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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评价李林甫？
大唐口蜜腹剑奸臣一名，但是我却很欣赏他，他19年宰相，一直到死才下山。我并不认为李林甫是纯粹的奸臣一名。更希望有人从不寻常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李林甫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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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盲多，所以民间舆论喜欢以功过善恶评价历史人物，戏剧性的人物故事最能提起人对政史的兴趣。没有村口拿着烟袋“百事通”的大爷们，不识字的农人几无渠道了解时势。这自然也成为古代封建统治阶层的重要舆论宣导思路。而浸染浓厚儒家唯道德观与政治正确长大的古代读书人，执掌史笔时也会自然得侧重道德评价。但历史真更值得关注的，是时人都逃不开的大框架——制度。
李林甫这个人，自己也知道自己奸。李林甫儿子曾经哭着劝他，说他长期占据大位，得罪的人太多，将来祸至，全家想当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行。李林甫也不是看不懂形势，说大势已是这样，自己改变不了。唐玄宗也知道李林甫奸，入蜀后，一次偶然回忆起李林甫，评价道：这个人嫉贤妒能，举世无双。所以他奸，基本是人尽皆知的了，不然玄宗也不会把他放在首相位子上一放16年。
但是，李林甫确实也是能臣。李林甫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财政节流，机构改革，赋税折纳，土贡改革，兵制改革，法制改革，选官与科举改革，明确了法典制度，吏治规范。
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订和整理全部法典。他会同一批法律专家，对法律进行了扎实和周密的修订工作。被删除的无关紧要的条款不少于1324条，另外2180条得到修正。经修订的法典于737年送呈皇帝，计有：律12卷及其疏义30卷；令30卷；式20卷；《新开元格》10卷。这些法典在737年秋向全国颁行。这证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订，因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统地重编全部法典的活动。这次制订的法典实行的时期特别长，因为它一直到14世纪初都保持着权威性，虽然其间作了若干较次要的校订。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标准化的、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唐以后历代皇帝时期，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剑桥中国隋唐史》
《旧唐书》中，对李林甫记录的算是比较客气的了，甚至颇有褒义。在最后的评价中：
“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 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 。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寇士子， 非常调无仕进之门 。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及国忠诬构， 天下以为冤。 ”
李林甫专权，但是尊奉皇权，“媚上”，本质上是因为专权的他，其实是皇帝专权的代理人。李林甫的改革措施，与玄宗朝的制度改革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只是经历了开元诸多贤相之后，改革到了李林甫时期，已经走入深度触碰利益格局的深水区。李林甫是霸道，表面温和公正，实际上排除异己不择手段，但是与其他历史时期或成功或失败的改革家们相似，这种霸道与专权，也是为深度贯彻其改革措施而采取的强横政治手段。整个玄宗朝，开天前盛后衰的冰火两重天，其实是处于中国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上，这些制度改革，也是在形势倒逼之下，被动跟进时代步伐。李林甫在这次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激变中的作用，一点也不小。
比如直接决定了中国军制分水岭的募兵制改革，现在很多网友觉得这项改革是汉家军队逐渐沦为弱势的历史成因。但其实府兵制与汉唐间作为社会主导阶级力量的士族群体，整体都已经在初唐时期崩溃瓦解。这背后与当时东亚社会的技术、传媒、政治、国际形势发展都有关联，而募兵制改革，只是在未经明确的既成新形势下，制定新法来理顺兵制关系与制度规范的顺势改革。
所以《旧唐书》中，虽对其人格也有贬义，但对李林甫的理政能力和成绩，不吝给予“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处，皆有恒度”，这样足够褒奖的措辞。
