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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多难的中国唱片》 来源：京剧艺术论坛 作者：刘鼎勋 时间：2009-06-01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古老灿烂的文化，艺术品种多种多样。戏曲就有360多个剧种。单京剧剧目就有5000多出戏。1877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的蜡筒留声机诞生，成为留声事业的鼻祖。而德国科学家伯利纳1887年研制出来的圆盘式唱片和留声机为世界留声事业开创了新纪元。于是世界各地都争先恐后地生产留声机和唱片。
唱片传入中国，最早要属德国BEKA公司，时间约于1895年—1897年。从此以后，COLUMBIA公司、利威公司等等，相继进入中国，在中国政府注册专利，在中国灌制唱片或开办唱片、唱机公司。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唱片公司共约60余家。“解放”后，从1949年6月开始生产唱片，后统一收归国营（实为禁锢思想之需要），百年间共灌制了十余万张唱片模版，发行唱片近10亿张，各种唱片版本近200种，留下了极其难得而珍贵的音像资料和历史艺术的遗产。
中国唱片历史上有几个重点：1、最早期唱片；2、关键性年代的唱片；3、关键性内容的唱片；4、关键性人物（演员）的唱片；5、唱片之谜。
在中国灌制唱片的国内外唱片公司大约有：BEKA、COLUNBIA、VICTOR、德商、利威、百代、高亭、开明、长城、荣利、丽歌、宝塔、胜利、歌林、昆仑、福泰、中国、大中华、传声、蓓开、国乐、物克多、北海、新月、百乐、得胜、太平、兰鸟、孔雀、峨嵋等等。
这些公司所灌制的唱片，记录下了中国历史上的艺术音响和珍贵资料，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只是文物，收藏它可欣赏、可学习、可借鉴、可研究、可弘扬，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鉴证资料。
到了20世纪30年代，留声机、唱片在我国已非常普及，大街小巷、商店住户到处可闻唱片声。随着唱片的普及与繁荣，很多有声文艺资料都保存了下来。但是受战争、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之）等等的冲击，唱片历史上出现了几次灾难。
一、 第一次灾难
自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正式打响后，连续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到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由于战争的影响，很多人把家产变卖，带家人和细软逃往他乡，逃到没有战争的地方躲藏起来，谁还顾及唱片。所以唱片、唱机也只能低价卖给一些小贩。一时间，市场上常见一些古玩、工艺品、藏书、字画、唱片、唱机，尤其是唱片摊贩，市场上比比皆是，大量积压，售价也很便宜，但由于当时的政局不稳，很少有人问津。直至“解放”后的50年代，才逐渐缓解。
由于旧唱片的大量积压，有人想出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把唱片改制成“碟子”，即把唱片的边缘卷起，或圆边或花边，盛一些干果，尤其在春节前畅销。这种“碟子”一直持续到50年代初，一张唱片当时1000元（一角钱）卖不动，一只“碟子”2000元（两角钱）畅销。笔者当时正值少年，曾购得两只“碟子”，一只是圆边的，片心为王又宸的百代钻针唱片《南阳关》；另一只是花边“碟子”，外国名曲《金与银》。笔者当时以为是坏唱片改制，因为边缘约3公分高，不能放唱，就把边缘剪掉，一放唱原来是好唱片。这两只“碟子”本想留作“碟子”纪念，作为历史的纪录，一直保留到“**”期间，还是被毁掉了。
