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借鉴与思考 （一）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目标导向：是问题研究还是理论建构

民族学自产生之初就决定了其注重实用性和实地调查的学科特质。一直以来，民族学者非常重视问题研究，这也是一代代民族学者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标和努力方向。费孝通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种控制社会变迁的实用工具，为学术而学术是一辈寄生性学者的护身符。“学术尊严！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可以做食粮，若叫我选择，我是从食粮。”［26］问题研究对于民族学这样的应用性社会科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在缺乏调查素材的条件下就开展理论建构，那无异于搭建“空中楼阁”，使研究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民族学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必须与当下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扎根于中国大地、解决当今的现实问题。近代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繁荣期正是出现在抗战爆发以后，为了解决当时的边疆危机所进行的调查研究。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味注重民族学学科的问题研究导向，使其沦为一种“实用的工具”，可能会带来学科发展的危机。没有严谨的理论支撑，调查统计做得再精确、数据模型做得再复杂，都只能解释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无法深入分析事物内部的因果关系。如果缺乏理论支撑，民族学研究的结论可能招来质疑，民族学家也可能在学界遭遇信任危机。在民族学这样的应用学科中，实证调查研究为理论的建构提供必不可少的素材，民族学学科理论建构正是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对社会人群现象从简单描述到建立规范、探索规律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民族学学科的长远发展来看，其理论建构过程离不开实证调查研究。当然，理论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过程，是一个过程而非最终结果。这个过程既是影响和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为民族学学科的建设积累知识和素材的过程。

（二）民族学学科发展的路径选择：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

近代西方学科发展主要遵循由内而外，由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到学科建制的路线。从学科知识的逻辑来看，应该是先有学科内在知识体系的成熟，再有学科编制及其组织形式的发展和完善，这种学科发展路线可以说符合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例如，以社会学学科为例，“社会学”一词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由“社会学之父”孔德提出，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之一——《实证哲学教程》的第四卷中正式提出“社会学”这一概念并建立起社会学的框架和构想；19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出版了《社会静力学》《社会静态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学理论；1890年美国肯萨斯大学开设的“社会学元素”课程，可以认为是社会学的第一门课程；1892年芝加哥大学创立了《美国社会学学报》，阿尔比恩·斯莫尔于第二年在该校成立第一个社会学系；法国波尔多大学于1895年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社会学学院。

但是，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和学科都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民族学学科发展起步晚，如果在学科建制没有初步形成的情况下，要想形成一个相对严谨的学科理论体系，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克服更多的困难。而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通过学科建制，不断完善学科编制和丰富学科组织形式，从而“反哺”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促进民族学学科发展，使其取得了辉煌成绩，甚至有学者认为至今未被超越。不可否认，学科理论体系对于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学科的灵魂，如果没有理论体系，学科也就不可能得到长远发展，最终会失去生命力而走向死亡。但是，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建制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学科建制的发展和完善将会进一步促进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尤其是对我国后发外生型的学科而言，选择“由外而内”的学科发展路径不失为一种选择。

（三）民族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关系：是“分而治之”还是“开放融合”

近代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始终是“难舍难分”，没有清晰的学科界限。相较于其他学科，这三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交叉性。近代的民族学家们在研究时往往主张兼容并蓄，而他们自身掌握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宽厚知识，使得他们在研究时往往不会囿于一家之学，真正实现多学科研究。中国老一辈的民族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先生等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并且在实际研究中一直贯彻着这样的理念。吴文藻先生认为，民族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这3个学科之间的界线将逐渐被淡化，而后将逐渐趋于统一。他还认为，过去将民族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划分开的说法已渐被废弃，最近两种学术日益接近，不久定将混合为一。因为二者所研究的目的、题材、观点及方法越来越趋于一致，几乎无分彼此，所谓文化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不过是异名同义的词［25］346。他所提倡的“社区研究”就是将这3个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

尽管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民族学者积极倡导三科融合，但遗憾的是，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至今没有“混合为一”，甚至出现“各自为政”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离不开1949年以后学科建制尤其是学科编制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我国对旧的学科体系进行改造，近代人类学和社会学被取消，而近代民族学由于受苏联学科编制的影响以及开展民族工作的现实需要而得以保存并发展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与近代民族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原则上截然不同。前者主要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方法论依据，以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研究为主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初，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开始恢复设置，但是彼时的民族学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立于“民族研究”的学科发展道路，与社会学和人类学“渐行渐远”。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学科分类进行明确规定，其中民族学和社会学属一级学科，而人类学则是先后从属于民族学、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在部分高校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分属不同学系和学院，学科之间的边界非常清晰，为学科的融合进一步制造了藩篱。费孝通先生曾积极探索“三科并立”的尝试，在他看来，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都是研究人文世界和人类社会行为的，应该是一个集团，虽然各有研究重点，但又是互相交叉的［27］。他希望将人类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实现“三科并立”，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同样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想法因为部分同志的反对没能付诸实践。

尽管三科融合至今没有真正实现，但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开放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在西方历经百余年的独立发展后，现今也呈现出互相渗透和融合的趋势。例如，在西方的一些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合并设置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系［28］。因此，实现学科的开放融合成为新时代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结 语

学科是主宰高校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没有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学科发展的推动力在于学科建制。一方面，学科编制从制度层面上确定了学科地位，直接影响学科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学科组织形式的确立，为学科发展在实践层面提供了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可能性，比如院、系、研究所等学科组织形式以培养学科的接班人为主，为延续学科发展提供人员储备，学会、专门研究机构等学科组织形式的重点往往不是人才培养，而是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审视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其发展历程也是一个逐步建立的长期过程，受到当时大学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例如，民族学在近代与社会学、人类学融合发展，与当时培养文理兼通全面发展人才的理念有关，在学科建制层面表现为打通文理界限，为学科间的开放融合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现行的院、系、所建制强调学科的高度专业化，造成人为的学科壁垒与隔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现今学科“孤岛”林立，学科之间的融合还不具备条件，犹如一个个学科“鸽笼”。所以，学科建制问题不仅要从历史角度看，更要从当下的现实矛盾和条件出发，考虑学科的长远发展。

当下我国“双一流”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一流学科的建设处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民族学为实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方面提供“智库”和“创新源泉”，助力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可以说，民族学学科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当下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体系建设，是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立身之本；从民族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学学科建制，是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动力之源；从学科长远发展考虑，与人类学和社会学融合发展，是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