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深入探究浪漫主义与科学的关联和互动，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浪漫主义，而且也有助于人们借鉴浪漫主义的思想遗产，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与环境问题提供更多的思路与方案。

18世纪晚期席卷整个欧美的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一次反叛和超越，浪漫主义强烈反对启蒙运动对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过度崇拜。尽管如此，浪漫主义反对的是牛顿经典物理学所蕴含的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而不是反对一切科学。事实上，浪漫主义从科学中，尤其是从生理学、生物学与心灵科学中汲取了大量灵感与启发，这些是激发浪漫主义的重要动力。

生命科学为浪漫主义发展 提供启发

尽管牛顿的经典力学确立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18世纪的自然科学，但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博物学家格奥尔格·恩斯特·施塔尔在生命科学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施塔尔看来，机械论的自然观无法适用于生物世界，生物具有自身的活力，即根据需要追求生命的终极目的的精神动因，这种精神动因无法被物理定律所决定，生命因而是自由的。进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万物都通过各种感应力与协同力而相互联系着。

由此，施塔尔在生命科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复兴了生机论的自然观，进而为浪漫主义的自然观、人性观与文化观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与支持。

浪漫主义基本上承袭了生机论的自然观，在许多浪漫主义者看来，自然绝非一架严格按照物理定律运作的机器，自然是不断与人发生着积极互动的有机整体。柯勒律治主张，诗人在有关自然的艺术创作中不应成为冷漠的旁观者，而是应当在人类的意识与自然世界之间建立一种“甜蜜而不可分割的”关联，从而揭示出自然的整体性。华兹华斯则认为，自然作为一种有机体，与人类的机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诗人应当运用想象力来构造关于自然的“记忆体验”，充分展示自然界的有机活力。对于德国浪漫派诗人来说，他们的艺术作品更为注重以动态的方式表征自然风景的动态意向以及自然与人类的动态关系。不难看出，生机论的自然观是激发浪漫主义艺术创造的重要观念，浪漫主义通过音乐、诗歌、散文与小说等艺术形式，生动地表明了自然的整体性、有机性与能动性。

浪漫主义明确反对启蒙哲学家对人性与心智的机械解释，浪漫主义者认为，这种机械解释无视人类的自由意志，抹杀了人类心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浪漫主义者并非仅仅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来批判启蒙哲学家的人性观，而是积极利用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乔治·卡巴尼斯与弗朗兹·约瑟夫·加尔等19世纪的著名脑科学家、生理学家与医学家的科学理论来捍卫浪漫主义对人性的理解。

柯勒律治将启蒙哲学的人性观追溯到笛卡尔主义将身心分离的二元论之上。在他看来，要克服启蒙哲学对人性的机械解释，就需要重新肯定物质的活力以及心智活动的主动性。柯勒律治在自己创作体验的基础上，结合德国自然哲学、英国科学家戴维的化学理论、伽伐尼与伏打的电磁学理论以及倡导活力论的德国生理学理论，提出了一种肯定心智活动积极性的心智观，以对抗机械论对心智的狭隘理解。华兹华斯则相当认真地研读了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生理学》，这不仅为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的心理描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该书所蕴含的活力论思想也让华兹华斯深刻地认识到，构成大脑的物质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它本身具有独特的活力。因此，大脑的物质基础无法否定人类心智在构造知识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展现的生命力。

济慈早年在盖伊医院的学习过程中就接触到了普利斯特列等科学革新者对物质的独特理解。按照普利斯特列的观点，物质并非惰性的材料。为了维系物质的存在，物质内部就有必要存在相关的“吸引力”或“排斥力”。这种“吸引力”或“排斥力”服务于物质的存续，是物质生命力的表现，因而无法被机械的物理学定律所支配。在这种物质观的基础上，济慈认为，即便心灵有可能还原为物质，但由于物质本身也蕴含着表现为复杂精神活动的活力。因此，机械论的解释无法充分适用于人类的心智，更无法全面适用于复杂的人性。

浪漫主义对文化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活力论自然观的影响。浪漫主义认为，自然与文化的相似性可通过“繁殖”的生物隐喻来得到体现。按照19世纪生命科学的观点，自然的演进类似于生物的繁殖。生物的繁衍，是在先前生物形态的基础上既有所继承又有所扬弃的有机发展过程，因此，生物的最终形态并不能彻底否定先前发展阶段的意义和价值。诺瓦利斯等浪漫主义者则认为，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类似于生物的生殖繁衍的历史过程。人类的文化在超越过去的过程中又对传统有着必要的肯定与继承，人类文化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与内在的价值，不能以进步主义的教条来评价任何文化传统。让文化茁壮成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明确文化的历史传承性，文化的更新既需要扬弃过时的传统，又需要扎根于传统的精髓。要维系文化的生命与活力，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浪漫主义对科学产生积极影响

浪漫主义不仅深受科学的影响，它反过来也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浪漫主义肯定了人类的心智认识世界的积极性、主动性乃至建构性，这种观点在谢林的自然哲学中得到了理论化的表述。在浪漫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下，谢林的自然哲学跳出了启蒙哲学的“事实崇拜”与客观主义的思想教条，超越既定的经验材料，大胆地提出了如下假设：在各种自然力之后存在着动态过程的基本形式。在德国化学家里特尔的推荐下，奥斯特阅读了谢林的《自然哲学》。在上述假设的启发下，奥斯特设计实验来检测磁与电之间可验证的关联，这些实验最终孕育出电磁学的伟大发现。

浪漫主义对民族传统的推崇，激发了“民族科学传统”的兴起。根据不同的地方性特征，不同国家的科学研究不仅具有符合地方特色的社会建制，而且产生了不同的研究风格与研究方法。由此，科学的方法走向了多元化，这丰富了科学探究工具的宝库，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玛丽·雪莱与梭罗等浪漫主义者通过文学作品敏锐地指出，在特定条件下，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完全有可能破坏自然生态，进而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自由与幸福。这些浪漫主义者对现代科技负面的社会文化效应的深刻反思，成为当代生态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尽管浪漫主义主要与艺术相关，但它与科学的关系也不容忽视。深入探究浪漫主义与科学的关联和互动，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浪漫主义，而且也有助于人们借鉴浪漫主义的思想遗产，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与环境问题提供更多的思路与方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