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欧洲哲学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可以说，古代欧洲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念集中地体现在古希腊哲学之中，古希腊哲学文化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发祥地。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的智慧》一书中说过：“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和科学，是希腊人的发明。……这些杰作为西方文明树下了楷模。”他还说过 ，严格地说，全部西方哲学就是希腊哲学。那么，我们透过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可以总结概括出古代欧洲哲学有哪些核心价值观念呢？
古希腊哲学脱胎于宗教神话，体现了古希腊哲人对生活智慧的总结与思考，但它与古印度哲学那种与宗教始终保持着紧密内在联系的特点有所不同，可以说古希腊哲学是在与神话世界观相决裂的过程中产生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分野。神话世界观对世界的解释总体上用的是一种超越论的思维方式，即超出自然之外采用一种神秘主义的态度来寻求对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亦即世界的齐一性问题）的答案，而古希腊哲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公认的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是泰勒斯），就打破了这种宗教思维方式，试图从自然之内而不是自然之外寻求世界的齐一性问题解决的方法。正是这种面向事物本身的务实态度造就了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同属一个范畴。因而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早期哲学家近乎都是清一色的自然哲学家了。尽管对本原是什么的回答各不相同，但希腊哲学家普遍相信，作为最高原则的本原应该是唯一的、永恒不变的，但又统摄着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变化，由此引发出一与多、静与动、变化与永恒等关系问题的探讨。
通过自然哲学家们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展开式对话，苏格拉底敏锐地觉察到了真理是要靠这种合乎逻辑的对话展开，达到对事物的本质概念认识才能获得的，由此创立了他的概念辩证法（辩证法的原义就是对话的意思），凸显了理性在把握真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亚里士多德评价道：“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苏格拉底哲学实现了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研究重心的转型，哲学史家们正是以这一转型为分期根据，把苏格拉底之前的所有哲学统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这一转型的特点是从对外在自然的关注转向对人本身的关注，从对“世界是什么”的思考转向“世界为什么会存在”的追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应该首先“认识你自己”，哲学是关于“善”的理念的知识（“美德即知识”），这种目的论哲学和概念辩证法开启了西方文化的知识论和理性主义传统，直接导致了柏拉图理念论哲学的形成（当然还有巴门尼德等人的影响），再由柏拉图理念论发展出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古希腊哲学至此发展到了顶峰。晚期的希腊哲学逐步走向衰落，后来整个欧洲哲学演变为一种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
古希腊哲学发展到亚里士多德结出了形式逻辑以及科学分类方法的果实。对建构理论体系的嗜好，对数学和逻辑演绎方法的尊重，对概念、判断、推理在建构理论体系过程中作用的强调，体现了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它是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缺少这种精神科学根本就不可能诞生。苏格拉底哲学的转型，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为近代西方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结出的另一个重要果实是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提出的原子论。原子论者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各种本质上一样但大小、形状不同的“原子”构成万物，“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该理论为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哲学世界观指导，体现了一种机械论宇宙观和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但由于原子论者存在着世界本原问题上的二元悖论（虚空与不存在是同一个意思，设定虚空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柏拉图根据逻辑的理由和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各种原子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原子论者表现在政治上提倡平等、自由和民主，而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是分等级的，故在政治上极力倡导社会等级制度和专制政体），非常厌恶并反对原子论哲学，体现了哲学唯物论和唯心论势不两立的斗争。但如果抛开哲学意识形态偏见，人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对人类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价值意义都是不能低估的。
