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語言學大家的Chomsky，始終對AI抱持著負面態度，卻在不經意間影響了AI的早期發展：一是他的語法理論，間接促成了當時在IBM做研究的John Backus（1924─2007）開發出第一套高階程式語言FORTRAN。McCarthy便是在FORTRAN的基礎上，於隔年開發出LISP；二則是他曾經（不情願地）參與的「機器翻譯」計劃。該計劃的失敗（並非Chomsky從中作梗）是造成第一次AI寒冬的眾多原因之一。年已九旬的他，從不吝於表達自己在政治上的看法，大力抨擊美國的對外政策。

撰文／周雲｜編輯／高敬堂
審訂／ 何萬順（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蔡宗翰（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猶太文化的薰陶

1928年12月7日，Avram Noam Chomsky出生於美國賓州費城的猶太家庭中。雙親都是猶太移民，他的父親在1913年時從俄國來到美國，所以「Chomsky」其實是個俄語姓氏，更貼近原文發音的翻譯應該是「杭士基」 [i] 。他在家中排行老大，還有一個小他五歲的弟弟。兩兄弟的關係親近，但在熟悉他們家族的友人眼中，弟弟平易近人的性格比較像爸爸，而哥哥總是給人一種距離感，這點則與媽媽相似。

父親是研究希伯來語的學者，在費城當地一間猶太教堂（Congregation Mikveh Israel）附設的學校裡教書，曾經編寫過好幾本與希伯來語文法相關的書籍。透過父親，即使從未受過任何學院派訓練的Chomsky，在耳濡目染之下仍對語言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ii] 。相對於父親，母親雖然也在同一間學校教授希伯來語，但對他的影響則主要在政治方面，引導了Chomsky對許多社會議題的關注。

不過，雖然成長環境瀰漫著濃厚的猶太文化氣息，宗教是否在自己的童年佔有任何特殊地位？Chomsky卻說：「我有讀過一些《塔木德》（ Talmud ，或稱《猶太法典》），算是有趣的。但坦白說我從來沒有很認真看待它；至少意識層面如此。意識之下發生了什麼，我當然不可能知道。」

●憤世嫉俗的好學生

Chomsky的教育啟蒙特別地早：才兩歲的時候，就被送到當地一間非寄宿學校（Oak Lane Country Day School），一直待到12歲畢業才離開。這間學校主張杜威式的教育理念，強調教育要提供自我實現的機會，鼓勵學生自主探索、發展自己的興趣，把自己當成「那位成功的學生」。在這裡，Chomsky不曾感到其他同年學童常遭遇的成績排名壓力。「這跟我從自己的孩子身上所觀察到的差很多，他們甚至在二年級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誰『聰明』、誰『笨』，誰又是『前段班』、誰又是『後段班』。 [iii]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一直到畢業後，Chomsky轉到費城的一所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就讀，此時才驚覺原來自己是個「好學生」，因為「成績」很好。對於教育體系竟然會將重點擺在這種形式的成功，Chomsky感到很震驚。

即使如此，Chomsky的中學生活仍十分活躍，參加不只一個社團，也深受同學喜歡。一度他也熱衷於校內的美式足球運動，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反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幫我們學校的隊伍加油？我根本不認識那些人，他們也不認識我，他們和其他學校的傢伙有什麼分別？我管他們輸贏幹嘛？他認為這類運動比賽帶出了人性中最糟的部分，就像在看羅馬格鬥士競技，也強化了人們盲目、愚蠢的忠誠。在他看來，這些都是日後釀成諸如極端愛國主義的禍根。

