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斯贝特《思维版图》书摘-关于东西方人格心理差异衍生出的OBAH六十四型
[最近阅读了《思维版图》，是一本讲东西方文化心理差异的书。我们知道，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心理测试是不能直接应用到东方人身上的，因为那些更多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语境。因此这部分可以用于引申MBTI和荣格八维里感知功能上的西方关注主体（简称O）和东方关注背景和关系（简称B）的倾向，西方的逻辑辩论倾向（简称A）和东方的辩证法倾向（简称H）的差异，这些东西方的文化心理差异可以运用到心理类型学上成为尼斯贝特6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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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摘
我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听众当中，走过来一位老人，我记得他双目炯炯放光，他送给我一本书，那是我以前多次遇见但从未打算阅读的一本书——《塞 莱斯廷预言》[就是《圣境预言书》，往期文章里我发过这本书的书摘总结]。
老人在送给我的书的扉页写了这样一段赠言:“ 我祝贺你终于意识到了人类有意识进化的可能性。”可惜，他没有留下名字。那个短语，“有意识进化”，英文是“volitional evolution"，意思是:“基于意志的演化过程"，它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时代精神运动”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不论是来自日本的禅宗还是来自印度的瑜伽，或者来自中国的气功和来自美洲印第安人的草药，在西方社会里通称为“另类疗法”(alternative medicine)。统计表明，自1987年以来，用于另类疗法的开支在美国公众医疗费用中的比例逐渐达到50%或更高。另类疗法的主要推动者，不仅包括另类医学的研究者，而且包括不少著名的例如研究神经细胞间“配子-受子”原理的医学科学家，他们当中女性的比例显著超过了女性科学家在其他医学群体中的比例。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情感因素对“另类医疗”能够发挥预期效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自己在“脑与人生”领域里的阅读和理解，最终让我下决心把我每年都在北京大学讲授的“ 制度分析基础”课程，改名为“社会思想研究班”。新课程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生物学和脑科学”的内容，第二部分才讨论“社会科学与社会思想”。
对于那些没有学术兴趣的读者，这套丛书的价值，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大约与“脑与人生"这一主题的“人生”方面有更密切的联系。人人都有大脑，可是未必人人都读过大脑的“使用手册”，更未必人人都知道有“自己的大脑”的使用手册。公众关于大脑的知识的这一落后情形，当然会影响整个社会对大脑潜在能力的开发工作。而根据来自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资料，我们估计，目前人类已经开发出来的大脑能力，不超过大脑全部能力的1%，或更低。
读者当然可以试着作更高层次的反思:想象你的意识漂浮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上，观寮场景之内发生着的你的意识对你的身体的观察过程，以及你的意识上升到场景之外反思它观察得到的印象的过程。我不打算讨论更高层次的反思，因为我们当代人类可怜的想像力不足以完成那些任务，我们必须等待未来人类，当他们习惯了今天的思维方式之后，尝试着开始更高层次的反思。
我们必须等待未来，还因为今天脑科学的研究报告只给我们带来更高层次反思的一些零散印象，完全不足以支持我们在那个更高层次的反思。
不过，毕竟，从事脑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他们当中愿意并且有能力把自己的反思公诸于众的那些科学家们，在过去十年内，写出了一些优秀作品一其中的一部分收录在这套丛书里，把我们的想像和思考引向未来。
尚且没有收录到这套丛书里的，包括诸如迪亚肯1997年发表的《符号物种一语言与 大脑的共生演化》(The Symbolic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这类重要著作，还包括诸如哈佛大学医学院与藏僧群体合作研究“心智-身体”关系这类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密切接触所得的报告....《思维的版图》或许是唯一的例外。最后，我们不可能收录到这套丛书的，还包括我们每个人偶尔或经常发生的在更高层次上的意识反思所得的“私己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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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大脑的神经元连接状况可称为“疏松”。当儿童发育到六岁左右时，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可称为“密集”。最后，大约在十岁以前，儿童的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再度变得“疏松”。但这是经过了学习和建构了对世界的基本想像方式之后的疏松，故而，可称为“间苗”。
这样，儿童大脑在六岁的时候，大约已经获得了超过成人大脑两倍的神经元数量。在其后的“间苗”期间，儿童的认知结构、情感结构、人格结构，这三类基本的、决定了人生命运;的心智结构，就开始“定型”——除非发生特别深刻和震撼性的个人事件，这些基本结构不会有很显著的改变。用中国民间流传着的看法表述，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记得自己儿童时期的“特异功能"，最常见和典型的，是“看见声音”和“听见色彩”。脑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在十岁以前的“间苗”过程中，视觉区(枕叶)和听觉区(颞叶) 交界处尚未定型，这使得许多儿童具有音乐天才和绘画天才的那种对声音和色彩的直觉能力。随着“间苗听觉区(颞叶)交界处尚未定型，这使得许多儿童具有音乐天才和绘画天才的那种对声音和色彩的直觉能力。随着“间苗”过程接近结束，我们便逐渐丧失了这些特异功能，成长为普通人了。
当然，我还可以列举与上述类似的人脑在其他方面的直觉能力。不过，我们所处的局面已经很明显:我们原本可以拥有强大得多的直觉能力，却因为自然演化和生存压力，不得不放弃。认知考古学者和演化心理学者已经达成共识:今天决定着我们的认知结构、心智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基因交互作用过程，定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那时，我们人类尚处于“狩猎与根块采集”的生产方式中，面临着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生存压力和社会交往环境。可惜，与文化的演化相比，基因演化异常缓慢。今天，当人类极端需要把思维能力上升到新的、以直觉为主要形态的层次时，她却发现自己大脑的基因过程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
许多“前卫派”学者已经意识到，我们人类或许终于进人到有意识演化的阶段了。于是，他们开办了各种旨在开发人脑的创造能力的培训班。大约在去年，我注意到在这些培训班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它的主持者是写作《人类如何思考》(TheWay We Think: a New Theory of How Ideas Happen, 2002年第1版，已经收录在这套丛书里)的两位科学家，福克纳尔和特纳。出于向国内读者引荐和翻译这本著作的目的，我与福克纳尔建立了电子信件联系。有一天，我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个看上去与学生期末考试用的答卷本- -模- 样的小册子。 翻开小册子，我立刻被作者的创意吸引住了。那是福克纳尔主持的一个创造性思维培训班的说明书，每一页，都用钢笔模仿学生字迹歪歪扭扭地写着日程安排和预期的效果。其中“概念搅拌”，正是《人类如何思考》的核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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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套丛书里，根据我自己的阅读，最权威的一本书,《突触与自我》(Synaptic Self)， 是纽约大学的脑科学家约瑟夫.勒杜克斯于2002年出版的。我曾经从该书最后--章所概括的结论中摘译过七项结论，作为那一年我在浙江大学讲授的“制度分析基础”的重要内容。从读者的角度考虑，我建议那些最熟悉科学语言并最愿意深人探讨大脑神经元网络结构的读者,把这本著作当做“第一时间”阅读的材料。或许，与这本著作同等权威的，是收录在这套丛书里的1999年出版的《身体、情绪与意识的形成》(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作者是权威脑科学家安东尼.达马修。尤其是这本书的第8章“ 意识的神经学”，我建议读者仔细体会。
与生物基因相类比，我们知道，今天，学者们纷纷开始研究“文化基因”(memes) 的传播和演化问题。关于文化基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的组织者奥恩格厄教授，2002年出版的《带电的文化基因》(The Elecrric Meme)，也收录在这套丛书里了。我曾经从这本书选取了部分关于基因与文化共生演化的章节,作为我的“制度分析基础”课程的重要内容。
收录在这套丛书里的另一本2002年的著作，《心智与大脑》(The Mind and the Brain)，它的第一作者杰弗里.舒瓦茨，以治疗“强迫焦虑症”闻名于世。这本书之所以格外吸引了我，是因为它的作者的思路与上面引用的以勒杜克斯为代表的脑科学家的思路几乎相反。舒瓦茨深信不疑并且正在实践着的(参阅该书第2章和第5章)，是人类意识对人类大脑神经结构的反作用。
这本书之所以格外吸引了我,是因为它的作者的思路与上面引用的以勒杜克斯为代表的脑科学家的思路几乎相反。舒瓦茨深信不疑并且正在实践着的(参阅该书第2章和第5章)，是人类意识对人类大脑神经结构的反作用。基于这一反作用，他成功地治疗过许多强迫症患者，他引导他们的心智力量去纠正他们脑神经结构的严重扭曲，他甚至引导他们的大脑生长出了新的神经连接！
最后，我打算介绍收录在这套丛书里的两位女性科学家的著作。其一是英国皇家研究院第一任女性院长苏珊. 格林菲尔德的《大脑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由权威的约翰一威利出版社2000年出版。其二，是哈佛大学第一任性别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吉利根2002年出版的《愉悦的诞生》(The Birth of Pleasure)。我喜欢卡罗尔的叙述风格，那是一种类似现代小说体裁的叙事。类似的风格，我最近从阅读一位中国女性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家孙瑞雪的著作中也感受到了，那就是她写的《爱和自由:新儿童教育方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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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版图》这本书是这样开篇的:“若干年前，从中国来了一个杰出的学生，跟我从事社会心理学和理性问题的研究。相识不久的某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我和你的差别在于我把世界想像成圆形而你把它想像成直线。”注意到我脸上出现的困惑和惊讶，他补充说，‘中国人相信事物处于变化当中，而事物总是回到它们的某些初始状态。故而他们关注更加广阔的事件群组:他们寻找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不理解整体就不可能理解局部。西方人生活在简单得多和更加确定性的世界里;他们关注的是恒久不变的事或人，而不是更广阔的图景:他们认为他们因为知道了事物运行的规则就可以控制事件。' .....我开始阅读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撰写的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文献...”...这本刚刚出版的《思维的版图》，作者是200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心理学院士的耶鲁大学及密歇根大学教授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 他提到的那个中国学生叫彭凯平，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在这本书的第6章里，作者提供了一个值得深人探讨的例子来支持彭凯平的看法:心理测验者给受试儿童看三幅图画，其一是“青草”，其二是“公鸡”，其三是“牛”，然后要求受试儿童把这三幅图画分类。
大部分中国儿童把青草和牛归为一类，把公鸡放在另一类，大部分美国儿童把牛和公鸡归为一类，把青草放在另一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儿童习惯于按照事物之间的关系划分事物的类别，而美国儿童则习惯于把事物归人到它们作为“实体”各自所属的范畴里面去。按照“关系”，牛吃草，所以，牛和草被视为一个类别。按照“范畴”，牛和鸡都是动物，而草是植物。这里，儿童们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前者首先看到的是关系，其次才有被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实体。后者则首先看到了实体，然后建构起实体之间的关系。受试者都是儿童，他们不知道动物与植物这类范畴内部的细节知识，也不知道“牛吃草”这类关系的科学道理，他们在已往的社会交往中习惯了特定社会的思维方式，并基于这种思维习惯来完成实验者提出的要求。
进而，尼斯贝特和几位中国学生对美国和中国的大学生们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们让受试者指出“熊猫”、“猴子”、“香蕉”三项中最接近的两项。结果，美国学生表现出强烈的把猴子和熊猫视为同类的偏好，而中国学生则更倾向于把猴子与香蕉视为更接近的事物。这一实验表明，儿童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足以延续到成年时期。于是，思维的地理学差异对理解和缓解当代世界的各种冲突变得十分重要。
尼斯贝特指出，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或者说，自笛卡儿以来，就下列各点达成共识: (1) 每个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能力一感官、 记忆、理解、反省，不论他是非洲土著还是欧洲贵族，(2) 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表现出不同的信仰，不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有差异，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字宙的不同时空: (3) 逻辑形式是最高的理性形式，它比常识和习惯更高级; (4) 纯粹理性的形式与它所思考的内容完全无关，这一思维形式不论是被运用到自然现象还是被运用到社会现象，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然而，尼斯贝特指导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实验所揭示出来的亚洲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的显着差异，动摇了上述共识。尼斯贝特指出，个体心智有其社会起源。于是，尼斯贝特事实上回到了米德在20世纪初期曾提出过的“社会自我”(socialself)的概念和后来由布鲁默尔大大发展了的“符号交往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立场。
在东方社会，不论是中国的儒家学说还是印度的吠陀学说都有类似论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比个人更具本源意义。因此，智慧——它的一个 几乎微不足道的部分被西方人称为“理性”——的前提是静观万物生灭的过程并由此而体悟那个“元之又元”的道理，印度人称之为“Ritam”,中国人称之为“一”。
笛卡儿的理性是怀疑的和建构的，是拆解的和征服的，是躁动的和外求的。与此对峙的是东方智慧，其本性是寂静的和内求的。
世界之为整体所包含着的万有关系，绝非人类的渺小理性能够拆解和重构。寂静是智慧，静以通天下所感。
中国历史上有过“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政治上的辩论，但是.至少在哲学家当中，任何类似于公众反对的事都是要受到打击的。如英国科学哲学家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 所说:”在哲学、医学...到处都会有人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述...但是中国人通常会比希腊人更快地做出反应，认为他人的观点有可借鉴之处。
中国的单声部音乐反映了中国人讲究统一的思想。歌唱家都要唱同样的旋律，而乐器要同时演奏同样的音符。希腊人发明了多声部音乐， 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分别表现不同的部分。不要把中国社会的“和”与“同”混为一谈。相反，儒家提倡君子求和的思想，并把它与小人求同的思想相区别、儒家思想的经典之作《左传》用有关烹饪的比喻对此做了区分。一个好的厨师做出的菜肴是五味俱全.做出的是和谐而又鲜美的食物。没有哪种风味被彻底掩盖，其美味可口就在于每种风味求融而又不求同的魅力。
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就如希腊人对自身的认识一样不同。在研究天体的早期，中国人认为像彗星、日食这样的宇宙事件，可以预测地球上重大事件的发生，比如王侯将相的诞生。但是，当他们发现了这些事件的规律后，他们不是对此构建什么模式，而是对它们不再感兴趣。
由于中国文明在科技方面远远领先于希腊文明，所以没有什么会使中国人感到惊讶.这一点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中国人富有独创性地发明了灌溉系统、印刷术、瓷器、罗盘、马镫、手推车、钻井技术、帕斯卡三角、运河上的水闸、航海、桨轮、船、地图绘制、免疫技术、星体的天文观测、测震仪和声学。其中的许多技术成就在当时的希腊实际上根本都没有。
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未承认形式是实在的，但他认为属性具有一种实在性.它严格区别于其在客观对象中的具体表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要只讲实体，而是要讲其抽象出来的属性并建立起关于这些抽象出来的东西的理论。一个物体的首要的、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属性构成该事物的“ 本质”，根据定义，本质是不变的:如果一个事物的本质发生了 变化，那么该事物就不复存在， 而成了另外的事物。一个物体的属性发生了变化.其本质却没有变，这样的属性叫“偶然”属性。例如，一位作家其音乐天赋十分贫乏，但是，如果他突然具有了这样的天赋，我们仍然还会承认他是同一个人。那么，音乐天赋，就是一个偶然属性.这个属性的变化并不构成其本质的转变。
希腊哲学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哲学有极大的不同，中国哲学深切关注的是:什么属性构成了存在着的物体，哪些属性可以改变但不会改变物体的本质。希腊语本身就使人们要着眼于属性.并把这些属性转变成抽象的概念。就如在其他印一欧语系中一样，每一个形容词在后面加上一个相当于英语的"ness" 的后缀都可以变成名词:"White (白色的)” 变成了“ whiteness (白色)” :“kind (和蔼的)”变成了“kindness (和蔼)”。 分析客观物体——人、 地方、事物或动物的属性，并依据抽象出来的属性对其进行归类——这已经成了希腊哲学家们的日常习惯。接下来，他们就要根据指导这种分类的规律来研究该物体的本质、其作用的原因。因此，彗星所强调的是其属性，并在不同抽象的层次上进行归类——这个彗星、天体、运动的物体。彗星的运动用规律来解释似乎就是用已知的抽象层次进行诠释。
但是希腊哲学中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背景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物体是孤立的.是人们关注和分析的固有中心。大多数希腊人把物质看成是相互孤立的微粒——这些微粒形成了互不相关的物体——就如人被看成是彼此分离的个体，而又被理解为不同的整体一样。
一旦把物体作为出发点，那么许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物体的属性是最显著的，这些属性就成了物体分类的基础，而归类就是规律形成的基础。因此，事件就是物体依据规律产生行动的结果。我所指的“ 物体”包括人和非人，但实际上，希腊哲学家们所最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的本质。人与人的关系、道德行为对希腊人来说也很重要，但不像对中国人那样，会引起强烈的兴趣。
希腊哲学的一个特有而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认为世界从根本上来讲是静态的、不变的。必须承认，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其他早期的哲学家们都认为世界是变化的。(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因为人不是原来的人，河流也不是原来的河流了。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对世界变化的研究退场了，认为世界是静止的这一观点隆重登场。巴门尼德用几个很简单的步骤“证明”变化是不可能的，谈论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不存在的事物不能存在。如果不存在的事物不能存在，那么就没有事物会变化，因为如果甲事物变成了乙事物，那么甲事物就不存在了。巴门尼德为希腊的哲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选择:要么相信逻辑，要么相信感觉。自柏拉图以来,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是用逻辑进行推理。
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用类似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认为运动是不可能的。他用两种方式来论证他的观点。一个是他的著名的”飞矢不动”。为了使箭射中目标，首先，箭必须到达其与目标间的中途，然后是剩下的距离的一半，依此类推...但是，一半的一半的一半的....箭还是没有到达目标。因此，尽管视觉上我们是感觉物体在运动，但是运动不可能出现。另一个“证据”，其论证更简单、一个事物或者在它的位置上，或者不在它的位置上。如果这个事物在它的位置上，那么它就不会运动。一个事物不可能不在它的位置上，因此，没有事物是运动的。就如传播学者罗伯特. 洛根所说，希腊人“不是线性思维就是逻辑思维的奴隶“。
并非所有的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在咬文嚼字，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亚里士多德的推理中也有静止的成分。例如.他认为所有的天体都是永远不变的、完美的天球，尽管运动会出现，事件会发生，但事物的本质却是不变的。而且，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高度线性的。运动速度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里不起什么作用，就更不用说循环运动了。(很显然.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此。我的一个朋友，物理学家戈登.凯恩，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薯作中的大部分物理命题进行了验证。他认为其中大部分是错误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前辈们的许多命题都是正确的。
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由三种哲学:道家、儒家以及后来的佛教融合塑造的。每一种哲学都强调和谐，大部分都反对抽象的思辨。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至今还为绝大多数的东亚人津津乐道，这就是塞翁失马的故事:塞上有翁失其马，人吊之，翁日:安知非福。数月其马忽带一骏归，人贺之。翁曰:安知非祸。其子乘之坠折股，人有吊之，翁曰:安知非福。后出兵抽壮丁，多战死，其子以折股仅存，故得父母相保也。
这个故事表现了东方人的人生态度。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且充满了矛盾。要理解事件的一种状态就要从该事件存在的对立面来把握:现在真实存在的可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
阴阳因为彼此而存在，当世界处于阴的状态的时候，这肯定就是将要向阳转化的信号。道这个符号的意思是与世与人共存的“ 方式”，由黑白旋涡两种力构成。 但是.黑色的旋涡包含一个白 点.而白色的旋涡包含一个黑点。真正的阳是阴中之阳。阴阳变换的规律体现了对立事物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道德经》曰: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道德经》，第58童)。
《道德经》还写道:“重为轻根， 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道德经》第26章)。
