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主题：

《“华夷风”：华语文学的视界》

由于战争、经济等因素，大量华人移民到海外，形成各种华语文化圈，虽仍以华语创作，但风貌各异，单一地区或单一主题的概念，已不足以诠释这些文学生产的驳杂与纠结现象，“华语语系文学”的议题遂应运而生。王德威教授是此概念的倡始学者之一，其学术著作《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代表近年华语语系文学的风向。

作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华语语系文学”）最重要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之一，王德威教授的文学史书写，始终贯穿着自己出入中西内外的开拓视野和独特角度——这体现在无论是早期“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提出，还是后来“历史与怪兽”的表达，“抒情传统”的发掘，再到如今的“华语语系文学”这一备受关注、也颇具争议的概念，也体现在王德威教授同夏志清、李欧梵等海外中国文学学者不断的接受、反思与对话当中。

本期推送，我们节选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活字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版）中王德威的代序。让我们跟随两位名家的隔空对话，一同进入中国现代小说的世界。

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感时忧国”论更深的一层，夏触及了当代批评论述重新炒热的话题，即：我们如何分殊个人才具与国族想象间的界限？如何定义国家文学及跨国文化政治的分野？

对首次阅读《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读者，印象最深的莫非夏志清的论断： 比起西方传统，现代中国小说在行文运事、思想辨难，以及心理深度方面，均远有不逮。 就算夏可称之为现代小说评论的宗师，他这番议论也引来不少民族主义者或多元文化论者的侧目，谓其有自贬身价之虞。

在有名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夏写道：“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 曼一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关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画国内的黑暗和腐败。”

追根究底，夏的立论受到屈灵的启发。对屈灵而言，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在于“西方文化对文化本身的失望”，这一幻灭感促使作者对当代文明产生仇视，并划清界限。但夏注意到中国现代作家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正因现代中国作家对家国的命运如此关切，他们反而不能，或不愿，深思中国人的命运与现代世界中“人”的命运间，道德与政治的关联性。 夏认为中国作家在他们作品最好的时候，展现一种强烈的道德警醒，这在西方作家中是少见的。但另一方面，他也为这一“感时忧国”的精神，付出代价：“这种‘姑息’的心理，慢慢变质，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而另一方面，他们目睹其他国家的富裕，养成了‘月亮是外国的圆’的天真想法。”

▲夏志清先生（1929-2013）

夏依据西方典范，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表现颇有保留，因此处处强调国际视野的必要。 但我们不禁要问，夏本人是否也显出了一种“感时忧国”的心态？

他和他所评介的作者其实分享了同样的焦虑：在“现代”文学的竞争上，中国作家已经落后许多，如何积极迎上前去，是刻不容缓的挑战。但夏与这些作者不同的是，一反后者专注家国一时一地的困境，他亟欲从西方先进的模式找寻刺激。中国作家视“感时忧国”为文学（及社会）革命的前提，夏却认为那是自我设限的藩篱。夏与他评介的作家间的争议，可以视为现代文学“是什么”、“能作什么”等问题的最佳例证之一，而这些问题今天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虽然夏认为“感时忧国”的精神，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创作颇有局限，他还是看出有些作家能够展现个人风格及独特视野，因此出落得与众不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论里，他列举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四人为其中佼佼者，因为他们的作品显现 “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从这四位出列的作者，我们也不

难明白何以在传统评者眼中，夏书是如此离经叛道。最受争议的当是夏独排众议，竟贬低鲁迅这位现代文学教父的地位。他承认鲁迅的抗争精神使后之来者深受启发，但却遗憾鲁迅的温情主义以及对“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默认。由此类推，夏对新文学的名家如茅盾、巴金、丁玲等，也吝于给予过高评价。

钱锺书（1910-1998）

沈从文（1902-1988）

夏所推荐的四位作家中，张爱玲与钱锺书在50 年代的文学史里，皆是默默无闻之辈。 张崛起于抗战时期的上海，原被视为通俗作家。但夏独排众议，盛赞张对人性弱点的细密临摹，以及她“苍凉”的历史及美学观。 夏认为，张对人无常无奈的生存情境的感喟，与彼时主流作家的史诗视野大相径庭；他并推崇《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另一方面，夏也欣赏钱锺书的讽刺艺术，视其为《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以降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钱的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 大的一部”。

