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传
"和《
中庸
》代表先秦
儒家
形而上学发展的最后阶段。
"易传"中最重要的
形上学
观念是"道"的观念，道家也如此。可是，"易传"的道与道家的道，完全不同。道家的道是无名，不可名。"易传"的道，不但是可名，而且严格地讲来，正是道，也只有道，才是可名。
《
中庸
》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第一章）情感完全没有发生的时候，心的活动就无所谓太过、不及，而恰到好处。这是中的一个例子。情感发生了，而无所乖戾，这也是中，因为和是中的结果，中是来调和那些搞不好就会不和的东西的。
《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第二十一章）这就是说，一个人若是明白了日常生活中普通而平常的活动的一切意义，诸如饮食人伦的意义，他就已经是圣人。一个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也是圣人。如果做不到，也就不可能完全明白其意义。如果不完全明白其意义，也就不可能完全做到。
《中庸》还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第二十五章）这段话的意义很清楚，我倒是怀疑，"仁"字、"知"字是不是该互换一下。
《中庸》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
与天地参
矣。"
成己的同时，一定要看到还要成人。不管成人，也就不能成己。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人伦，即在社会领域内，才能尽其性。这就回到
孔子
、
孟子
的传统了，就是为了成己，必须行忠、恕，即行仁，这就包含着助人。成己，就是尽其性，即尽其受之于天者。助人，就是赞天地之化育。完全明白了这些意义，就可以与天地参。完全明白了意义，就是《中庸》所说的明；如此与天地参，就是它所说的诚。
为了达到与天地参，是不是需要做非常的事呢？不需要。仅只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明白其全部意义。这样做，就可以达到合内外，这不仅是人与天地参，而且是人与
天地合一
。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出世，而同时仍然入世。后来的
新儒家
发展了这个思想，并且就是用这个思想攻击佛教的出世哲学。
这就是儒家的方法，这种方法把人的精神提高到同天的境界。它与道家的方法不同，道家的方法是通过否定知识，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人世间的"彼"此"分别。儒家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通过推广仁爱，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寻常的人我和物我分别。
干老大解释明诚：关于人性，我们既不能简单说
人性本善
（因此需要守持），也不能简单说人性本恶（因此需要洗涤）。
而更好的做法是：人性自有庄严，但除了极少数可能存在的圣人（作为人性虚设），几乎没有人可以生而知，生而德之，而必须通过教化，文化，而生之为人。
在这样的表述中，二者压根没有矛盾，故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其实这是的矛盾是
孔子
时候就开始了的，仁与智，何者为重？
仁即是诚，智即是明。在孔子，仁绝对居于中心，但仁者岂能无智（智者可能无仁）。
真正的人的生命之成长与发展，一定是明诚俱进的。亦即是仁智并进的。所以作为哲学抽象的概念，与真正的生命发展或者说教育过程，毕竟有别。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真正的诚，必同时是明的；真正的明，必同时是诚的。此语亦可更改为：真正的仁，必同时是智的；真正的智，必同时是仁的。
中国
儒学
基本上是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东周末期(春秋)由孔子创立，到了接近战国时期由孟子完善的儒学；但佛学传入中国之后，
儒家思想
的
形而下
受到了形而上的佛学的严重冲击而衰弱，唐代大儒
韩愈
力图弥补儒学的缺陷，他以仁义和道德互为表里，来弥补儒学这一先天不足(孔子的弟子
子贡
就曾经感叹“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但“道德”的要害是它和“人”没有关系，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到
北宋
出现了
程灏
、
程颐
兄弟，开“理学”和“
心学
”先河，后来
南宋
朱熹
继承程颐的“理学”，明代
王阳明
继承程灏的“心学”，史称“
宋明理学
”或“宋明
新儒学
”，尤其是在朱熹那里，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个学说系统，即“程朱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