循环往复无止境的运动是道家基本的运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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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比任何其他古老的民族，实际上可以说，比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对个人的意志都有更为清醒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行事的意识。希腊人对幸福的定义中就包括在追求生活的极至中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挥他们的才智。
伴随着希腊人的个人意志意识的是一种强烈的本体意识。不是希腊人就是希伯来人发明了“个人主义”这个词，这还有些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希腊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明确的目标的独一无二的个体。这至少在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的荷马时期是如此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的神和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些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塑造，并各具特色。而且个体间的差异的确是希腊哲学家孜孜以求的兴趣所在。
希腊人的个人意志意识激起了辩论的传统。荷马阐述得很明白，人应该具有辩论的能力就如同武士不可缺少勇猛一样。甚至一个平民都可以向国王提出挑战.他们不仅仅是讲述那些不同寻常的经历，有时听众们也深受感染从而站到了他们的立场上来。在市场上、有政治集会的地方，甚至是在军营都会有辩论出现。在古代的文明古国中，希腊在这一点上是独一无二的.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的问题常常是由公众口头辩论而不是权力当局来裁决。专制在希腊并不常见，当专制出现时.常常为寡头政治或者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共和制所代替。一些城邦的体制可以防止官员们成为专制的君主。例如，克里特岛上的达拉斯城邦规定地方长官的任期年限不能超过10年。
希腊人追求自由和个性，与此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亚里士多德认为好奇心是人类独有的属性。圣路加在谈到后来的雅典人时说:“他们的时间全部花费在讲述或是聆听新事物上了。”希腊人对他们所生存并且所构造世界本质的思索远远走在他们同时代人的前面。他们通过对客观事物和事件的归纳，通过探索可以充分精确地描绘和解释这一切的规律来希腊人追求自由和个性，与此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亚里士多德认为好奇心是人类独有的属性。圣路加在谈到后来的雅典人时说:“他们的时 间全部花费在讲述或是聆听新事物上了。”希腊人对他们所生存并且所构造世界本质的思索远远走在他们同时代人的前面。他们通过对客观事物和事件的归纳，通过探索可以充分精确地描绘和解释这一切的规律来构建各种模式。有人说，这也成为他们在物理、天文、几何学.形式逻辑、理性哲学、博物学和人种学方面发展的特征。”ethnocentric" (民族中心主义)这个词来源于希腊。 这个词的产生是由于希腊人认为他们的信仰、生活方式比波斯人优越.这或许仅仅是因为希腊人的偏见而产生的。
当时的几大文明古国.还有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后来的玛雅文明，在科学领域都有系统的观测数据，但唯有希腊人对这些数据用潜在的规则进行了说明。对希腊人来说，探索这些规则是他们快乐的源泉。我们所说的” school”(学校) 这个词源于希腊的"schole”. 意思是"leisure” (休闲)。对于希腊人来说休闲就是可以自由地去追求知识。雅典的商人们都乐于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学校去，这样这些孩子们的好奇心就可以尽情地得到满足。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一个特别的场合可能是参加戏剧演出或是朗诵诗歌，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却是探亲访友。当时有个说法叫“串门”，字面的意思是“把门串成一串”。 这种拜访是为了向主人表示尊敬，在重大的节假日这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中国人与希腊人的个人意志相对应的是“和”。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是一个集体或几个集体(家中国人坚信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很显然，背景的变化会引起物体的改变。因此，任何想精确地把事物归类的企图似乎对了解各种事件并无大碍。只是，世界太错综复杂了，因而难以归类或找到其规律、从而帮助我们了解事物，并控制它们。
中国人认识到了磁场对了解物体的运动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正确的，中国人对复杂性的认识也是正确的，但是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件的规律。
希腊人有把一切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乐于对物体不存在的属性做假想性的解释。对物体进行归类，这是把规律作用于物体所必需的，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正确的。因为，规律有助于我们了解事物适用的最大限度，一种持续不断的“向上的压力”对事物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这样规律就具有最大限度的适用范围。这种对事物进行抽象的驱动力有时是有用的——虽然并不是总是如此。
希腊人对范畴的信仰很快在科学方面收到了回报，由于他们继承了这种智慧，他们在后来也在不断收到这样的回报。只有希腊人对自然界进行了充分的划分，使得人们摆脱了其他民族为单一分类体系构建的民间生态模式，最终建立了真正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据说，一群与毕达格拉斯有关的数学家把一个人扔下了船,因为有，人发现这个人泄露了无理数的丑闻，例如，2的平方根.可以无限地写下去，没有可预见的形式: 1. 414213...--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希腊数学家根本不把无理数当做真正的数字来看待。希腊人生活在一个由一个个孤立的微粒组成的世界中，无理数连续不断、无限延伸的本质是如此难以理解，希腊的数学家们很难正视这些数字。
另一方面，希腊人通过矛盾论证，逐渐认识到2的平方根是无理数.为此他们感到很欣慰。
希腊人被矛盾的概念所吸引，甚至可以说是困扰。如果一个命题与另-一个命题矛盾，那么其中一个命题就要被否定。无矛盾的原则建立在命题逻辑的基础上。为什么是希腊人而不是希腊人被矛盾的概念所吸引、甚至可以说是困扰。如果一个命题与另一个命题矛盾，那么其中一个命题就要被否定。无矛盾的原则建立在命题逻辑的基础上。为什么是希腊人而不是其他人发明了逻辑，一个众所周知的解释是说在一个辩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人们会渐渐认识到，根据定义，其结构导致矛盾的辩论是无效的。逻辑的基本规则，包括三段论，都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据说，他是因为在政治集会，市民辩论会上听到那些蹩脚的辩论，一怒之下而发明了逻辑!要注意.逻辑分析是脱离背景而进行研究的希腊式倾向的延续。逻辑的运用剔除了陈述话语的意义而只留下完整的结构。这就很容易判断一个论证有效还是无效。 当然了，就如现代的东亚人所指出的，那种不顾及背景的分析法并非毫无危险。就如古代的中国人一样，他们所极力追求的是合理性而不是理性。避免走极端的训诫就如避免自相矛盾的要求一样都是有益的原则。
中国的哲学家墨子，公元前5世纪在逻辑思维的方向上向前迈进了重要的几步，但是他的理论体系没有定形，逻辑理论在中国夭折了。这只是一个简短的插曲，中国缺少的不仅是逻辑.而且还缺少矛盾律。印度确实有比较强的逻辑传统，但是印度书籍的中译本充满了错误和误解。尽管中国人在代数、算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立体几何方面却成效甚微.这是因为论证依赖于形式逻辑.特别是矛盾的概念。(代数直到笛卡儿的出现才变成是可演绎的。我们的教育体制至今还保留有他们把代数和几何当做孤立的学科来教授的痕迹。)
希腊人深切关注的是数学中的基本论证。其他民族拥有诀窍，唯有希腊人拥有诀窍的来源。另一方面，希腊的逻辑及其基本思想在提供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了障碍。希腊人从来没有零这个概念，零是代数和阿拉伯计数体系所必需的。零在希腊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由于零代表了矛盾而受到排斥。零等于是不存在的东西，而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存在！对零的理解以及对无穷大、无穷小这些概念的理解最终不得不从东方引入。
中国人没有发明逻辑，中国人发明了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太一样，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题后面的是反题，这一矛盾由合题来解决。其推理的最终目标是解决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仍有些“攻击性”。 而中国的辩证法是通过矛盾来了解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来超越或同化对立面.或者吸收相冲突但却有启发性的观点。中国的知识传统中根本不存在A与非A之间的对抗。相反，以道家的精神或阴阳学说来看，A实际上也暗含了非A的情况，或者很快就会向非A转化。辩证思维某种意义上是逻辑思维的反面。辩证思维不是寻求脱离背景，而是在适当的背景下看待事物: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包含在有意义的整体当中，在这个整体当中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不断地重组。孤立地思考一个物体或事件，把抽象的规则运用到这些物体或事件当中，就会走极端，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庸之道才是其论证的目标。
为什么古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其思维习惯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为什么在知识分子身上会如此?也只有这些知识分子是我们所知道过着精神生活的古人。为什么一方面要讲社会形态与自我理解的‘共鸣”， 而另一方面又谈论哲学假设和科学方法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对当今东西方思维的差异的理解。
希腊的确有像赫拉克利特这样的哲学家，他的精神实际更接近东方，中国也有像墨子这样的哲学家，他的许多思想与西方哲学家一样，这就是有关以上观点的一个“证据"。 尽箐在当时很引人注目，但这些不合常规的哲学都天折了，西方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而东方传播的是孔子的思想。
一些学者在回答了为什么古代的中国和希腊会有那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后，给出了以下几个貌似真实的理由。
希腊在个人自由、个人特征和客观思维的发展方面与当时的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不同。这些特质似乎可以从其政治体制得到部分的解释，希腊当时独一无二的政治体系也就是城邦及其政治，特别是市民集会，在集会上人们不得不凭借理性的论证来说服彼此。城邦也很重要，因为城邦使得那些知识的叛逆者们可以四处游走，从而保持一种相对来说自由探索知识的状况。确实，一个城邦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有时会被其他的城邦挖走，因为他们会为这些城邦带来巨大的影响力。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们请求他离开雅典，到其他地方去而不要坐等死刑。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而他所在的城邦的人们对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有时，人们用另一个因素来解释希腊的独特性，这就是希腊临海的地理条件使贸易成为一种赚钱的职业，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生活殷实的商人阶层，他们可以供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商人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教育是由于教育本身，教育的驱动力很显然是因为好奇以及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希腊人好奇的特点或许也可以从希腊处于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这样的地理位置来做出部分的解释。他们经常遇到奇异的、令人费解的人、风俗和信仰。对于生活在海岸线附近的任何一个希腊人(大部分如此)来说，遇上体现其他种族特点、宗教和政治的人们已经是司空见惯了。雅典本身就很像《星球大战》中的酒吧。
不同的习俗和信仰在希腊传播.其明显的后果就是人们要学会处理各种矛盾。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个人赞成A而另一个人赞成非A这样的情形。集会上，集市上希腊人自身的观点中所不同的习俗和信仰在希腊传播.其明显的后果就是人们要学会处理各种矛盾。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个人赞成A而另一个人赞成非A这样的情形。集会上，集市上希腊人自身的观点中所生发出来的矛盾以及来自外来人的各种观点的矛盾，或许促进了认知过程 （包括形式逻辑） 的发展，来应对这些不一致的观点。
相反，如今，中国95%的人口属于汉族。全国50多个少数民族几乎都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很少有机会遇上一个信仰和习惯完全不同的人。中国民族的同质性似乎可以从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这个方面得到部分的解释。另外，中国面对面的农村生活方式推动人们的行为准则向和睦相处、趋同的方向发展。看到一点儿意见分歧或者发现来自上级或同事所持的不同意见。中国人很少会采取一些步骤来裁决哪个观点正确。相反，中国人却要千方百计地来解决这一-分歧.这才是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推动中国人找到了中庸之道。
从本质上说，所有这些解释都依赖于一个事实:古希腊和中国的社会生态在产生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布局方面迥然不同。接下来(你会看到)，左边的图是我对希腊和中国思维的差异所作的描绘。这幅图，汇集了人们对智能起源的各类观点。右边的图，描绘的是同样的内容，但这个图是由我的一个美籍华裔学生绘制的，她告诉我说这个圆形的图比我的线性的图更合理。
这种描绘在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它是从物质的事实来解释文化的事实。在一些阶层，这种方法现在已经过时了，其部分原因是人们错误地认为唯物主义是决定论。但是唯物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必然性——即其他因素一样的情况下，物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经济因素，因此进一步影响到文化因素。这种描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是唯物主义:影响思维习惯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因素，而那些重要的社会事实可以由那些在本质上与经济无关的力量产生和维护。
中国的社会生态主要由相对来说比较肥沃的平原、丘陵和可以通航的河流构成，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中央集权统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行。农业国家的人民需要彼此和睦相处——并不一定要彼此喜欢——但 是要以一种大家都看得过去的融洽方式生活在一起。在以水稻种植为特点的中国南方和日本情况尤其如此，这种特点要求人们彼此协作来耕种土地。但是在需要灌溉的地方，这一点也很重要，比如，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商朝(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和周朝(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发端于此。除了要与邻里和睦相处外，灌溉系统要求实行集中管理，古代中国，与其他古代农业社会一样，都是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农民必须与邻里和睦相处，并且受村中长者和地方执政官的统治。地方执政官是是皇帝派出的代表。中国的平民百姓就生活在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制约的复杂世界中。
希腊的社会生态主要由延伸到海洋中的山脉组成，便于狩猎、放牧、渔猎和贸易。这些职业相对来说并不需要与他人合作。实际上.除了贸易，这些经济活动并不需严格要求群体的稳定。固定的农业生产来到希腊几乎比中国晚了2000多年，但它的农业在很多地区很快就商业化了，而不仅仅是维持生活所需。希腊的土壤和气候适宜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生产，到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许多种地的人与其说是农民倒不如说更像商人。因此，希腊人比中国人有更多自我行事的空间。一定要与同伴保持一种融洽的关系，他们感觉这没有什么必要.希腊习惯于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在政治集会上彼此辩论。
中国人在他们的经济、社会行为和政治生活中必须照顾到周围的同辈和上司。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束缚，同时又是其机遇的主要来源。从世界的社会性看问题的习惯使他们培养出了整体观:参与社会关系的必要性使得他们乐于参与各种社会关系。就如社会心理学家黑兹尔.马库斯和北山志乃所说:“如果个人威觉到自己是处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又是与该背景相互依赖的一部分，那么很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感知其他的物体和事件。”
中国人与社会性的世界紧密相连。自我与关系网和社会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识很自然地使人们认识到世界总体上来说是连续不断的，是由物质构成的而不是分离的，由孤立的物体构成。因果关系存在于一定的场所，或者存在于物体与场所的关系之中。对场所的关注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和变化，还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众多不同因素中的矛盾。
但是希腊人却十分关注物体，包括其他人及与之相关的目标，而不会过分受到与他人的关系的束缚。希腊人在收割庄稼.重新安排他的羊群或者在调查买什么新产品会有利可图的时候.很少或者根本不与他人商量。这或许就很自然地使希腊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物体的属性上，以便对它们进行分类，从而找到预测和控制其行为的规律。因果关系被看成是物体的属性或个人与物体相关的行动的结果。这种因果观可能使希腊人产生稳定性和永恒性、物体的变化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样的看法。
因此，这两种社会的世俗哲学是从关注点的目标直接产生出来的:中国人的环境和场合，希腊人的物体。每个社会的科学哲学只是其民间观点的一个反映。
世俗哲学可能会影响认识论或者对如何获取新知识的看法。物体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是决定结果的关键，那么注意场所中所有重要的因素、关注物体间的各种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就很重要了。关注、感知和决定结果的关键，那么注意场所中所有重要的因素、关注物体间的各种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就很重要了。关注、感知和推理这个过程会使人们集中探索重要的事件，并查明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世界是物体的运动由规律和范畴来控制的地方，那么把物体从其背景中分离出来，判断出这个物体属于哪个范畴.规律如何作用于这些范畴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些过程就是为这些功能服务的。
最后，社会实践也会直接影响思维习惯。辩证法和逻辑都可以看做是处理社会冲突的认识工具。我们不会认为社会存在以和谐为基础的人们会具有对抗或争论的传统。相反，在遇到观点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解决这些矛盾.超越矛盾或者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总之，他们会辩证地处理问题。从逻辑到科学这是很容易迈出的一步.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艾伦.克罗默说:”科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是雄辩术的延伸。它是在希腊发明的,也只有在希腊，因为希腊的公共集会使辨论艺术声名远播--几何学.上的逻辑证明就.....最终的辩论形式。”
不同的经济力量维持着不同的社会结构，而不同的社会实践和不同的教育方式会使人们关注环境中不同的事物。对不同事物的关注会使人们对世界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世界观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不同关注点和社会实践;不同的世界观也会加强感知和推理过程的差异--这又会强化各自的世界观。没有理由认为以认知过程结束的，就必须以社会生态学开始。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经济原因使得一些社会或群体更关注他们的伙伴，也有许多因素使他们更关注物体和相关的目标。例如，现代的商业层级明晰.由企业家经营，他们的经营就没有必要考虑广大的同行和众多监管者,而只要集中目标于相对狭小的范围，并独立完成这些目标。忽略他人而专注目标，效果可能更好。并不是完全出于经济学上的考虑.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物体及其相关目标上，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有严格行为规范以及强大凝聚力的宗教团体的成员资格。
由于西方在中世纪时也是以农业为主，其个人主义的特点有所减弱。欧洲的农民在相互依赖、日常生活的自由或理性推理方面与中国的农民或许没有太大差别。在知识和文化成就方面，欧洲是一潭死水。而阿拉伯的埃米尔在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的文职官员精通各门艺术，欧洲的贵族在潮湿的城堡中啃着牛肉。
然而，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农业的发展(比较出名的是马轭的发明，这使犁耕成为可能)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与古希腊的城邦十分相像的新的贸易中心出现了。意大利的城邦.后来，北部的城邦高度自治，大部分不服从君主统治。许多这样的城邦多少有点儿民主，至少是寡头政治的特点。当然，城邦及富有的商人阶层重新兴起关联到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复兴。15世纪，欧洲从千年的麻木中苏醒并开始与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展开了竞争。
在15世纪早期发生的一件事揭示了欧洲和中国的差异。这就是郑和(Grand Eunuch} 的航海旅行，这次航海有几百艘船只。满载着财物和奇珍异玩，从中国驶向南亚、东南亚、中东和西非。这次航海达到了其主要目的一就是要让印度洋、 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强大。但是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兴趣看这些国家出产什么或者以什么著称——就连 非洲主人给他们看的长颈鹿都不感兴趣。中国人只是把这个动物当做是他们所熟知的麒麟，这种动物在有重要事件发生时才会出现,比如帝王的诞生。
缺乏好奇心是中国人的特点。中国(China就是‘ middlekingdom",其实质，上的含义是指“ 世界的中心”)的居民对外国人带来的故事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在中国，人们对知识本身从来没有过特别强烈的兴趣。即便是现代的中国哲学家对知识的运用也远比对知识本身的抽象理论化感兴趣。自15世纪以来到现在，以知识的进步为特征的欧洲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似乎不能仅仅依据一些近代历史从社会生态学或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包括杰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巅峰之作《枪炮、细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君主专制制度和随之而来的对言论自由和首创精神的压制在中国比在欧洲更容易被接受，这的确如此，把对欧洲的自由的追求和科学的进步的描述局限于物质因素似乎是个错误。在15世纪之前，这些价值观和心态就已经植根于欧洲人的思想中了。马丁.路德发表了95篇论文反对教堂滥用职权和残暴专横的行为.这并不是因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他容易逃脱，而是因为欧洲的历史创造出了一种新型人物——他们认为个体是与比较大的群体相分离的、要自由地进行思考。伽利略和牛顿做出了重大发现，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限制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求知欲和严谨的思维习惯。