由以上简要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古代欧洲哲学所包含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
一、高扬理性
古代欧洲哲学高扬理性的价值诉求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实质上就是指科学精神，有学者又把它叫作逻各斯主义精神或阿波罗精神，认为存在一个不变的世界秩序，强调通过人的理性来认识事物运动变化背后不变的本质和秩序的重要性。关于什么是“理性”，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大致说来，可以从狭义、广义两个方面加以综合理解：
首先，狭义的“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从认识论上来说，“理性”是指人关于概念（本质）的认识能力，而“感性”是关于表象（现象）的认识能力。“理性”重逻辑推理、重理论建构、重知识积累、重内省反思和怀疑，突出的是个体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地位，而“感性”重感觉知觉、重实际效用、重经验积累、重外界意见，突出的是经验的地位和对外部世界的关照与尊重。科学认识既离不开感性认识，更离不开理性认识，两者缺一不可。但从认识论上来说，人的感性认识能力相对容易获得，而理性认识能力往往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得到提高。古希腊哲学高扬理性的价值文化传统，倡导一种超越人的感官欲望和利害关系，用理论来把握世界的生活方式，对理论的兴趣和逻辑的尊重超出了对功利的追求甚至是对现象（眼见为实）的尊重。
其次，广义的“理性”是相对于“非理性”而言的。在这里，感性认识能力包括在“理性”这个大范畴之中，“理性”可以理解为人的认知能力的同义语。从价值学或生存论上来说，人仅有理性认知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从人学、文化学上来说，人也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理性动物。非理性是指理智之外的诸如欲望、情感、意志、毅力、信仰、直觉、潜意识等等人的各种气质、品质和特质的总和。西方文化过于高扬理性的价值观带来了理性与情感、灵魂与肉体、自然与人为、功利与公平、个人与社会等二元价值悖论，形成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传统。西方近代以来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所倡导的辩证法哲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解决这一价值矛盾问题。而由尼采、叔本华等诸多哲学家所掀起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同样也是试图为了给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把脉、纠偏。
二、关注心灵
古希腊哲学对身心问题的关注是其哲学的又一大特色。对灵魂不朽的信念以及思维特点的探究形成了古希腊人特有的对人的本质和价值问题的认识。古希腊人在思考和回答世界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和变化的问题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人的尺度这一新原则，这就是“奴斯”精神。“奴斯”一词后来演变为英文的“心灵”，因此也可直接翻译为心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奴斯”的含义是指内在的生存法则，是事物能动性的本原。在早期希腊哲学家解释世界为什么会是多种多样、变化发展的原因时，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机械论立场，即用外力相互作用来说明。但这种解释说明不了生命运动现象。人的走动与汽车发动显然不是一个原理，汽车发动离不开人的指令，而人的走动显然是自主的。人们直到今天对灵魂、精神与肉体关系问题还是感到诸多困惑，许多未知之迷还有待解开。但古希腊哲学通过对心灵统摄地位的强调，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地位和作用，高扬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这里的“复兴”和后来的所谓“启蒙”，说白了就是要人们发扬古希腊人的哲学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古希腊人对人的心灵问题的关注，注入的不是更多的规范伦理学的成分，而是思辨哲学的内容，他们对欲望、意志、勇敢、冲动等人的特质进行一种发生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指出了其存在的自然合理性和价值性，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才进行道德问题的思考，而不是一上来就给出道德肯定性或否定性评判。比如关于什么是勇敢，苏格拉底就曾指出如果缺乏理性指导的勇敢行为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鲁莽行为，同样，偷盗、诚实等等都有一个辩证性的问题，不得已的善意的“欺骗”不代表是一种“恶”行，善并不等同于一种外在的各种简单规范的总和，而是需要用心去思考并上升到理性的概念认识才能把握的。这种对个体思辨作用的强调，对心灵地位的尊重，对人的能动性的价值张扬，形成了个人主义的哲学文化传统，隐含了对人的欲望的价值学分析和部分道德肯定，尤其是古希腊的原子论自然哲学和快乐主义伦理学为后来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自然科学的复兴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三、热衷政治
古希腊哲学的另一特色就是理想主义色彩。古希腊哲学追求对世界永恒不变的秩序和事物本质的把握，目的是为了寻求并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因此，哲学家天然地就应该关心政治、研究政治，是一个言行一致的理论实践家，即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家若言行不一致，是一件不可思议、极其荒唐的事情，绝对够不上哲学家的称号，即使是普通人，也应该言行一致。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和满腔热情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热衷政治是古代欧洲哲学中所包含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念。在古希腊哲人看来，政治学是最需要智慧的学问，也是哲学的最终归宿。政治是宏观伦理学，是关于国家、城邦大的宏观问题行为规范的科学，而道德是微观伦理学，是关于微观个体人行为规范的科学。政治伦理都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政治学和伦理学又被称为实践科学，属于哲学的高级形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马克思强调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了。