从两只“碟子”分析，一张京剧，一张名曲，当时还有别的，笔者所见的“碟子”中还有地方戏、曲艺、外国音乐、歌曲等，不知毁掉多少唱片。何况，此次“碟子”灾难不只是天津市，可想而知，全国有多少“碟子”？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此期间，新灌制出版的唱片仍在唱片商店出售。
二、 第二次灾难
唱片“碟子”的使用，多在春节期间畅销，平时几乎没人要，于是又有“高人”灵机一动，有了新的“创造”——用唱片做扣子。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笔者在学期间，由于校方要求学生统一穿蓝色制服（就是今天的校服），并由校方统一定做。在制服发下来试穿时，笔者发现黑色的扣子上面有一排弧线，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才发现，原来扣子是用唱片改制的，再一看其他同学的制服也是一样带有弧线的扣子。当时如果扣子丢了，再买一只也是这样的。后来打听知情人士才知道，用唱片做扣子，源于1936年，当时是有人想用残坏的唱片改制成扣子，是废物利用，是低成本的“经济扣子”。但没想到用好唱片改制扣子，也是一“伟大”的创举。唱片扣子的特点是，衣服洗得次数多了，扣子就自然散裂了，因为唱片怕水，可想而知，做“扣子”的唱片需要量远远超过“碟子”。
大约在1956年——1957年，电台搞了一次“旧歌重放”——播放三、四十年代的歌曲唱片，从而掀起了批判“黄色歌曲”的运动，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抒情歌曲、电影歌曲一律都打成“黄色歌曲”、“靡靡之音”，有的演员如姚莉还在电台做了检讨“…我犯下了罪…”，这个时期的老歌曲唱片也受到了影响，更是销毁的对象。当时对外出售的老唱片只有戏曲和曲艺的二种，歌曲唱片禁止出售，一律收同送往纽扣厂。
笔者的朋友王坤先生曾经历一事件：“50年代中，听说废品店收唱片，就委托在废品公司工作的一个朋友买点儿绝版的净角和老生的唱片。一天，我被领到了一家废品仓库中去，是一个大院子，那些唱片简直堆成一座一座山，尽是些十成新的带唱词带原套的唱片，京剧、曲艺、歌曲、梆子、评戏、外国音乐等等什么都有，还尽是没见过的版本，没见过的剧目，没见过的演员，歌曲的特别多，我都看花眼了。我一问才知道，这是准备送到扣子厂加工做扣子的，真可惜，尽是些名演员的唱段。废品公司的负责人说：‘除了歌曲的（指三、四十年代的歌曲）不能卖，其它的都可以卖…’。我挑了一些戏曲的，像郝寿臣、金少山、马连良、新艳秋和曲艺的像白云鹏、刘宝全、小彩舞的唱片，歌曲的挑出了三十来张尽是尖子，像《南海之晨》、《春光无限好》等，没敢要又放下了。这次买的四十来张唱片，还算收获不小，有不少“开明”公司的全是从那儿弄来的…”。笔者问道：“咱建议一下这些唱片别做扣子卖给老百姓不得了吗？”王坤说：“咱一没权二没钱，办不到。”
到了50年代中期以后，卖老唱片的地方少了，量也不大了，货源少了。当时有不少人早已收藏唱片了。有收藏京剧唱片的，有收藏曲艺唱片，有收藏外国名曲唱片的，有收藏歌曲唱片的，也有综合收藏的。笔者当事认识的几位收藏家多是综合收藏的。有华粹深先生，王坤先生，陆老先生，王家胤先生，李恩璞先生，陈滋禾先生，刘景华先生，栾宗显先生，崔柏槐先生等等，他们手中拥有多者数千张唱片，少者也有一千余张唱片。