当然，东方现在越来越多地在借用西方积累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东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经过东方的过滤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看一看当时的思维习惯的差异就可以猜想出哪些修改可能被西方接受。
20世纪的心理学家提出证据说经济和社会因素会影响感知习惯。赫尔曼.威特金(Herman Witkin) 及其同事指出有的人就不像其他人那样脱离周围的环境、孤立地看事物。他们称所研究的方面为“场依存”——指对一个物体的感知受到其所出现的背景或环境的影响程度。威特金及其同事通过各种方式对场依存进行测量。其中有一个是杆框测验。在这个测验中，参与者向长箱子里望，箱子的尽头有一根杆安置在框里面。杆和框都可以彼此独立地倾斜，参与者的任务就是指出杆在什么时是完全垂直的。参与者对杆的垂直性的判断受到框的位置的候是完全垂直的。参与者对杆的垂直性的判断受到框的位置的影响这就是场依存。第二种测验场依存的方式就是让人坐在椅子上，这个椅子倾斜着放在屋子里，没有任何依靠。这个测验叫身体调节测验，参与者对自身垂直度的判断受到空间倾斜度的影响。第三种方法.也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团体隐蔽图形测试。在这个测试中，要求参与者从复杂的图形中辨认出一个指定的简单图形。人们从复杂的背景中发现那个简单的图形的时间越长，场依存程度越深。
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是说经济因素会影响认知习惯，有的人在工作中很少与他人相互密切协作，比如狩猎、采集，与这些人们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对场有更强的依赖性。而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农民比生活在工业社会里的人们有更强的场依存性，而在工业社会里，个人目标的追求无须密切关注社会角色的联系和义务。实际上，猎手-采集者以及工业社会的人们差不多也同样具有场依存性。
如果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和猎手、采集者、现代工业社会的独立公民的重要差异与对社会世界的关注程度有关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的亚文化其社会约束的程度不同，场依存的程度也不同。为了检测这一假设.人格心理学家扎卡里，德肖维茨对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孩子们的场依存进行了研究.他说，这些孩子们生活在角色关系分明详细、社会约束牢不可破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他把这些孩子的行为与世俗的犹太人的孩子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后者受到的社会约束要松散得多，与新教徒的孩子们相比，他认为新教徒的这些孩子们受到的约束更是松散。就如预期的那样，德肖维茨发现正统派的孩子们比世俗的犹太孩子更具场依存性，而世俗的犹太孩子们比新教徒的孩子们的场依存性更强烈。
没有理由说场依存只是外界施加的社会约束的结果。或许对他人的兴趣，不管源于什么，都是与场依存有关的。实际上,相对来说有场依存的人比具有场独立的人更喜欢与他人在一起。
具有场依存的人比相对来说具有场独立的人对人们的面容和社会词汇有更好的记忆力、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场依存的人们比场独立的人们更喜欢与他人更靠近地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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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关注环境而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喜欢研究事件之间的关系。
关于世界构成的基本假设，东方人看到的是物质，而西方人看到的是物体。
对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西方人比东方人更相信对环境的控制能力。
对静止和变化的看法:西方人看到的是静止而东方人看到的是变化。
解释事件的方式，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看到的是包括环境在内的更为广大的网络。
组织世界的习惯:西方人喜欢归类而东方人更强调各种关系。
对形式逻辑规则的运用: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喜欢用逻辑规律来理解事件。
辩证法的运用:东方人在遇到对抗时喜欢中庸之道，而西方人更喜欢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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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西方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会很自信地认为下面的概括几乎对每个人都适合:
●每一个个体都有独特的，排他的属性。而且人们追求独特——在一些重要方面要与众不同。
●大部分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当他们处于由自己的选择，个人的喜好决定结局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感觉会更好。
●人们追求成功和业绩.这是他们个人目标的定位:他们发现有时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各种关系和团体会参与进来。
●人们力求自我感觉良好。个人的成功和信心具有肯定特质.人们会因此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
●人们追求人际关系的平等，在等级关系中，人们喜欢获得更高级别的职位。
●人们认为同样的规则应该适用于每个人——个体不应该因为个人的特点或与重要人物的关系而搞特殊化从而享受特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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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有句话反映了对个人主义的文化偏见:“枪打出头鸟。”一般来说东亚的人们不像西方人那样关注个人的目标或自我提高。他们所关注的是集体的目标和协调行动。维持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可能比个人的成功更重要。成功常常被看做是集体的目标而不是个人的功绩。人们并不祈求个体与众不同。对于亚洲人来说，对自己的良好感觉就是自己是所属群体所希望的.是大家所期望的。人们并不在意待遇平等与否。
适用于东亚人的各种关系的那些规则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是通过角色来体现的而不是通过宇宙。一位亚洲的朋友告诉我，拜访美国家庭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每个人感谢的都是人之外的事物:“谢谢你摆的桌子”“谢谢你洗的车”。而在亚洲国家，每个人在特定的背景下都有明确的义务，你不必感谢人们履行他们的义务。选择对世界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并不重要。
超过一定年龄的美国人中大多数都会记得他们的识字课本《迪克与珍妮》。迪克.珍妮和他们的狗斯宝特都是十分活跃的个体。20世紀30年 代的早期版本(该书一直到60年代一直为人们所广泛使用).第一页描写的是一位小男孩跑着穿过一块草坪。第一句是:“看见迪克跑，看见迪克玩，看见迪克跑着玩。”从西方人的心态来说，这些传达了有关小孩的几个基本信息。但在同一时代的中国识字课本的第一页却是写一个大一点的男孩肩上驮着一个小男孩。” 哥哥照顾小弟弟，哥哥爱弟弟，弟弟爱哥哥。”小孩初次遇到的印刷字传达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很重要。
实际上，西方风格的自我对东亚人来说只是一种想像。哲学家胡适说在以人为中心的儒家哲学中，人不能孤立存在:所有行为必须是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行为之中。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存在于特定的情况下、与你有特定关系的人之间的——各种属性或行为不受环境的影响，这对于 亚洲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人类学家爱德华. T.霍尔(Edward T，Hall}引入了“弱联系”和“强联系”社会这样的概念来捕捉自我理解的差异。对于西方人，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具有独立于环境或一定的人际关系之外的属性。这个自我——这个不容渗透的 自由的人——可以从一个群体迁到另一个群体， 从一种环境移到另一种环境生存而自身无所改变。但是对于东方人来说，人是相互联系的、是变化的、是一定条件下的人。哲学家孟旦指出东亚人从他们自己与整体的关系来理解自我.比如家庭、社会。参与各种关系的人，行动是可能的，但是纯粹独立的行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像的。
因为所有的行动都与他人有关，或至少会影响到他人，因此，关系的和谐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目标。
东方人会感觉自己是包含在他们所属的群体之中的,而与圈外的人是有距离的。他们会感觉自己与群体内的成员很相似，他们比较信任圈内的人，而不太信任圈外的人。西方人会感觉与圈内的人有点儿疏远，并不严格区分圈内和圈外的人。- -些语言学事实也证明了东西方的社会心理差异。在中国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比较接近的词叫“自私”。汉字“仁”，仁爱——意思是两个人。在日语里面，“我”这个词是指超越环境之外的、不受条件制约的、一般化的，有着自己的属性、目标、能力和喜好的自我——在交谈中不常用。 日语中的‘我” 有多种表示法，以听话者和背景而定。当一位日本女士做正式报告时，她通常会用Watashi——这是与“I” 最为接近的日语。当一位男士指与他大学好友相关的自己时，他可能会说Boku或Ore。当父亲与孩子讲话的时候，他要用Otosan (爸爸)这个词。一位年轻的女孩与家人谈话的时候，她可能会用自己的别名:“Tomo今天要去上学。”日本人经常称他们自己Jibun. Jibun的意 思是指“my portion" (我的一部分)。
在韩国，“Could you come to dinner” 这个句子中，“you"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不同的词，这在许多语言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dinner” 也一样，这要看你邀请的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位教授而定。这种情况反映的不仅仅是礼貌或自谦，而且反映了东方人认为人在与不同的人交往时是不同的人这样的观念。
“谈谈你自己” 这看起来是一种十分直截了当询问某人情况的一句话，但是其答案却要看你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问这个问题的。北美的人们会给你谈他们的人格特点(友情.工作情况).职业类别(”老师”、“我在一家制造集成电路的公司工作”).喜爱的活动(我常常去野营)。美国人的自我描述不受环境影响。中国、日本、韩国的自我却对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我工作严肃认真”，“ 我喜欢与朋友们开玩笑”)。要求日本人和美国人描绘一下特定背景下的自己或者没有什么特定情境下的自己，这一研究发现日本人如果不参照一个特别的场合——在工作、在家，和朋友们在一起等等，就很难描绘他们自己:相反，当调查人员指定一个背景的话，美国人就不知道该怎们说了——“ 我就是我。”在描绘他们自己的时候，亚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其他社会角色做参照(我是约翰的朋友).而美国人就比较少。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有两倍于美国人的日本人在自我描绘的时候会参照他人(" 我与姐姐一起做晚饭”)。
在调查北美人的特点和喜好时，他们对自身的特点有很高的估计。在问卷调查中，北美人把他们自己描绘得比他们实际上要独特的多，而亚洲人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西方人在他们的环境和拥有的物体上也追求与众不同。社会心理学家金艺珍(Heejung Kim} 和黑兹尔.马库斯要求美国人和韩国人从一系列东西中挑出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美国人选择最为稀有的物品、而韩国人选择最为普通的物品。若要选择一支钢笔作为礼品，美国人选择最不多见的颜色，而东亚人则选择最普通的颜色。
在日语中自尊这个词是serufuesutimu.日本本土根本就没有表达对自己感觉良好的概念的词。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关注自我提高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美国人比日本人更会对自己作由衷的正面评价。让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进行自我评估，结果，就如沃比根湖(Wobegon) 的孩子们一样，他们的自我评价都比平均水平要高得多。亚洲人在很多方面对自己的评价都很低，不仅对自己的正面评价少.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许多负面的品质。这不仅仅反映了亚洲社会比北美社会更要求人谦虚。实际上，亚洲人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是谦虚的，内心则感到懊悔，但即使是在完全不具名的情况下自我评价的结果差异还是存在的。
并不是亚洲人感觉自己的属性很糟糕。而是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觉自己很特别或具有不同寻常的才智。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不是在于树立一种优越感或独特性，而是在相互支撑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和谐、在实现集体的目标中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与自吹自擂相反。如果我想与群体的成员打成一片，就必须去除自身使他人感到讨厌或会阻碍任务完成的方面。亚洲人教孩子们要与他人融合在一起和睦相处。与此相反的是，一些美国的小孩在学校，每个人都有一天是“ 重要人物”。(在我的家乡,几年前，学校委员会对学校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传授知识还是反复灌输自尊进行辩论。与此同时我还看到了一幅漫画，漫画上有一个门，门上写着“自尊室”。)
日本的学童被教授如何实行自我批评，这是为了增进与他人的关系,也是为了使他们熟练掌握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通过自我批评来追求完美的生活态度要持续一生。老师们都是在工作十年之后才会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实际上，在他们整个的事业中，日本教师都受到同行的监督和帮助，从而业务能力得.到提高。而美国则是把师范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培训几个月就让他们走进课堂，然后就顺其自然，不管成功与否，是好是坏就看学生们的运气了。
试验人员让加拿大和日本的学生进行假的”创造力” 测试，然后把“反馈信息”告诉他们，这些信息表明他们做得很好或者是很差，试验人员接着对参与者进行秘密观察，看他们在同一件事情上能撑多久。如果成功了(试验人员说他们做得很好)，加拿大的学生会撑得更久:而日本人则是失败了会愈挫愈勇。日本人并不是受虐狂。他们只不过是发现了自我提高的机会而抓住了它。这项研究在东西方技能开发方面有重大意义。西方人可能会擅长从一开始就做得比较好的几件事。而东方人更有可能成为杂家。
费迪南托尼为文化对比做了有益的区分，也就是礼俗社会(由自然意志推动、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如原始社会，家庭，宗教、宗教社区等)与法理社会{由理性意志推动、有明确目的、可改变手段以适应需要的社会结构，如现代政府、军队和企业的管理机关等)的区分。礼俗社会是建立在各种关系的基础上的，并且有赖于团结统一和相互协作这样的观念:比如，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教堂集会或朋友间的各种联系。它是以相互支持、经常面对面交往、共同的经验甚至是共有财产为基础的。法理社会是建立在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绝大多数是一种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它常常关系到商品和劳动的交换，常常是建立在讨价还价和契约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体制允许个人收益和竞争优势的存在。公司和政府机构就是其例子。
没有人会认为一个机构或社会是绝对的礼俗社会或绝对的法理社会。它们只是理想的类型。但是其区别对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心理确实有着很重要的分析价值。礼俗社会常常被说成是“集体主义”社会制度.而法理社会常常被冠以“个人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称号。黑兹尔.马库斯和北山志乃提出的“相互依存”和“独立”传达了同样的观念。
独立性或相互依存性的培养严格地说是从有围栏的童床开始的。对于美国的婴儿来说，与父母分开睡觉，独自睡在一张小床上，甚至独自睡在一个房间里，这很平常，但是对于东亚的婴儿就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与父母睡在同一张床上这是极为普遍的情况。小孩在睡醒之后，他们的生活差异就进一步加深了。一个中国的婴儿常常是有几代人围着团团转，他们都充满了爱意。日本的婴儿几乎是一刻也不离开母亲。一些日本人，很显然，愿意把与母亲的这种紧密联系无限期继续下去。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的调查人员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把日本成年人和美国成年人对母亲的依恋程度进行比较。结果西方的家长往往用十分明确的方式鼓励孩子们独立。西方的家长们经常让他们的孩子们独立处理一些事情，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现在， 你是上床睡觉呢还是先吃点儿点心？”亚洲的父母认为父母最了解什么对孩子好，因此他们常常替孩子们做决定。
那些在培养孩子独立性的父母，在看到培养工作做得很好孩子们面对自由选择却畏缩不前时，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社会心理学家希娜.伊因盖尔和马克.莱普尔请美国、中国和日本7~9岁的孩子做字谜游戏，比如，“从GREIT可 以产生出哪些词?”他们让一些孩子做指定了类型的字谜游戏:让其余的孩子选择要做的字谜游戏类型，一些孩子 的母亲得知消息后就希望孩子做指定了类型的字谜游戏。研究人员检查了得到解决的字谜的数量和花费的时间。当他们得到允许可以自由选择字谜类型时美国孩子们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一花的时间比较长.解决的字谜比较多。但妈妈为他们选择宇谜类型时，美国儿童的兴趣最低，这表明他们感觉自己的意志自由受到了侵犯，因此，就对这项任务失去了原有的兴趣。当妈妈选择字谜类型时.亚洲的儿童却表现出了最高的兴趣。
对各种关系的强调促进了对他人关怀。美国的母亲在与学步儿童一起玩耍的时候，她们常常问一些与物体有关的问题.并提供一些有关的信息。但是，日本的母亲在与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他们的问题都与感情有关。当孩子做错了的时候、日本的母亲就很爱用与感情相关的字眼:“如果你不吃妈妈为你做的饭，农民会感到难过的。”“玩具在哭。因为你把它扔到一边了。” 美国的母亲把注意力放在物体上，这有助于孩子们今后走进需要独立生活的世界。像亚洲的母亲那样，关注感情和社会关系，在孩子们必须调整他们的行为的时候，这会有助于孩子们预先考虑到他人的反应。
关注他人情感状态的结果会相应体现在成年人身上。很显然，亚洲人比西方人能够更准确地觉察到他人的情感和态度。
韩国人比美国人能够更好地从评分中推断出老板对员工的看法.而美国人只看到了表面意义。这种对他人情感的关注延伸到了对动物世界的感知。我和增田让日本和美国的学生看了一段水下世界的录像.然后让他们汇报所看到的东西。就拿一条鱼来说，日本学生比美国学生的所见包含了更多的情感和兴趣，“那条红色的鱼肯定很生气，因为它的鱼鳞受伤了。”同样.彭凯平和菲尔比.埃尔斯沃恩给中国和美国的学生看了一个动画片，许多鱼以各种阵势游来游去。例如，一群鱼在追一条鱼或者在有一条鱼靠近的时候又急速逃开了。调查人员间学生们这条鱼和这群鱼它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中国学生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学生却遇上了麻烦，要他们汇报这一群鱼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时，他们都感到困惑不解。
对他人情感的相对敏感性反映在对交流本质的认识上。西方人教孩子们清楚明白地表达思想，其作用相当于一个“传输者”，也就是说，讲话者有责任让听众清楚地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听众的理解多多少少是独立于背景之外的。如果出现传达错误的话，那就是讲话者的责任了。亚洲人则会把孩子们向“接收机”这个方向来培养，也就是说，理解所说的内容是听话者的责任。如果孩子的歌声太大打扰了美国的父母，他们会让孩子们安静下来，态度很明确。而亚洲的父母可能会说:” 你唱得真好。”一开始，孩子会感觉很高兴，但是马上会明白其言外之意，然后就会安静下来.不再唱歌了。
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会发现亚洲人难以理解，因为亚洲人倾向于用委婉、巧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西方人实际上是蒙在鼓里。亚洲人则易发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态度傲慢甚至有 些粗鲁。
有许多方式可以用来比较相对独立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的区有许多方式可以用来比较相对独立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的区别，但是，在说明这些时，关注一下下面四个相关但多少有些区别的方面对你是会有帮助的。
●个人行动自由的观点和集体行动的偏好:
●追求个体特色的愿望与与群体合而为一的倾向:
●追求平等、争取地位的倾向与接受等级制度、接受指定的角色的态度。
指导行为的规律是普遍性的观点与把背景和各种相关关系的本质考虑进去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
这些方面彼此密切相关:一个社会可能在一些方面很具独立性，在另一方面不具独立性。
为了研究强调个人独特性和与群体合而为一的价值，特纳和卓皮纳斯让这些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喜欢下面哪种类型的工作:(a)个人的独创性受到鼓励，并且能够实现的工作: (b) 不允许追求个人荣誉，大家协同创造的工作。
90%以上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选择了第一种工作，而选择第一种工作的日本人和新加坡人不到50%。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居于两者之间。
美国有时被描述为这样的地方，如果你要证明自己的成就，那么你要证明你大约每隔五年更换一次区号。一个人与所在公司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在其他国家比在美国要重要得多。为了确定文化间的这种差异，特纳和卓皮纳斯让参与者从以下两项中做一-个选择: (1)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我肯定要在那个地方工作: (2) 我敢肯定这种关系是不会长久的。
90%以，上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和荷兰人认为有可能缩短工作时间。而只有40%的日本人持同样的观点。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又一次介于两者之间，虽然与亚洲人相比他们与欧洲人更接近。
为了研究通过努力获得的社会地位和被硬性指定的社会地位所寄予的相对价值观，特纳和卓皮纳斯问参与者们是否有如下的看法:获得成功、赢得尊敬是努力工作的结果。经理比他们的下属岁数大这一点很重要。年岁大的人应该比年岁小的人受到更多的尊敬。
60%以上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瑞典人和英国人都否决了社会地位以年龄为基础的观点。60%的日本人、韩国人和新加坡人接受了社会阶级部分是以年龄为基础的观.点，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比利时人的回答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虽然与亚洲人相比他们与其他欧洲人更接近。
