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lly, scholars approve that Chinese Bronze Age cultures raised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ronze Age cul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is a result from the transimission of exotic bronze technology. However, along with the discovery of numerous exquisite bronze artifacts in the Yangtze River, the conven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onze Age cul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hould be reconsidered. Therefore, after sorting some neglected archaeological data from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 find that the north shore area of Han River was located in a key position in the early Bronze Culture.
Centered in the north shore of Han River, Shijiahe culture and Panlongcheng culture are aboriginal Bronze Age cultur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In the past perspective of these two cultures, there is none inherita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center of Panlongcheng culture is also another disput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pottery morphology, pottery decoration, house construction, funeral customs and bronze casting technolog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Shjiahe culture and Panlongcheng culture does exist. Obviously, in 2800BC to 1300BC, the tradition of aboriginal bronze culture is not like so called discontinuous but sustained development and cumulative evolution.
In addition, I confirm that the Panlongcheng Site is the center of Panlongcheng culture, as there are numerous typical artifacts and era’s best, including the largest city wall, the largest noble tomb, the largest dragon kiln, the largest metallurgy remain, the largest bronze round tripod, the longest Jade Ge and the largest number of unearthed bronze artifacts. Their prosperity is evident.
There is an assumption that Shijiahe culture was prematurely declined due to natural disasters and Panlongcheng culture is created by foreign invaders. But it’s a fallacy that such an absurd assumption can’t explain why the extinct Shijiahe culture was inherited by Panlongcheng culture and why huge amounts of aboriginal elements but not exotic one occupied Panlongcheng culture. Dictated by such an outdated assump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eriod history is often contradictory and ambiguous. Actually, this paper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ijiahe culture and Panlongcheng culture. On one hand, a lost part and misunderstanding gap of history has been fille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reproduce the glorious history that ancestor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even though suffering, still follow their tradition and create another golden age.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時空範圍 3
三、研究回顧 4
四、研究目標 43
五、研究方法 44
六、論文結構 45
第二章　漢北文化及社會演化的自然背景 47
一、地貌 47
二、氣溫 50
三、洪水 53
四、雲夢澤 57
五、總結 58
第三章　石家河文化至盤龍城文化的演化脈絡 61
一、石家河文化沒落問題 61
一、陶器 64
二、墓葬形式 78
三、建築技術 99
四、青銅器技術 115
五、總結 126
第四章 盤龍城文化的新興 133
一、盤龍城文化年代整理 133
二、盤龍城文化新事物之起源 175
三、總結 196
第五章 結論 198
一、由石家河文化至盤龍城文化的歷史發展 198
二、盤龍城文化在歷史上產生的影響 201
三、餘論 203



參考書目
一、考古報告（按照筆劃順序）
1.考古報告
