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工程师，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翻译是近年来翻译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郁仲莉博士所著的《中国女性主义翻译：性别、性与审查》是一部系统介绍这一领域的理论 与实践的力作，该书集中考察了两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的多个中译本，力图展现中国译者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去处理文本，体现了译者的何种倾向和背后的何种审查环境。这部作品采用了新颖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特的理论视角，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对未来开展相关研究给予了诸多启示。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性别；审查；翻译策略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已经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了，在这短短几十年间，这一主题就能在翻译研究的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足可窥见其发展势头之迅猛。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首先得益于西方的女性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杨柳, 2007)。及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研究从单纯的语言研究转向社会文化层面，经历了所谓的“文化转向”(Bassnett & Lefevere, 1990)，为女性主义研究开辟了道路(Simon, 1996: 8)。 自那以后，翻译的女性主义研究由加拿大兴起，以雪莉·西蒙(Sherry Simon)和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等为领军人物，并逐渐向世界各地扩散(杨柳, 2007: 60)。国内并没有类似于西方的、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穆雷, 2008: 16)，翻译的女性主义研究直到二十世纪末才萌芽(杨柳, 2007; 穆雷, 2008; Yu, 2015)，研究重心主要在于引介不断涌现的西方先锋理论，或者利用这一视角分析、解读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就其总体研究状况而言，尽管近些年关注度始终不减，但研究主要停留在评介和套用阶段，不够深入，也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一副附庸西方的姿态。毋庸置疑，产生于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其“名”与“实”都与西方有所不同(Ko & Wang, 2006; Xu, 2009)，其翻译策略或方法也应存在着差异。然而究竟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与西方有何区别，或者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有何特别之处，目前的研究并不能给出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答案。

宁波诺丁汉大学郁仲莉博士的新作《中国女性主义翻译：性别、性与审查》(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 Gender, Sexuality and Censorship，以下简称《女性主义翻译》)于2015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是“劳特利奇翻译研究前沿”(Routledge Advanc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这是继穆雷所著的《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2008)一书之后，第二部专门从性别的视角研究翻译的专著。前者虽然也强调本土语境，且考察了英汉双向翻译，但是可能由于首次系统地探讨，大量篇幅用于介绍西方理论，所涵盖话题较多，留下许多有待深入发掘之处。相比之下，《女性主义翻译》一书集中考察了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1949a, 1949b, 1953)和美国作家伊娃·恩斯勒(Eva Ensler)的《阴道独白》(2000, 2003a, 2003b)这两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的中译本，力图展现中国译者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去处理文本。《女性主义翻译》一书体现了中国学者试图将目光转向中国特色的研究，并努力不懈地向世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版图迈进。

《女性主义翻译》内容简介

该书由以下八章组成：“引入”、“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理论与研究”、“《第二性》与《阴道独白》中译本的语境”、“《第二性》中女性身体与性的翻译”、“《阴道独白》中女性身体与性的翻译”、“《第二性》与《阴道独白》女同性恋的翻译”、“审查、性与翻译”和“结论：性别、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其中，第四章至第六章作为该书的主体部分，主要分析《第二性》和《阴道独白》这两部作品的不同中译本体现的特征。

在第一章中，作者回顾了西方性别、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翻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概念，并特别指出中国的女性主义(Chinese feminism)有其独特内涵。第二章主要综述了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各类翻译策略，比如弗罗托的增补、前言和脚注、劫持，沃尔马赫(Wallmach)的替换、重复、删除、增加、排列组合或补偿等。通过回顾与分析，作者指出，没有什么翻译策略是专属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焦点应该从翻译策略的技术层面转移到意识形态层面(P26)。在综述翻译策略之后，本章也对国内外的女性主义翻译进行了回顾，尤其指出国内硕博士研究生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和担忧。这一缩影集中体现了国内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的潜力。

第三章介绍了《第二性》法文原本的主要内容以及一个英译本(Howard M. Parshley, 1952, 美国)，指出“伴随翻译”(paratranslation)因素的重要性，即译者并非决定译本的唯一因素，并确定中译本参考了几个不同的英文版本(P63)。《第二性》共有四个译本：桑竹影、南珊译本(1986, 台湾 )，王友琴、 邱希淳等译本(1988)，陶铁柱译本(1998)，李强译本(2004)。这几个译本几乎都由英文译本转译而来，均未将法文原本完整译出。《阴道独白》共存在三个中译本：陈苍多译本(2000, 台湾)、喻荣军译本(2003a)和艾晓明译本(2003b)，后两个版本均为舞台剧本形式，后者更是在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地进行了排练演出。第三章还详细介绍了各个译本的特点和产生背景。