1945年，Chomsky進入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就讀。他繼續住在家裡，週日時會去父親的學校兼職，教授希伯來語以賺取學費。然而大學念沒多久，便發現賓大走的也是中學那套成績至上的老路，開始考慮乾脆不念了，準備去巴勒斯坦的某個基布茲（kibbutz）看看 [iv] 。然而1947年發生的兩件事打消了他的念頭：第一是當時19歲的Chomsky開始與自己未來的妻子Carol Schatz交往，他們倆從小就認識了；第二則是碰到了Zellig Harris，該校的語言學教授。Harris在賓大創立了全美第一間語言學研究所，可說是美國的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之父，並以結構語言學方面的著作著稱。

不過Chomsky是先被Harris的政治理念──而非語言學──所吸引。Harris對各種政治議題的了解與個人魅力，都深深吸引了Chomsky。Harris建議Chomsky可以去數學、哲學，甚至自己的語言學課堂上聽聽，Chomsky都積極回應──「我想Harris心裡面是有想影響我回到大學裡念書的，雖然我不記得有特別跟他談過這件事。」Harris鼓勵學生天馬行空、不加限制地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常可見他與學生在教室、在校園附近的一間餐廳（Horn and Hardart）或自己的公寓中熱烈討論，這是段「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而言相當振奮、個人而言也非常有意義的經驗」。

1949年，Chomsky拿到了學士學位。同年，與同樣是學生的Carol結婚。他所撰寫的學士論文《現代希伯來語的構詞音位學》（ Morphophonemics of Modern Hebrew ）與當時主流的結構語言學背道而馳，所以Harris從來沒看過──雖然一開始Chomsky也曾經嘗試依循老師Harris的分析方法，但得到的結果Chomsky並不滿意，於是轉而以自己有興趣的方式進行。因此對學術研究越發感到有趣的Chomsky決定繼續留在賓大念研究所。1949年秋天開學，然後很快地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是由自己的學士論文修改而來的，1951年便取得碩士學位。即使在學術上就此與Harris分道揚鑣，但兩人「仍然是好朋友，不過限於政治方面」。

1955年，已經四年沒有在賓大註冊的Chomsky為了兵役緩徵，詢問Harris是否介意自己重新註冊修讀博士。結果Chomsky只送了當時自己手邊文稿的其中一章過去 [v] ，賓大來信詢問了一些問題，待Chomsky回覆後，便這樣拿到了博士學位。同年，Chomsky的友人──同時也是位知名語言學家──Roman Jakobson安排他到麻省理工學院（MIT），最終獲聘為助理教授，負責電子學研究實驗室（Research Laboratory of Electronics）中受美國國防部資助的一項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計畫。

●機器翻譯？

Chomsky一直──甚至在後來的多次訪談中──強調自己對機器翻譯不感興趣，甚至在當初面試時，當著實驗室主任Jerry Wiesner的面，批評這項計畫不僅「毫無學術價值，也毫無意義」。然而，事實上，他的研究成果卻在「機器翻譯」這個領域掀起了不小的漣漪。

1957年，Chomsky出版了《句法結構》（ Syntactic Structures ）。這本奠定了生成語言學（Generative linguistics）理論基礎的書 [vi] ，原是他為MIT大學部學生上課時所使用的講義。雖然Chomsky本人不斷強調這本書與機器翻譯無關，但仍不斷有人穿鑿附會，「言之鑿鑿地說生成語法是出於對電腦、機器翻譯及其相關問題的興趣，這讓我很驚訝……這完全是錯的」，其中不乏那些與他在計畫中共事的同事們，例如Chomsky大學時就認識的Yehoshua Bar-Hillel。Bar-Hillel是史上第一個被聘來全職從事機器翻譯的科學家，也是少數讀過Chomsky學士論文，甚至提出修改意見的人。他認為Chomsky提供了新的語法研究方向，或許能從不同的角度推進翻譯的機器自動化。

