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位居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西南隅，东北距遗址群中心祭祀址第一地点“女神庙”约4500米，东向分别与第十三地点大型土石建筑址和第十四地点积石冢相呼应，且呈一直线等距分布。发掘发现了多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迹叠压或打破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地层，甄别出红山文化墓葬的早晚关系，清理了凿石为穴内置石棺的中心大墓并出土红山文化玉雕人像和玉凤。积石冢墓地是红山文化堆积的主要遗存，已清理的12座墓葬可分为4组并在埋葬时间上有早晚之分。其中，位于遗址中心的晚期积石冢大墓M4，是本次发掘的重大收获，也是牛河梁遗址群已发现规模最大、营造最费工时的一座墓葬，其规模与围绕四周的墓葬对比悬殊，仅岩石开凿量就多达30立方米。它直接将墓穴辟凿于山体最坚硬的花岗岩的岩脉上。石穴圹南北长390厘米，东西310厘米，深468厘米。石穴南壁陡直下深，北部呈坡状并起有台阶。穴底置长方形石棺，壁用17层石板平铺叠砌，内壁整齐划一，底铺石板，顶用条状石板封盖。墓中随葬6件玉器，其中玉人、玉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玉人高度写实，对研究宗教祭祀活动、人的体态、形体特征等十分重要，玉凤造型简洁生动，线条优美，其枕于头下的出土位置也引人深思。

河南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农村生产基本建设，对郑州西北郊的大师姑遗址进行了连续钻探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40平方米，确认这是一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大型城址。

城址由城垣和城壕两部分组成。城垣距现地表深度不一，一般在1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为南墙西段、南墙东段的部分地段、东墙部分地段、西墙北段和北墙西段，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全部集中在城垣和城壕以内，总面积约51万平方米。

早商时期大型环壕也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早商环壕位于夯土城垣和护城壕沟之间，和护城壕沟平行分布。其内侧打破叠压城垣外侧的二里头文化层，外侧打破护城壕沟。环壕的形制和二里头文化护城沟不同，断面呈倒喇叭状，沟口宽度在13-15米之间，沟底宽度约1.5米左右，沟深4-6.8米之间。环壕下层出土标本破碎，初步判断其时代应在二里岗下层一、二期之间，环壕上层出土遗物时代为二里岗上层时期。环壕内二里岗期早商文化遗存丰富，说明早商时期这里仍是一处重要的聚落。

大师姑夏代城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座二里头文化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夏代与国与社会结构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城址内部夏、商遗存都十分丰富，对于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等一系列我国夏商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遗址

2003年1月9日，眉县马家镇杨家村五位农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随后，考古部门对该窖藏进行发掘，并对窖藏周围进行了调查、钻探和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除铜器窖藏外，共发掘墓葬16座（其中西周墓葬5座，先周墓葬11座），车马坑1座，马坑1座。

青铜器窖藏为一长方形竖穴连接一个大致呈圆形的龛。竖穴为南北向，长4.7米，东西宽2.5米，穴底距地表7米。竖穴自深2.5米。其南部的龛底径为1.6×1.8米，高1.1米。竖穴与龛的连接处，用夯土密封，27件青铜器放置于龛内，保存状况良好。

这批窖藏青铜器为西周最为著名的单氏家族所有。一个家族27件青铜器出土于一个窖藏，件件都有铭文，是第一次；其中逨盘铭文多达350多字，字数超过著名的墙盘，是盘铭中最长的一件，也是建国以来出土最长的；一个家族史拥有总数4048字的文字记载，是第一家；标准器多，气势宏伟，纹饰好且有底纹，观赏价值很高。最为重要的是铜器铭文提供的材料，盘铭文一一记载的周王十一代十二位王，在以往的青铜器中是绝无仅有的；单氏家族8代与周王十一代十二位王的对应关系，对估定西周积年总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窖藏外的发掘获得了自先周到西周晚期的陶器和小型的墓葬，为这批铜器提供了背景资料。

陕西扶风周原李家铸铜作坊遗址

发掘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李家村西，东距任家铜器窖藏（以梁其器为代表）、西南距离庄白一号铜器窖藏（以微氏家族铜器为代表）均各数百米，实际发掘面积875平方米，共清理西周时期灰坑120座，房址8座、水井2眼、灰沟3条、墓葬35座以及车马坑1座。

李家铸铜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目前已经辨认出的器类包括鼎、簋、鬲、斝、壶、器盖、銮铃、马镳、马衔、车键、车辖、铜泡、铜扣、钟和工具等，另有部分不见于已知铜器中的器物范。其中部分陶范上有精美的纹饰。