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西安半坡（考古學專刊）》，丁種第14號，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9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嶺》，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9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偃師二里頭》，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5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4月。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 駐馬店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編著，《駐馬店楊莊──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遺存與環境資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年3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崗》，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8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代銅器窖藏》，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2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鄭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
荊州博物館編著，《荊州荊南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6月。
國家文物局三峽考古隊，《朝天嘴與中堡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7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8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
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石家河考古隊、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編著，《鄧家灣──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6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館、湖北省陽新縣博物館，《陽新大路鋪》，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11月。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著，《肖家屋脊：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6月。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編，《棗林崗與堆金台－荊江大堤荊州馬山段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6月。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等編著，《譚家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12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頭山與八十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8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中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澧縣城頭山－－中日合作澧陽平原環境考古與有關綜合研究（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
2.考古簡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1984年春偃師尸鄉溝商城宮殿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5年4期，頁322－335、386－38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98年～1999年安陽洹北商城花園莊東地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15輯，頁296－35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洹北花園莊遺址1997年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10期，頁23－35、99－104。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等，〈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3年，頁213―294、406－407、417－418。
四川省博物館，〈巫山大溪遺址第三次發掘〉，《考古學報》，1981年4期，頁461－490。
孝感市文管所，〈孝感市大臺子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90年第2期，頁13―18。
孝感市博物館，〈湖北孝感市徐家墳遺址試掘〉，《考古》，2001年第3期，頁6―12。
孝感地區博物館、大悟縣博物館，〈大悟縣土城古遺址探掘簡報〉，《江漢考古》，1986年第2期，頁1―9、10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白家莊遺址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4期，頁3－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小雙橋遺址的調查與試掘〉，《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42－271。
宜昌博物館，〈秭歸下尾子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4年第1期，頁69―77。
宜昌博物館，〈湖北宜昌市中堡島遺址西區1993年發掘簡報〉，《考古》，1996年第9期，頁23―29、61。
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襄樊市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廟檯子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1993年第2期，頁1―10、97―98。
武漢市黃陂區文管所、武漢市文物考古所、武漢市盤龍城遺址博物館（籌），〈商代盤龍城遺址楊家灣十三號墓清理簡報〉，《江漢考古》，2005年第1期，頁19－23、54。
