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學是文化的一種獨特形態，兩者的關係極為密切，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時是難於具體劃分和分辨的。例如，孔子、孟子、老子和莊子等，他們既是哲學家，又是文學家；司馬遷既是史學家，又是文學家；而他們的作品，如《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史記》等等，則包容了文史哲等人文科學。

3、 哲學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文學的母體，要深入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文學，必須了解其哲學思想，進而才能了解其文化核心的特質，以及由此派生的文學特徵。

4、 中國具有四、五千年的悠久歷史而不曾中斷，至今仍有其生命力的傳統文化，說明中華文化除了有強大的凝聚力，必然還有其內在的繼承性。民族文化的繼承性，主要集中表現於其哲學思想和思維方式上。

5、 正如美國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在論述文明文化起源時所指出的，中國文明的形態是連續性的，與破裂性的西方文明的形態相異其趣。他認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可以說是最為人注目的特徵，是從意識形態上說來，它是在一個整體性的宇宙形成論的框架�面創造出來的。”

6、 也有另外的學者認為：“真正中國的宇宙起源論，是一種有機性的程序的起源論，就是說，整個宇宙的所有的組成部分都屬於同一個有機的集體，而且它們全部都以參與者的身份在一個自發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

7、 從兩位學者的論點中，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思維方式，歸納出表現在文化文學上的三個基本特質，即：連續性、整體性和內在的互動性。

8、 三個基本特質的形成與中國自古以來的“以農立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幾千年來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體制，以及始自秦漢的四海歸一的“大一統”內向型哲學文化思維有著密切的關係。

9、 先秦以來，從哲學的意義上來說，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若干個系統。由於中國幅員廣闊，各地區文化發展極不平衡，導致文化的多元化傾向，不同地域出現的不同學派體系，為多元文化的生存、延續、應變提供了必要的機制，增添了活力，其中既有精華，也有糟粕。

四、 近、現代史上的三次文化大衝擊（以本土內的交流、衝突、應變為主）

1、 從明清直至辛亥革命，外來文化（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的進入，與傳統文化發生碰擊，迸發出的火花，飄越海洋，開始著落於東南亞等地區，並在當地點燃中華文化的火苗，無形中給海外華文文化和文學的發生提供了契機。

2、 “五四”新文化運動自覺地引進西方文化，在本土上傳播，以期改造傳統文化中的腐朽成分，進而揉合中西文明。新文化運動不僅在中國本土開花結果，而且也把它的花粉傳播至東南亞甚至更遠的地區，為海外華文及其文學提供了迅速成長、開花的條件。

3、 “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和反對所謂“封、資、修”文化，嚴重地從內部摧毀了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造成一段時間內的文化貧血，中斷了海外華文及其文學的養料，使海外華文及其文學需要借助其他文化（主要是西方現代文化）營養的注入，而造成形態上的變異，在某種程度上與中華文化產生同類異種的反差。

4、 三次文化大衝擊，並沒有從根本上摧毀傳統文化，足以證明中華文化的 凝聚的整體性、連續性和內部互動性。八、九十年代之後，文化上的逐步全方位的開放改革，可視為中華文化及其文學為浴火的再生鳳凰，以更燦爛的姿態高翔於東方的晴空。

五、 “入世”後中國（華文）文學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1、 與過去的文化大衝擊根本的區別：從過去的“被動”、“內在”式，轉而成為現在和即將來臨的“出動”、“入世”式，主動地在雙程、多程的軌道上與世界各國、各族的文化交流、交鋒、接軌、碰撞。

2、 中國本土文學將面對空前的特大的經濟（知識）全球一體化機制的逐步形成所帶來的中外文化文學上的全方位的開放、接觸、衝擊和較量，以及為應變而產生的適應、演化、消融。中外文化在新形勢下的交流，必然會產生無數次的衝突、互滲、容納、融和與共同發展過程。

3、 與中國文學同類異種的世界各國、各地的海外華文文學，難免要從現有的“分流狀態”引發對中華文學的“尋根”、“匯聚”、“交融”，然後“再分流”、“再演化”的這個過程。（民族的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和共同語言的基本特徵，將因應共同地域和共同經濟生活這兩大特徵的割切、分離、變異而演變）。因而海外華文文學必將帶來它們在居留地所融合出來的新的文學特徵和色彩，與傳統的中國文學進行交流、磨合。這是中華文學（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的大交流，是中華文學煥發新的異彩的一個必然過程，也是全球經濟、知識文化走向一體化中不可避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