长期以来，仅在洛阳地区出土过少量西周早期的陶范，资料较为零碎，周原李家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不仅数量大、器类多，而且在年代上跨越了整个西周时期，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周原是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但以前在这里没有发掘过西周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既有助于研究周原遗址的聚落形态，也有益于对西周铸铜工艺的认识。根据对出土陶范的初步整理，已经大致了解了当时的一些铸造工艺。

山东危山汉代墓葬陪葬坑及陶窑

发现汉代陪葬坑三座（其中4号坑遭破坏），墓葬30余座，陶窑3座，出土了大批彩绘陶车、马、仪仗俑群等文物。

陪葬坑均南北向。其中一号陪葬坑长9.7米，宽1.9米，坑内车马俑摆放反映了王侯贵族出行的场面。共出土陶俑173个，马56匹，4辆陶马车，90余面盾牌。二号坑规模较小，内摆放了11个木质器物箱，箱内遗物大多腐朽，有4个箱内分别摆放了陶车、马、俑等。二号坑内出土的陶俑多为女俑。从摆放的器物看，二号坑与一号坑所反映的内容不同。陪葬坑内出土的车、马、俑均有彩绘，为汉代服饰及车马的组装及系驾法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目前发现的大量商代以来的车大多是木质车，均已腐朽，一些车的构件很难复原。危山出土的5辆陶车，有双辕车和单辕车两类，车的构件除车轴及伞盖的杠外，均为陶土烧制而成的，一辆车的构件，多的达100余个，为汉代车制研究提供了完好的实物资料。

发现的三座陶窑，从其填土及周围堆积情况看，应为主要烧制车、马、俑的陶窑。陶窑出土的车、马、俑的残片与一号陪葬坑内出土的基本一致，说明一号陪葬坑出土的车马俑应该是在当地烧制的。

从危山陶窑周围出土的陶器及墓葬出土随葬品分析，危山发现的墓葬、陪葬坑及陶窑等大致属西汉早期。危山汉代陪葬坑及墓葬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所取得的资料，为汉代济南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

墓葬位于临沂市市区洗砚池街北侧、王羲之故居公园东北部。两座墓葬东西相距30余米，除墓门为石制之外，其余均为砖筑。其中1号墓为双室墓葬，为山东已发掘汉晋大中型砖室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山东已发掘大中型砖室墓葬中惟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墓主是三个未成年的小孩，最大的约6-7岁，另两个是婴幼儿。随葬品十分丰富，有铜器、瓷器、陶器、漆器、铁器、金器及其他质料的随葬品250余件（套）。其中瓷器主要为南方风格的青瓷。墓葬随葬漆器数量也很多，但多腐朽严重，可辨器形有奁、壶、耳杯、盘、勺等类。在出土随葬品当中，尤以青瓷胡人骑兽烛台、青铜人物骑兽烛台、凤鸟形铜熏炉等器物造型优美，保存十分完整；铜弩机上刻有“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等30余字铭文；部分漆器的底部有清晰的朱书文字，记载明确的年号，内容有“太康七年”、“太康八年”和“十年”三个年号以及“王女”、“李平”、“李次”、“官”等文字。

2号墓葬为单砖室墓，主墓室前有宽大的甬道，是山东已发掘砖室墓中规模最大的单室墓葬，虽然经过两次盗掘，但墓室结构保存依然完整，残存各类文物20余件。

从两座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的器物组合特点和纪年资料初步判断，墓葬的年代应属西晋时期。

1号墓完整地反映了当时的葬制葬俗。同一墓葬埋葬3个未成年人，是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的现象。出土随葬品丰富而精美，为山东晋代墓葬中所仅见。2号墓虽然被盗，但规模更大，墓室结构完整，与1号墓葬相距不远，时代相近。两座墓葬规模较大、构筑方式考究、出土文物丰富精美，墓主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或一定的政治势力，应与当时的名门望族或达官贵族有一定关系。

陕西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

为了全面了解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布局和遗迹结构，并为制定遗址的科学保护方案提供翔实的依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发掘面积总计5100多平方米。揭露的建筑遗迹主要为唐代和清代两个时期。唐代遗迹清理的范围南北约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遗迹以两阙间中线为轴东西对称，并以门庭为界，分门内外两部分。大门以外（以北）遗迹有：最北部东西对称的双阙和双阙后的长条形房址。大门两侧接夯土围墙。大门以内（以南）西部遗存自北向南有：门庭西南的条形房址和其后部方形房址，最南端的长廊状房址。出土的遗物以唐代及明清建筑构件为中心，并有唐代石刻残块和明清祭祀碑8通。唐代建筑构件有长方形砖、方砖、筒瓦、板瓦、各种纹样与规格的瓦当、鸱尾、兽头脊头砖等种类。石刻为十四蕃君长和六骏残块。