“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这般城府深沉的李林甫，也才会让目无纲纪的安禄山都觉得敬畏。“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李林甫很重视对制度典范的维护。最终死后被杨国忠诬陷，天下人都觉得冤屈。证明当时李林甫是有一定威严和人望的。对比没有底线，大肆敛财的杨国忠，李林甫也背后整人，但做事实。李林甫也心狠手辣，但维护规则流程。李林甫也敛财，但是通过开源节流的财政制度创新，而不是粗暴的透支榨取地方财政，搜刮民脂民膏。
李林甫喜怒不形于色，见人经常是温和微笑的，表示尊重。但背后使刀子不手软。这种笑眯眯表面够和谐，实际上却是招黑到结不了死党的“臭名兼能力者”，玄宗如何不喜欢？但为什么《旧唐书》中，对他的评价还较为中肯，而北宋的《新唐书》与《资治通鉴》里，他基本就只剩一“口有蜜，腹有剑”，专横的小人嘴脸了？北宋那批“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平时是什么样的精神头，就不必多言了。他们对待本朝变法改革是什么态度，也不必多言了。他们务虚多一些还是务实多一些，更不必多说。大概，李林甫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道德低配版的王安石吧。毕竟玄宗朝最后的锅，也足够大。
那么李林甫就是值得敬佩的吗？在我心中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改革中，有一项，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倒退，且后果很严重。哪一项呢？
唐玄宗在位44年间，唐朝宰相列表：
刘幽求 5个月
魏知古 1年10个月
陆象先 1年7个月
郭元振 5个月
张说 6个月+4年8个月
姚崇 3年2个月
卢怀慎 3年
源乾曜 3个月+9年6个月
宋璟 3年2个月
苏頲 3年2个月+3年2个月
王晙 9个月
李元紘 3年3个月
杜暹 2年10个月
萧嵩 5年2个月
宇文融 4个月
裴光庭 3年10个月
韩休 10个月
裴耀卿 3年
张九龄 3年
李林甫 18年7个月
牛仙客 5年9个月
李适之 3年9个月
陈希烈 8年5个月
杨国忠 3年8个月
韦见素 2年8个月
三省六部制下，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三省长官都是宰相。而门下省、中书省的长官可以是很多人，所以实际上，唐朝的丞相职能是由政事堂的一群宰相共同承担，是群相制。第二任太宗皇帝，为了进一步制衡三省长官对相权的垄断，将宰相实质化为“同中书门下从三品”的头衔，可加授三省长官以外的官员。加上高宗又增次一级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朝凡是有这两个实衔，都是入政事堂的实质宰相。
唐朝，从太宗到玄宗中前期的繁盛，离不开这样一个有明显历史先进性的政治设计——群相集议制度。我们看上边玄宗朝的宰相列表，其中开元名相中最著名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哪个也都只有三四年...开元盛世，正是靠着这样一个不断推陈出新，以人事更新为基础的吏治理念，渐渐达成。这种政治血液更替频率，比当代也不逊色啊。
可是，正当唐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疆域、经济、文化，达到全盛之时，玄宗却厌恶了这种过于密集的宰相更替传统。
玄宗的一生，陪着爸爸与奶奶斗，与伯伯斗，与婶婶斗，自己又与姑姑斗，爸爸斗...中青年时期的玄宗，意气风发，有明确的改革目标，政治理想。初掌大权，他任人唯贤。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需求之下，他总能很精准的找到时代所需的贤相，与他们契合时代的政治纲领。
姚崇的灵活善治，宋璟的刚正纠风，张九龄的文章风骨，张说的锐意革军，韩休的诤诤直谏，裴耀卿的专于实务，宇文融的专于理财...他知道姚崇不够清廉，也知道张说不够正直。但他都能用得恰到好处。他对张九龄的文人风骨极其不悦，后来却总要在别人推荐新宰相时问一句：“风度能跟张九龄比吗？”他对韩休的忠言逆耳感到烦躁，被问及此事时却说：“韩休把我气得虽然瘦了，但天下肥了。萧嵩每次跟我说话，总是顺着我，我当时高兴，回去想到天下，反而睡不着觉。韩休敷陈治道，经常怼我，我回去而想到天下，睡得却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国家社稷。”这就是唐玄宗与韩休著名的君瘦国肥。唐玄宗前期用相，很少有超过四年的，而且通常都是正副相一起下，换全新班子，每个阶段根据时弊需要，任用不同类型的宰相。
可以说，玄宗早年的盛世，就是靠驾驭能臣而成，而不是他自己有多大的文能武力。
即使李林甫出众的政务能力，玄宗也是没有看错人的。甚至，如果李林甫只做个三四年的宰相，也能落个还不错的名声。但是玄宗厌倦了，他厌倦了每逢三四年就要一次政治大调头，每逢三四年，就要顶住一波吏治压力与人事风险...老年的玄宗，对高频的驾驭政治斗争觉得累了，想让事情简单一些，祖宗的制度，有些繁复拘束了...