不必说，来自不同文化、具有不同定位的人们必须彼此交往的时候很有可能发生冲突。重视普遍规则的人与持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不同的规则适用于不同的人。
西方人倾向于以抽象的原则为生.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每一个人。对于西方人来说，为了适应具体的情况而取消普遍规则这是不道德的。每一个事件都坚持同样的规则，这对于东方人来说就是愚笨和固执僵化的，甚至是残酷的。特纳和卓皮纳斯的许多问题显示文化中存在的显著差异就在于是偏爱普遍适用的法则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们的问题中有一项是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公司的一位员工，过去十五年工作都很出色，但是近一年的工作不尽人意.如果这位员工的表现无法得到改善的话，这位员工应该: (1)不管年岁大小、以前的工作业绩如何，工作成绩仍然是解聘的理由。或者(2)无视这位员工十五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是不是错了?必须考虑公司对他的生活的责任。
75%以上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觉得这位员工应该被解雇.20%的韩国人和新加坡人也同意这种观点。30%的日本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同意这种观点，40%的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同意这种观点。(对于这个问题，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与北美人相比更接近于欧洲大陆人。)
1982年，那时我在中国。自文革以来，第一部西方戏剧在北京上演，那时我正好在北京。这个剧本是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这种选择令我感到很奇怪。我认为这个剧本不仅极具西方特色而且也是美国所特有的。其中心人物是一个推销员.“一个挂着笑容、皮鞋锃亮，开着蓝色的车总在外奔走的人。”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剧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来到中国协助戏剧制作的亚瑟.米勒为该剧本在中国受到欢迎提出了令人满意的理由。” 这个剧本是关于家庭的.”他说，‘ 而中国人发明了家庭。”他可能还会说这个剧本也是关于面子的，或者说是得到群体尊重的需求，中国人也发明了面子。
日本人或许和中国人一样在意面子，但是与家庭的直接关系不大，对公司却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有一些其他显著的差异。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哲学家中村元、心理学家多拉.迪恩和社会哲学家林语堂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差异。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西方人更多地受到社会约束力的束缚，但是中国人的束缚主要来自权力机构，日本人的束缚主要来自同仁。例如，中国的课堂是由老师来控制的，而日本的课堂是由同班同学来控制的。多拉迪恩写道:“中国人 强调特殊的双方关系而又保持各自的个体身份，而日本人则倾向于把自己隐没在群体中。”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循规蹈矩地平稳运行，但是，据说中国人在各种要求下有点恼火,而日本人则对此安然自得。日本人和德国人、荷兰人一样都要求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井井有条:而中国人与地中海周边的国家一样需要一种比较随意的生活方式。
有时人们认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是日本所特有的。这就是Amae.日本的心理分析学家土居健郎对这个概念做过详细论述。Amae描绘的关系是下级、小孩或员工可以做出不合时宜的行为，例如——要一件昂贵的玩具或者提出公司政策所不允许的晋升要求——相信 双方的关系相当亲密，并会得到上级纵容。Amae促进了这种关系的发展，并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信任，巩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辩论在古代中国和现代的亚洲都不太普遍。实际上，西方人认为辩论是很自然的.在亚洲反而少见。北美人一进幼儿园就开始了阐述观点并加以论证的训练("这是我的机器人:他很好玩，因为...“..相反.亚洲人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辩论或意见交流。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踊跃的讨论” 这一概念在日本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会威胁到群体的和谐。或许就是这样的事实让他的努力失去价值，他在日本举行美式餐会，他只邀请了一些日本的朋友，他们都表达了对此举的喜爱之情——从马爹利酒到牛排到苹果酱。但想使大家各抒己见而又各自论辩的努力却完全失败了。
辩论的传统与法律和科学方面的修辞风格是一致的。科学论文的修辞的构成有:对要阐述的观点的概述、对相关基本理论的描述、具体的假设、对所采用的方法和论证的陈述、对所采用方法的证据的说明、对该证据为什么可以支持这个假设的论证，对可能的抗辩进行驳斥，再回头参照基本理论，对该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进行评论。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修辞是从幼儿园到大学逐渐形成的。在成为研究生的时候，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但是，对于大部分亚洲学生来说，修辞有些陌生，并且学习修辞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亚洲学生学习刻苦，都是经过百里挑一的优秀学生，然而他们的第一篇主修课论文却很令人失望，这对于美国的科学教授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对英语掌握不足，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在这位教授所研究的领域中司空见惯的修辞法。根据我的经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学生没有掌握他们所反对的西方的修辞风格，而不是因为这些学生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深入的理解、教授们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这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亚洲的法律中也没有具有挑战性的修辞学形式。在亚洲.法律不像在西方那样主要由对立双方的争辩构成。
比较典型的是，争论双方把他们的情况诉诸中间人，中间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平，而是通过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减少对立双方的仇恨。他们根本不会根据普遍的原则找到一种法定冲突的解决办法。相反，亚洲人只是从理论上考虑法律审判，按照常规，西方的认识是僵化的、没有人情味的。
谈判在东西方社会也有着不同的属性。政治科学家小路公秀认为西方的erabi (积极、主动的)风格是以“人可以自由地操纵周围的环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信仰为基础的。这一观点暗示了行为的先后顺序.一个人会先制订其目标，然后制订达到这个目标的计划，接着依据计划来改变环境。具有这种风格的人，关注各种关系没有太大用处。结果是最重要的。建议和决策倾向是二选一的，因为西方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并且为了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交易.他们很清楚他们的取舍。谈判应该简短而又切中要害，免得浪费时间。
日本的awase(和谐)风格“否认人可以操纵环境的观点.而是认为人要适应环境”。谈判并非是“ 弹道式的”，一次可以完成的努力，各种关系则是长期稳固的。避免作非此即彼式的抉择。有一种信仰认为‘聪明一时， 糊涂一世”。日本的谈判人在初次交易的谈判中比同样情况下的西方人会做出更多的让步，以求为未来的信任和合作奠定基础。在日本人看来，各种问题是复杂的，主观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美国人则认为各种问题都是简单的、客观的.是支离破碎的。
因此，东亚人群体与欧洲人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社会心理差异。东亚人生活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自我是整体的一部分，西方人生活在自我是单一自由行动的人的世界中。东方人重视成功和成就是因为这会给他们所属的群体带来益处:西方人重视这些东西是因为这些是个人价值的勋章。东方人重视和睦相处，并进行自我批评以确保做到这一点:西方人重视个性.他们力求自我完美。东方人十分在意他人的情感，他们力求人际间的和谐:西方人更在意了解自己，他们牺牲和谐来换得公平。东方人可以接受等级制度和群体控制:西方人则喜欢平等和个人行动的空间。亚洲人回避争议和辩论:西方人则对从法律到政治到科学各个领域的论辩修辞充满了信心。
当然，这些概括没有一个适合于他们各个群体的所有成员。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个体更接近另一个社会中的人;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每一个体一生中在独立性和相互依赖性的角色间的跨度也是相当大的。但是在社会之间和社会之中的变化以及个体本身的变化不应该使我们无视这个事实，那就是东亚人和来自欧洲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些社会差异就如古代中国人和古希腊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如果是社会环境导致了古代中国人和古希腊人的认知差异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到现代东亚人和西方之间的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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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哲学家把世界看成是由连续的物质构成的，而古希腊的哲学家则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分离的物体或相互独立的原子构成的。一块木头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没有缝隙的、均质的材料:而在希腊人看来，木头是由粒子组成的。再如，一个贝壳在中国人眼里是物质，而在希腊人看来却是物体。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显示，现代的亚洲人也有把世界看成是由连续的物质构成的倾向，而现代的西方人则倾向于把世界看成是由物体构成的。
美国人把他们所见到的东西解释为物体。而日本人则把相同材料的东西看做那个“ 东西”，这说明日本 人把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解释为物质。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在各种试验中，美国4岁的小孩中，2/3以 上选择把另一个物体当做“东西”，而日本4岁的小孩中这样做的还不到1/3。成人间存在着同样的差异。美国婴儿也比日本婴儿更喜欢选择物体。从表面来看，这个研究的结果表明西方人和亚洲人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就像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现代的西方人看到的是一个物体的世界——看到的 是一个个孤立的、没有联系的事物。而现代的亚洲人，就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看到的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连续不断的物质。西方人看到的是抽象的雕像.而亚洲人看到的是一块大理石:西方人看到的是墙而亚洲人看到的是水泥。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历史的、逸事的以及具有系统科学的本质的这些都表明西方人很关注物体及其属性.对之采用分析的态度.而东方人持有整体观，关注物质的连续性以及一定背景下的各种关系。
西方人的个人主义态度扩展到了他们对社会机制本质的理解。特纳和卓皮纳斯在调查中层管理人员的价值观时，询问他们的调查对象是把公司作为一个组织任务的体制还是协调人们协同工作的有机体;
(1) 公司是一个旨在有效地发挥功能、完成任务的体制。在机器和其他设备的帮助下，人们被雇来发挥这些功能，并为他们所完成的任务而得到报酬。
(2)公司是一群一起工作的人。这些人与其他人和组织有社会联系。公司的运作就靠这些关系。
75%的美国人选择了第一个定义，50%以上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也选择了这一定义，而只有大约1/3的日本人和新加坡人选择了这一定义。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作为群体来说，他们介于亚洲文化和英国与.北欧文化中间。因此，对于西方人来说，尤其是美国人以及主要来自北欧文化的人，公司是个人主义组合的地方。
道家学说在中国、东亚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仍然还具有影响力，神道教在日本依然很重要，还保留着万物有灵论的成分:认为动物、植物.自然物体，甚至人工制品都具有精神。强调自然的广告在亚洲远比在西方成功得多。尼桑公司发现了这个事实，但是使它懊恼的是，当这家公司在美国展开豪华汽车广告竞赛的时候，不是用该公司的汽车而是用自然景色作大幅的广告画面——常常是几幅自然景色的画面排成一排.造价很昂贵——而汽车的名字最后才 出现。这次活动以惨败而著称。欧洲大陆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介于东亚和英美之间.因此该大陆的知识历史比起英美也更倾向于整体观。这些宏观思考的理念在英美比在欧洲大陆更为罕见。许多年以来，英美的哲学家忙于个人主义的，所谓的一般语言分析:而欧洲的哲学家们发明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体系主要是从欧洲大陆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是德国的产物:社会学是法国的孔德发明的，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使其成就达到巅峰。在心理学方面，也是欧洲学者主导着这些理论: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和瑞士的皮亚杰或许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在我研究的社会心理学的分支领域中，两位德国人，库尔特.勒温和弗里茨海德，贡献出了到现在为止最为广泛，最为综合的理论。我后来才发现我自己所属的心理学派是俄罗斯的心理学家列文，维果茨基和亚历山大.卢里亚建立的历史文化心理学。
并不是英美学者不会创造广泛的理论:而是他们对这样的理论极其反感。B.F斯金纳是注定要进入心理学名人堂的美国人，它不仅仅是极端个人主义学派的简化论者，实际上。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适当的——不是太笼统就是脱离现实。
如果东亚人必须协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行为，适时而动。那么我们可以预计他们会比西方人更为关注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实际上，我们有证据证明东亚人比西方人更关注社会世界。我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比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有更多的了解。来自密歇根大学的特里，海顿和丹尼斯，帕克领导的小组和来自中国心理学研究所的研究小组研究了单词出现时的背景画面对人们的单词记忆的影响。他们让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以及一些年老的人看了许多单词。一些单词以带有社会背景的形式出现，其背景是一些人组成的画面，一些单词的背景由一些“非社会”物体构成的，比如鲜花;一些单词根本没有什么背景。在看了一系列的图画后，参与者们汇报了他们所有能记得的单词。对带有非社会背景的单词以及根本没有什么背景的单词的记忆，中国人和美国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对于那些具有社会背景的单词，中国参与者比美国的参与者记忆的要多。很显然，对图片的记忆是对图片上醒目的单词的记忆的回想提示，这表明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注重社会线索。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西方人和亚洲人以很不相同的方式在体验这个世界。西方人是他们的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亚洲人只是电影中提示他们的存在的成员。发展心理学家杰西卡，汉米歇尔利克特曼和王琪(音译)让四岁和六岁的美国和中国儿童报告一些日常事件，比如.前天晚上睡觉时做什么了，上一次的生日是怎么过的。他们发现了三点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虽然所有的孩子都经常提及自己，美国孩子提到自己的次数比例是中国孩子的三倍。其次，中国儿童能够说出事件的有关细节，并能够用简要、实事求是的语言来描绘这些细节。美国儿童用很随便的方式、谈论那些个人感兴趣的事件。第三,美国儿童提到自己内心的感受.比如个人喜好和情感，是中国儿童的两倍。总之.对于美国儿童来说就是:“好，够了:来谈 谈我吧。”
社会心理学家达夫和亚历克斯冈茨的研究表明亚洲人能够全面地看待事物，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们让北美的学生(大部分是加拿大人）和亚洲的学生（来自香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学生们）回忆十种不同情形下的具体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比如，“身处尴尬的境地”。北美的学生会从原始的角度来叙述这一场景,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看的。亚洲人会把这-场景想像成一位旁观者从第三者的角度来描绘这一事件。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一部分所描绘的研究以及我们研究小组所做的研究中，我们对一些参与者的测试用的是英文，一些用的是另一种语言，我们采用了“回译”的方法以保证其可比性。这些材料是用A语言创作的，然后再翻译成B语言。以B语言为母语的人把这些材料再回译成A语言。如果以A语言为母语的人认为原始材料与回译后的材料意思相同，那么这些材料就会被采用。如果有出入的话，还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来选取材料。我的一位新来的日本学生增田隆彦身高1.86米，体重220磅。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是的.足球——是日本的第三大流行运动项目)。秋天，在到达密歇根后不久，他就要去参加他首次的十强足球比赛.不必说他有多兴奋了。实际上，这个比赛使他非常激动，但是他的同学们的举止又使他感到异常惊骇。他们不断地站起来挡住他的视线。他告诉我，在日本.每个人在小时候就学会了要“注意后面”。这与多疑症没有丝毫关系——相反，其意义在于确保你所做的一切不会侵犯到他人的快乐和方便。美国学生对其身后的人的冷漠态度在他看来太粗野了，简直不可理解。
美国足球迷们的行为促使增田来检验他的假说。他认为亚洲人是通过广角镜来看世界，而西方人则是坐井观天。他采用了表面上看来很简单的步骤证明了这一点。他让京都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观看了八张彩色的生机勃勃的水下虚光照。其画面上都有一条鱼或多条鱼处于“焦点” 位置，比画面上其他的东西体积要大、颜色吏鲜明、运动得更快。
每个画面中还有运动较为缓慢的动物，有植物、岩石、水背景的影响，当物体在新的背景下出现时，日本人犯的错误要比物体在原来的背景下出现时多得多。而且，当物体在新的背景下出现时，日本人的判断速度就会受影响，而美国人的判断速度却不受影响。
假设在大街上有人向你走过来问路。在你和这个人谈话的时候，两个人扛着一大块胶合板从你们中间穿过。与你谈话的那个人抓住胶合板的末端，扛着胶合板走过去了，而他的同伙却留下来与你继续谈话一好像这个人就是一开始与你谈话的那个人似的。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你会认为你的谈话对象没有发生变化吗?除非这两个人是双胞胎，否则你觉得是不会出这样的差错的。
实际上，以这种把戏来糊弄人是很容易的。一般来说，人们正在观看的一些场景发生变化对人们没有什么影响。电影制片人就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敏感性。
东方人比西方人相对来说更关注背景，也就是说，西方人相对来说看不到一定背景中物体的变化，也看不到物体间关系的变化。我们也可以说西方人比东方人能够更快地捕捉到前景中物体的变换。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我和增田给日本和美国的参与者看了一个简短的电脑制作的彩色电影剪辑。这些剪辑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后面的图，就是一组黑白图片剪辑。参与者的任务就是说出这些剪辑的区别。可以说它们在几个方面都有区别。例如.在第一张图片上位于底部的直升机左边有个黑色的旋翼，而第二张图片位于底部的直升机的旋翼在右边。物体间的关系也不一样。例如，在第一张图片中直升机与单擎飞机的距离比第二张图片中二者间的距离要近。最后，其背景细节也不同:两张图片中指挥塔的形状不同。
正如我们所料，日本的参与者在这两个剪辑中比美国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更多的背景差异和关系差异。美国人看到了更多的处于焦点位置的物体和前景物体的变化。
如果亚洲人比西方人更关注环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亚洲人能够更准确地感知事件间的关系。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和季李军、彭凯平给中国和美国的参与者着了一个电脑分割的画面。我们在左半边屏幕上闪现了两个任意图形中的一个比如，一枚勋章或一一个灯泡。很快，在屏幕的右半侧，我们把其中的另一个任意图形突现了出来:比如，一个尖尖的手指或者一枚硬币。对于一些试验来说，左边出现的东西和右边出现的东西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比如，硬币不会因为左边出现奖牌或灯泡而因此出现在右边。对于其他的一些试验来说，两者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我们询问了参与者这种联系有多强，以及他们中国参与者汇报的左边与右边的联系比美国参与者的要强，并且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比美国参与者的判断更具信心。实际上关联程度的多少是与中国人的判断更为一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共变量检测研究中，美国人表现出过分受第一印象影响的倾向。比如，在早期的试验中，如果灯泡总是与勋章成对儿出现，美国人就会把这作为一般规律——即便情况并非如此。而中国的参与者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和季、彭也研究了美国人是不是比亚洲人更善于把物体从其背景中分离出来。(这或许是分析型，片面性感知风格的优势! )我们对东亚(主要是中国和韩国)和美国的学生进行了由威特金及其同事发明的‘场依存” 杆框测试。在这个测验中向参与者展示了一个长长的箱子，箱子的尽头安置有一根杆，杆可以不受箱子约束灵活摆动，而箱子是作为杆的背景。参与者的任务就是指出杆在什么时候是完全垂直的。框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参与者对杆的垂直性的判断造成影响。背景也就是框的方向影响人们对杆的垂直程度的判断的程度就是“场依存”。我们可以说亚洲人具有更强的场依存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参照框的方向而来判断杆的位置，这对于亚洲人来说要比美国人难。
如果生活是简单的，你只要机灵小心就会获得成功，那么生活就是可控制的。如果生活是复杂的，要接受命运变幻的裁判，那么生活就不太容易掌握。研究证明亚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充分的信心来把握自己。亚洲人不是努力来控制形势而是极力地要适应形势。社会心理学家贝思.莫林、北山志乃和宫本由里让日本和美国的学生谈一谈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在哪些事件中他们调整自己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哪些事件中他们可以控制形势。适应形势发展显然对日本人是司空见惯，而控制形势发展的对于美国人更普遍。莫林也问了她的参与者们在每种情形下的感受。在遇到要适应形势的发展的时候，是美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感到很尷尬、焦虑、无能为力。