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是唐代帝陵陵园建筑遗址中首次发掘的一组完整建筑群，总体布局较为清楚，整组建筑以轴对称的形式依地势而建，由北向南逐渐升高，外圈有围墙环绕，严密紧凑。通过发掘对于一些建筑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出土的石刻文物如十四蕃君长和六骏残块在美术史上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

墓葬偶然发现于吐尔基山采石矿的采石过程中。该墓为石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及左右耳室组成。墓道为长斜坡墓道，长48米，两壁石墙残高约10米；墓门口有封门石封住，在甬道中间有一道木门，两扇对开，每扇门各有上下三排鎏金铜门钉，每排6个；墓室近似正方形，为叠涩顶，墓室四壁的壁画绝大部分已经脱落，藻井上面绘有月亮及太阳图案。耳室位于墓室的前部，呈长方形，左右耳室均有木门。葬具有彩绘木棺、内棺及棺床。彩绘木棺以红、黑两色为主色，上面雕刻有仙鹤、凤、缠枝牡丹、祥云等图案，其中仙鹤、凤以及牡丹花叶子为贴金，四周悬有铃铛，在棺盖上面还有三个葫芦状鎏金铜饰件。内棺的棺盖正面有三团贴金龙纹图案，在两侧各有一对贴金凤展翅飞翔，神态生动。内外棺之间夹有丝织品。彩绘木棺棺床为须弥座状彩绘棺床，共由8层组成。墓主人身穿11层衣服，其中一件保存完好的罗裙上发现了带有晚唐风格的对凤图案。

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银器、金器、漆器、木器、马具、玻璃器和丝织品。铜器有钟、铜铃、牌饰、铜泡等，大部分为铜鎏金。其中的鎏金铜牌饰上面錾刻精美的乐舞图案；金银器上面錾刻有栩栩如生的金龙和双狮以及鸾鸟、形态各异的人物和动物图案。这些精美的随葬品，对于丰富辽代的文化交流、艺术等方面认识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看，墓葬风格接近于晚唐和辽代早期的风格，应为辽代早期契丹贵族的墓葬。彩绘木棺和棺床，在内蒙古尚属首次完整发现。该墓的发现，是近年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在研究辽代的社会风格、风俗习惯、服饰、艺术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

遗址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北邻110国道，古城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原系金代集宁县，为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是蒙古草原与河北、山西等地进行商贸交易的榷场。元代初年，升为集宁路，属中书省管辖，下辖集宁一县。城内曾有皇庆元年（1310年）所立“集宁文宣王庙学碑”。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940米，东西宽640米。古城东、北墙保存较好，宽5-6米，残高0.5-2.5米。西、南墙破坏严重，已模糊不清。东、西墙各设一门，东门位于东城墙北段，外置方形瓮城；西门设在西城墙中段，外置马蹄形瓮城。南门情况不详。城内道路六纵七横，将古城分为三十一个单元，城内北部正中有一大型的建筑台基，台基南部为市肆遗址，城外西侧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直通西门瓮城。城内地层堆积东浅西深，文化层厚1.5-5米；遗迹丰富，有大量的房址、灰坑（窖穴）、水井、道路、墓葬、瓮棺葬、窑、窖藏等，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较为复杂。

出土遗物中以大批窖藏瓷器最为重要，7400多件可复原瓷器标本，涉及中原九大窑系，其中整件瓷器200余件，景德镇湖田窑釉里红、青花瓷枢府瓷、钧窑、龙泉窑等极品瓷器极为引人注目。这些遗迹、遗物的出土，为研究元代的城市制度、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

江西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

出土遗迹有墙、窑炉和清末民国时期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房屋建筑等。窑炉遗迹一组6座（已清理出4座），均为葫芦形，坐东朝西，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皆为楔形红砖砌成，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组成。这组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的，在景德镇元代民窑中已见使用，在御窑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出土遗物非常丰富，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中明代早、中期的数量多，也是这次出土瓷器中的精华所在。种类较为丰富，有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釉、黑釉、紫金釉、白釉、黄釉、青釉、仿哥釉、仿宋官青秞、青花和斗彩瓷器等。器类也较多，主要有梅瓶、瓶、僧帽壶、梨形壶、罐、小罐、碗、盘、方盘、杯、靶盏、盒、炉、觚、爵、花盆、栏板等。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器物上多刻写、书写年款。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花云龙纹梅瓶、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黑釉划花鼎式香炉和宣德仿哥釉瓜棱小罐等，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见，是极为珍贵的精品。还出土了其他一些重要价值的标本，均为以往所不见或罕见之御窑遗物。此次考古发掘为研究、探讨明代早、中期御窑的范围、烧成技术、产品特征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