三、 第三次灾难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于是古老家庭的家具、工艺品、古书、古玩、文物、古董全成为“革命对象”。唱片更是不例外，不管是老唱片，新唱片，中国的，外国的，凡是1966年以前出版的，全被列为“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产品。如李少春录制的一张“打渔杀家”唱片，还没面市就被封杀了，有的唱片“上缴”，有的唱片“查封”，有的唱片罚没，有的烧毁，有的砸碎，也有少量的做了“碟子”等等。笔者多年精心搜集、研究、整理的三千张唱片也没逃出厄运。笔者仅认识的几位收藏家也都舍弃了唱片，还有的被“批斗”，甚至丢了性命。这几位收藏家共约毁掉数万张唱片，推想全天津乃至全国毁掉了多少唱片，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了。（谁之过？这是有着正常思维的人所为吗？）
收藏家刘景华先生有一段爱护唱片的轶事，揭示如下。
刘景华先生，从年轻时就爱好收藏唱片，最多时达4000张之多。他为人勤俭，省吃俭用，工资本来不多，人口不少，不抽烟不喝酒也要省下钱来买唱片，急用钱时卖掉自行车，徒步上班也要买唱片。同事邻居家添置家具，而他家的家具在减少，卖掉家具卖了唱片。他说：“我在大沙发床上跟在铺板上不都是睡觉吗？还能睡出个花来，睡出钱来？买沙发没用，还占地方，我听听唱片比坐沙发舒服。我追求的就是精神享受。听戏有戏，听曲艺有曲艺，听歌有歌，听大鼓有大鼓……，比嘛不强？”“**”期间，一伙人到他家抄唱片时说：“我们反对封资修，你倒留存封资修的唱片？你这机器跟电子管零件是不是跟敌人有联系，你是特务……”。抄家是开汽车去的，刘景华是“红五类”出身，在厂里工作好，完成任务，就是喜欢老唱片，在大帽子底下，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听之任之，就这样连摔带砸地装上了汽车。汽车起动了，谁也没想到，刘景华一头扎到转动的车轮子下面，吓得司机马上停下了车，几个人下车把刘景华扶起，但刘景华喊道：“别叫我起来，领导！下令开车！我跟唱片同归于尽了……。”在众人的搀扶之下，汽车开走了。刘景华就是这样热爱他的唱片的。“唱片就是我的命啊！”刘景华在西青公安局被扣押一年后落实政策放出来，唱片也要回了，刘景华一过数，连丢带毁有三分之一，还险些丢了命。
还有与唱片相关比唱片还难得的珍贵录音的一件事。
据天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透露，上世纪60年代初，电台录制了一套王庾生先生的京剧知识讲座，做这套节目相当不容易，共十余讲。录音中还有很多唱片的资料。当时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想要这个节目，天津台还舍不得给，只交换了其中的一讲——“余叔岩”，时间约一小时。没想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王庾生京剧讲座的录音带全部被抹掉，录制了“工农兵学唱样板戏”，而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的那讲“余叔岩”仍然保留。后来又从河北台翻录回天津广播。
“**”终于过去了，改革开放开始了，幸存的几位收藏家又开始了收藏活动——抢救劫后余生的唱片。
四、第四次灾难——自然和人为的损坏现在民间收藏唱片，几经风雨保存到今天已很不易，有的原收藏人已去世，唱片留给了后代，后代不懂，但只知道这些唱片已是稀世之物，密不示人。而唱片的价值需要聆听，聆听的内容相当广泛，价值也不一样，有的唱片有历史价值，有的有艺术价值，有的有资料价值，有的有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等等，邮票是不可比拟的。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遇到过下列情况：
