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上）Psychoanalytic Feminism

Dr Martin

哲学教育+海外博士留学；有疑问私聊。

Zakin Yetta译
Zakin, Emily. “Psychoanalytic Feminis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16, 2011. https:// plato.stanford.edu/entr ies/feminism-psychoanalysis/ .

图一：安德烈·布鲁伊莱，《萨尔佩特里耶尔的临床课》，1887年，布面油画，290 x 430厘米（巴黎大学）。这幅让·沙科演示催眠的画作挂在弗洛伊德的书房里。
Figure 1: André Brouillet, Clinical Lesson at La Salpêtrière, 1887, oil on canvas, 290 x 430 cm (University of Paris). This painting of Jean Charcot demonstrating hypnosis hung in Freud’s study

精神分析发展出了一种无意识理论，将性和主观性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它揭示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以及政治忠诚和依恋被无意识的驱动力所的影响，而且这是被超出个人能力范围的符号结构所支配。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的任何联系在一开始似乎都难以协调，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在女性气质的演讲中讨论“女性气质之谜” (Freud 1968 [1933], 116) 或性别差异，将女性弹劾作为研究问题，希望她们更男性化而不是女性化，以此免除听众的指责。因此许多女权主义者对弗洛伊德演讲中包含的偏见和主张的公开内容都持谨慎态度。尽管如此，本文将解释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理论，并对他的基本概念、局限性、僵局和可能性进行分析。

虽然性和社会性别有时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被解释为生物学与文化、先天与后天之间的对比，但如下所述，弗洛伊德的理论挑战了这些二元论，对精神和身体的性冲动进行了解释。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打破了许多女权主义的定义以及理论化的概念和物质对象的假设，尤其包括女性的概念。同时，精神分析还向女权主义提出了关于差异的价值和对平等的追求，以及这些不同追求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大量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特别关注修正弗洛伊德的恋母叙事，本文将特别关注弗洛伊德与恋母情结有关的无意识理论。

1. 弗洛伊德的女性气质之谜
The Freudian Riddle of Femininity

2. 女性主义对精神分析的批评
Feminist Criticism of Psychoanalysis

3. 语言、法律和性别差异
Language, Law, and Sexual Difference

1.弗洛伊德的女性气质之谜
The Freudian Riddle of Femininity

图二：魏格纳 (丹麦人，1885-1940),《红心皇后丽丽》, 1928Figure 2: Wegener (Danish, 1885-1940), Queen of Hearts (Lili), 1928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既植根于对病人的临床实践，也植根于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界定的推测性尝试，其目的是为心理结构提供详细的描述，这些结构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础，并说明其经验形式的多样性。 他提出了一个分裂的主体——一个自己不知道，被多个机构穿越的“我”。 他将人类的驱力与本能区分开来，因为驱力（与本能不同）没有预先的目标或自然提供的对象，也不遵循预先设定的生物学路径。对于居住在人类世界的人来说，内驱力可能会依附于任意数量的目标或物体，并通过任意数量的身体部位感受到。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内驱力通过思想或表象变得具体化。因此，人类的具身化充满着模糊的解释，性欲源于一种本能的不足，这种本能的不足将欲望呈现为困难或问题，并推动其日益复杂化。

性对心理过程的影响的主张可以从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症的早期著作开始看到雏形。在与约瑟夫·布劳尔 (Josef Breuer) 合作撰写的《癔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 1895) 中，弗洛伊德研究了在没有器质性病变的情况下症状存在的现象。在后来的《性理论三论》（Three Essay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1905）中，弗洛伊德争辩说，与早先的性行为从外部干预的假设相反，性行为是婴儿生活的一种原始和先天的（如果也是早期的）力量，源于伴随生命过程的身体的感知。弗洛伊德认为幻想是神经症症状的决定因素，而不是过去的真实经历。无意识的幻想不是谎言或欺骗，而是揭示了一个真相，不是关于客观世界，而是关于主体的内在生活，一个人是谁，一个人想要什么。

在摒弃在本体论中心理无罪的想法之后，弗洛伊德转向了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外部强加的方式，到达了精神分析思想的基本前提。这种无意识的幻觉活动的范例是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女性气质不能从生物学或传统的角度来理解（Freud 1968 [1933], 114），性差异主要关注心理现实而不是物质现实，关注幻想领域而不是自然或文化。俄狄浦斯故事是心理发展的故事，是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主体，以及在成为主体时性别差异化的故事。弗洛伊德时常对女性气质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感到困惑：鉴于女孩对母亲的爱和依赖的史前历史，她为什么会转而效忠父亲？在生殖器发育之前，她也经历了手淫阶段，为什么她要把愉悦的快感从阴蒂转移到阴道呢？这些都是他在提到女性气质之谜时所提到问题之一。他将其理解为一个谜语，这也表明他不将性身份理解为一种植根于解剖学的自然预先给定的本质，而是一种通过身体驱动力与家族、他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形式。