于是，除了其他的制度改革政见，还持有与玄宗相同的某个特殊改革目标的李林甫，竟然打破以往宰相班底更替传统，破例长期坐住首相之位，且一坐就是十六年到死...这个玄宗觉得是时候改变的特殊目标，就是——统一相权。
统一相权，是玄宗强化君权专制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步。祖宗的制度，虽然分化了相权，但同时，也让代表皇权的皇帝一个人，面对代表相权的一个政治集体，同样是限制了君权。二十多年的太平、成就，让逐渐年迈的玄宗，厌倦了臣下们吵吵闹闹，争论不休，人事纷叠，小看了这个制度的互相牵衡背后，其实还有强大的互相保障作用。他要扶持一个皇权代理人，一个可以省略更多沟通，省去更多精力，就可以直接操控的中央。发展百余年的群相集议制度，从李林甫开始，逐渐走向主相独裁...三四年轮替的群相集体执政，变为了主相到死方换...
安史之乱来的太快，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我们不知道外戚杨国忠，会掌权到什么时候。而这之后，唐朝陷入了中晚唐的瓶颈与深渊，面对一个渐渐无法统筹全局的中央，谁又会去思考李林甫这次加强相权改革的制度意义呢？
但是在李林甫之死，到安史之乱的时间夹缝中，我们分明看到的一些主相独裁，无限掌权的弊端...安禄山是被主相杨国忠逼反的，即使如史书上说安禄山本是想等到有知遇之恩的玄宗皇帝死了再反，但安禄山那身板儿好像也熬不过玄宗，倒是杨国忠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反了...还有玄宗，临阵斩主将，在危局之下，毫无准确的战略判断，逼杀封常清与高仙芝，导致局势恶化...很多人用晚年糊涂去解释开元时期圣明君主，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但我们应当看到一个区别，开元年间的李隆基背后，站着的是整个中书门下的宰相集体...而洛阳沦陷时，李隆基的身后，只有一个自私的杨国忠，和一个含石阻驾的杨玉环...变得不仅是他这个人，而且是那个权力的构成...
安史之乱，何尝不是改革不适当处，玄宗、杨国忠错误被放大所结的恶果呢？藩镇设计的背后，是玄宗、李林甫、杨国忠垄断人事，任将唯亲，恰恰缺了一道人事更替制度的保险锁，让诸派在失去未来预期的人事渠道固化死局下，挺而走险作困兽之斗，殃及国家。四十四年，太久了，同历史上每个高龄帝王一样，也许玄宗迟早会犯这样的错...
宋朝的军事，相对唐朝来说是不够强大。但是宋朝克服中晚唐与五代的病灶——藩镇割据，重塑大一统制度、理念和国家形态，把已经烂在晚唐五代泥潭里的帝国法统观念重塑，靠得又何尝不是制度性权利制衡之下，被重新锻造修复的中央集权...
也许有些朋友看到这会迷惑，到底集权是好还是不好啊？我怎么一会儿说玄宗集权不好，一会儿又说宋朝重塑集权好呢？这么说吧，宋朝重塑集权，是靠枢密院、三司这样的制度制衡，防止被集中在中央的权力异化，但无疑是将此前支离破碎的地方权力，与地方本位下混乱的人心，有效得统归中央，所以是制衡的制度性的中央集权，与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一样，更具时代先进性。宋的这次重塑集权后，汉族再也没有非民族性的，大而久的内部分裂。而玄宗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处于一个历史选择节点，却没有选择制度这条路。盛唐法度设计革新舍本逐末，只谋一时一世，与其说他是在加强中央集权，不如说他是在关键制度上走回头路，仅是在加强君主个人集权。到宋朝，中国历史才真正在制度性的中央集权上又进了一步。
玄宗晚年与李林甫所放开的野兽，吞噬了唐初原有的制度保障，那昙花一现的权力盛宴之后，不过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仿佛无尽的中晚唐...