武漢市博物館等，〈1997－1998年盤龍城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8年第3期，頁34－48。
岳陽市雲溪區文物管理所，〈湖南岳陽市銅鼓山遺址出土商代青銅器〉，《考古》，2006年第7期，頁90―91。
屈家嶺考古發掘隊，〈屈家嶺遺址第三次發掘〉，《考古學報》，1992年第1期，頁63－95。
香爐山考古隊，〈湖北武漢市陽邏香爐山遺址考古發掘紀要〉，《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頁1―7、127。
荊州地區博物館、鐘祥縣博物館，〈鐘祥六合遺址〉，《江漢考古》，1987年第2期，頁1―31、101―102、106―107。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市陰湘城遺址1995年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1期，頁17―28、71、97―99。
荊州博物館、福岡教育委員會，〈湖北荊州市陰湘城遺址東城牆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5期，頁1―10、2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頁191－22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石市博物館，〈湖北大冶蟹子地遺址2009年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10年4月，頁18-62、153-155。
湖北省黃崗地區博物館，〈湖北黃崗螺螄山遺址墓葬〉，《考古學報》，1987年第3期，頁339－349。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隊，〈湖北清江香爐石遺址的發掘〉，《文物》，1995年9期，頁4―28。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懷化地區文物工作隊，〈懷化高坎壠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2年第3期，頁301－32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臨澧縣胡家屋場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3年第2期，頁171-206、281-284。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安鄉縣湯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2年第4期，頁341－354、451－452。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石門縣皂市下層新石器遺存〉，《考古》，1986年第1期，頁1―11。

3.其他
《武漢大學考古系2002～2003年田野考古主要收穫》，國家文物局2002－－－2003全國田野考古工作匯報材料。

二、研究著作（依照筆劃順序）
1.研究專書
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中國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年11月。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3月。
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
沈玉昌，《長江上游河谷地貌》，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1月。
孟華平，《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結構》，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8月。
郭立新，《長江中游地區初期社會複雜化研究（4300B.C.~2000B.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7月。
郭靜云，《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
郭靜云，《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待出版）。
張緒球，《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概論》，武漢：湖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
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北京：文化出版社，2004年12月。
劉俊男，《長江中游地區文明進程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3月。
2.學位論文
王滙文，《南方原始瓷研究》，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
豆海鋒，《長江中游地區商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5月。
吳立，《江漢平原中全新世古洪水事件環境考古研究》，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2013年5月。
范子嵐，《盤龍城：從出土青銅器論二里崗期至殷墟一期長江流域青銅文化之發展與演變》，臺南藝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劉麗霞，《澧縣城頭山遺址聚落考古研究》，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3.期刊文章
王宏，〈論長江中游地區夏商周時期的文化與文化變遷〉，《考古學研究（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78―294。
王勁，〈江漢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綜述〉，《江漢考古》，1980年第1期，頁7―16。
王紅星，〈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分佈規律、文化中心的轉移與環境變遷的關係〉，《江漢考古》，1998年第1期，頁53―61、76。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實驗中心，〈放射性碳素年代測定報告（二六）〉，《考古》，2000年第8期，頁70－74。
毛欣、李長安、張玉芬、陳旭、劉輝，〈湖北天門譚家嶺遺址全新世中晚期氣候變化及其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地球科學－－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14年10月，第39卷第10期，頁1445－1553。
仇士華、蔡蓮珍，〈碳14測定年代與考古研究〉，《考古》，1982年第3期，頁316－320。