1、作为“古董”和“文物”收藏，又不懂得保存常识，致使唱片自然干裂或断开，不能放唱，或由于把唱片放置阴暗潮湿的地方，致使唱片受潮、发霉、变形而不能放唱，失去唱片的意义。某单位藏数千唱片，常年不动，因为工作关系，笔者到该单位请保管人员拿出架下层的中间一张唱片，这是一张钻针唱片，外观看上去可够十成新，片套也很新，由于片套紧贴住唱片，笔者请保馆人员把唱片从套中取出，但纸套不能撑开，略一使劲纸套就掉一块。原来唱片早已受潮，纸套和唱片紧贴在一起，纸都糟了，揭不开的纸套用手一划，都变成粉末掉下来，一放唱片，只听到“呼噜呼噜……”的声音，原声没有了，成了只能看不能听的唱片子，一大批唱片全遭如此下场。
唱片架的高处太阳直晒，拿出最上面的一张唱片，扫去尘土唱片已看不见字了，晒没了，抽出唱片一看，工作人员自语道，我亲自放上去的，唱片好好的，怎么裂开了呢？
2、在民间，笔者曾见到和听到数起毁掉唱片的情况，列举几例。
[1]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到北京出差，住在海淀区北大宿舍一家亲戚家中，次日早晨笔者去汽车站，途中发现一只垃圾箱边有几只方纸包，形状大小很像唱片，在笔者差十余步到垃圾箱处时一位老者抢先一步打开纸包，笔者也赶到，一看果真是唱片，带词带套都够十成新，共有三四十张，有胜利公司、高亭公司、百代公司、开明公司等都是些京剧唱片，那位老者对笔者说：“您别等了，我都要了。”事后笔者思考此事，幸亏那位老先生都要了，如果这批唱片被毁掉，多可惜啊！
[2]改革开放初期，一天笔者到了天津广开四马路找一位朋友，在胡同里见到一为老大娘在劈劈柴，其中还有一块块的黑色的东西，走近一看，原来是砸碎的唱片，笔者问道：“大娘，把唱片都砸了点炉子了？”说话间，大娘从箱子里又拿出一张唱片，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啪”的一声就一斧子，笔者一看，原来是一张长城公司的裘桂仙、姜妙香合灌的“飞虎山”。真可惜，还非常新。笔者又说道：“大娘，别砸了，这几张卖给我吧!”大娘说：“这年头谁还玩这玩意儿，原来是老头子喜欢这玩意儿，‘**’时候大部分都交上去了，还甩下一小罗，老头子也没了，这也没人要，我试着点炉子，刚开始不好着，慢慢着起来就行了，剩下没好的了，都是砸碎的了……”
[3]天津京剧侯派名票贾汝彤先生，与天津票届名宿三王之一的王庾生老先生为师友，1989年秋一天下午给笔者送来了两张唱片并讲述了这两张唱片的故事：
“那天下午，我出去买菜，胡同（河北区贾家大树胡同）里看见邻居的俩小孩拿着两个黑色的圆圆的东西在地上滚着玩儿，我走进一看像唱片，就问：‘小宝贝儿，你玩的是嘛？我看看。’俩小孩一人拿着一个，给我送过来，我一看真是唱片，一张董俊峰的高亭的‘探阴山’反面是‘碰碑’，另一张是百代出版的王少楼的‘珠帘寨’，就问俩小孩：‘你奶奶呢？在家吗？’‘在！’奶奶过来了问：‘贾爷！嘛事？’我说：‘你们家这玩意儿还有吗？’奶奶说：‘原来有一大罗，慢慢儿砸点儿点炉子，那天俩小孩留俩滚着玩儿，就给他们留了俩，那些个前好几天就烧完了，没有了。’我问：‘当初，你们家谁玩这玩意儿？’奶奶说：‘他爷爷活着的时候玩过这玩意儿，也就100多张，匣子后来坏了，卖给收破烂的了，片子没人要，试着点炉子了。’我说：‘太可惜了！这两张送我吧，我有用！’奶奶说：‘您有用拿走吧，没事。’我说：‘谢谢啦！’奶奶说：‘谢嘛，劈柴料，拿走吧。’我这不给你送来了吗？”笔者接过一看，边缘快成锯盘了，但还没影响片纹，这也是贾老先生给我的纪念品了。
[4]天津艺术研究所曲艺专家耿树青老先生遇到一事：“2003年秋天，我那天到大沽路去买东西，正赶上大沽路拆迁，很不好走。在一根电线杆下围着几个人，出于好奇走过去看看，原来是一堆唱片，约有200张，不知谁扔的，几个收废品的人在争看。其中一人好像懂一点，挑了一罗（约二十余张）京剧曲艺唱片，自己抱走卖钱，把老歌曲和外国音乐的唱片拿起来一张一张地在地上接续，还一边自语道：‘外国玩意儿，没人要……’我当时骑车，车前没筐，车后没架，卖了点麻花还是放在塑料兜挂在车把上的，实在是没法拿，也就算了，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