李林甫和明朝的严嵩一样，都是作为各自时代政治责任的背锅者而存在，承受了时代的所有罪责。
对于李林甫，应将他置于中古时代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
李林甫的政治生涯，无非三大罪：一是擅权乱政，独揽朝纲。二是纵容边将，最终导致安史之乱。三是嫉贤妒能，阻碍人才上升。
1.先说安史之乱爆发原因：
安史之乱的爆发具有时代的不可逆转性，它是中古贵族政治终结，文官体系成熟之前特定时段所产生的一种政治现象。隋唐时代既不像之前的南北朝完全由贵族政治（包括士族门阀、地方豪族、胡汉军事贵族等）主导，也不同于之后的宋、明王朝具备成熟的官僚体系。隋唐政治介于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它是一个豪门贵族影响力不断下降，各种新兴势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尽管豪门贵族的力量自南北朝以后不断削弱，但是在隋唐前期，他们对皇权仍然存在巨大的威胁。隋唐前期，贵族对军队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军人不是贵族出身，就是受他们的控制，形成唐前期政治军事上的关中本位政策，军事重心的集中导致上层权力斗争往往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在京都地区频繁激烈的出现，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三大政变后面都能看到皇族和贵族的身影，而禁军在这些政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唐朝历代皇帝都在不断削弱和分散禁军的权力，一方面是皇权的不断努力，另一方面，随着贵族力量的衰弱，他们对军权的控制也逐渐转到皇帝手中。这一过程大约到唐明皇开元时期得到实现。从郭元振、葛福顺等被解除军权，皇族亲王被限制在十王宅，反映出开元时期军权向皇帝个人集中的趋势。皇权排除禁军的威胁结果，就是唐朝的军事重心开始从关中向边境转移，预示着藩镇和边将军人力量的兴起，形成所谓的“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虽然这一举措结束了军事政变对中央政局的干扰，但是如何控制边疆地区日渐庞大的军队，兼顾他们的利益，成为中唐时期新的政治问题，安史之乱就是在这个问题未能妥善解决的背景下爆发的。
因此，李林甫做不做宰相，安禄山当不当节度使，都不能阻止安史之乱的爆发。因为安史之乱就是由贵族社会瓦解时期，庶人军事集团脱离政府控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个人的影响阻挡不了历史大潮的来临。
2.关于李林甫的擅权乱政
李林甫的权相地位的确立是以皇权为后盾的，说直白点，李林甫能够长期占据相位并控制朝政，就是唐玄宗支持的结果。对李林甫的评价，涉及到唐中宗神龙政变之后中央政治的重大变迁和盛唐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的转变，很难用“忠奸”这种非黑即白的标签来衡量。
李林甫执政前的唐朝政治形势：
自武则天革唐鼎以后，为巩固权力，在清除关陇贵族和皇族强势亲王的同时，有意识地利用科举制度提拔官吏，为新政权培养支持者。其结果是形成两类人群，一是出身较低，以文翰进阶，以顾问身份参与机要的政治群体，和一批从基层被提拔起来的实干官吏，前者如武周到唐中宗时期的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沈佺期、宋之问），乃至后面的张说、张九龄等人；后者如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张嘉贞、牛仙客等，他们不同于以往的关陇军事贵族，以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入仕，也不同于太宗、高宗时期的山东士族以高门、清要相标榜的进阶方式，而是通过参与机要和政变（前者），或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官僚（后者）。他们是武则天到唐明皇前期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群。所谓“政启开元、治隆贞观”的真正推动者就是他们。他们本身实力分散，因此从政上的投机特点明显，除了少数功成名就之人，如三次拜相的张说外，基本都是以政治丑角的形象被载入史书的。以上这些人，连同朝中的贵族和唐朝的元勋后裔，共同对武则天之后唐朝政局的动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一点需要强调，这些人并不是铁板一块，各自有自己的独立诉求，不妨碍相互之间的对立。
