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贝克尔开创了用经济学模型和方法去研究人的各种社会行为的先河。
文/梁建章
5月5日得到了加里·贝克尔老师（Gary S. Becker）过世的消息：他是4日在芝加哥大学的医院内过世的，享年83岁。我感到非常震惊、悲痛和惋惜。就在两个月前，我们还交流过如何筹办今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人口政策的论坛。我是在2011～2012年，于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后时，在他的指导下做人口政策研究工作，那个时候他已经80高龄，但看上去可以活到百岁，当时他还上大课，站在讲台上，可以绘声绘色地讲2个小时。开学术会议时，他的犀利和敏锐仍然保持着一个顶级大师的巅峰状态。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拥有如此高的地位，还是非常乐于帮助年轻学者。我在人口政策改革方面的研究和观点，就是在和他几次交流后逐步形成的。他还非常关心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并且立场鲜明地声援我关于人口政策改革的呼吁，并在多个场合推荐我的有关老龄化社会有碍创业活力的最新研究。最近，他又欣然接受邀请，来京参加夏天的首届人口政策论坛。
加里·贝克尔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诺奖得主之一，其影响力能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并肩。这不仅因为他的贡献众多，涉及领域很广，更因为他开创了用经济学模型和方法去研究人的各种社会行为的先河。我第一次接触他的著作时就感到惊叹，原来经济学的方法不仅可以研究宏观经济和供给关系，还可以研究家庭、婚姻、生育、教育、种族歧视、犯罪等众多社会行为。他的理论在很多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贝克尔教授1930年12月2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5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8年，贝克尔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从1969年起，贝克尔教授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92年，贝克尔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最著名的理论就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理论。在196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中，他第一个敏锐地发现教育和资本的投入是类似的。现在人力资本的理论已经被广泛使用，很多宏观经济分析都已经发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传统资本。除了教育资本，他还指出职业培训也是资本，并提出了广泛使用的一般人力资本（General Human Capital）和其他特定的人力资本（Firm-specified Human Capital）的概念。
在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中，贝克尔还成功地把经济学模型用到了家庭和婚姻行为。他创造并普及了“婚姻市场”（Marriage Market）这个术语。什么人和什么人结婚可以用数学模型来分析。把每个人对相貌、收入等偏好量化以后，婚姻市场就可以像研究商品市场一样来研究了。在他以后，类似的婚姻市场模型，已经经常被使用。
贝克尔关于生育方面的理论也是划时代的。1960年出版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的著作中，他假设父母在生小孩时也是理性地平衡了各种生小孩的收益和成本。所以生几个小孩，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而变化。他的模型和以后在此基础上延伸的模型，成功地解释了随着收入提升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现象，并为各国人口政策尤其是中国的人口政策的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他把教育、婚姻、生育等社会学课题用经济学模型来研究，一开始饱受争议，因为当时社会学的一般观点是认为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才是这些课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贝克尔提出的经济学模型实际上并不排除文化、宗教这些因素，这些因素还是可以作为变量之一放在模型里面。而经济学模型的好处是加入了收入、机会成本、抚养成本等可以精确测量和分析的量化元素，大大提高了这些课题研究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他的很多观点至今还饱受争议。例如他提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种族歧视的企业会因此负担更高的用工成本，从而会被淘汰出局。虽然饱受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经济变量对于这些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远远大于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他的方法和理论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在相关领域，他既是经济学教授，又是社会学教授，可以说，他创造的方法和理念影响了他之后整整两代学者。
贝克尔教授非常关心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和人口问题。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会经常询问一些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教育、生育等社会问题。他常常说中国“令人惊叹”（Amazing）。有一次，在他家里喝茶时，他问我：“中国是不是来不及建小学？”我说：“不是，城市里很多小学都关了。”当时他就直言，既然能够有足够的教育资源，中国就不该施行一胎政策了。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有能力培养人才，就不应该刻意减少人口。因为对于所有国家来说，人力资本是最宝贵的。去年12月中国刚刚放开单独二孩，他就写了《中国放弃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一文，他在文中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为了一项干涉大量个人决定的社会工程。虽然这项政策成功实现了大幅度降低生育率的目标，却没有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收入提高）对于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政策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弊端远远多过贡献。”他还发邮件给我说，“我预测中国放开单独二孩，其实生育率提高不了多少，中国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贝克尔教授的离世，是世界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界的巨大损失。他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的学术成果、理念和精神将光照后人。悲痛之余，我继续推动人口政策改革的决心更坚定了。
（作者为携程旅行网董事长）
责任编辑：杜琰 SF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