其他证据也显示那种控制局势的感觉对于亚洲人不像对于美国人那样重要。对亚洲人、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的一项调查发现能够控制生活的这种感觉对于欧裔美国人来说是与心理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这种联系就不那么强烈。而西方人认为自己直接的控制权至关重要.亚洲人却认为如果与他人同舟共济，那么结果会更好一点。
组织心理学家P克里斯多弗，厄雷让中国和美国的管理人士在不同情形下担任一些管理任务。这些管理人士先假设或者自己独立工作，或者与来自同一地区、兴趣相投的人一起工作，或者与来自另一地区，没有什么共同点的人合作。而实际上所有这些人在所有情形下都是独自工作。参与者们在想，与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人合作的情况下，他们的成绩要从群体水平来评估而不是从个人的水平来评估。中国的管理者认为在与群体内的人合作时比自己独立工作或与其他群体的人合作业绩要好。美国人认为自己独立工作时业绩最好，不管是在群体内工作还是在群体外工作。但其实结果并没有区别。
“人多保险(人多势众)”这句格言或许起源于西方，但是社会心理学家山口百介及其同事指出日本的大学生比美国的大学生更坚信这一信条。他们告诉这些参与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对找到在完成一项指定任务中的“不愉快经历”(例如咽下苦的饮料)的影响很感兴趣。参与者们或者被指派到可以控制的情形下工作或者在有着不愉快经历的情形下工作。是哪种情况要依据抽签的结果而定。
在试验中的确有两种情况，但是这两种情形是“ 单独”式和“群体”式。“单独”式的参与者要抽四个签，每个签上面有一个个位数字。参与“群体”式的，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他们是四人组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要抽一个签。对处于两种情形中的参与者来说，四个签上的数字总数决定谁来咽下苦的饮料。
山口及其同事问这些参与者成为这种不幸人选的可能性有多大。(没有什么客观的理由会使参与者们认为这两种情形下这种机会有什么差异。）日本人认为在“ 群体”式情况下，他们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逃脱这种不幸。美国男性认为在‘单独” 式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逃脱这种难堪。美国的女士们与日本的女士们的想法一样，她们也认为在“群体” 中更有可能逃脱这种尴尬。西方男女的差异比东方男女的差异要大，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罕见，山口的研究以及在这一部分后面将要谈到的内容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会发现属于东西方文化的同样的性别差异一或者是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性别差异。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关认知和感知差异的社会起源理论，我们可以说这两种文化的女性在看问题的时候比男性更全面，但是我们发现这只说对了一半.性别差异总是比文化差异要小得多。我们难以指出存在性别差异和不存在性别差异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对于亚洲人来说，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从整体理解世界比片面地看世界要好理解得多.亚洲人更喜欢集体控制而不是个人控制。对于西方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是由孤立的物体构成的，理解这些东西不用考虑它们的背景，西方人高度倾向于个人控制。东西方人们眼中的世界的确很不相同。
西方人心中的世界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可以控制。社会心理学家艾伦兰格把“ 控制的幻想”定义为对个人成功的期望超出客观可能性所能提供的保证，她认为这是一种怪癖。这种幻想有时候对你可能是件好事。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人们误认为他们可以控制在他们的工作中周期性出现的嘈杂、混乱的噪音时，他们的日常工作会做得更好。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幻想的表现形式使我们看起来很傻。在我特别喜爱的一项研究中，兰格走近一座办公楼的人们，问他们是否愿意购买1美元的彩票。如果这个人说愿意，她就会给这个人一张彩票或者成扇形展开一叠彩票让这个人从中选一张。两周后，她又走近所有买过彩票的人，她说许多人都想买彩票，但是彩票都卖完了。人们会把彩票再卖出去吗?如果可能，价钱会是什么样?通常,她把彩票交到他们手上的那些人愿意以2美元的价钱把彩票卖出去，但是她让他们从中挑选彩票的那些人提出要以9美元的价格出售！
我们所了解到的许多情况都表明亚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那么容易受这种控制幻想的影响，也不像西方人那样那么关注与控制有关的问题。我和季、彭用我们新的共变探测试验和杆框测验对这一认识进行了检验。
在共变探测的新方法中，其目标就是，在给出电脑左半边，屏幕出现的特定物体的情况下，判断出在电脑的右半边屏幕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特定物体。我们让参与者来控制哪个物体出现在电脑屏幕的左半边。并允许他们来选择左边物体和右边物体出现之间每次实验所花费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和中国人看到了同样的共变，美国人像中国人一样自信。而且.美国人对他们所看到的共变程度掌握得相当精确，而中国人实际上在控制这个试验时比在不掌握控制权的情况下精确度稍差一点。
在杆框测验中，我们让参与者控制杆，允许他们自己转动这个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判断的精确度更加自信了，而东亚人的自信心却没有增加。美国的男士们在一开 始就是群体中判断最为准确的人，而实际上也是变得更为自信了。东亚人和美国的女士们其精确度的判断并没有因为拥有控制权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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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思考世界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心中常想着，如果地球继续如我们所见般运转，世界的未来将会落在何处。我们没有认识到世界并非是在做直线运动...它运动的方向在不断发生变化。”
——哲学家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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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哲学家坚信事物变化不大，或者说，如果事物确实在变的话，那么未来的变化与现在的变化一样，在向同一个方向、以同样的速度在继续。现代西方人也普遍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就如古代的道家和儒家哲学家那样，现代亚洲人普遍认为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特定方向的运动.远不能说明未来的变化也向同一个方向发展，这或许只是事物发展改变方向的一个信号。
这些对变化的不同观点源于对这个复杂世界的不同理解。如果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关注得很少，让这个世界看起来是个简单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不会预期这个世界会有太多的变化。如果有变化出现，那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种变化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关注到了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看起来是个无比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会认为静止是种例外，变化是永恒的。起作用的因素的数量越多，改变变化的速度，甚至是变化的方向的可能性就越大。道家循环论的观点或许就源于这些有关复杂性的理论。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解释，世界在不断地重复原来的状态这种认识促进了世界复杂性的设想。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或许这两种倾向都在起作用，并相互依靠！
在一项研究中，我们问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和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什么情况下一些事情会发生剧变。比如:“ 露西娅和杰夫是同一所大学大四的学生。他们相互约会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毕业后，在什么情况下他们的关系可能破裂？
有四个项目是询问变化的可能性的。在所有这四种情况中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可能性要比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可能性要大。一般来说，中国人认为变化的可能性在50%以上，而美国人则认为变化的可能性只占30%。
在第二项研究中，我和季、苏给北京和密歇根的参与者们看了一个小册子.上的12个曲线图。每一个曲线图都表现了随时间变化而呈现出的变化趋势，比如世界经济增长率或世界癌症死亡率。例如: 1995年，1997年和199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变化百分比)分别是3.2%. 2. 8%、2.0%。 .我们问这些参与者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会会上升、下降还是仍保持原来的水平。
我们所给出的趋势是或升或降，其变化率或加快或减缓。这个图上显示的是正增长曲线和负增长曲线。我们推断变化比率增长越大，中国人越有可能预见说世界经济增长率会减缓甚至是下降。
在一定方向的迅速变化就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然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增长的加快正是在有力地;表明在特定方向的继续运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对正增长趋势的评估比对负增长趋势的评估更会拉大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差别。就如我们所预料的，我们发现美国人比中国人做出了更多与增长趋势一致的预测。实际上，这12条曲线的情况都如此。如果某种趋势星上涨势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有可能做出经济将继续上涨的预测。
对此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研究中，我们把同样的12幅曲线图及其最初的三个数据展示给新一轮的参与者，让他们在图上标出他们自己认为的接下来的两个数据的位置。美国人会使这种趋势向同一个方向、以同样的比率延伸。而中国人的预测则是趋于稳定或者更有可能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莫尔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来命名他所推崇的理想社会。这个词是一字双关，起源于希腊语.既是“没有这个地方(nowhere)" 的意思，也有‘好地方 (good place)"的含义。
乌托邦是模仿《圣经》中的伊甸园和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乐土的思想而塑造的，除了这一点外，西方的乌托邦还有五个突出的特点——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他们与中国儒家和其他中国早期思想家的信念截然不同，他们的信念就是完美的世界存在于过去，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从我们现在低级的状态回到完美的过去。
而西方的乌托邦则认为:
●我们是稳步地、几乎是直线型地走向这种理想社会的完美境界:
●一旦达到了这种境界，就会成为永恒的状态:
●这种境界是通过人类的努力达到的，而不是靠什么命运或神灵的介入:
●在这个社会通常都是人人平等的:
●通常是基于对人类本质的几个极端假设。
这些属性在许多方面都恰好是东方人心目中未来构想的对立面，东方人倾向于找到极端事物之间的中间道路，他们所设想的是回复而不是继续向前。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希伯来人在这些方面与中国比与希腊更为接近。他们的乌托邦——伊甸园——是在过去， 他们最多是希望恢复伊甸园。他们对变化的本质的看法与中国人的看法相似——他们对生命的阴和阳有明确的概念。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的先知在犹太人一帆风顺的时候卖掉了他们的房地产——因为他们感觉到事情肯定要向坏的方面转化！这种生活态度在现代的犹太人群体中仍然存在，无数的笑话也传达了这样的观念。
儿子：“妈妈，猜这是什么——我在抽彩中赢了一辆庞蒂亚克！”
母亲：“喔，单是税收一项就会把我们送进贫民窟。”
如果对于人类发展方向设想的差异永久存在的话，如果人们对个人生活方向也做一个类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未来会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从坏到好或者从好到坏。而东亚的人们会预料他们的生活要经历命运的反复——从好到坏再到好，或者从坏到好再到坏。为了验证这些可能性，我和季、苏让密歇根和北京的学生预测他们自己幸福生活的路线图。我们给出了18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供他们选择。6种是线性的——直上或直下，但是都伴随着上下波动。12种是非线性的——或者停止不动，或者改变了最初的生活方向。几乎有一半的美国人选择了线性的路线作为他们最为可能的生活方向，而选择线性路线的中国人却不到1/3。
东亚人就如他们古代的先辈一样认为世界充满了变化。一切事物都是在来来去去地循环。西方人(或者说至少是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其他西方人的资料)认为蓬勃兴起的东西并不一定要跌落下来。
现代的亚洲人就如古代的中国人一样从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他们看见了大环境，特别是那些背景（不重要或不引人注目的）事件。他们善于发现各和事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复杂的、是极为易变的、其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他们认为事件的发展是在极端事物之间的循环运动；他们还认为对事件的控制需要与他人的协调配合。现代的西方人像古希腊人一样，他们从分析的、个人主义的角度看世界:在他们看来物体是脱离环境的孤立个体；他们认为事件的发生是直线式的运动；他们还认为是他们自己在亲自控制事件的发展，即便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还是这样认为。不仅世界观在概念上不同，而且看世界的方式也有极大的差异。亚洲人看到的是一个大画面.他们看到的是环境中的物体——因此，他们在看物体的时候很难把物体与其环境分开。西方人关注物体而轻视其背景，他们比亚洲人看到的一定环境中的物体和关系要少得多。
如果一些人用广角镜来看世界——看 到的是背景下的物体，而其他人则主要聚焦于物体本身及其属性，那么这两种人对事件发展的解释肯定是迥然有别的。从广角镜的角度看世界的人可能会认为事件的发生是由复杂的、相互联系的背景因素引起的，而相对来说视野狭窄的人则倾向于从物体本身的属性来解释事件的发生。
中国的新闻记者强调原因，卢刚的行为一定与其背景有关。其解释都集中在卢刚的各种社会关系(" 与导师的关系不好”、”与被杀的同学处于敌对状态”，“ 与中国人的群体隔离")，中国社会给他造成的压力(是中国“尖子生”教育政策的牺牲品)以及美国社会背景的各个方面(在美国. 公民可以拥有枪支)。为了确认这些印象的准确性，莫里斯和彭对《纽约时报》和汉语报纸《世界杂志》对该事件的报道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个比较客观的过程表明他们最初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对此因果关系的不同解释是不是应该认为只是沙文主义呢?美国的新闻记者们谴责犯罪者，而这个凶手碰巧是中国人，而中国的.新闻记者们，或许在保护他们自己的人，而把责任归咎于环境因素。
在卢刚犯下了杀人的罪行并且又自杀的同一年，一位美国的邮递员，名叫托马斯-麦克温尼，他在洛伊尔欧克(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是底特律的住宅郊区，人口65 410) 工作，他丢掉了工作。他向工会提出上诉，没有成功，后来也没有找到专职的工作。11月14日，他走进他曾经工作过的邮局，开枪杀死了处理他上诉的管理人员、几名同事和旁观者，然后就自杀了。
就像分析卢刚杀死多人的案件一样。莫里斯和彭对《纽约时报》和《世界杂志》对麦克温尼杀死多人的案件的报道内容进行了同样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报道与对卢刚的报道分析完全一样。美国的新闻记者把焦点集中在麦克温尼的个人性情方面——生活态度以及从他过去的行为推断出的性格特点(" 不断受到暴力威胁”、“脾气火爆”、‘ 狂爱武术”、 ' 精神不稳定”)。而中国的报道则强调对麦克温尼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职业杀手最近被解雇了”、“ 邮局的管理员是他的敌人”、“受到最 近在得克萨斯发生的杀死多人案例的影响”)。
莫里斯和彭向美国和中国的大学生描述了该案件，请他们来认定从报纸上精选的那些假定的个人属性和环境因素的重要性。美国学生更为强调凶手的性情。而中国学生对以上的两个案件都是强调环境因素。更加令人难忘的是，莫里斯和彭列出了许多环境因素，让参与者们来判断，如果环境不同的话。这种谋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比如，他们问“如果卢刚找到了工作”或“如果麦克温尼在洛伊尔欧克有很多的朋友或亲戚的话”，这些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美国参与者和中国参与者的回答极为不同。中国人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谋杀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人却认为凶手长期以来形成的性情是造成这桩命案的关键因素，因此，不管环境有何不同，这种凶杀都是要发生的。
中国人倾向于把行为归因于背景，而美国人则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做事的人，对此我们应该不会感到奇怪。在上一章我们了解到，东亚人比美国人更关注背景，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可能被归结为是造成某事的重要原因的东西。反过来也同样有道理:如果人们认为某种事物具有因果的重要性。那么人们就会关注它。因此，因果关系和关注焦点相互强化的理论形成了一种循环。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原因的归属差异反映了关注焦点的差异。发展心理学家琼.米勒，第一个对原因归属进行跨文化研究，他对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美国人进行了比较。她请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年的参与者们来描绘他们认识的一个人的行为，他们“认为是做错了的”行为和他们“认为对他人有益 ”的行为。美国人倾向于用做事人的人格特点及其他性情来解释其行为，“萨利善解人意、性格开朗、与人友善。”美国人做出这样归属的是印度人的两倍。而印度人则倾向于用背景因素来解释行为:“天黑了，没有人帮忙。”印度人用背景因素进行解释的是美国人的两倍。一个周一的上午，我们围在冷水机旁讨论，这是我们最喜爱的活动，我们讨论的是游戏如何论输赢。结果证明美国和亚洲人给出的游戏获胜或失败的原因是不同的。组织心理学家菲奧娜， 李及其同事分析了美国和香港的体育运动专栏作家对足球教练和运动员因果归因的描写。美国人认为足球赛的结果主要归因于运动员的个人能力:“ 新手辛普森带领着队员们进了11个球，但是球队获胜的关键在于防守。”“我们得到了一位十分优秀的守门员，他是去年决赛的最佳防守球员....”
而香港的运动员和教练的归属往往是指其他队的队员和背景:“我们很幸运地在终场时以- -分的优势获胜，我对战胜他们一直都充满信心。我猜想南华队在大陆踢完四边锦标赛后有点儿累了。”亚洲人和西方人这种归属的差异比对人类行为认识的差异更为深刻。莫里斯和彭证明中国人倾向于把录像中鱼的行为归结为是外部因素引起的，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内因作用的结果。彭及其同事证明，在对物质因果关系的感知方面，东西方的差异仍在加深。他们向中国和美国的女士们展示了一些比较抽象的漫画，如后面的图所示。每一个画面都表现了某种形式的运动，比如与流体力学，磁性或空气动力学有关的运动。就如我们所料，参与者们把图中最上面的序列解释为是一种轻的物体(球)浮在液体上面。在接下来的类似漫画中，这个圆形物往下降落，经过上面的线，停留在下面的线上。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参与者们认为这种运动是重物体落进装液体的容器底部的运动。接下来.参与者们要回答物体的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内部因素的影响(导致该物体下降的是物体内部的或者是属于该物体的东西)。美国人认为这些运动产生源于内部因素的可能性比中国人认为的可能性大。结果证明香港市民在面对两种文化图像时，他们可以以东方或西方的模式来思考。洪瑛宜(音译)及其同事给香港大学的学生们看了与莫里斯和彭的关于鱼的漫画类似的照片。但是.他们首先展示的是表现西方或东方文化的图片。他们向一些参与者们展示了一些与美国文化有紧密联系的图片:比如，众议院、马背上的牛仔、米老鼠。他们向另一些参与者们展示了与中国文化紧密联系的图片:比如，龙、庙、一个人手持毛笔在写汉字。第三组参与这看的是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中性风景图片。在给参与者们看了一-些图片之后，洪与她的同事们又给他们看了一个漫画: 一条鱼 游在其他鱼的前面。然后问这些参 与者这条鱼游在其他鱼前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看了与美国文化相关的图片的参与者们给出了更多与鱼的个体动机相关的解释。而看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图片的参与者们则从这条鱼与其他的鱼和背景的关系这方面进行解释。而看了介于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图片的参与者其解释也介于两者之间。
彭和他的同事埃里克诺尔斯对亚裔美国人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人可以掌握亚洲人的自我也可以拥有美国人的自我。他们给学生们看了一组物理运动的画面，然后问在多大程度上物体的运动是源于属性因素(比如，形状、体重)或环境因素(比如。重力、摩擦力)。但是，他们首先请这些参与者回忆突出他们的美国人特征或突出他们的亚洲人特征的经历。具有突出美国人特征的经历的参与者比具有亚洲人特征的参与者更看重内部原因的重要性。
我和阿若，诺仁扎彦、崔英奎向韩国和美国的大学生问了一些问题，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他们关于行为原因的理论。有几段话是关于人们行为原因的，我们请他们指出这些原因的主次。每一段话开始的几个句子内容如下:
人的行为主要由其性格决定。一个人的性格预先就决定了，并引导着这个人以一种方式行事而不是采取另一种方式。
人的行为总是由他们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共同决定的。我们不能说性格或者环境是我们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
韩国人和美国人都认为性格在决定行为方面是很重要的，但是韩国人把环境因素以及环境与性格的共同作用比美国人看得更重要。
我们也问了参与者们几个与性格的可塑性相关的几个问题。比如，某个人的性格是不是就是一个人不能改变的东西。韩国人认为性格是容易变化的，而美国人则不然。
美国人认为性格是相对固定的，而亚洲人认为性格是有可塑性的，我们对此不会感到奇怪。这与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世界是静止的传统和东方长期以来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传统是相一致的。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莫里斯，梁觉和希娜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对各种谈判策略有不同的偏好，这或许与性格的适应性有关。某个人的举止可以说是好战而又不讲道理，但是你必须与这个人达成协议，他们问香港和美国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那种裁决。香港的参与者们会选择询问式的裁决，在这种裁决中，由第三者对争论者提出问题，极力达成共同一致的意见。而美国人则喜欢以律师出任代表的对抗式的裁决。
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运用性格维度这方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么为什么西方人在解释行为时总是那么强烈地依赖于人格的特质呢?其答案可能是因为东方人更关注情景因素并且认识到了这些因素对行为产生的重要性。因而，东亚人受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提出的“ 基本归因错误”(简称FAE) 的影响就比较小。.
