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闳资本唐荣汉：影响力投资是用商业方法、金融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在中国，影响力投资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

当皖北乡村一位三个女孩的父亲，因加入赋能小规模农业的合作项目而脱离贫困，并结束和子女长年分离的生活状态；当一个自闭症儿童第一次跑到商场主动加入一个集体游戏活动，他的母亲露出了久违的惊喜和笑容；当一个心猝患者因为公众互助急救系统的及时启动而被挽回了生命……当这一切发生时，背后其实都有资本力量的支撑。那些资本主动投资于这些领域，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标的行为，便被称为影响力投资。

有“影响力投资之父”之称的杰德·爱默生在《资本的使命》一书中对影响力投资如此解释：资本使命，已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追求财务回报和社会、环境效益融合的价值创造。

换句话说，影响力投资，是有意愿主动创造积极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同时实现财务回报的投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用商业的方式、金融的手段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标。

时下，当中国提出实现“双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后，当ESG（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成为投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时，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均衡等理念，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同。

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有关生命、价值、金融、公平如何融合的时候，影响力投资显得恰逢其时。

近日，第一财经研究院、秦朔朋友圈和禹闳资本共同举办“新发展阶段的资本使命：ESG与影响力投资思享会”，并发布了“资本向善”的倡议。会后，第一财经对话中国影响力投资领域头部机构禹闳资本创始合伙人唐荣汉。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一路走来的历程、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在唐荣汉看来，影响力投资强调投资的最终目的是创造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包括对环境和社会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影响力投资有着不同于ESG投资的特征，是一项战略性变革。影响力投资与公益一样以实现社会目标为使命，但它是用商业方式、金融手段实现公益所要达到的目的，更具有可持续性。

他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随着更多资本和人才的加入，未来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将成为主流。

影响力投资是战略性变革

第一财经：禹闳资本比较早就进行了影响力投资，最初的时候，你对“影响力投资”如何理解？

唐荣汉： 我们刚成立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影响力投资，但了解“社会责任投资”。我们在开始做投资的时候，确定了一些行业不能投，即投资的“负面清单”，比如烟酒、高污染、高能耗等行业，甚至那个时候我们也规定游戏行业不能投。当然，随着社会、环境和人们认知的变化，“负面清单”也会有所调整，比如，现在游戏已被用作精神疾病的数字诊疗工具，显然我们再不能笼统地把它归入“负面清单”。

后来当我们知道有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后，也没直接用，而是转译为社会价值投资，2017年我们才开始用“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你要问我最初如何理解影响力投资，我觉得它依然是投资，只是要有主动创造社会价值的动机。

第一财经：从大的范畴看，影响力投资和ESG 投资有相重叠的地方，但细分下来，影响力投资和ESG 投资还有不同之处。ESG 投资更多还是策略层面，而影响力投资已是战略性的变革，可以这样理解吗？

唐荣汉： 是的，影响力投资与ESG投资一样都属于可持续投资，不但关注风险与收益，还关注对环境（E）、社会（S）的影响。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一是ESG投资大多被视作投资策略，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用来增强规避“黑天鹅”事件的能力，其根本目的还是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且有的是应监管要求的被动性行为；而影响力投资强调主动性，其投资动机、最终目的就是要创造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通过资本工具解决环境和（或）社会问题，它是在核心理念和战略层面的投资变革。二是从方法论角度看，ESG投资的负面筛选主要针对投资标的，一般没有行业“负面清单”，意味着所有行业都可以成为ESG投资涵盖的范围；而影响力投资，它通常有行业“负面清单”，有些行业并不是影响力投资关注的范围，在实践中，影响力投资一般会从社会问题出发确定影响力主题展开投资活动，并且须对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力进行度量和管理。

如何理解不同？举两个例子来说，比如一家白酒企业，假如其生产经营当中注重环保，又参与扶贫和乡村振兴，公司治理又规范，它有可能成为某些ESG投资组合中的一个标的，但影响力投资基金一般不会投。虽然白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白酒这个产品不是用来解决某个社会或环境问题的；再比如，一家咖啡企业在ESG方面做得非常好，注重帮助残疾人就业，优先采购小农咖啡豆，节约用水，使用可降解产品等等，但因其核心经营活动不是为了解决某个特定的社会或环境问题，因此，类似这样的企业，也不是影响力投资的标的。