石璋如，〈河南安陽後崗的殷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頁21－28。
田海峰，〈試談商周青銅冶煉和原始青瓷起源的關係〉，《景德鎮陶瓷》，1984年，總第26期，頁82－86。
史辰羲、莫多聞、毛龍江、劉輝，〈京山屈家嶺地區全新世中晚期環境變化及其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地學前緣》，2009年6期，頁120―128。
江鴻，〈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頁42―46。
[日]安田喜憲，〈長江文明的環境考古學〉，《澧縣城頭山－－中日合作澧陽平原環境考古與有關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頁3－18。
朱乃誠，〈屈家嶺下層遺存的文化性質和屈家嶺文化的來源〉，《考古》，1993年第8期，頁734―740。
朱育新、王蘇民、吳瑞金，〈全新世江漢平原地區長江南移年代的沉積學依據〉，《科學通報》，1997年第18期，頁1972－1975。
杜金鵬，〈盤龍城商代宮殿基址討論〉，《考古學報》，2005年第2期，頁161－182。
杜耘、殷鴻福，〈洞庭湖歷史時期環境研究〉，《中國地質大學學報（地球科學）》，2003年第2期，頁214－218。
李文傑，〈大溪文化紅燒土房屋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6期，頁6－14。
李英華，〈漢水中游地區史前腰坑與甕棺〉，《江漢考古》，2010年第1期，頁55－64。
李龍章，〈江漢新石器時代文化系統族屬考〉，《江漢考古》，1988年第2期，頁115―123、43。
李麗娜，〈試析湖北盤龍城遺址第一至三期文化遺存的年代和性質〉，《江漢考古》，2008年第1期，頁74－81。
吳小紅、原思訓、高世君、劉克新，〈盤龍城商代遺址加速器質譜碳十四測試報告〉，《盤龍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8月，頁574－575。
呂琪昌，〈卞家山出土漆觚的啟示〉，《華夏考古》，2013年第3期，頁69－73、104。
何介鈞，〈長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論〉，《湖南考古輯刊》，第1集，1982年1月，頁47―67。
何介鈞，〈湖南考古的世紀回眸〉，《考古》，2001年第4期，頁3―12。
何介鈞，〈長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論〉，《湖南先秦考古學研究》，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12月，頁85―111。
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結構研究〉，《考古學研究（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111―120。
林邦存，〈關於屈家嶺文化區、系、類型問題的初步分析〉，《江漢考古》，1997年第1期，頁36―48。
孟原召，〈屈家嶺文化的北漸〉，《華夏考古》，2011年第3期，頁51－63。
孟華平，〈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初探〉，《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12月，頁74―80。
周世榮，〈湖南古代文化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頁195―203。
周厚強，〈對孝感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幾點認識〉，《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一）》，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輯部，1987年，頁42―51。
拓古，〈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江漢地區〉，《江漢考古》，2002年第1期，頁86―87
年第2期，頁168－190。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A輯》，1973
邱詩螢，〈長江中游史前毀器葬〉，《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頁17－21
邱詩螢，〈淺論盤龍城灰燼溝遺跡〉，筆者曾經於2014年12月6日「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上發表。
洪業湯、姜洪波、陶發祥、洪冰、曾毅強、李漢鼎、冷雪夭，〈近5Ka溫度的金川泥炭δ18O記錄〉，《中國科學(D輯)》，1997年，第27卷第6期，頁525－530。
施雅風、孔昭宸、王蘇民等，〈中國全新世大暖期的氣候波動與重要事件〉，《中國科學(B輯)》，1992年(12)，頁1300－1308。
范梓浩，〈我為什麼相信「夏」源於江漢之說？〉，《中國讀書報》，2014年4月2日。
南普恒、秦潁、李桃元、董雅巍，〈湖北盤龍城出土部分商代青銅器鑄造地的分析〉，《文物》，2008年第8期，頁77－82。
段天璟，〈二里頭文化時期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結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6期，頁6－16。
俞偉超，〈關於楚文化發展的新探索〉，《江漢考古》，1980年第1期，頁17―30。
高至喜，〈「商文化不過長江」辯－－從考古發現看湖南的商代文化〉，《求索》，1981年第2期，頁107―112。
容達賢，〈環珠江口地區史前「火燒木骨泥牆」遺跡辨析〉，《考古》，2007年，第三期，頁82－89。
袁純富、範志謙，〈試論江漢地區原始文化的地理諸問題〉，《考古》，1987年第9期，頁803―808。
郜向平，〈商墓中的毀器習俗與明器化現象〉，《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1期，頁42－49。
徐少華，〈從盤龍城遺址看商文化在長江中游地區的發展〉，《江漢考古》，2003年第1期，頁40－44
徐勁松、李桃元、胡莎可，〈從模擬試驗看商周時期大口陶缸的性質與用途〉，《考古》，2005年第7期，頁76－82。
徐祖祥，〈長江中游氏族部落文化的考古學考察〉，《四川文物》，1999年第1期，頁13―18。
徐馨，〈兩萬年來長江中下游自然環境變遷及其發展趨向探討〉，《火山地質與礦產》，1992年第13卷第1號，頁1―11。
郭立新，〈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自然環境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年6月，第19卷第2輯，頁6－17、160。
郭立新，〈論漢江東部地區史前時期的手工業專門化生產〉，《東南文化》，2003年第9期，頁22－28。
郭偉民，〈南嶺中心帶史前文化現象考察〉，《考古與文物》，2008年第5期，頁13－17、84。
郭靜云，〈自然地理的「中原」與政治化的「中原」概念〉，《中國文物報》2014年08月12日。
郭靜云，〈由禮器紋飾、神話記載及文字論夏商雙嘴龍神信仰〉，《漢學研究》，第二十五卷，2007年2期，頁1—40