弗洛伊德的性欲和无意识理论不仅涉及个人心理，还涉及社会生活的构成。 在与他人的矛盾关系中形成的性和性认同渗透到文明的纽带中，并贯穿所有社会关系。 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1921）中，弗洛伊德质疑群体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之间的任何对立关系，并声称人类婴儿期从一开始就沉浸在他人的世界中。即使表面上是个人心理学，也总是涉及到另一个人作为模型或对象，作为身份认同的场所或作为爱的对象。构成身份核心的认同和爱已经是“社会现象”。相反，社会关系本身以家庭中发生的发展为前提。因此，个体主体既不是在一种孤独的内在性中完全独立形成的，也不是仅仅作为外部社会力量的结果而形成的。

图三：本我，自我和超我
Figure 3: Id, Ego, and Superego

《图腾与禁忌》( Totem and Taboo , 1913) 开启了弗洛伊德对社会生活起源的探索，他基于心理现象将人们联系起来。弗洛伊德的故事描绘了一个以法律为基础（虽然建立在暴力之上）的稳定社会的创建。它不仅是基本的，而且是持久的和当代的政治关系的范例，他认为这些关系以公共的稳定和平衡的基础上植根于无意识的驱动力。在弗洛伊德的叙述中，一群享有平等权利的兄弟要建立半稳定的政治关系，父子关系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这种世袭在互相残杀的兄弟情谊中建立了政治秩序，女性充当的是交换的对象不是公民主体。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 The Ego and the Id , 1923) 中对自我如何出现的描述中也包含了父子之间的关系。他写道，认同是与另一个人情感联系的最早表达，即，它先于对象宣泄或欲望关系。 在他的理论中，父亲的统治无处不在，其主权扩展到各个领域，他对父子关系的重视推动了许多精神分析女权主义。

2.女性主义对精神分析的批判
Feminist Criticism of Psychoanalysis

图四：西蒙·德·波伏娃和《第二性》Figure 4: Simone de Beauvoir and The Second Sex

即使在弗洛伊德的圈子里，也并非所有分析员都赞同弗洛伊德的评论，关于妇女的性行为以及阉割和嫉妒阴茎在其中的作用存在着争论。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指责弗洛伊德没有考虑男性的父权和特权的社会起源，他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女性的差异性。她认为，如果女性嫉妒男性，那是因为他们享有社会权力和特权，而不是因为生理上的优势。不同于生物科学中人类生活的决定论和客观化（将人类视为自然世界中的确定对象，因此不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或自我决定的主体），但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一元论（Beauvoir 1989, 52)，精神分析被描述为性一元论 (Beauvoir 1989, 52)，其范围内的一切都通过一个镜头来解释。在波伏瓦看来，精神分析赋予女性同样的命运，即 自我分裂的命运以及主体性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冲突，这些命运来自社会指令和生物规范。 精神分析将女性气质和主观性的特征呈现为不同的路径，彼此互不相容。女性或许可以成为完整的人，成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但前提是要牺牲她们的女性气质，或者她们走上女性气质的道路只能通过牺牲独立性和代理权来实现。这种在主体性的男性化和对女性气质的屈从之间非此即彼，保留了自由与自我创造和肉体监禁之间的道德、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这种对立排除了既是女人又是主体的可能性。
波伏娃声称，精神分析因为以超出他们控制的过去来定义主体，使女性受制于一个固定的命运——一个发展性和目的性的生命过程。通过赋予女性本质或确定的身份，精神分析对性范畴的依赖再次将女性呈现为主体的他者而不是主体本身，从而否认了她存在的自由。然而，在波伏娃看来，如果女性本身不是主体，而是与男性主体性形成对比的主体，她们仍然对这种情况负有责任，因为女性通过男性的眼睛看待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她们通过男人的眼睛看见自己，通过恋爱关系证明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反映男性的存在。
波伏瓦对弗洛伊德对女性气质的描述的疑虑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女权主义者怀疑女性在精神分析话语是在男性模式的基础上理解的，另一个是存在主义信念，即人类是自我定义的，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自己。因此，她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主要是针对精神分析的决定论，而不是无意识本身的观点。尽管如此，波伏瓦所阐明的女性气质与主体性之间矛盾关系仍受到精神分析概念的影响，并以各种方式运用其理论中。《第二性》（ Second Sex ）强调女性通过身体差异的挪用而成为女性的做法，以及通常受到身体和无意识力量限制和强迫的方式。事实上，波伏瓦和弗洛伊德都赞成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成为女人的观点，即女性气质涉及某种（社会或心理）过程，而不是生物学或自然给定的。此外，在阐述女性对具身化、性欲和母性的矛盾态度时，波伏娃更关注于精神分析实践对倾听女性第一人称叙述，解释那些难以归类的情感和怨恨所带来的影响。波伏娃拒绝任何要求我们为了成为完整的人而否认身体可能性的政治计划，并宣称身体和身体差异是身份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理性和非实体化头脑的偶然性。对波伏娃和弗洛伊德来说，不存在一个非实体的、无性的人，任何脱离性身份或性别差异的人都是抽象的东西，只能在身体二元论的基础上加以肯定，女性气质不仅只是神秘化了禁锢女性主体性。通过现象学描述，她描绘了女性化的存在，将性别差异描述为一个具有历史事件和确切时间点的情境，理解女性如何在男性主体性的戏剧中被塑造成他者。