假如你看到有一个人在请一个大学生带领献血者在大学校园里参观一天，而这项服务的报酬很少——比最 低工资还少——假如这个学生拒绝了。你认为这个学生会为即将到来的红十字会捐血活动主动帮忙吗？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假设你的一位朋友看到另一个学生要带领献血者参观，其报酬相当可观——高出最低工资50%以上，而这个学生欣然同意了。你认为你的这个朋友会认为这个学生会在献血活动中帮忙吗？或许这个学生比你看到的那个学生帮忙的可能性要大。如果是这样.你和你的朋友都犯了基本归因错误:把行为归因于这个人的性情而不是重要的环境因素——也就是钱——钱是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这种错误——无 视行为发生的背景，而是从性格的角度来解释行为——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得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所看到的正在接受一项重要工作的面试的人会很紧张;在某个晚会上性格内向的人(在这儿碰巧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一般都比较羞涩:对熟悉的人、讲起自己比较熟悉的话题滔滔不绝的人是一个有教养而又十分自信的人。
第一个用实验有力地证明这种错误的是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E，琼斯和他的同事们。在1967年 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让大学生们读一篇声称是另一个学生写的发言稿或文章。这另一个学生就是试验的"目标”。要求这个试验目标写的演讲稿或文章是支持某个问题的某一方面的。例如，在政治科学课上写一篇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的文章或者是在一次讨论课上作反对大麻毒品合法化的演讲。参与者们要指出写这篇文章或作这个演讲的目标学生的真实想法。由于受到情景的强烈限制，参与者们认识到他们对目标学生的真实观点一无所获，但是，目标所说的一切却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目标说他支持卡斯特罗对古巴的控制，参与者们就会认为其观点就是这样的:如果目标说反对大麻毒品的合法化，那么参与者们就会认为这就是目标的观点。
结果证明，这种错觉很具影响力，即便是东亚人也受到了影响。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都参与了这样的试验，他们也猜想目标对象的态度与他们在文章中读到的是一样的。但是东亚人与美国人所受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如果东亚人首先处于目标的位置上，他们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和崔英奎让参与者们写一篇关于某个话题的文章，要站在某个立场上，在写的过程中要用四个论据来论证，让他们处于这样的情景中。然后，再让他们读与他们处于同样情景中的人的文章。确切地说，这种做法对美国人没有丝毫影响。他们依然从性情上来推断他人，他们似乎从未体验过目标人所处的情景。但是这种体验却使韩国人避免了以上的错误。
另一项证据显示突出情景因素对亚洲人的影响比对西方人的影响大。我和阿若.诺仁扎彦、崔英奎让美国和韩国的大学生读两个电影脚本中的一个，然后让他们猜想目标对象会不会给某个人公共汽车费。两个脚本的开头如下;
你恰好遇到一个新邻居吉姆。当你和吉姆在附近散步的时候，一个衣着考究的人向吉姆走过来，解释说他的车坏了，需要叫一个机修工。然后，用一种近乎尴尬的声音向吉姆要两角五分钱打电话。你发现吉姆在搜寻口袋，找到两角五分钱后，把钱给了这个人。又有一天，吉姆要赶公共汽车上班，他正在向公共汽车站走。这时候，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带着一些书向吉姆走过来，很有礼貌地问吉姆是否可以借给他一美元乘公共汽车，解释说把钱夹丢家里了，但是要乘公共汽车上学。
一组参与者们读的脚本中，吉姆搜寻口袋，发现自己还有。因此，因果归属的证据与感知的证据是相吻合的。西方人主要关注焦点上的物体或人，亚洲人更关注背景以及物体与背景之间的关系。西方人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物体而引起的.而亚洲人则认为背景很重要。
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因果推理的差异比对背景或物体的偏爱要宽泛。西方人似乎更多地关注因果归因。
日本的老师们首先详细确定特定事件的发生背景。然后按年代顺序讲述重要事件的进程，讲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老师们鼓励学生们通过思索历史人物所处的背景与学生们日常生活情景的相似之处去想像历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状态。其行为就用这些感觉来解释。其重点放在最初的事件上，这个事件是以后发生的事件的推动力。当学生们将自身的情感投入到历史人物身上，包括日本的敌人.这样的学生就被认为是具备了从历史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在日本的课堂上，经常提出“如何”这样的问题是美国的课堂上的两倍。
美国的老师在讲述背景方面不像日本老师那样花费那么多时间。他们从结果开始讲起，而不是从最初的事件或寻火索讲起。在讲述的过程中，打乱了事件的年代顺序。相反，对历史的讲述主要是通过讨论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果因素。(“土耳其帝国的瓦解主要有三个原因”)。当学生们能够举出适合某个结果的因果模式的例证时，他们就具备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推理的能力。在美国的课堂上，经常提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是日本的课堂上的两倍。渡边称美国的历史分析为”逆向”推理，因为他们是从结果-原因的顺序来讲述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她指出了美国的历史分析与把目标作为推理的方向之间的相似性:先详细说明要达到的目标，然后规划出使你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模式。她还指出目标倾向是西方人的特点，具有本位主义的意识，而亚洲人是没有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是希腊人而不是中国人在研究自然现象的因果模式。自由的人很自然地会采纳“逆向”塑造事件.因果分析的方式来确立有关某个物体的目标.然后拿出方案来达到这样的目标。渡边引用一位美国英语老师的话:作为第二语言，美国的老师很难理解日本学生写的文章,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因果关。而在美国，因果关系是最起码的逻辑。
与他们所生活的复杂性较少的世界相一致，西方人看到的与了解这个世界相关的因素比东方人少。崔英奎及其同事向美国和韩国的参与者们描绘学物理的中国学生杀人的故事。崔及其同事提供了100条与学生、教授、学校等有关的信息，然后。让参与者们排除那些可能与杀人动机不相关的因素。韩国的学生认为只有37%的信息是不相干的，美国的参与者认为55%的信息可能是不相关的。(他们也对亚裔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介于欧裔美国人和韩国人之间。)
崔英奎及其同事还发现相关因素的比率与个人所持世界整体观的程度有关。他们对参与者们进行“ 整体论”问卷调查,这个问卷会显示出参与者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事件彼此相关。下面是一些例子：
●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事物相关的。
●不考虑整体就不可能理解部分。
崔英奎及其同事发现韩国人比美国人更相信整体观。然而，个体看问题越全面，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韩国人，就越不愿意认为某个信息可能是不相关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思想开放、认为世界是复杂的这种思想也有他们的缺点。我和崔英奎认为如果人们愿意建立明确的因果模式，那么就比较容易避免这种后知之明的错误发生。明确的模式可能会找到预示不止一种结局的因素，结果，人们可能就不会认为某种特定的结局会出现。而且，当人们的预测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人们会感到很意外。意外可能会促使人们搜索可能的相关因素,并修正这个模式，从而使人们对这个世界有更精确的了解。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塑造不够明确。如果有众多因素被认为是潜在地与特定的结局相关的，那么就比较容易想到一个特定的事件会如它实际发生的那样发生。我们在一系列对韩国人和美国人的比较实验中对这些看法进行了测试。
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告诉参与者们有关一位年轻的神学院的学生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个学生是一个仁慈而又虔诚的人。当他穿过校园要去布道的时候，他碰到一个人躺在门口求救。我们告诉参与者们这位神学院的学生布道迟到了。
在情形A中，参与者们不知道这位神学院的学生做了什么.我们让他们谈一谈他们认为这个学生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发现这个学生没有帮忙他们会多么吃惊。韩国和美国的参与者认为这个学生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是80%，并且指出如果这个学生不帮忙，他们会感到十分意外。在情形B中，我们告诉参与者们这个学生帮助了这个求救者，在情形C中，我们告诉参与者这个学生没有帮助求救者。我们问情形B和C中的参与者.如果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学生做了什么，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学生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这个学生的实际行为会使他们有多么吃惊。情形B中，韩国和美国的参与者指出他们认为其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在80%，这个学生确实提供了帮助的话，两组参与者们都不会感到意外。在情形C中，这个学生出人意料地没有救助这个求助的人，情形C中的美国人说他们认为这个学生提供救助的可能性在80%。
这个研究证明东方人对不曾意料到的结局不像美国人那样大惊小怪。我们向韩国和美国的参与者们描绘了我们的研究，或者对每项研究给他们一个假定或者是两个相冲突的假定——一个假定预测的是该项研究的真实成果，另一个假定的预测则正好相反。例如，我们告诉一些参与者研究现实主义可以提高心理健康。我们告诉其他参与者的假设是乐观主义可以促进心理健康。然后，所有的参与者都去读实际的研究发现，即现实主义促进心理健康。我们让参与者们指出这个发现有多么令人吃惊、有多么有趣。当我们给出两个强烈对立的假定的时候.美国人感到更为意外——并 且认为这项研究更为有趣，而当我们给出两个相反的假定的时候，韩国的参与者们并没有感到比只给出真实发现的假定更为意外或有趣。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东方人在认为世界是极为复杂的这个观点上比西方人更接近真理，西方人在他们所建立的世界的明确模式方面无疑是太过于头脑简单了。东方人常常在应该感到惊讶的地方却不感到大惊小怪，这或许是他们为更加适应于一系列可能因果因素所付出的小小代价。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简单的模式是最有用的模式——至少在科学上是如此——因为这样的模式易于反驳，从而也易于改进。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物理命题都证明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可以经试验进行探索的。而中国人则没有，是西方人创立了现在的物理原理。中国人或许已经了解了超距作用的法则，但是却没有办法改进它。当这个原理证明是正确的时候，是西方的科学家，他们最初不相信这个原理，而实际上是他们提出所有的运动都是撞球型的，各种物体只能在相互碰撞时才能发生作用。西方人在科学上的成功，以及他们在因果分析时会犯某些错误，这些都源于同样的根源。追求个人目标的自由促使人们建立情景模式，从而达到这些目标，从而又使人们从结果到可能的原因这样逆向的研究来模式化。有了系统的检测模式的方法，就如在科学上一样，这个模式就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西方人的模式明显地太局限于目标物体及其属性，而忽视了背景可能发挥的作用。当我们将嘈杂混乱的日常生活模式化时，辨别错误就更为困难。一个错误的模式是难于纠正的。因此，西方人尽管有科学的头脑，但是他们却尤其容易受到基本归因错误的影响，高估了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
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西方人偏好简单，东方人喜好复杂.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他们不同的归因方法。他们的偏好延伸到了更普遍的组织知识的方式。这确实是千真万确。对于希腊人来说，如果一些事物可以用同样的属性来描绘，那么这些事物就属于同一个范畴。但是.哲学家孟旦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事物共同的属性并不能决定这些事物属于共同的类别。事物被划分为同一个范畴是因为它们通过共鸣而相互影响。例如，在中国的五行体制中，春.东、木、风和绿这几个范畴都是相互影响的。风的变化会影响其他四个范畴的改变一-” 在类似共鸣的过程中，任何两者之间都没有外在的接触。”哲学家莫大卫也指出相似性存在于两个类别之间，而同一个类别的个体之间是没有相似性的。这对古代的中国人来说很有趣。他们并不关注一个类别中的一员(一匹马)与整个类别(马)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对分类有一种断然的憎恶。对于古代的道家哲学家庄子来说: 如何界定名词及其属性这个问题正好把人们引入错误的方向。对知识进行分类或是限定就会破坏更全面的知识。
根据认知差异的历史证据以及我们有关这些差异的社会起源理论，我们可以说现代的西方人(1)比东方人更倾向于对物体进行归类: (2) 发现把有关各和属性的规则运用到具体的事例中，以这种方式来学习新的范畴比较容易: (3)对范畴进行了更多的归纳，也就是说，从某个范畴的具体事件概括其他事件或者是对范畴进行整体概括。我们还可以说，东方人坚信每一个事实与所有其他事实之间的潜在相关性。东方人比西方人更会从感知到的各种关系及相似性方面来组织这个世界。
邱发现美国的儿童喜欢给物体分组，因为这些物体属于分类学的范畴，也就是说同样的分类两者都适用(”成人”、“工具”)。中国的儿童喜欢根据各种关系对物体进行归类。他们很可能说牛和草是一类，因为“牛吃草”。如果西方人组织世界的自然方法就是从范畴以及限定范畴的规则这些方面来组织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西方人对物体间相似性的感知会受到物体归类的程度的重大影响。但是,如果分类对于东亚，人来说不是那么重要，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对相似性的感知更多地是基于物体间的外表相似性。
——
下面有两个论点，都以“兔子的血液中有Q酶”结束，其中哪一个更令人信服?为什么?
（1）
狮子血液中有Q酶
老虎血液中有Q酶
兔子的血液中有Q酶
（2）
狮子血液中有Q酶
长颈鹿血液中有Q酶
兔子的血液中有Q酶
大多数西方人在被问及这类问题的时候会说论点(2)更好一些。他们把“ 多样性”或“覆盖面”作为他们选择(2) 的理由。狮子和老虎在许多方面都是十分类似的动物，因此他们不能涵盖哺乳动物这个范畴，兔子也属于哺乳动物。狮子和长颈鹿就能很好地涵盖哺乳动物这个范畴，因为他们彼此有很大的区别。现在请思考下面的论点，它们都以“哺乳动物的血液中有Q酶”结束，哪一个更令人信服?