我以为夏对30 年代两位作家张天翼及沈从文的解读，尤应引起注意。这两位作者的政治立场、个人特性，以及创作风格的差距，可谓南辕北辙。张是左翼作家，以辛辣讽刺的浮世绘取胜，沈则是和平主义者，以描述中国乡土的抒情境界见长。对夏而言，尽管二人颇有不同，他们却共享一强烈的道德热情，而且这一种道德热情并未限制他们对于艺术的琢磨。当沈从文在描写人性善良面，或张天翼揭露人性邪恶时，他们表现了相同的勇气与文采。两人都不愿让眼下的政治考量减损他们对人性各层面─哪怕是最不受欢迎的层面─的探察。

用夏的话来说： 张天翼在“同期作家当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冷静的掌握。”而沈从文显示“这世界，尽管怎样堕落，怎样丑恶，却是他写作取材的唯一的世界，除非我们坚持同情与悲悯之心，中国，或整个世界，终将越来越野蛮。”

▲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初版于1961年

图为本书1999年英文第三版

由于夏的推荐，张爱玲及钱锺书的名声在60 年代急涨直上。过去30 年来张爱玲在台港及海外尤其大受欢迎，声势之盛，直追人民共和国前期治下的鲁迅；而80 年代以来，“张爱玲热”也席卷了大陆文坛。但如上所述，有鉴于50 年代大陆文艺气氛，夏对沈从文及张天翼的诠释，才更耐人寻味。夏虽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却能欣赏张对国民党时期社会的挞伐。如果他只是50 年代美国政治风向的追随者，他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推崇一位左翼作家，尤其是一位卓有文名的左翼作家。沈从文的例子亦复如此。大陆解放之后，沈被目为反动作家，并因此一度企图自杀；之后沈放弃写作事业，以为无言的抗议。 在沈被两岸史家评者刻意忽略、湮没的年月里，夏是少数记得他并赋予极高评价的知音。

从传统眼光来看，夏所从事的是文学典律的重新定义。在我们这个多元论及边缘论大行其道的年代，夏重写文学的过去尽管颇有洞见，仍难免贻人口实。许多评者立志要摒除文本、种族、性别、政治的“中心”论，迫不及待地奔向“边缘”，以致今天边缘人满为患。夏的大传统既是以普遍的人性及不朽的杰作为立论基点，《中国现代小说史》似乎与时下理论背道而驰。

然而夏书也许并不如此简单；在理论与实践间他总能另辟蹊径，一抒创见。话说从头，当年《小说史》的写作不正是要把边缘作家推向中心，并重新思考主流杰作的意义？果如此，我们今天能从此书学到什么？

再以夏所推崇的四位作家为例。 夏发现，在表面的“感时忧国”之下，这些作家的写作之道错综交会，所以能为彼时盛行的写实主义创造无数可能。 他将张爱玲的颓废都市风貌与沈从文的抒情原乡视景等量齐观。他注意张的悲观人生观照与她讽刺佻脱的呈现手法，颇呈拉锯；另一方面，他提醒我们，“除非我们留心（沈从文）用讽刺手法表露出来的愤怒，他对情感和心智轻佻不负责态度的憎恨，否则我们不会欣赏到小说牧歌性的一面”。虽然钱锺书与张天翼都以讽刺见长，钱的冷隽机智与张的嬉笑怒骂其实颇有不同。

不仅此也，夏也提及张爱玲及钱锺书都以贵族的立场俯视人生琐碎，而沈从文及张天翼则能深入生命底层，多闻鄙事。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钱锺书则沿袭了《儒林外史》的精神。

▲王德威在老师夏志清家中的合影

面对《小说史》内其他作者的取材、风格及意识形态立场，夏也采取了同中求异的策略。他绝少附和现成观点。比如说， 他赞美左派评家奉为经典的茅盾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但他的焦点不在茅盾左翼思想的微言大义，而在茅盾所不经意流露的人道关怀。 对夏而言，这一关怀不能用党派立场来划分。夏对30 年代写《激流三部曲》的巴金颇有保留，但巴金在中日战争后的作品如《寒夜》等，却颇赢得他的青睐。至于女性作家，凌叔华以她精妙的女性心理白描深获夏的好评；相对的，当时大为走红的冰心却因其感伤滥情，不能更上层楼。