图五：西蒙·德·波伏娃和《第二性》Figure 5: Simone de Beauvoir and The Second Sex

3. 语言、法律和性别差异Language, Law, and Sexual Difference

图六：《后现代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性的差异》Figure 6: Postmodern Psychoanalytic Feminism: Sexual Difference

在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的背景中，有很大一部分植根于法国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的法国语境也至关重要，尤其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作品。拉康的作品对女权主义对精神分析的挪用既有强大的影响，也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拉康的作品既因其对弗洛伊德的去生物学化而受到赞扬，又因其男性中心主义而受到嘲笑。这两个方面错综复杂，两者依据拉康对语言的观点， 即语言是先于人类主观性并使人类主观性成为可能的象征秩序 。象征是拉康的术语，指的是现实通过文字变为可理解并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虚构指的是可理解模式的图像。文字与图像帮助世界发生和谐或冲突的事情提供了理解和协调的作用，并激发了主观性和推动社会关系。与弗洛伊德一样，母亲和父亲的形象是他对主观性的解释的核心。
根据拉康的说法，弗洛伊德的性理论预示着一种不能详细阐述的意指理论。拉康思想的人类学和语言谱系是“符号宇宙”概念化的核心。拉康明确赞同列维· 施特劳斯（Levi-Strauss）将人类社会性起源的先验法则视为乱伦禁忌的概念。他写道，基本法或最高法，即文化与自然对立的法律，就是禁止乱伦的法律（Lacan 1992 [1986], 66-7）。语言和法律赋予并改变了世界的意义，它的侵入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决裂。按照《图腾与禁忌》（ Totem and Taboo） 的逻辑，社会身份是建立在亲属关系网络之外构成的，这些社会纽带通过命令与禁令来维持关系，它决定了 "俄狄浦斯情结既是普遍的，又是偶然的"（拉康1991 b [1978]，33）。父权的禁止为人类社会性提供了条件，但禁止本身并不是天生形成的。拉康在不诉诸任何自然必然性的情况下解释了亲属关系基本结构的跨代传播，这种亲属关系的法则（决定了欲望及其限度）从根本上与语言的秩序是共通的，因为它是通过象征性的衔接建立的。
拉康将父亲的禁令（乱伦禁忌）称为“父亲的法律”，他通过双关讲述了法律与语言之间的联系。在法语中， Non (No) 和 Nom (Name) 听起来很相似。禁止的法律（父亲的法则）和确立权威的名字（父名或专名）是同时授予的。通过服从父亲的法律，孩子在人类的意义世界中获得了象征性的身份和地位，即孩子成为一个主体，受到法律约束和成为语言的传播者。由于这种顺从，孩子开启了充满欲望和不完整的生活，在没有坚实基础或固定目的的情况下追求失去的对象，拉康称之为阉割的缺乏充实。正如上面关于弗洛伊德的部分所讨论的，弗洛伊德认为女性被“阉割”，被剥夺了阴茎，而男性则生活在阉割的威胁下。拉康认为所有的主体，所有说话的人都是被阉割的，也就是被剥夺了阳具，而阳具和阴茎是不一样的，这使这个理论观点变得更加复杂。
阉割发生在孩子认识到母亲的缺失、母性消失的时候，她是一个因“父亲建立的法律”而被剥夺了满足欲望的人，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母亲便不再是满足的全部需求的提供者。（Lacan 2006 [1970], 582）。父亲的禁令干预是为了警告孩子，她/他没有剥夺母亲的欲望。但由于母亲的缺失，父亲的法律遮蔽并取代了母亲的欲望。事实上，一个死去的父亲也可以通过名字和法律效应显示父权，正如弗洛伊德在《图腾和禁忌》（ Totem and Taboo ）中所解释被谋杀的父亲作为法律的前提，比活着的父亲的权力更强大。在拉康版本的俄狄浦斯情结中，人类通过俄狄浦斯情结获得了性地位，即通过屈服于阉割，也称为阳具功能，从而进入意指。因此，在表征之前人类没有性别差异。在这里，我们到达了拉康思想的阳具中心主义，除了父权主义，阳具在主观性和性别差异中也具有的核心作用。 阳具指的是儿童从沉浸于直接感知到具有意义的世界的表征领域的过渡。正是它阐明了阳具与任何特定身体属性无关，使得弗洛伊德理论去生物学化。
正如已经讨论过的，弗洛伊德从理论上认为只存在男性的力比多，在“阳具的意义”中，拉康明确指出并批评了另一种观点，即可能存在两种力比多，他将其讽刺为一种性平等，即自然权利的平等（Lacan 2006 [1970]， 577)。拉康对这两种作为规范化和生物化的立场提出异议，并声称心灵在这两种方式中都不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这种性互补的幻想相反，男人和女人的性兴趣趋同的想法，弗洛伊德与拉康声称，人总是缺乏理解人类性行为的本质障碍（Lacan 2006 [1970], 575），总是在寻找目标和客体时，由于说话的方式，人的需求发生了偏差（Lacan 2006 [1970], 579），并且这种不一致还意味着在良好的人际中，男女之间没有相似或和谐的性关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