(1)
狮子血液中有Q酶
老虎血液中有Q酶
哺乳动物的血液中有Q酶
(2)
狮子血液中有Q酶
长颈鹿血液中有Q酶
哺乳动物的血液中有Q酶
又一次，多数西方人说第二个论点更令人信服，他们再次给出理由说第二个论点中哺乳动物的覆盖面比第一个好。
我和崔英奎、爱德华.E，史密斯向韩国和美国的大学生给出了类似上面看到的一些问题。当范畴在结论中提出的时候.是韩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更倾向于选择第二个。对于韩国人来说.哺乳动物这个范畴并不引人注目，除非你真正地提及并突出这个概念。结果是，当他们清楚地被提醒问题的对象是哺乳动物时，“动物本身 的性质差异大”的原则对他们的推理就更重要。东方人不太突出范畴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范畴对于东方人来说不像对于西方人那样可以促进归纳推理。
现在的东方人相对来说对范畴不太感兴趣;东方人发现用有关属性的一些规则来掌握新的范畴很难:东方人很少能够自发地使用范畴来进行推理。为什么东方人在组织物体的时候比西方人更关注各种关系?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古代的中国哲学家很少使用范畴，对部分一整体关系、主题相似性比对范畴一成员资格划分更感兴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事物会影响对日常物体的判断，这似乎令人感到困惑。如果是各种关系而不是范畴对于今天的东亚人相对重要的话，那么肯定还有-些因素仍然在儿童们的社会化过程中起作用，这个过程促成了不同的感知和推理风格。在寻找这些因素之前，让我们来看一看范畴与各种关系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
范畴是由名词来表示的。显然，小孩儿学名词要比学动词容易。要知道你刚才看到的动物是“熊” ，你所必须做的就是要注意熊的显著特征一个儿大、 牙齿大、熊掌大、毛长、外表强悍——你可以给这个 物体标上标签储存在大脑中。这个标签对任何具有这类属性的物体都是适用的。
另一方面，各种关系或明或暗地都与动词有关。要了解一个及物动词的含义，通常要涉及两个物体以及以某种方式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某种动作。”扔” 的意思就是用你的胳膊和手把一个物体通过空气移到一个新位置。仅仅指动作本身不能保证某个人会明白你在指什么。
由于它们的这种相对模糊性，动词就比较难记：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讲话时或者当一个人解释另一个人所说的话时，动词含义比名词容易发生改变:当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要识别动词的含义就比识别名词的含义更难。而且，动词的意义和其他描写各种关系的术语比简单的名词在翻译成不同语言时意义的差异要大。认知心理学家戴德，金特纳说“动词极具活性，名词就比较具有惰性”。
给出了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这些差异，金特纳发现孩子们学名词比学动词快得多，对此我们就毫不奇怪了。实际上，刚学步的小孩每天可以学两个名词。这比他们学动词的速度快多了。金特纳很理性地猜想名词的优势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结果证明却不是这样。东亚的孩子们学动词的速度与学名词一样快，根据一些名词的定义来计算的话，他们学动词的有效速度比学名词要快得多。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显著的差异。
首先，动词在东亚语言中比在英语和许多其他欧洲语言中突出。汉语.日语、韩语中的动词倾向于在句首或句尾出现.句首和句尾都是位置相对突出的地方。在英语中，动词埋在句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第二，西方的父母头脑里充满了名词，他们把物体指给孩子们看，说这些物体的名字，并告诉孩子们这些物体的属性。亚洲人似乎并不认为指认物体的名字是身为父母的天职，这在西方人看来有些奇怪。发展心理学家安妮费尔南德和牧野裕美走进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家中，这些家里有6个月，12个月或19个月大的婴儿。他们让母亲把玩具拿开，然后介绍了几种他们带的玩具——玩具小狗、 小猪，小汽车和卡车。他们让这些母亲们像平时一样给婴儿玩这些玩具。他们发现了这些母亲的巨大差异。美国的母亲们使用物体的名字("小猪”、“小狗”)的次数是日本的母亲的两倍，而日本的母亲们教.婴儿礼貌规范的社会惯例(比如，移情、问候)是美国母亲的两倍。
美国的孩子在学习的是一个主要由物体构成的世界.日本的小孩儿学习的是一个主要关于各种关系的世界。
第三，我们知道对具有共同属性的物体进行命名就是使婴儿学习由具有这些共同特征的物体构成的范畴。对具有共同特征的物体进行命名就会使婴儿关注各种特征，从而使他们根据类似的属性来构建其他的范畴。
第四.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的属名词(也就是类的名称)常常有句法标记。当话题转向水禽的时候，你可以说“ a duck" ."the duck". ” the ducks" 或者"ducks" 。最后一个是属名词.句法表示出了这个意思。通常情况下，你必须表明你在说的是一个物体还是一类物体，虽然有时候上下文可表明这一点。但是在汉语及其他汉藏语系中，上下文和用语习惯是听话者理解的唯一线索。比如，一只鸭子出现了，它摇摇摆摆穿过池塘求食，这个时候就表明人们在谈论的是"the duck” 而不是“a duck"、"the ducks" 或"ducks"。
最后，有直接证据表明东方的小孩在学习如何对物体进行归类这方面比西方的小孩儿晚一点儿。发展心理学家埃里森古博尼克和崔宋宁对讲韩语、法语和英语的小孩儿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在这些小孩儿一岁半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他们发现讲韩语的小孩儿在物体命名和归类方面能力的发展晚于讲英语和法语的小孩。调查人员对孩子们的方法一目的判断(比如.推断出如何把东西从容器中取出来)和归类进行了研究，在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他们给了孩子们四个同一种类的物体和四个另一种类的物体，比如四个扁平的、黄色的长方形的物体和四个小人儿，然后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拼在一起， 也就是用某种方式把这些物体有意义地放到一块儿。
讲法语和英语的刚学步的婴儿大约在同样的年龄掌握了这种方法-目的和归类的能力，韩国初学走路的婴儿几乎是在掌握了方法-目的这种能力三个月之后才学会归类的。古希腊人喜欢范畴，并以此作为发现规则和运用规则的基础。他们也相信世界的稳定性。他们从固定的属性或性格方面来理解自然和社会世界。古代的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认为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认为自然和社会物体的运动是源于物体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并非是不相关的，古代中国人的这些认识也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
如果世界是个稳定的地方，那么就值得我们找到规律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值得我们来改进规则所适用的范畴。理解世界的许多范畴是指物体假定的特质:坚硬、白色、和蔼，胆怯。东方人当然也使用范畴，但是他们不会把范畴从具体的物体提炼出来。古代中国的哲学中有马身上的白和雪白，但“白”的概念不是抽象的，是可离开本身具体概念的“白”。 在西方的传统中，物体具有由混合和匹配的抽象特质构成的本质。这些本质使我们可以十分自信地预言行为独立于环境。在东方的传统中物体具有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行为的具体属性。东方人从来没有兴趣去讨论抽象的属性，似乎这些属性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不是某个物体的特征。
最重要的是，对于东方人来说物体的特性并不一定是稳定不变的。在西方，一个小孩儿如果数学学得很差，他就会被认为是没有数学能力或被认为是“丧失了学习能力”。而在东方，这样的小孩儿就会被认为是需要努力学习，或者是老师应该抓紧一点儿，或者是学习的环境应该改变一下。西方人对范畴的着迷贯穿着西方智慧的历史。二分法充满了每个世纪，成为常常是无疾而终的争论的基础:例如，有关“身-心”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一派认为一定的行为是由独立于任何生物自身的精神产生的:另一派则认为行为是纯粹的自然反应没有精神过程的介入。“先天-后天” 的论战证明是又一项只升温而不见光明的争论。正如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所指出的那样，比较高级的哺乳动物的所有行为几乎都是由先天和后天因素决定的。” 情感-理智”的二分法掩盖了比它所揭示的更多的东西。正如休谟所说:“ 理智是也应该是激情的奴隶”:只有把两者分开进行分析才有意义。西方人所支持的“人”与“动物”的区别使得进化这个概念尤其难以接受。在东方的大多体制下，灵魂可以以任何动物的形式出现，甚至可以是上帝。在东方进化从来就不会引起，人们的争议，因为从来没有人认为人是万物之灵长，已经没有了动物的本能。
有一个信念贯穿着西方的智慧史，那就是任何范畴都可以找到它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正方形是一个两维的物体，有四个等长的边和四个直角。缺少这些厲性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称之为是正方形，而任何具有这些属性的东西绝对是正方形。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中使整个“ 必要和充分”这种信仰在西方彻底摧毁。维特根斯坦争论说要为任何复杂的或有趣的范畴(比如，“ 游戏”、“政府”、“疾病”）建立必要和充分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的论辩使得最善于分析的西方哲学家们也感到很满意(或者不如说是惊慌)。即便不好玩，即使是唱独角戏，即便是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赚钱，一件事情也可以是场游戏。即便是好玩，即便是几个人愉悦地共处而没有任何结果的活动，这也不一定是游戏。维特根斯坦的布道在东方是从来就不需要的。复杂的范畴不可能总是由必要和充分条件来定义这一观点在东方不会让大家大惊小怪。
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惯例指称、句子中动词的位置.名词作为属概念的标记性等一还有几个方面， 在语言的运用上体现了范畴使用的差异。
西方人对范畴的关注反映在语言上。“类别”名词短语对讲英语的，人比讲汉语的人更普遍一些，或许是因为西方语言标记得更明确。实际上，在汉语中没法说明“squirrels eat nuts"和"this squirrel is eating the nut” 这两个句子之间的差别。只有语境才能提供出这一信息。讲英语的人从语言标记就可以知道在谈论的是一个范畴还是一个个体。
希腊语及其他印欧语言都提倡依照他们自己的权利把物体的属性变成实体一只要加上后缀 "ness" 或者与"ness" 效果相同的东西就行了。哲学家莫大卫指出这种方式会促使我们进一步把物体的属性当做抽象的实体，从而起到理论解释的作用。柏拉图实际上也认为这些抽象观念在自然世界中比物体的属性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对抽象观念的这种理论化程度在中国的哲学中从来就不曾有过。
东亚的语言是高度“语境化的”。比较突出的就是一词多义，因此要想理解这些词就要了解句子的语境。英语单词相对来说意义比较明显，另外讲英语的人也很注重使每个词每个句子尽可能少地依赖语境。语言人类学家希丝(Shirley BriceHeath)证明中产阶级的美国父母们有意尽可能多地使那些对孩子们讲的语言脱离语境。他们极力使每个单词脱离动词的语境而可以独立理解。在给小孩儿读一篇有关狗的文章的时候，父母们会问小孩儿是什么动物(“一条小狗，对了”)，谁有一条狗(“对了，希瑟有一条狗”）。父母所用的单词离开了原来的语境，与其他的语境连在一起，而在这个语境中这个词具有同样的含义。
西方语言使人们专注于与背景对立的物体。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即便是在“下雨了(It is raining)” 这样的句子中也必须有主语。相反，汉语、日语、朝鲜语是“ 主题突出的语言。句子都有位置，特别是第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上应该是现在的话题:” 这个地方，滑雪不错(This place. sking isgood）。”这个事实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我们以前的发现，在看了水下的景象之后，美国人开始描述物体(“有一 条大鱼，可能是鮭鱼，向左边游去了”)，而日本人首先建立一种背景(“看起来像一个池塘”)。从语法的角度来讲这并不是必须的，地道的日语句子是从背景和话题开始，而不是像英语中的句子那样一下子直奔主题。
对于西方人来说，行为的实施者是自己:对于东方人来说,行为是与他人有关的东西或者是各种力斗争抗衡的结果。在汉语和日语中表示“I”的词有许多，反映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有与我的同事相关的“1”， 有与我的配偶相关的”1“等。对于日本人来说，要想找到适用于“me” 的属性就比较难，而找到适用于特定背景和特定关系的自己的属性就容易多了。语法也反映了对行为如何产生的不同认识。大多数西方语言都是施事的”，其语言传达的是自我在操纵这个世界这样的观点:"He dropped it." (西班牙语是个例外)。东方的语言相对来说不是施事的: "It fell from him," 或只说fell" 。
其他群体的人在问某个人是否再来点儿茶时，语言习惯上的差异使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都很吃惊。用汉语问就是;'再喝点儿吗? (drink more?)” 用英语问“再来点儿茶吗?（more tea?）对于讲汉语的人来说，很显然，人们说要再喝的是茶，因此再提茶有点儿多余。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很显然，人们是指喝茶这件事，是与其他的活动相对立的，因此。这个问题用来指喝也很古怪。
据语言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沃尔夫看来.语言间结构的差异反映在人们习惯性的思维过程中。
我们给中国、美国的大学生们看了一些三个组的词汇(比如，熊猫、猴子、香蕉).然后让他们指出三个词中哪两个词关系最密切。中国学生有的生活在美国，有的生活在中国，对他们的测试用的是英文或中文。
当用汉语进行测试的时候，中国的学生会倾向于把关系(猴子、香蕉)作为分组的基础，而在用英语进行测试的时候，中国的学生会更倾向于使用分类学的范畴（熊猫. 猴子)来作为分组的基础。但是，身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心理语言学家们对他们所称的“配位型”双语者和“复合型”双语者进行了区分。配位型双语者就是那些在生活中学第二语言相对比较晚的人，并且第二外语的使用也仅限于一些有限的背景。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世界在头脑中的影像在一种语言中与在另一种语言中也是不同的。复合型双语者就是那些第二语言学得比较早，并且在很多背景下都使用该语言的人。世界在这些人头脑中的影像应该是融合体，因为这两种语言并不是为不同的功能而使用的，或者说并不是不同的背景专用不同的语言。我们对这两种双语者进行了测试。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可以说是配位双语者.因为他们学英语相对比较晚，并且英语的使用多数也是仅限于正式的学校这个环境中。来自香港、新加坡的人成为复但是对于来自香港和新加坡的复合型双语者来说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首先。他们在分组的时候实际上在向西方靠拢:他们仍然是根据关系而不是分类学的范畴进行分组，但是这种倾向相对于配位型的讲汉语和台湾话的人来说是小得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复合型双语者不管用汉语还是用英语进行测试，其结果都没有丝毫的差异。
其结果在他们的结论中已经很清楚了。文化对思维有一种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讲汉语的配位型双语者和讲汉语的复合型双语者不管用什么语言进行测试都与美国人不同。配位型和复合型双语者之间的差异也表明文化差异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来自西化地区的复合型双语者在向西方转化——在同样的程度上， 不管用什么语言进行测试。语言的影响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一点也很清楚——但是只适用于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配位型双语者。他们在用英语测试或用汉语进行测试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
因此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人更多地是从各种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西方人更倾向于从可以归入各个范畴的静止物体来看这个世界。育儿的习惯在产生这些不同看法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东亚的孩子们的注意力被引向各种关系，而西方的孩子们其注意力被引向了各种物体及其所属的范畴。或许，语言至少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方面起到了作用，或许在稳定贯穿人们生活的不同倾向性方面起到了作用。实际上在促使人们从范畴或关系方面来描绘这个世界方面，语言的结构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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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研究在西方很普遍，但是东方只出现过两个短暂的、具有逻辑探究精神的运动，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尽管西方人对此会感到难以理解。名家(逻辑学家)和墨子的信徒或者说墨子的追随者们都是处于古希腊时代的春秋时期的人物。实际上逻辑学家在形式逻辑方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尽管不像中国哲学的其他传统的追随者那样，但是他们对知识本身感兴趣。墨家的传统包含了逻辑问题的几个方面，其中主要有必要和充分条件的思想，非矛盾律和排中律。然而，尽管墨家在几何学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使之形式化，从来没有找到一套可以从逻辑上获得解决办法的基本规律。
对于西方人关注逻辑的最好解释就是他们在辨论时见到逻辑的功效。因此，墨子关注逻辑并且认为论证对阐明主张、辨别是非颇有价值，这些似乎都不是偶然的。墨子想找到使共同利益实现最优化的方法，他实际上是找到了成本-效益分析的原始版本。这些事实使得他在精神上与古代的中国哲学或古希腊哲学相比更接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尽管有这些方面的成就，墨子仍然保留着东方的倾向性。像中国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他没有区分命题的真实性及其是否合乎道德。不管这个命题对道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绝对是符合逻辑的。
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之前，实质上还没有人用逻辑方法来了解世界。相反，人们却相信感官的印象和常识。即便是在逻辑学家和墨家之中，也从来没有人愿意接受未经经验检验的争论——不像希腊人， 希腊人有时候很乐意否认感官的证据。我们将会看到，与逻辑推理相比，中国人仍然十分忠于合理性。东方人对脱离语境(脱离语境就是指脱离内容看论证结构)的怀疑以及对只根据抽象的命题进行推理的厌恶与东方人对逻辑缺乏兴趣有着固有的联系。我和阿若，诺仁扎彦、爱德华E，史密斯，金秉俊的两项研究表明了21世纪的亚洲普通人如何仍然保持着这种状态。
考虑一下下面的两个归纳论证。是否有一个比另一个更令人信服呢?
(1) 所有的鸟儿都有尺骨动脉。
因此，所有的鹰都有尺骨动脉。
{2)所有的鸟儿都有尺骨动脉。
因此，所有的企鹅都有尺骨动脉。
(不必知道什么是尺骨动脉。实际上，这儿用的是一个“空白”属性，这样真实的世界知识就不会闯入对归纳论证的评估。)
要判断人们在推理中多大程度上本能地依赖于形式逻辑或经验知识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他们如何使各种属性“具体化”——上面例子中的”尺骨动脉”——从 上级范畴(鸟)到下级范畴(鹰、企鹅）。注意一下这两个论证具有同样的前提，但是它们的结论在目标鸟的典型性上出现了差异。鹰比企鹅更具鸟儿的特征。在你评价像上面一样的命题时，如果你是采用纯粹逻辑式的评价，那么你会补充出这两个论证暗含的中间前提(所有的鹰都是鸟，所有的企鹅都是鸟)。如果人们这样做了，就会发现这两个论证都同样令人信服。但是人们往往发现对典型情况的论证比对非典型情况的论证更让人感到信服。以前的经验使人们感到把鹰看做鸟比把企鹅看做鸟感觉更舒服些。
考虑下面的论证。你认为哪一个在逻辑上是正确的？
前提1:警犬没有老的。
前提2:一些受过高度训练的狗老了。
结论:一些受过高度训练的狗不是警犬。
前提1:-切用植物做成的东西都对健康有益。
前提2:香烟是用植物做成的。
结论:香烟有益于健康。
前提1: A中没有一个属于B
前提2: C中一 些属于B
结论: C中的一些不属于A。
第一个论证具有意义，有合理的结论，第二个论证也有意义，但是其结论是不合理的，第三个论证太抽象，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但是这三个论证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
当论证有意义，其结论合理的时候，人们对论证逻辑的正确性会得出正确的判断。当论证有意义，其结论不合理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判断错。我们给 韩国和美国的大学生们看了一些.论证，这些论证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不正确的，其结论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然后让他们评价每-个论证中从前提推出的结论是否合乎逻辑。我们检查了四种推论法，从最简单的肯定前件(modus ponens; 若A则B，已知A则推论B)到上面第三个例子中的难以理解的结构。
韩国和美国的学生都倾向于把结果合理的推论认为是正确的。就如我们所料到的.韩国人比美国人更易受结论真实性的影响。由于韩国的参与者们不如美国的参与者们善于进行逻辑推理从而导致这种差异，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韩国人和美国人在纯粹抽象的推论方面犯了同样多的错误。这两组的差异似乎是美国人只是比韩国人更习惯于把逻辑规则运用到普通事件上，从而更容易忽视结论的合理性。东亚人很可能把逻辑抛到一边，而赞成结论的代表性和合理性。他们也很可能不顾逻辑而赞同结论的合理性。
威廉迈克盖尔指出当人们被要求判断彼此具有逻辑关系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时，他们对这些可能性的判断会连成一串，从整体.上增加了逻辑的--致性。例如，迈克盖尔问人们下面的可能性有多大: (1)那个夏天将会闹大旱，(2) 干旱就意味着海滩会由于那些未稀释的废物而受污染: {3) 如果海滩被污染了，当局就会关闭海滩: (4) 海滩会被关闭。迈克盖尔发现.仅仅由于让他们考虑一下这些事件成为真实的可能性，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对相关命题认识的逻辑连贯性就提高了。在对上面所列出的众多条目进行可能性评估两周后，参与者给出的各种命题的可能性判断比他们一开始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之前更符合逻辑的要求了。因此，尽管人们不愿意海滩被关闭，但是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与其他命题相比，成为真实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就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海滩会被关闭，他们对他们夏天的海边计划愈加悲观了。
亚洲人不大会通过思考一些预示着非期望后果的信息而把他们的信仰转向不愉快的方向——因为东亚人不太习惯于把逻辑运用到日常的生活事件上，因此，他们可能成功地坚守他们要思考的对其他命题的信仰。他们向韩国和美国的学生给出了一些彼此有逻辑关系的命题，但是这些命题中又搀杂了许多其他的东西，这样参与者们就不会意识到要测试的是他们对可能性判断的连贯性。比如，下面的命题.在问卷中比比皆是:
外出吃饭的价格会上涨。
如果餐馆里更加严格的卫生规范会提高雇佣新员工的成本，那么外出吃饭的价格就会上涨。
餐馆更加严格的卫生规范会提高雇佣新员工的成本。
一些命题是积极的:比如，“更多的穷人将会得到足够的食物并且健康地生存。”其他的命题，像上面那个有关外出吃饭价格上涨的命题是不引人注意的。
——
下面两组谚语中哪一组对你最有吸引力——前三个还是后三个？
聊胜于无。
众叛亲离肯定失败。
“例如”根本不是证据。
谦虚过头就是骄傲。
要当心你的朋友，而不是你的敌人。
人比钢铁还要坚强，却比苍蝇还要脆弱。
第二组谚语表达的是很明显的一些矛盾:谦虛不是骄傲,朋友恰恰是你不必警惕的那类人。第一组看起来似乎很精炼但似乎没有多少值得玩味的东西，而且其中都不包含矛盾。我和彭凯平发现第二种谚语在中国的谚语精选中比在美国的谚语集中更普遍。当我们让密歇根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指出他们对这些谚语的喜欢程度时，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比较偏爱包含矛盾的谚语，而美国的学生则喜欢没有矛盾的谚语。为了避免熟悉的谚语产生的这种差异，我们用依地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中的谚语进行研究。我们获得了同样的结果:美国人和中国人同样喜欢没有矛盾的谚语，但是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包含有矛盾的谚语。(在此我们又发现了远东和近东传统的相似性:依地语的谚语像汉语一样倾向于包含矛盾。)
为什么会对矛盾有不同的偏好，其原因是很深刻的。在东方的思想中有一种推理风格，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人，这种风格被称为是辩证法，就是关注各种矛盾、关注如何解决或超越这些矛盾，或者在这些矛盾中找到真理。辩证法在推理方面没有有力、可靠的规则，冒着违背辩证法真谛的危险，我们描绘了对辩证法来说很重要的三个原则，这一点彭凯乎已经清楚地指出了。
变化的原则东方的思想传统强调现实不断变化的本质。世界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可改变的。处于一定的状态下只是这个状态要发生改变的征兆。因为现实是在不断流动的，因此反映现实的概念也是流动的、主观的，而不是确定的，客观的。矛盾的原则因为 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会不断产生对抗、矛盾和异常。一切事物身上都存在新旧、好坏、强弱势力的对比。实际上，对抗可以使彼此完善，并创造彼此。道家看到了和谐中存在的矛盾两个方面既对抗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道可道，非常道。”就如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或者如中国的毛泽东写到的那样:“一方面这些对立面相互对抗，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又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这种特点就是矛盾的同一性。”
关系的原则或整体观作为 变化和对抗的结果，没有什么事物是孤立地独立地存在的，而是与众多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要真正了解某个事物，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各种关系。就像音符是蕴涵在旋律中的一样。
辩证推理的三个原则是相互联系的。变化产生矛盾，矛盾引起变化:不断的变化和矛盾意味着在讨论个体的时候不考虑它与其他部分的关系及其以前的状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原则也说明了东方思想中的另一个要旨，那就是要坚持找到极端命题间的中间道路。一个有力的假想认为矛盾只是表面上的，矛盾就是“A是正确，那么B也不是错误的”。禅宗的佛教格言“伟大真理的反面也是真理”就吸取了这种观点。
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些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且相当熟悉。而且，自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那个时代以来辩证法的传统在西方思想中占了一席之地。(虽然,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命题、反命题和综合，但是被认为比东方的多样性更具“攻击性”，因为其效用总是想彻底消除矛盾，而不是接受或超越矛盾，或者用矛盾来更好地了解事态的发展。)
但是西方人似乎觉察不到他们自己所坚守的一些逻辑原则的力量，这股力量直接和东方 辨证法的精神抵触。这些原则包括同一律，事物就是事物本身而不是其他的事物，还包括非矛盾律，就是一个命题不能既真又假。西方人所坚持的这一对逻辑原则和东方的辩证法的精神。至少在表面看来是彼此直接对抗的。
同一律强调跨情景的一致性:不管在什么背景下，A就是A。非矛盾律要求一个命题与其否定命题不能都是真命题: A和非A都是真命题是不可能的。相反，整体观的原则说明一事物在一种背景下与在另一种背景下是不同的:变化的原则说明生命不断地从一种存在状态转到另一种存在状态.因此，存在就是不存在，不存在就是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在家里扮演的角色和扮演商人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财富就意味着贫穷行将来到。现代的东亚人当然意识到了西方人所珍爱的同样的逻辑原则。但是从东亚人的观点来看，非矛盾律只适用于一些概念和抽象观念。排斥那些形式上看似矛盾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概念仅仅是事物的反映，但是，有时可能承认矛盾是存在的而不坚持认为事情的一种状态或其对立的状态是正确的会显得更明智。
对矛盾的这两种态度的差异在很多领域都有一些很有趣的推理结果。
我和彭让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和美国大学生们读有关人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故事以及某个人内在冲突的故事。一个故事讲的是母亲与女儿间的价值观冲突，另一个故事讲的是在学校玩与学习之间的冲突。我们让参与者们分析这些冲突，我们用中庸之道，也就是辩证方法或非辩证方法来解释这一切。辩证的回答通常包括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并试图通过妥协或超越来使对立的观点达成和解。“母亲和女儿双方都不能相互理解”，这样的回答就是辩证的回答:指出在不远的将来，母女俩的观点就会彼此一致，这也是辩证的回答。非辩证的回答通常只看到一方或另一方的错。
对于这种母女冲突，72%的中国人的答案都是辩证的回答.而仅有26%的美国人做出了辩证的回答。对于学校与玩的冲突,半数的中国人做出了辩证的回答，但是仅有12%的美国人做出了辩证的回答。总之，大多数中国人的回答都在努力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而大多数美国人的回答都只是要求一方做出改变。
对于.上帝的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问了参与者们喜欢哪种论证.逻辑论证还是辩证论证?