Bar-Hillel口中所說的新語法理論，多年來雖然經過多次修改，但Chomsky初期的兩個重點──「詞組結構規則」（phrase structure rule）與「轉換規則」（transformational rule）──卻沒有太大的變動。也就是說，我們能依詞或詞組的詞類與功能將一個語句拆解，顯露出該語句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一旦掌握了一個語句的深層結構，便可以套用不同的轉換規則，將原本的句子以不同的「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表達（類似換句話說或照樣造句），甚至在不同語言間轉換。例如「蜀犬吠日」便是由一個名詞片語（noun phrase，由形容詞「蜀地的」與名詞「犬」所構成）與一個動詞片語（verb phrase，由動詞「吠」與名詞「日」所構成）所組成；若要將其轉譯為另一種語言，除了需要知道每一個詞在目標語言中對應的詞外，還須依循該語言的轉換規則，將同一個深層結構轉換為不同的表層結構。這些操作對於電腦而言應是十分容易執行的運算，令當初參與計畫的成員為之一振，但這份喜悅卻沒有維持太久。

正如「蜀犬吠日」其實是句成語，比喻一個人少見多怪；若電腦無法「領會到」這一層的文化內涵而按字面上翻譯，所翻譯出的句子不僅顯得突兀、不知所云，也曲解了說話者的原意。連Bar-Hillel最終都轉向，承認：電腦缺乏正確解讀一個句子應該具備的先備知識，所以「只要我們無法讓電腦有著類似於新生兒的初始狀態──物理或至少功能上──就別去想教它構建什麼語法了吧」！1961年的一本暢銷書《電腦與常識》（ Computers and Common Sense ），更譏諷不如將機器翻譯的研究經費拿來研究宗教神話或預言，反正都是浪費納稅人的錢。

然而，縱使Chomsky的生成語法最終沒有如Bar-Hillel所期待，教會機器理解人類語言，卻意外催生出一套人類與機器能彼此互通的語言。電腦能直接讀懂的「機器語言」（machine language）在人類看來只是一長串0與1組成的字串，並不利於人類閱讀，更別提編程與偵錯了；即便是稍後發展出的「組合語言」（assembly language），也有著類似的問題。直到1957年，當時在IBM工作的美國電腦科學家John Backus受Chomsky的語法理論啟發，發展出世界第一套高階程式語言──Fortran， 人類終於能透過編譯器（complier）與組譯器（assembler）的轉譯，有效地與電腦溝通 。

●別停在黑盒子表面

相較之下，從一開始就對機器翻譯興致缺缺的Chomsky似乎更熱衷於找到母語使用者心中的那套語法。他想釐清心智的黑盒子到底是以什麼樣的步驟，讓人能夠正確理解、講出所有該語言使用者都認為是順（符合語法）的句子。1957年──與《句法結構》同年──出版的《語言行為》（ Verbal Behavior ）一書中，本身即為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的作者B. F. Skinner主張人類的語言能力是藉由模仿、重複正確的句子，然後因為獎賞強化而獲得 [vii] 。Chomsky深感不以為然，而後在1959年發表了歷史性的書評，點出：兒童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可能聽到該語言所有的句子（因為理論上有無限個），所接受的有時也有錯誤或不完整，孩童在學習過程中也會經歷一段偶爾說話不合語法的階段；然而一旦成功習得該語言，卻又能自己另外造句，或說出當初根本不可能被獎勵的「全新」句子（例如「媽媽我討厭你」）。Chomsky的這番批評揭露了行為主義的不足，一般認為是導致其沒落的主因，更引發1950年代心理學界的「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心理學家開始紛紛轉向認知學派。