人际关系的象征性维度与自我领域的想象性维度有着明确的区分。在拉康的文章《 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自我 功能形成的镜像阶段》（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I Function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中想象的秩序得到了最根本和最清楚的阐明，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弗洛伊德在《自我和本我》（ The Ego and the Id ）的见解，接受了自我是第一观点——是通过外部视觉表现“表面投射”形成的身体自我（Freud 1968 [1923], 27）。拉康将镜像阶段描述为自我是婴儿对镜面单一的迷恋而形成的最根本的想象力，这种单一形式以认同自身假定的形象呈现。对拉康来说，自我是想象的奴役（Lacan 2006 [1970], 80），是主体停滞和惰性的场所。镜像阶段构成了拉康批判自我心理学的基础，后者把加强自我作为分析实践的目标，而拉康则将自我的渴望视为一种自我控制的诱惑（Lacan 2006 [1970], 78），一种使主体僵化并抵抗的盔甲。自由和运动是异化身份的防御结构。凭借该理论，拉康在《原始的不和谐》（ Primordial Discord ）（Lacan 2006 [1970], 78）中展示了一个与自身不一致、非自我同一的主体，在统一与无政府状态、组织与混乱、整合与分裂之间撕裂。而自我从自身中撤离源于语言表征实践的反身性，作为客体的自我被困在与自身的对立关系中，因此不能等同于作为说话者的主体，后者在使用词语、符号时，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存在与不存在的关系。
虽然象征秩序的出现与俄狄浦斯化有关，而想象秩序与前俄狄浦斯时期有关，但仅从发展或时间顺序的角度来考虑想象和象征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也是持续的经验结构。拉康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将母亲与女人或母性与女性气质混为一谈。他有一句经典的具有确定性和实质性的形而上学宣称：“没有所谓的女人，女性的英文（Women）中大写W代表则着普遍性”（Lacan, 1998 [1975], 72）。在断言“女人”不存在时，拉康表明心灵的某些东西逃脱了阉割、限制、意义和父亲法律的要求。象征和想象的表现似乎遗漏了一些东西，达到了它们的极限从而产生了僵局，在象征秩序中呈现出断裂或裂痕的状态。拉康坚信语言不是一种“社会现象”，（Lacan 2006 [1970], 578）。以父亲的名字拟人化的语言和法律，不能还原为社会实践和过程，实际上是它们还可能成为约束。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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