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与同学合影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时间：2011年9月11日，转载仅为提供资料。

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北洋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

此时，从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由父亲宋耀如引领，来到孙中山身旁，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战友，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伴侣……

从小就非常仰慕孙中山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战友宋耀如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

宋庆龄在自己的《自述》中曾说“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在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1907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仍经常给她去信，寄发剪报材料，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

宋庆龄当年同学的忆述：“沉默寡言的庆龄把心思用于另外一种方面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忠贞不二地谋反了。”

她的思想发生了飞跃

宋庆龄在大洋彼岸知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时，这个一向沉静温雅的姑娘，在她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憧憬：“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

这篇论文表明了宋庆龄对革命的理解，她把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还在五个月前，她在校刊上发表过《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但却认为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留学生出身的官员的“言传身教”实现改革，“"自由"与"平等"不是靠罢工、骚动和政治混乱，而是靠更为普及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来保证的。”

辛亥革命使宋庆龄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直悬挂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宋庆龄照片。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时，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并且还有不少书信往来。

由此，宋庆龄加深了对孙中山及他的事业的理解，当宋霭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她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不仅给他以慰藉，也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西方的民主主义。

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中国儿童应有鞋穿

她的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拥有西方教养和生活方式的富有的家庭。她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我们的住房与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的布置也是欧化的……我们的房子舒适而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

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革命”。

1921年7月，广州，孙中山与宋庆龄。

追随在孙中山左右

宋庆龄婚后继续全力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讨袁、护法、北伐诸役，孙中山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观察军事要塞。

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

1918年夏，宋庆龄、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孙中山不再兜圈子

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函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她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熔铸其中。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能动作用与影响，可通过她对斯诺的讲述而窥见一斑：

“他说得很谨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

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他迈进的步伐有时会显得十分审慎。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泼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孙中山后来制订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虽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反对，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威胁，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径直冲向目标”了。

阅读中的宋庆龄。

熬不过时请把我枪毙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的优雅的妇女，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

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以免落入叛军手中。

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孙中山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

当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列宁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功绩，同时指出他们的弱点。他还预见到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指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条件。

与列宁的往来函电

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1918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

“孙中山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据她回忆：“在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 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

1922年初，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她对国共合作的促成

李大钊在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24年，为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还多次说起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国共合作)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通过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她的作用无人能替代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即使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或是有条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惑。只有廖仲恺、宋庆龄是最坚定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

“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盛永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特约研究员。原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文物天地》主编)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