第四至第六章主要从女性身体(female body)、女性的性(female sexuality)以及女同性恋(lesbianism)三个角度对两部作品的不同中译本进行文本分析，采用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即深入分析每一个例子，同时统计不同翻译策略在不同译本中的数量。具体而言，作者分析了《第二性》四个译本的16条语料，焦点主要集中于不同性别的译者(前两个译本为女性译者，后两个男性译者)体现出的不同翻译倾向。譬如，在描述女性身体的例子中，男性译者倾向于从外部视角(the point of view of others, P87)去看待女性身体，此时女性身体是客体，是被“看”的对象(an object of the male gaze, P87)。在具体词汇的选择中，女性译者采用的是委婉、积极的词汇，男性译者则故意夸张、露骨地进行描述，展现女性身体对男性视角的满足。又或者，由于缺乏相应的体验，男性译者无法理解女性身体发生的生理变化，因此出现误译的情况(例2)。此外，还有不同性别的译者看待某种生理现象(如女性例假)的心理感受的用词对比，以及对女性性意识的描述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分别由词汇的强度(如性行为的暴力程度,例9、10、11、13)、方位指示词(“这”“那”分别表示不同的心理距离，例6)、特定词汇的称谓(如“贞操”这一代表男权的文化词, 例12、14)、女性的主客体的设置(女性作为施事者与否，例16)等来体现。根据分析，女性译者通常在译文中蕴含她们对女性的同情(sympathy)，展现出有意或无意的女性意识、对性暴力的谴责，突出异性恋中女性受到的伤害，宣传一种正视女性身体和外貌的女性主义观，试图扭转传统的女性形象，挑战男性视角或者父权对于女性身体和性意识的把控(P103)。同理，作者选择了《阴道独白》中的14个例句。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三个译本中，除了陈苍多译本一直采取直译，有时甚至不译之外，另两个译本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P107)。艾晓明译本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本地化或者归化处理，将西方语境转换为中国语境，甚至缩小到学生排练话剧和工作坊这样的具体语境中。她加入了大量的文内夹注(in-text parenthetical notes)，这一副文本的使用表达了她的女性主义立场。这是她最主要的翻译策略之一，作者认为这一策略神似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策略(P129)。此外，作者单独用一章讨论女性同性之爱的翻译，因为同性恋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女性的“自治”(autonomy)，从父权的性压迫中独立(P132)。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女性译者对于同性恋持积极态度，使用的多为美好、正面的词汇，强调女性在此类性行为中的乐趣。相比之下，男性译者有意或无意地显现出鄙视、厌恶或者不敏感、不了解，比如称呼女同性恋者为“阉人”(例6)、“阴阳人”(例10)和“婊子”(例17)等，单方面认为女同性恋者的身份是一种“厄运”(例11)，是“未实现的”(例7)，而且不能很好地传达女性通过自慰获得的快感(例14)等。不止于此，艾晓明还创造性地翻译了女性呻吟(moans)，利用不同方言弱化在舞台上表演呻吟的尴尬，创造出一种幽默感，而且意想不到地突出了中国城乡之间女性意识的差异。

第七章考察了审查(censorship)这一因素对于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的 制约，探索其发生的原因和具体的制约因素，将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政治语境下，尤其是近三十年(两部作品各个译本出版的时期)来的出版事业的背景之下。这两本书主要经历了四个方面的审查：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出版者反对(de facto rejection by the publisher)、当局的禁令(the banning by the authorities)以及大众对其生产(主要指话剧)的抵制(resistance by the public to the production)(P178)。除了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经济原因以外，作者还认为作者的声望(the prestige of the authors)、文本的文化地位(the cultural status of the texts)、文本类型 (genres of the texts)、流通方式(the forms of circulation)以及文本的事后效应(the after-effects of the texts)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P178)。

最后一章对两个案例分析进行了总结。首先，不同性别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例如，只有男性译者会使用直译、双语翻译、不译和音译。通过比较两部作品，作者得出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有关，学术文本享有更大的自由，审查力度更小；译者的自我审查决定了改编的强度，因此《第二性》的翻译策略较为温和，而《阴道独白》显得更为激烈；翻译策略本没有女性主义与否的分别，其目的决定其性质；通过比较大陆和台湾译本，发现大陆译者的自我审查更甚；通过纵向比较不同时期的同一主题作品的译本，可以发现女同性恋这一话题始终未能得到重视，这也体现了国内女性主义研究的独特性。最后，本章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男性译者的女性主义翻译，利用女性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翻译，非典型女性主义作品、中文作品英译等情况下对本书案例分析的结论进行检验性研究，接力翻译(relay translation)研究，女性主义直接/间接翻译的翻译效果研究，女性主义在不同文化(大陆、台湾等)中的接受情况对比研究，各个大学话剧翻译的过程探究，商业制作和大学制作的翻译作品比较研究，译者性别认同与性描写的(自我)审查之间的关系探究，等等。这意味着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