郭靜云，〈商文明夔龍饕餮神紋來源之謎〉，《藝術史研究》第15輯，2013年，頁29－76。
郭靜云，〈學術由問題始，“學科”不過是方法〉，《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30日，第543期，評論版。
郭靜云、郭立新，〈論稻作萌生與成熟的時空問題〉，《中國農史》，2014年5期，頁3—13；第6期，頁3—13。
莊春波，〈楚史三說－－楚族西遷年代考〉，《江漢考古》，1986年S1期，頁76―83。
問鼎、拓古，〈湖北新石器－商周時期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江漢考古》，1995年第4期，頁87―88。
張昌平，〈五十年來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中國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頁277―294。
張修桂，〈雲夢澤的演變與下荊江河曲的形成〉，《復旦學報增刊（社科）》，1980年，頁40－49。
張雪蓮、仇士華、蔡蓮珍、薄官成、王金霞、鐘建，〈新砦──二里頭──二里崗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與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頁74－89、2。
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古城的發現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7期，頁629―634。
張緒球，〈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江漢考古》，1992年第1期，頁56―60。
張緒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佈和類型〉，《考古學報》，1991年第4期，頁389－415。
盛偉，〈盤龍城遺址廢棄的年代下限及相關問題〉，《江漢考古》，2011年3月，頁65－72。
陳春君、劉俊男，〈從地下遺存看長江中下游地區早期燒磚的演進〉，《中原文物》，2014年第2期，頁49－56。
陳振裕，〈湖北考古的世紀回顧與展望〉，《考古》，2000年第8期，頁1―12、97。
陳賢一，〈盤龍城遺址的分期及城址的性質〉，《考古學研究（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60―277。
陳賢一，〈盤龍城的考古發掘及其文化概貌〉，《奮發荊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論文集》，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頁127―134。
陳樹祥，〈大冶銅綠山古銅礦始采年代及相關問題研究〉，《湖北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頁1－11。
馮少龍，〈湖北省商代考古發現與研究概述〉，《奮發荊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論文集》，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9月，頁122―126。
黃衛東，〈史前碎物葬〉，《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頁24－29。
楊華，〈長江三峽地區古代腰坑葬俗的考古研究〉，《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月，第27卷，第一期，頁38－46。
楊華，〈論黃河流域先秦時期腰坑墓葬俗文化－－兼說與長江流域同類墓葬俗的關係〉，《華夏考古》，2008年第1期，頁60－73。
楊鐘健、劉東生，〈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考古學報》，1949年第4期，頁145－153。
楊權喜，〈石家河古城探討〉，《中華文化論壇》，1995年4期，頁56―60。
楊權喜，〈試論中國文明起源與江漢文明〉，《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頁90－95。
楊權喜，〈湖北商文化與商朝南土〉，《奮發荊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論文集》，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9月，頁115―121
熊卜發，〈鄂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試探〉，《考古》，1994年第2期，頁140―145、174。
趙芝奎、徐殿魁，〈偃師尸鄉溝商城的發現與研究〉，《中國古都研究（第三輯）——中國古都學會第三屆年會論文集》，1985年，頁191－198。
鄭明佳，〈江漢平原古地理與「雲夢澤」的變遷史〉，《湖北地質》，1988年第2期，頁6－11。
蔡述明、官子和，〈跨江南北的古雲夢澤說是不能成立的－－古雲夢澤問題討論之二〉，《海洋與湖沼》，1982年第2期，頁129－142。
劉一曼，〈殷墟新出土牛尊小議－－兼論衡陽出土的犧尊〉，《考古》，2009年第4期，頁52－57。
劉俊男，〈石家河文化的北漸及其對豫中西的影響〉，《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頁23－39。
劉彬徽，〈長江中游地區文明起源問題的思考〉，《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頁75－77。
劉森淼，〈盤龍城外緣帶狀夯土遺跡的初步認識〉，《武漢城市之根──商代盤龍城與武漢城市發展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年，頁190－198。
劉璋勇、雷慰慈、陳阜，〈江漢平原澇漬生態環境的演替及其驅動力分析〉，《科學進步與對策》，2004年8月號，頁158－160。
劉德銀，〈論石家河文化早期與屈家嶺文化晚期的關係〉，《江漢考古》，1990年第3期，頁45―50。
謝遠雲、李長安、王秋良、殷鴻福，〈江漢平原9.0kaB.P.以來的氣候演化：來自江陵剖面沉積物記錄〉，《地理科學》，2006年4月，第26卷第2期，頁2199－2204。
譚其驤，〈雲夢與雲夢澤〉，《復旦學報增刊（歷史地理）》，1980年S1期，頁1－11。
羅宏傑、李家治，〈試論原始瓷器的定義〉，《考古》，1998年第7期，頁69－72。
蘇秉琦，〈從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頁3―8。
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03期，頁38—50。
顧延生、劉金華、魏航空、許志斌，〈武漢地區部分先秦遺址土壤標本中植矽石組合及其意義〉，《江漢考古》，2000年第3期，頁77―81。
龔長根，〈銅綠山古銅礦最早是誰開采的〉，《青銅文化與礦冶文化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頁35―37。
4.其他
郭立新、郭靜云，〈從碳十四資料看盤龍城的年代及其與二里頭、鄭、偃三城的關係〉PPT，於2014年12月7日「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