smelting vat，也称为“大口缸”），这种特殊技术源自长江中游，而未见于中国之外的青铜文化中[xxx]。次之，中国的青铜容器成为主要礼器和文化指标，成为所谓夏商周文明的“标牌”，其余地区的青铜器反而以兵器和装饰品为主[xxxi]。况且，因为以铸造大型豪华容器为目标，而采用的陶质合范铸造技术，也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独有特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