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
文学性渗透
文学理论学者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是文学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学性的无处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后隐含着文学性对
社会意识形态
各个领域的渗透。尽管学界大都认为以
电视媒体
为主导的直观图像文化的疯狂扩张,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落或文学边缘化,但学者们也注意到,电视这种主导的、综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学性”才得以向意识形态各领域强力渗透。流行文化的“走红”、“轰动”往往都少不了文学性,种种风行时尚的品位和水准也常靠文学性来提升,仿真景象常因文学性的叙述和解说增加其韵致与情趣,体现出
艺术真实
甚至是生活真实。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显得特别突出。众多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因其理论谛视与文学性表达的完美结合而倍增魅力,而且这种文学性表达不仅成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尤其是深入到理论思维与思想内涵之中,成为显示理论水准、理论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现代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简练、准确、
直陈
,即概括性强。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论给现代社会高节奏生活的现代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文学性就成为理论的调味品和滋补品,成为压抑弥深的理论的调节性因素。西方学界已注意到文学性对理论的这种渗透,卡勒揭示了文学性对20世纪的理论运动显著参与和文学性统治的事实:
修辞
装饰了理论话语。他说:“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别的样子。”众所周知,经济学堪称“最硬的”社会科学,但有西方学者在列举了经济科学中大量的文学性事实之后说:“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或哲学家
奥斯丁
和约翰·西尔尼的
语言哲学
概念来讨论”,“经济科学家用了许多装备进行说服,就象一个
大庭广众
之上的演讲者”,“科学的最终产品——科学论文——是一种表演”。由是观之,经济科学中的文学性实则是一种煽情性,这也正好求证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的论断。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体现,中国具有诗性文化、诗性学术的悠久历史。中国古代文论、史论、哲学之中的诗性智慧堪称文学性渗入学术理论的典范。当时的文学性与文论、史论、哲学水乳交融的关系成就了极其诗化、颇具特色、含蓄蕴藉、
言近旨远
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诸多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理论的评价习惯于以西方标准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因文学性而显露的诗性智慧不屑一顾,将西方学术理论的思辨性奉为圭皋,这种用观念的明晰性来框范“没有观念的智慧”无异于
隔靴搔痒
。中国学术理论之所以隐藏着极大的灵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学性的渗透使然。看似片言碎语,不显山不露水,实则内蕴丰厚,机智委婉,美妙文雅,它并不明确地说出想说的话,总是通过隐喻、暗示、
打比方
,话中有话,言不尽意,锋芒不显。无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说这是优点还是以西方为参照说这是缺陷,这种特有的回避概念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学术理论的文学性表征。
耐人寻味的是,文学性对学术理论、思想的渗透成为当今主宰全球化浪潮的西方现代化学术理论的生成时尚。虽然有的西方学者出于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的反感,面对
欧洲中心论
或
西方中心论
的鼓噪,翘首盼望实行
社会主义制度
的国家“
意识形态的终结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西方人对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对中国古老的“没有观念的智慧”的不经意之中,曾被他们誓言要启蒙一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又使他们
趋之若鹜
。历史就是充满了如此的讽刺意味:高度发达的文明或文化必须经过漫长的迂回之后,还是要靠最原始、最质朴、最本真的养料来滋补!尽管当代学术理论靠文学性滋润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当代通俗文化派生的结果,但渗透了文学性的当代学术理论应该比靠概念来思维、充满思辨性、靠西方话语表述的现代理论更具魅力,更具深度和底蕴,更充满觉悟和智慧。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当代文中国学理论问题首先在于:各种文艺理论思想几乎共时态的涌入,中国的接受语境的复杂化。一般认为,文艺理论包括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四个要素:作家论如传记批评、
精神分析
、
原型批评
等;作品论如俄国
形式主义
、
新批评
、
结构主义
等;读者论如
解释学
、
接受美学
、
读者反应批评
等;社会文化分析新趋势,如西马、女权、
解构主义
,都不能说太新了,像
后现代主义
作为一思潮,已是
明日黄花
。而
后殖民主义
已把后现代主义关于差异性的理论和话语权力理论,应用到国别之间的国际关系文化权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当前,文化研究被认为是比较新的,其实它也仅仅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互动研究。再有就是少数话语,其实也与第三世界文学、
第三世界
身份紧密相关。这些内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资料,并且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二十年来西方这些新理论一下子涌入中国,中国知识界接受了什么,已经消化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与我们的肌体产生了一种共振、共鸣,生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哪些东西被我们清除了、排斥了、拒绝了?
事实上,
西方文化
理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平台,这个平台足以使中国学者在分析文本时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后、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话语的边缘化,但是否他们抓住了这些最新话语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现得十分灵动呢?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
本体论
的误区,它将使中国永远追不上西方,使中国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中国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中国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中国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
形式主义
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
女权主义
、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中国这里已经广泛应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
万花筒
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中国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世纪经过
拿来主义
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