在“感时忧国”论更深的一层，夏触及了当代批评论述重新炒热的话题，即， 我们如何分殊个人才具与国族想象间的界限？如何定义国家文学及跨国文化政治的分野？ 夏认为中国作家深怀道德使命；在这样的前提下，“好”的作家应该既能深入挖掘中国社会病根，却又能同时体现艺术自制及永恒人生视野。夏的观点内涵一二律悖反的现象，恰恰呼应了新批评对文本“张力”、“反讽”的诉求。而实际操作上，夏更能随机应变，衍生种种诠释。

80 年代以来，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国家视为一“想象群聚”（imagined community）的说法受到广泛重视。我们不妨重审夏的“感时忧国”说，视其为中国作家想象“现代中国”的一种表征。在革命与启蒙的感召下，中国作家急于重理家国的命运，而文学成为一个有效的辩证管道。通过文学，诸种议题如从国民性到国家的未来，都得以付诸对话。这种将国家论述及文学论述相印证的风气其实可以溯至晚清。我们都还记得梁启超的名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这一文学／国家论述在五四以后变本加厉，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一段历史，正可作如是观。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

及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

夏的“感时忧国”论还可以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国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论相提并论。21 乍看之下，这也许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两者的理念基础极不相同。对詹明信和他的从者而言，第三世界的文学由于历史情境的因素，倾向凸显叙述（narration）与国家（nation）间的“不自然”关系。此一关系在文学表达上引生一种寓言的向度，而与第一世界的文学遥遥相对。第一世界的文学标榜形式与意义相辅相成的象征（symbolic）关系。象征望似浑然天成，却总已暗藏霸权的底蕴。比起第一世界文学，“国族寓言”式的文学也许看来粗糙，但此一形式特征在在点出其久被压抑的政治、文化潜意识，公、私领域皆然。

詹明信的理论自谓激进，其实也泄露了再现论（representationism）的迷思。比诸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论，并未见有真正突破。更吊诡的，夏视之为感时忧国论的缺点─如笔锋粗糙、缺乏“象征”密度─很可能成为詹明信“国族寓言”论歌之颂之的对象。两人对鲁迅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 正传》等的解读，恰恰可见端倪。

▲詹明信（1934- ） 及其代表作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夏应会同意中国现代小说含有一种“国族寓言式”冲动，此一冲动督促作者与读者发泄他们的政治欲望与叙事力量。但夏也应会强调国家文学必须包容别具心思的作者─不仅是那些刻意与“国族寓言”式文学唱反调的作者，更及于那些对各种明火执仗的政治议题漠然无视的作者。

在操作实际批评时，夏显示没有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可以总括（文学）历史的种种变数。以“寓言”来看待一个国家文学，不论定义如何，终难免画地自限之虞。国族的想象不必总与历史情境发生一目了然的连锁。夏的优势在于尽管他抱持（保守的）新批评与李维斯主义，他毕竟尊重文学实践过程里，“始”料未及、多元创造的可能。他显然相信一个不肯从众、拒为“寓言”的作者，有时反更能表达一个社会被压抑的政治潜意识。只是，张爱玲或沈从文，而非鲁迅或巴金，反而更能写出中国民族面对历史变荡时的希望与怅惘。

夏书所透露的欧洲中心主义已迭遭异议，毋须在此重复。但如果我们转而注视他切切要将中国文学推向国际场域的用心，未尝不无可观，而这也正显示他自己“感时忧国”的意识之一端。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创作永远都是取决于文本以外的多重因素（overdetermined），那么中国作家的潜能就不应受限于政治现状，更不提一厢情愿的风格、主题发展时间表了。 中国作家一旦摆脱“感时忧国论”后，实在毋须臣服于“国族寓言”论的紧箍咒。毕竟两者都不能跳出第三世界“迟来的现代性”（belated modernity）一说的窠臼。

夏的方法学因此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跨国语境与个别特色间的张力。近年来多元文化论者，或出自政治正确性的使命感，或出自理论的自觉，致力于强调在地的、区域的文学。势力之大，一时沛然莫之能御。相较之下，夏追求世界文学的立场恰与此针锋相对。他的欧洲中心主义当然有其立论的弱点，但另一方面，他对回归“在地”文学呼声下的畛域倾向（ghettoism）及招牌主义（tokenism）的弊病，应算有先见之明。夏的观点毕竟体现了我们追求文学现代性的症结。

本文为原文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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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唯一正式授权大陆简体版本

活字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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