而Chomsky自己的看法呢？他舉了一個例子：

Instinctively, eagles that fly swim.
本能上，會飛的老鷹會游泳。

這句合乎英語語法的句子中，副詞「instinctively」（本能上）是修飾句中離它最遠的動詞「swim」（游泳），而非距離較近的「fly」（飛行） [viii] 。也就是說：修飾詞與被修飾詞並不總是兩兩相依、緊緊跟隨，兩者之間的「距離」並非表面上簡單的直線距離，而有更深層的關係將兩者聯繫起來。這種現象並不侷限於少數語言。單以資訊處理的複雜度而言，我們似乎走了遠路，捨棄了直觀上最簡單的直線距離。然而如果人類大腦天生就預載了一套語法──「instinctively」與「swim」之間的連結便是其具體實例之一──那麼一切便豁然開朗：不是選了一個直觀上較「差」的選項，而是那個較「差」的選項是最直觀的選擇。一旦（通常是人造）語言違反了這套預設語法──例如硬性規定：表達否定時，否定詞（如「不」）一律放在第三個詞的後方，而非被否定的動詞附近──對於我們的大腦而言，學習該規則就會是在解決另一種未知難題，而非一般的語言問題 [ix] 。

Chomsky稱這套人類與生俱來的語法為「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就像每一個人出生前都被寫入同一個程式，成長過程中的刺激（不同文化及語言環境）只是調整其中的參數，一旦都設定好了，那就自然可以流暢地使用某種語言 [x] 。

●關於「智慧」，有更重要的問題

與此同時，雖然語法建構這條路受阻，機器翻譯與自然語言處理的研究卻並未因此被逼入窮巷，反而另闢蹊徑，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在巨量資料的幫助下成就現在你我熟悉的Google翻譯與各種語音助理。然而在Chomsky看來，人們似乎太沉浸在應用上的成功，卻忽略了更根本的科學問題：「智慧是如何運作的？我們的大腦是如何產生認知能力的？」

以物理學為例，如果為了知道窗外的世界是如何運行的，於是將窗外所發生的一切錄影記錄下來，而後將這筆（非常龐大的）資料丟到電腦中進行適當的統計運算，當然可以得到關於窗外物體行為的「預測」。不可否認這是一種成功，但只是對事物表現的某種估計（approximation），不等同於科學中的「理解」（understanding）。

Chomsky進一步引用神經科學家David Marr的說法，若說我們理解一個複雜的生物系統，就必須能清楚回答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層是藉由描述其輸入（input）與輸出（output），來定義這個系統所做的事；第二層是描述該系統究竟是以什麼樣的步驟做出這樣（輸入到輸出）的轉換；最後，也是第三層，才是執行（implementation）層面的問題，考慮硬體──也就是細胞──是如何實現第二層的轉換。只有層層抽絲剝繭，而非在一堆混亂、未經整理的資料中跌跌撞撞，才能「真正理解」一個複雜的資訊處理系統。

在他眼中，對於「智慧」（intelligence）的認識，我們還處於「前伽利略」 （pre-Galilean）階段：我們並不知道要找什麼，就像伽利略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杯子裡冒出的蒸氣向上，而手放開杯子卻往下掉？多少世紀的哲人就這麼接受亞里斯多德的解釋──物體都會自然向其所屬的位置移動。但伽利略不允許含糊，即使所有人都認為再簡單不過的事，一旦感到不懂，就向下深掘，發現很多直覺不見得是正確的，然後被引向一些很有趣的答案。

●同樣熱衷政治

語言學之內，Chomsky已是一家之言且是一代宗師。而他不容忽視的存在感，也外溢到語言哲學、認知科學等與語言相關的其他領域，無疑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一項客觀的數據可供佐證，據1992年《藝術人文引文索引》（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統計：1980至1992年間，在人文與藝術領域中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位，依次分別是：馬克思、列寧、莎士比亞、亞里斯多德、聖經、柏拉圖、佛洛伊德、Chomsky、黑格爾與西塞羅，Chomsky是榜上唯一仍在世者。