武则天之后，上述人群通过参与武则天继承人（李显、李旦、太平公主）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逐步进入中枢权力。李唐复国后，唐中宗（李显）借用武氏集团和后族外戚压制新崛起的神龙五王（张柬之、崔玄纬、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和安国相王（李旦）、镇国太平公主等势力。中宗猝死后（是否毒死有待进一步确认，实际上李显是否被毒死并不重要，因为他死了，其他势力正好以这个契机发难），以上势力抓住机会再次发动唐隆政变，拥立李旦继位，清除唐中宗一系的势力。接着朝中最强的两股势力，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东宫）展开争夺，最后东宫一系抢先发动先天政变，消灭太平公主势力，并架空李旦，李隆基亲自掌权。经过盛唐前夜的三次政变，文翰群体和官僚人群的代表人物纷纷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他们与皇权的互动，共同促成了开元时期的政局走向。
开元时期的政坛，主要由三类人群构成，一是以张说为首的文翰大臣，包括其提拔的张九龄。二是以姚崇为首的吏治派官僚，这类人群还包括宋璟、宇文融、张嘉贞、杜暹、牛仙客等。三是形形色色的豪门贵胄，如陆象先、钟绍京、卢怀慎、源乾曜、裴光庭、李元纮、萧嵩、李适之等人。开元时期，李隆基的执政路数既是任用吏治派成员裁汰僧尼、括地检户，修订律法，充实国库；任用文翰人群修撰国史以奠定新朝正统，建立丽正书院以罗致人才，封禅泰山以夸耀治平。其间参酌使用第三类豪门贵胄与前二者搭班，相互制衡。
但是到开元后期，随着太子李瑛成年，东宫势力逐渐兴起，开始危及皇权。因此，在皇帝与皇储矛盾日益增长的局面下，李隆基逐步开始调整朝政安排，防堵和压制太子势力做准备。开元到天宝年间的政局，是以老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博弈为中心展开的，而李林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取代张九龄担任中书令的。李林甫担任首相实至名归，首先论出身，李林甫拥有唐朝皇室身份，天然高贵，能压高门贵胄一头。其次，李林甫政治上出身起自实干官僚，从小吏做起，兢兢业业，曾在宇文融、裴光庭、萧嵩、韩休手下任职，一步步熬到礼部尚书，并参与主持《唐六典》的编纂，并在开元23年主持精简繁冗机构，缩减财政开支，工作能力突出。同时，他与开元时期的众多朝臣关系密切，与宰相源乾曜是姻亲，并受到宇文融以及韩休的赏识。综上所述，李林甫具备别人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在张九龄之后接替首相职位可谓实至名归。李林甫任相以来，一直秉承李隆基的旨意，压制东宫势力，先是支持李隆基废除太子李瑛，并罗织“三庶人之祸”，拔除李瑛一系的势力。后又借皇甫惟明—韦坚案、王忠嗣案、杜有邻案、杨慎矜案不断压制正在兴起的继任太子李亨的势力。同时，配合李隆基的全国军事部署，完成军事力量向边镇的转移，在天宝时期对外用兵频繁的情况下，大唐帝国能够保持高效的运转，可见李林甫的执政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天宝以后，边镇军人的地位不断提高，干预政治的能力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武将卷入最高权力的争夺之中，皇甫惟明、王忠嗣、安禄山皆是如此。所谓边将入相，本是开元前期中央大员调整的惯例，胡人入将反映的则是天宝以来边境募兵制下军队胡汉混杂的特殊惯例需要，同时也反映出李隆基忌惮王忠嗣类的人物，孤立东宫，切断其与军队联系的一种表现。安史之乱的爆发类似于南朝的侯景之乱，是天宝以来中央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唐代历史在记录这一阶段的史实时，往往突出李林甫的主观动机和他的行为，而忽略了政治斗争的众力作用。
3.关于李林甫历史地位的形成
李林甫死后，李隆基又扶持杨国忠来替代李林甫的位置，但杨国忠资历尚浅，又是外戚出身，在东宫和武将势力已经坐大的情况下，很难达到李林甫的境界。因此，李隆基为夯实杨国忠的地位而仓促布局，结果打乱自身步调，间接引发杨国忠和边将的矛盾，进而引爆中央早已存在的政治暗流，促成安史之乱连陷两京的被动局面。
安史之乱导致唐朝对全国的统治发生根本改变，尤其到唐德宗建中以后，唐朝希望通过武力解决河北藩镇，重回天宝时期状态的努力最后破灭，因此对于这一结果，唐朝君臣需要为中唐变局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毕竟天宝以来的主政者中，为君主讳，皇帝肯定不能背锅，其他宰相要么影响力小（韦见素、陈希烈），要么时间太短（杨国忠），均不适合承担安史之乱到唐德宗贞元时期的藩镇引发一切责任，李林甫在任十六年，在位期间又与唐肃宗一系为敌，因此成为这一局势转折最好的背锅者，加上中唐以后，科举选官成为主流，李林甫堵塞言路、嫉贤妒能的形象随着他这一系官僚的消亡而彻底坐实。
实际上后晋修纂的《旧唐书》，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明显突出李林甫的责任，这并不是后晋修史团队有意为之。到北宋时期，由政府主导修纂的《新唐书》，在系统梳理唐代史料的基础上，以纲常史学为指导，对唐代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定调，将李林甫打入奸臣传，最后奠定了他的历史背锅侠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