《女性主义翻译》内容评价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非欧美国家语言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就逐渐受到重视(P30)，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作品及翻译等相关话题的 研究(Kahf, 2010)。对于世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而言，中国这一方面的研究状况事实上却一直处于“未知”(unknown)状态(Santaemilia, 2011: 23)。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主义翻译》适时出版，以中国语境下极具代表性的两部译作作为案例，其研究用“填补空白”(P2)这一说法也并不为过。具体而言，本书具有以下几大鲜明特色:

(1)创造性地将社会语言学、心理 / 认知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CDA)等多种研究方法融入到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来。文本的语言分析这一做法很容易被指责违背目前翻译研究转向的趋势，比如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就认为本书仍然是“老式的译本语言对等的比较分析 ”(old-fashioned equivalence-based linguistic trial of the various translations)，因此不免落入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窠臼(Robinson, 2015)。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批评话语分析的引入能有效帮助作者分析不同性别的译者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相比于以往流于表面、往往显得主观的简单对比研究，本书的分析显然更具说服力。比如，批评话语分析中最常见的方位词分析，在《第二性》四个译本中，女性译者对于女性经血使用“这”，而男性译者自动选择了“那”(distance himself from it, P94)，其情感态度和 心理距离可见一斑。

(2)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有效结合。不仅如此，质的研究更加深入， 量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数量的简单描述。对于每一个语料，作者或者利用词典解析其丰富内涵，或者联系其语言的文化外延，力求呈现不同译文选词的强度、情感色彩、视角等方面的细微差异。同时，量的研究则更直观地反映出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例如只有男性译者才会使用大量的直译、双语翻译、不译和音译等策略，而这些结果为作者所总结的女性译者会更大程度地进行自我审查和创造性翻译这一结论提供了数据的支撑。

(3)从理论层面来看，扩大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范围。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最著名的如弗罗托的三种策略，其后新的分类也层出不穷。然而弗罗托也认识到了，“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事实上也会在别的翻译情境下使用(Flotow, 2009: 245)。本书作者则推之更广，打破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与“非 女性主义翻译策略”(unfeminist, 作者自创, P27)的限制。因此，从案例的两部作品的译文中，作者确定了多种策略，如重复、减弱、夸大、直译等，显然，没有策略是天然应该划入“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这一类别的。这一认识非常具有创新性。

当然，尽管本书具有相当多的优点，但也并非完美无缺。具体来说，还存在以下几个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1)对语料的解读存在着主观任意的地方。最典型的就是对女性身体的心理反应(psychology of female bodies)一节。根据所选语料，女性译者一贯采用客观描述或者共情的话语，而男性译者则体现出负面的、父权的审视感。显然，作者在情感上偏向于女性译者，在作者看来，男性译者只是译出了字面意义(conveys the surface meaning of the source text, P96)，那么他们便是不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的。然而我们知道，译者选择突出男性视角或者父权对女性的凌辱不一定代表他也赞同这种态度，也有可能是通过这种表达更强烈地突出女性面临的难堪处境，从而唤起读者或观众对女性的同情。正如罗宾逊(2015)所说，波伏娃的本意便是唤起人们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注意(for de Beauvoir, drawing attention to that negativity and that patriarchal judgment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undoing it)。综上所述，作者的解读不免认人怀疑是否带有预设立场。

(2) 作者声称“策略本身并无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之分”(strategies per se cannot be labelled feminist or unfeminist, P186)，然而又表示“其使用、目的或者效果，决定了一种策略女性主义与否”(It is the use, the purpose, and the effect that define whether a strategy is feminist or not, P187)。换言之，作者认为，如果产生或达到了女性主义的目的或者效果，一种策略便可称作“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反之则不能。目的与效果并不能划等号，倘若一种翻译旨在表达女性主义立场，但是却没有达到这一效果，请问如何给该翻译策略定性？更何况，翻译的效果并不能简单地衡量。这让我们想起了韦努蒂的翻译策略与效果之论引发的争议。简单来说，以翻译动机和达成效果去定义策略的性质，似乎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3) 本书似乎得出了不同性别翻译策略选择具有差异的结论，但又指出审查等因素对翻译作品呈现的干扰，究竟文本的种种处理仅仅是译者 (性别)的选择，还是各种“伴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P190)。这是变量过多而导致的后果。

此外，本书还存在一些小的失误，比如将《阴道独白》话剧在国内的推行者艾晓明误作“艾小明”(P77, 129, 154, 180, 193)等。总体而言，本书是一部有力反映中国语境下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特点和趋势的著作 (Zeng, 2016: 115)。作者选择的研究着力点、研究思路与方法都极具新意，将文本分析与话语、权力结合起来，且细致地梳理了国内近几十年对于性(sexuality)和性别翻译研究的社会文化状况，因而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承前启后之作。

* 本文刊于《翻译界》2018年第2期（总第6期）。本文版权归《翻译界》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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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卫盈君

审校：蒋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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