語言學以外，Chomsky也勤於發表自己──尤其在政治上──的意見。早在60年代，他便積極參與反戰活動，甚至因而被捕，妻子還得重回學校去念語言學博士，深怕哪天先生真的無法繼續維持家計。他也屢屢指責美國面對國際事務的處理原則就像黑手黨（mafia）：教父是不容許有人違抗他的意志的，因此即使有損自己的經濟利益，也必須讓違抗者付出代價，以儆效尤。2010年首次造訪臺灣時，Chomsky更毫不諱言地痛批：「美國政府口口聲聲反對恐怖主義，但其實全球頭號恐怖主義國家就是美國，受美國制約的臺灣則是幫兇之一。」不難看出Chomsky雖身居象牙塔的頂端，卻依然保有入世的滿腔熱血。即使已91歲高齡，但仍於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授課，對於政治與世局的針砭依然擲地有聲，保持一貫之犀利。

[i] 然而較常見的音譯為「喬姆斯基」。

[ii] 語言學（linguistics）是對語言本身有系統性的科學研究；嚴格來說，Chomsky的父親所從事的屬於著重古典文學、宗教典籍或律法中文字使用的語文學（philology）。

[iii] high/low-tracking，也就是能力分班。這樣的作法始於20世紀初期的美國，後來廣為全國中小學接受。到了1980年代，據統計全美有八成的學校都實施某種程度的能力分班。

[iv] 一種講求平等、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集體農莊，有些甚至提倡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合作，Chomsky看上的正是後者。

[v] 完整文稿就是後來出版的《語言理論的邏輯結構》（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

[vi] 除了以生成語言學為首的形式學派（formal linguistics）外，尚有功能與認知學派（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vii] 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主張心理學研究應該著重在可以被觀察與量化的外顯行為上，而反對以內省（introspection）的方式來研究較主觀的意識（consciousness）。因此對於人類行為的解釋常將複雜的內部認知過程存而不論（黑盒子），化約為刺激-行為的對應關係，並且認為可以藉由「制約」（conditioning）來強化兩者之間的連結。

[viii] 另一個例句是「Can eagles that fly swim?」（會飛的老鷹會游泳嗎？）。同樣地，助動詞「can」（能否，表疑問）所修飾的也是距離最遠的動詞「swim」（游泳）。

[ix] 可參考Musso et al. (2003)。

[x] 近期的研究則有一些不同的發現與看法，可參考Ibbotson & Tomasello (2016)。

Gardner, H. (1987). The mind's new science . New York: Basic Books.

Goldstein, E. (2015). Cognitive psychology (4th ed.). Stamford, Conn: Cengage Learning.

Haley, M., & Lunsford, R. (1994). Noam Chomsky (pp. 182-4, 194-6).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Hansen, S. (2020). Noam Chomsky .

Ibbotson, P., & Tomasello, M. (2016). Evidence Rebuts Chomsky’s Theory of Language Learning .

Katz, Y. (2012). Noam Chomsky on Whe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nt Wrong .

Knight C. (2016): Decoding Chomsky: Science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Milne, S. (2009). Noam Chomsky: ‘US foreign policy is straight out of the mafia’. Retrieved 15 May 2020,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nov/07/noam-chomsky-us-foreign-policy#maincontent

MIT News. (1992). Chomsky Is Citation Champ .

Musso, M., Moro, A., Glauche, V., Rijntjes, M., Reichenbach, J., Büchel, C., & Weiller, C. (2003). Broca’s area and the language instinct. Nature Neuroscience , 6 (7), 774-781. doi: 10.1038/nn1077

Sperlich, W. (2006). Noam Chomsky . London: Reaktion Books.

Lynn（民106年）。 稱霸語言與電腦科學的當代學術大師：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理論 【文字資料】。

何大安（民89年12月）。《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引言。 漢學研究 ，18，1-6。

李威儀（民99年8月10日）。杭士基：美國像教父 台灣是幫兇。 聯合報 。

徐嘉慧、何萬順、劉昭麟（民106）。 語言學門在台灣：現況與展望 。台北：文鶴。

戴曉霞（民87年)。能力分班與常態編班：美國經驗的啟示。 課程與教學季刊 ，1，123-142。

(本文為教育部「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成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