古希腊人对政治学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尝试，已经触及到了对各种政体的利弊问题分析，为后人建构、反思、批判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柏拉图尽管被认为是一个专制主义政治哲学的肇始者，但他关于政治家应该是哲学家的主张和其中所蕴含的精英主义的治国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结构思想、“四德说”等等，也说出了部分真理，体现了一种系统思维和“务实”的政治伦理态度。如他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为蓝本构建起来的，不管这一理论遭到后人怎样的批判，但他之所以推崇这样一个乌托邦社会，与他从国家系统整体的利益高度“务实”地考虑问题不无关系。在柏拉图看来，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最没有效率、对国家危害最大的政体，他把伯罗奔尼撒的雅典的战败归咎于城邦的民主制。柏拉图对民主制度的痛恨还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悲剧（被一帮政客利用民主政治制度的缺陷判处其死刑）有关。有趣的是，古希腊的这种民主政治尝试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同样成为近代思想家推崇的模式。经过重新构建和不断完善，今天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大不相同。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分析，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早产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
四、崇尚思辨
崇尚思辨是古代欧洲哲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体现了古代欧洲人的一个重要文化价值观念。这一观念与以上所说的几点是内在关联的。按照赵敦华先生的分析，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有五大特点：静观、辩证、演绎、理智和实践。古希腊哲学本质上都是一种思辨哲学，交织着唯物论与唯心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矛盾冲突，涉及了对思维与存在、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质料与形式、变与不变等等重要哲学问题的思辨性考察，为人类各类认识问题的展开和各领域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形成了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崇尚理论思维和知识积累的文化传统——知识论传统。中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思辨精神也是得到发扬光大的，但后来并没有得到一种价值观意义上的广泛认同和珍视，而是更强调一种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精神和态度。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古代欧洲人对待思辨精神的价值态度。当年欧几里德的一个学生提出“学习几何有什么用处”的问题，欧几里德就说：“给他点钱，让他滚！”并毫不客气地把他赶出了学院大门。而这在中国应该是老师必须好好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赶人家走更是不符合师德规范！古代欧洲人这种热衷思维思辨胜于追求功利名望的精神是上流社会尤其是文化精英阶层的一个普遍品质，不具备这个品质老师当然认为此生不可教也。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提出的“四德说”中把上流阶层统治者的基本道德品质要求定位在“智慧”上，即统治者要以智慧治理国家，他在辅佐叙拉古国王时曾要求国王学习几何学，目的就是为了训练统治者的思维能力。
思辨的精神其实也可以含括在理性这一大范畴之中，但在古希腊时代，还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两者所强调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因而是可以作一种价值并列意义上的理解的。赵敦华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这种思辨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热衷于沉思、辨析、推演的思维品质，强调独立思考、大胆怀疑、思想自由的可贵，而这正是演变为后来的西方价值观诸多核心理念的一个关键因素。
五、古代欧洲核心价值观的成因与发展
以上四点也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大传统，即古代欧洲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价值传统。这种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交织的核心价值思想的形成，与古希腊早期宗教文化对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宗教式智慧思考有关，也与古希腊地理环境的特点有关。我们首先来谈前一个关联。