第一财经：在实践中，从选择投资项目到投资执行和投后管理，整个过程影响力投资需要秉持一个什么样标准？

唐荣汉： 参考国际上的一般惯例，结合几年来的实践，我们总结了影响力投资的五项准则：一是要有明确的主观意愿，以创造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为首要目的，通过商业方式、投资手段规模化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二是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导，顺应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要求，确定投资范围和投资主题，所投标的有超过50%的主营收入须来自于解决环境和（或）社会问题的产品和服务；三是坚持财务回报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双底线”原则，追求多重社会、环境影响力之间的正向协同效应；四是须对投资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影响进行度量和披露，投资全流程进行影响力管理；五是追求投资行为的“催化”作用，通过战略规划、技术赋能、行业协同等途径推动商业变革，扩大社会与环境影响力的产出规模。

第一财经：影响力投资这里面提到的“50% ”的主营收入量化标准具体如何理解？按照上述标准，你们在实际投资中遇到过投还是不投的艰难选择吗？

唐荣汉 ：50%以上的主营收入须来自于能够解决某个社会和（或）环境问题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量化指标是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明确的。投资首先是选择，难免有纠结。不过在平衡影响力与财务指标的问题上，坚持标准，选择就相对简单了。比如，今年上半年我们曾经跟踪过一个精细化工项目，其盈利能力不错，规模已够申报IPO的条件，但是，其主营业务收入只有43%左右来自于绿色环保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经综合评估，我们还是放弃了。

追求社会效益与财务回报的正向协同

第一财经：像你们最新一期基金所投资的几个项目，大体看起来是符合你所说的这些标准。实际运行中，这些项目的社会价值与财务回报表现如何？

唐荣汉： 今年我们的所投项目主要是致力于节能减排、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普惠的医疗健康服务等，均是围绕影响力（E或S）主题展开。比如康宁医院和康黎医学，前者不但拥有精神卫生领域最大规模的下沉市场（县级及以下）服务网络，而且为了满足社会痛点需求，近几年拓展了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精神医疗服务和针对青少年轻症患者的心理健康服务；后者则以推动精神疾病精准医疗为首要目的，是目前国内抗精神类疾病药物基因检测行业的领导者。这两个项目还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聚焦发展不均衡、服务不充分的细分市场，从解决痛点问题出发开展业务；二是通过不断创新，规模化地提供优质、普惠的医疗健康服务。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商业活动有助于推动公平包容社会的建设，社会价值十分显著。与此同时，这两项目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也相当好，其前三季度主要的财务指标均好于行业平均水平，呈现出社会效益和财务回报协同增长的效应。

第一财经：在你们的投资实践中，是否碰到过财务回报与社会效益相互抵让的情形，或者说是否需要刻意接受财务回报降低的期望，才能达成想要的社会目标？

唐荣汉： 根据GIIN（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最近提供的数据，全球影响力投资人（机构）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为了影响力（社会效益）接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财务回报率，但有约三分之二的影响力投资人（机构）定位其财务回报预期不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从实际成果看，影响力基金在新兴市场的股权投资回报率并不低，平均IRR大约在11%-18%。

影响力投资的财务回报与影响力（社会回报）产出之间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禹闳资本追求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的正向协同效应，但在我们所投的组合中，有的项目在其早期成长阶段，市场影响力和社会价值已充分显现而财务指标不达预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类企业都是针对新市场、服务弱势群体，属于行业的拓荒者，须承担行业倡导、消费者教育、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推动等功能，其效益首先体现在外部效应上，而财务回报往往滞后。

只要不是因为商业模式的不当或经营者错误的运营所导致，我们认为这样暂时的抵让是合理的。对此，影响力投资人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应抱着创业合伙人的心态去帮助企业成长，并尽快度过爬坡期，进入财务回报与社会效应协同增长的轨道。

举个例子，我们2019年初投资了一个从事院外公众急救系统运营服务的项目就是这样。

这个项目不但为马拉松等体育赛事提供急救保障服务，这两年还致力于把AED设备和院外公众互助急救系统推广到工厂、学校和社区，同时开展公众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目的是把握心猝急救的“黄金四分钟”，提高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存率。

投资之前，我特意去新加坡考察了AED公众急救系统，新加坡的AED系统做得非常先进。但是，我们国家目前的AED普及率（台/10万人）和急救（CPR）技能普及率还不到1%，每年因心猝死亡人数超55万。可见，这一社会痛点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近两年，这个项目主要力量放在急救系统的持续优化及其落地推广上。由于行业刚起步，作为先行者，不仅要打磨产品，还需要投入基础设施、做大量的倡导和教育，加上受疫情影响赛事保障服务量锐减等，目前财务刚过盈亏平衡点，但其市场影响力、社会效益是十分显著的。

影响力投资重视“外加性”（Additionality ），有催化市场的作用

第一财经：还以AED 项目为例，如果这个项目以后财务回报不如预期，你会后悔吗，是否会被定为失败的案例？

唐荣汉： 不会后悔。当初投资的时候，我就和这个项目的创始人说过，只要这个项目能多救几个人，咱们这笔投资就值了。而从我们投资到现在，这个项目已成功救活了7个心猝患者。从生命无价的角度看，已经是一笔十分有意义的投资了。这个项目目前已开始规模化，市场需求也日趋明晰，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它在继续为心猝患者创造生存机会的同时能够实现有竞争力的财务回报。

这笔投资也融入了我个人的感情因素。在投资这个项目的前一年，即2018年的10月，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北京晨跑时突发心猝，因错过黄金四分钟急救时间走了。如果当时他出事的地方已被公众互助急救系统覆盖，可以呼叫到附近有掌握心猝急救（CPR）技能的人，及时用上AED，他极有可能活下来。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也是我下决心投资这个项目的最初动因。

第一财经：像这类财务回报不佳的项目，在你们的投资组合里占比多少？

唐荣汉： 在我们上一期投资组合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它们都有共同的特征，即：针对的是空白市场，聚焦社会需求痛点和服务不充分的领域，且主要为弱势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

像我们投资的赋能小农的智慧渔业项目也是这样，这个项目是物联网专家沈杰博士创办的，是把物联网技术应用于鱼塘养殖，可以帮助小规模农户增加收入，还能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这个项目总体上还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推广教育阶段，财务效益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但我们团队依然看好这些项目，认为他们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来，商业模式在本质上具备社会效益与财务回报正相关效应，均有规模化增长的潜力，只是需要投资人耐心并给予专业的服务。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形不少，即某些事情切合社会痛点需求，但一开始除了公益捐赠可能没有商业资本进场，这种时候，影响力投资的进入无疑可以起到催化市场的作用。国外影响力界把这种投资功能称之为“Additionality”，国内有学者把它译成“外加性”，引申为“舍我其谁”。

第一财经：像这些影响力投资所做的项目很多可能是政府部门也关注的和要做的，有的领域也是公益慈善事业的着力之处，你怎么理解影响力投资与第一、第三部门的关系？

唐荣汉： 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有的社会问题一时管不过来的情况也有，但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痛点需求，有人用商业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有资本的参与。当政府开始关注，立法、制定政策甚至投入资本，并吸引到市场其他资本进入这个领域，那影响力投资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影响力投资与公益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都要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但区别在于，影响力投资是投资行为，有盈利要求，就像前面所说的，它是用商业的方式、金融手段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把公益的目的和市场的效率结合起来。相比公益捐赠，影响力投资有盈利性，更强调效率，使得它更具有可持续性，更可以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也因为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国际上他们之间的协同是一个趋势，一方面体现在公益基金会充当影响力投资基金的基石合伙人或发起合伙人，比如我们上一期基金的基石合伙人就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行业倡导与研究、影响力项目协同推进等方面的合作，比如前面提到的急救服务企业，去年就接受万向公益基金会的委托，承担他们捐赠的200多万元价值的AED及公众互助急救系统在一些城市商务区的布设及相关人员的培训。

影响力投资将成为主流

第一财经：影响力投资目前在中国看来，参与的机构还比较少，你如何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唐荣汉： 的确，目前中国影响力投资参与的机构不多，影响力投资尚处于边缘状态。但我相信，将来不管叫什么，它一定会成为主流。

第一财经：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

唐荣汉： 宏观点说，工业文明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也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气候危机日趋严峻，以往数十年或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并未消除贫困，进入新的世纪，全球贫富差距反而在不断扩大。2020年福布斯富豪榜显示，全球有近一半的财富掌握在26个人手中，但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以下。

为应对上述挑战，国际社会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联合国于2015年9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17项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从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指明了确保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然而，近几年全球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测算，为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仅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可持续发展投资需求约在3.3万亿-4.5万亿美元，资金缺口高达2.5万亿美元左右。显然，单纯依靠政府与公益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商业资本的共同参与，而影响力投资正是致力于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一种金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