早期希腊神话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紧紧围绕思考人在世界万物中的地位问题而展开宗教式回答。人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显然是渺小而脆弱的，即使在与各种动物的对比中，人的本能生存能力也是比较弱的，人不会飞、跑得也不快、水中生存能力几乎没有，赤条条的身体远不如许多动物那样可以抵御寒冷、防止伤害，更没有尖利的爪子可以捕食动物，出生以后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有独立生存能力，按理人应该是第一个被自然法则无情淘汰的物种，但古代人知道人不仅没有被淘汰，而且明显已成为了万物的主宰，其中的奥妙何在？古希腊宗教神话给出了一种答案，那就是普罗米修斯盗火帮助人类有了智慧，传说上帝派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兄弟俩负责造万物（主要是指各种动物），由于爱比米修斯的疏忽，把各种生存本领配发完之后，到造人的时候才发现无本领可给人了，普罗米修斯为了帮助弟弟弥补过失，于是冒险盗火给人类（根据柏拉图记载，说是到工匠之神那里盗技艺给人），人因此分有了神应当才会有的智慧，人可以通过制造工具、利用外力而战胜一切物种。也就是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智慧，人本质上是一个理性动物或技术动物。“火”实际上是技术的象征，因为一切重大生存技术（如冶金、治陶、烹饪等等）都与人学会使用火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今天的人离不开能源一样。宗教神话的隐喻往往包含了深刻的哲理，早期希腊宗教神话之所以还对为人做“好事”的普罗米修斯给出了悲剧性结局安排，是因为宗教思想家们大约隐约地感觉到了人的这种理性智慧也就是技术创造能力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威胁到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秩序，普罗米修斯犯下的可不是一般的小错，而是破坏世界秩序的大罪，这与后来的《圣经》中描述夏娃偷吃禁果并被称为“原罪”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道理。人类今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实正是当年宗教智慧所忧虑过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丢掉了宗教智慧的警告所引发的一个结果。我们前面说过，古希腊自然哲学是脱胎于宗教神话的，同时又是与它相决裂的一个结果。因此，当古希腊哲学发展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繁荣时期，古希腊人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已经基本上认同了“人是一种四足理性动物”的结论，对理性智慧的这种哲学乐观主义的价值张扬，对人的思辨能力毫无约束的放任发展，其结果必须导致对自然（上帝）的敬畏之心的完全丧失，其实已经为后来的技术理性社会的来临奠定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
从地理环境等客观物质原因来看，古希腊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资源匮乏决定了他们所面临的更多的是一个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如何向自然索取、向海外索取往往成为他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他们的早期哲学为什么会是自然哲学的特征显然与此有很大关系。古希腊人经常不得不生活在孤独的海上、从事海外贸易，贸易文化需要人们发展技术、善于心计、精于计算，突出个体价值，因此形成了个体本位、智慧至上而不是家族本位、德性至上的价值文化，这一点显然与古代中国不同。中国古代人大都生活在平原地带，生活资源相对富足，尽管有自然灾难，但更多的是人祸带来的灾难，连连不断的战乱使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由此形成了“修齐治平”的政治伦理文化传统，而不是那种西方自然哲学意义上的高扬理性和个体主体地位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看来，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是一个德性动物。人的集体力量和和谐团结是人成为万物主宰的秘诀。中国人不是不明白技术力量和个体创造力的作用，而是与希腊早期宗教智慧一样，看到了“人为”的危害。因此，中国古代哲学不是把注意力放到如何与天斗上，而是强调天人合一、人际协调和身心和谐。中国古代文化并没有压抑人的创造性和合理欲望，但更强调对社会、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倡导人际间的仁爱而不是个体自由。因此，理性在德性之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弘扬而不是扼杀。这与西方人要么高扬理性（古希腊时期和近代以来）、要么扼杀理性（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时期）的两极对抗的形而上学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
总之，古代欧洲哲学核心价值思想的形成与其他民族一样，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和自然社会原因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全面准确地看待其价值主张的丰富思想内涵、历史及现实意义并认识到其时代局限性。
近代以来，在欧洲先后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也先后爆发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运动彻底涤荡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和中国落后的封建法统秩序，实现了从“神性”到“人性”、从“皇权”到“人权”、从“专制”到“民主”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播撒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体现近代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主张，反映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进步趋势和世俗社会制度设计的基本价值维度。本篇主要介绍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法国大革命中的思想启蒙运动、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