“逻辑” 论证是古代“宇 宙论”的翻版。”不管什么存在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必须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继续探索无限的连续性..-.根本没有什么终极的原因:另一个就....但.是如果整个永恒的连续不断的链条不是由任何事物决定的或引起的，这就很荒谬...因此，我们必须求助于....存在，存在拥有它自身存在的原因，没有特殊的矛盾，存在不能假设为不存在。”
对上帝存在的辩证法论证如下: .....就如两个人看桌子上的一个杯子，一个人看到的是带把儿的杯子，另一个如果从相反的角度看，看到的必然是不带把儿的杯子.....他们每个人都只能看到部分的真理。没有终极真理吗? ..... 定有一种方式可以把所有不同的方面都累加起来...这种总和或‘整体”由每一个特殊的方面构成，但是却从整体，上反映了真理。这种神奇的” 整体”无法由单独的个体来设计或发现。因此，我们必须求助于必要的，存在着的，超越每一个特殊实体的存在....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用逻辑论证来反驳亚里士多德对重力的假说，而大多数中国人都倾向于用辩证论证。对于上帝的存在这个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都喜欢逻辑论证，而多数中国人则倾向于辩证论证。我的进行科学研究的西方同事发现中国人喜欢用辩证的方法来反驳亚里士多德的假说，这很是令人吃惊.因为他们认为伽利略的论证已相当完美。而且，我要指出的是仅有60%的美国人赞同伽利略的论证。
如果东方人和西方人遇上显然是相互冲突的命题会怎么样呢？为了避免可能的矛盾，逻辑方法的论证就要求否决一个而支持另一个。辩证的方法则在寻求中间道路的过程中，赞同从.双方找到某些真理。为了检验这一问题，我和彭让密歇根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读了几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报告总结。总共有五个不同的话题，我们让参与者们或者读一篇有关某个具体发现的研究报告，或者读有力地表达出不同观点的研究报告，或者读两者兼有的研究报告。相反的研究在逻辑上彼此不必有矛盾，但是，至少要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一个是正确的，那么另一个看起来就极可能是错误的。下面的一组陈述是典型的又比较明显的矛盾的陈述。
陈述A:”一项调查发现年纪较大的同室者(指在监狱中)，很可能就是判刑比较长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极端的暴力犯罪。作者做出结论说即便是监狱中发生了人口危机，年纪较大的囚犯也应该被关在监狱中。”
陈述B:“有关监狱中人口拥挤问题的报告指出年纪较大的囚犯不太可能重新犯罪。因此，如果监狱中出现了人口危机，他们应该首先获释。
下面的一组陈述是典型的在逻辑上没有矛盾的陈述。
陈述A:“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对一些年轻人进行了研究，指出那些感觉与家人关系很亲密的人其各种社会关系也值得称道。陈述B;“发展心理学家对青少年进行了 研究，指出对父母依赖较小，与家庭的关系不太亲密的人，一般更成熟一些。”
美国人喜欢逃避矛盾，这项习惯似乎和西方人的倾向息息相关。如果我能证明一些原则在指引我的信念，那么我就可以证明与此相反的任何事情，尽管如此，我的信念还是彼此相容的。
美国人倾向于把规则作为理由.而中国人则更喜欢折衷的理由。
因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东方人与西方人对矛盾关注的方式不同。东方人十分偏好折衷的解决办法和辩证论证.他们更喜欢对两种矛盾的论证。当要求他们给出选择的理由的时候.他们倾向于折衷、走中间道路，而不是什么主导的原则。美国人对非矛盾律的忠诚似乎还是难免出现推理的差错。相反，美国人对矛盾的恐惧有时候会使他们的判断走向极端。这种倾向反映了东西方的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所常常表现出来的对西方思维习惯中逻辑至上的抱怨。一个最真实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就是巴纳姆效应，它是根据马戏团主的名字命名的。如果你想使某个人甚至任何一个人都认为你对他们的性格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你只要告诉他们以下的话就可以了:“ 虽然，大体.上来说你性格很乐观，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忧虑一-不清楚是为什么。多数人认为你相当外向，实际上,你在骨子里是很羞怯的....”
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很乐观，但是有时候变得很忧伤:他们看起来很爱社交，但是实际上却很羞怯。人们所没有认识到的是这些自我感觉是多么普遍，因此，他们会认为心理学家或算卦先生，正如上面这种情况一样，看透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现了真理。崔英奎认为如果人们认识不到身边的矛盾被精心地镶嵌在这些假冒的性格描写中，从而使得这些性格看似真实，那么不管人们怎么看他的性格，这都很容易。如果是这样，那么东亚的人应该是更易受到巴纳姆效应的影响，更容易接受对他们相对立的性格的描述。为了检验这一点，崔让韩国和美国的参与者们根据不同的等级来评价他们自己的性格。不同的等级描述了大部分人们所说的与其相反的特征。崔让参与者们评价一下他们自己的粗鲁程度，在这个问卷的另一部分，则让参与者们评价他们自己的礼貌程度。说自己比他人更有礼貌的韩国人可能会说他们与他人一样粗鲁。说自己比较礼貌的美国人会说他们自己不太粗鲁，或者说，如果他们说他们自己不太礼貌，那么他们就会说他们比较粗鲁。红色的旗子对于美国人来说显然是表示可能的对立，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说却不会是这样。:此外有一项更为惊人的证明表示出不- -致.崔向韩国和美国的参与者们给出了在文字上彼此对立或几乎是对立的一些陈述。
●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或者说，一个人的性格并不是他的命运。
●一个人知道得越多，相信得越多:或
一个人知道得越多，相信得越少。
崔向一些参与者们给出了一组对立的命题，向其他的参与者们给出了另外的一组命题。如果美国人同意给出的一组命题的第一个陈述，那么美国人就会反对这一组的另一个命题。但是韩国人不一定是这样，他们会赞同他们所看到的一组命题的任何一个陈述。
东亚人似乎对于他们自己情感中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一点很容易接受。
我有时候也被指控为是自相矛盾。为什么不擅长逻辑推理的亚洲人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比美国人强得多？如果亚洲人在逻辑方面遇到了麻烦会怎么样呢？对这个问题有几个答案。
首先，应当指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发现亚洲人在形式逻辑方面遇到了麻烦，我们只是发现亚洲人在日常状态下，在经验或愿望与逻辑发生冲突时，他们不太喜欢使用逻辑。第二.东方人对矛盾不太在意，而是强调中庸之道，这无疑会导致逻辑错误，但是西方人对矛盾的恐惧也同样可以导致逻辑失误。东方人在数学能力方面的声誉实际上是新近的事。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文化强调文学、艺术和音乐，以此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真正追求。在对中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我们与其他一些人发现只有中国的年轻人在数学方面超过了美国的年轻人。相比较来说，受过教育的年岁较长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数学方面都差不多。
亚洲的数学教育比较好，亚洲的学生学习比较刻苦。在东方，教师的培训在其整个教师生涯中都在继续;老师们在教学方面比美国的教师花费的的时间少得多:普遍采用的教学法比美国的优越(亚洲的数学教育在这些方面超过欧洲还不太明显)。在美国和亚洲，具有东亚背景的孩子们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比欧裔美国学生学习刻苦。孩子们在数学方面学习的刻苦程度的差异可能至少部分是因为西方人认为行为是固定性格的产物这种较严重的倾向。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能力是你的确具备或确实不具备的特质，因此，要想把朽木雕制成材没有多大意义。亚洲人倾向于认为每一个人，在适当的环境中，做出足够的努力，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世界本质的基本假设、关注焦点、感知各种关系的必要能力以及在复杂的背景中认识物体，归因的特点、从范畴还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组织世界的倾向以及运用规则的倾向性( 包括形式逻辑)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此我举出了大量证据。根据这些论点，出现了两个重要问题。这些差异有何重要性？是否会继续发展？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质的差异的教训就是，如果只对西方人进行试验，他们会得出有关感知和认知过程的结论，这根本就不全面。实际上，有关普遍性的这种错误结论在本书进行的有关许多过程的研究中都有体现。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下哪种感知和推理过程是根本的，哪些是隶属于一个人类群体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变种。这种错误的程度在各个方面都比我们现在所预期的可能要深。
医学在西方仍然保持着解析、以物体为目标的介入疗法，这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很普遍了:找到令人感觉不适的部位或体液(如血液、淋巴液或胆汁)，然后进行切除或使之发生变化。东方的医学十分强调整体疗法，直到现代才勉强接受了外科学或其他方式的大剂量介入。健康是体内力量平衡的结果:疾病是因为各种力量相互交错起作用的结果必须用同样复杂的(通常是自然疗法)、主要是草药或预防药物进行治疗。在中世纪的时候，希腊人根据身体各个部位间的缝隙把身体的组成部分进行解剖，在过去的500年中，这种方法在西方已经在被大家所采用。但一直到19世纪解剖学才从西方传到东方。
西方 思维中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具有巨大的力量。科学和数学显然有赖于形式逻辑.只是依赖的程度大小问题。弗朗西斯培根写道:“逻辑没用:科学就是创造。”伯特兰罗素认为12世纪修道士的三段论就如那些修道士一样没有孕育出什么结果。尽管我同意上面两人的看法，但是仍旧有人表达了一项令人困惑的叙述:所有人的问题都可以藉由逻辑而解决，但只能运用形式逻辑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导致了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天真解释。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坚持把形式和内容分开，这样只运用有关形式的逻辑原则就可以进行推理。这就是西方的苦恼之处。就如哲学家刘述先所说:“中国 人太理性而难于把形式与内容分开。”罗素的第二个问题，就像大多数西方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罗素在辩证法的“推理图式” 方面比较欠缺。许多这样的图式是由发展心理学家克劳斯，里格尔和迈克尔，巴西奇斯确定的。这些心理学家不同意让，皮亚杰的观点，皮亚杰认为大多数推理是通过所谓的形式作用或逻辑原则来进行的。在他们看来，多数高层次的推理是通过后形式作用来进行的一更 为复杂的推理图式，与具体的思想内容相比，与逻辑规则关系更为紧密。它们被称为是' 后形式”，是因为它们被假定为主要是在形式作用完成后发展起来的。里格尔和巴西奇斯都认为后逻辑作用的发展进步在人的一生中都在继续。在巴西奇斯的研究中，有如下例子:
●从论题到反论题，再到综合的概念运动。
●把事件或形式理解为过程发展的运动的能力。
●对质变是量变的结果的可能性的认识。
●持有背景相对主义观点的能力。
●对问题多角度价值的认识。
●对建立在形式与内容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的形式主义陷阱的认识。
●对双边互惠关系的理解能力。
●对自我转变机制这个概念的认识。
●从均衡的角度来构想机制的能力。西方人使形式与内容相分离，坚决主张逻辑方法，这两大恶习常常共同运作产生了许多学术谬论。在我的心理学领域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特别是，大量心理学现象的形式模式一我所觉察到的，大多数一都没有 阐明它所声称的现象。其成功在于为自身进行设计，而对行为并不理解。学经济的朋友们告诉我在经济学中的胆识就是拾取一些不合情理的原则，然后从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现象。
双重价值的逻辑评价具有西方特点的二元的“不 是......就.....”方式为西方的许多思想家所惋惜，但是其问题从东方“两者都”的立场很容易看出。例如，西方人认为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原因，而不是很多原因，人们的行为要么是由外部原因要么是由内部原因引起的，两者只能取其一。因此，人的行为可能是出于慷慨或者是为了满足某些自私自利的动机，但绝不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亚当，斯密在他那篇著名的为资本辩护的文章中写道:“为你提 供晚餐的啤酒制造商、面包师或屠夫不是因为他关心你、关心顾客，而是因为他关怀他自己。”
但是，为什么不是这两种动机呢？想必许多正在做生意的商人想到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家人，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也想到了其他的人。斯密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却被他的许多追随者们所忽视，或者不为他们所欣赏。
社会心理学家的一个最重要、得到最好实证的现象就是基本归因错误——就是倾向于认为另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人的个性、能力产生的，而轻视很重要的情景因素。批评家有时候认为这种倾向根本不会构成错误。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东方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易受这种错误的影响，当形势在某方面比较显著的时候，这种错误对他们来说就更容易纠正。批评家不可能这样兼顾两方面。在那些情形下，因为西方人忽视了环境因素而导致了错误，或者因为亚洲人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也导致了错误。特别是根据美国人倾向于关注明显的东西而忽视背景的这些资料，更合理的观点应该说是错的是美国人，在那些情况下，正确的是亚洲人。
有关基本归因错误的研究有超越认识论之上的哲学意义。这项工作对伦理也很重要，哲学家都很强调这一点，包括约翰，多里斯、吉尔伯特，哈曼和彼得.弗拉纳斯，许多心理学家也很重视这一点。他们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西方哲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与他的物理学类似。人们像物体一样.有怎样的行为取决于自身的属性——人们的行为在伦理层面有善恶之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道德”与 东方的信念相比，更接近于西方世俗想法中关于道德行为的部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促使人们认为自己是无药可救了，或者使人们认为必须通过改变人的属性来改变人的行为。如果你想让人们的举止如你所认为应该的那样，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鼓励他们找到可以把他们最好的举止展示出来的环境，从而避开会使他们举止恶劣的环境。这种促进道德行为的方法从东方的观点来看比从西方的视角来看更明显。
转向是一项公平比赛，把西方的思维作为批判东方思维的平台这也是可能的。这个计划的草图如下:
矛盾“ 两边都有理”这种启发式的方式或许是理解所有比较明显的矛盾的最佳方法。然而这并非总是万应灵丹。有时候，一个命题占有所有或大部分的真理，而另一个命题则很少或没有真理成分。我们看到东方人比美国人更乐意相信彼此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命题的每一个命题，这就会导致他们犯严重的错误，对于一个指定的命题，当他们看到这个命题与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发生矛盾时，这比他们单独面对这个命题时，他们会更加相信这个命题。在逻辑的基础上进行辩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可以很容易看成是坚持中庸之道的结果。崔英奎认为东方人对矛盾的敏感性的相对缺乏使得他们有足够的好奇心而成为科学家的可能性减小了。不管是好是坏，这是一种偏好。
辩论和修辞我也很赞同西方人通过辩论可以获取真理的标准，或者，不管怎么样，辩论把或许有用的假想公之于众。西方的辩论风格和思维习惯对社会的开明和思想的开放是很重要的。辩论与标准的假设-证据-结论这样的修辞也是携手并进的，科学和数学对这种修辞的依赖性很强。早些时候，对于修辞的功效，我引用了艾伦.克罗默的话“几何证明是最终的修辞形式”。统计学家和心理学家罗伯特.阿贝尔森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把统计学实质上描绘成了修辞学。我认为这个隐喻很有深意并且是正确的。
西方的一位思想家说“ 如果宇宙是卷饼形的， 那么我们必须具有卷饼形的假想”。很正确，但是如果我们从卷饼形的假想开始，那么宇宙最好是卷饼形的，否则我们没有机会发现宇宙是什么形状的。除了卷饼形，对于其他任何形状来说.你最好以直线开始，并对之进行塑造，你会发现，线形的假设太简单了。亚洲人认为世界是个复杂的所在，这无疑是正确的，用这种态度对待日常生活或许是正确的。在科学上，对于那些复杂性不予理睬，而不是欢迎每一个想像得到的相关因素都加入，这样你与真理靠近的速度就更快了。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人们的心理习惯可以乐意接受改变，那么一些约定俗成的观点就会有意义，但人们可能吗？
教育家是否应该设法把其他文化的技能传授给孩子们?或者教育家是否应该关注那些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认为重要的东西?
美国人习惯于听到有关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在亚洲和美国在学业方面取得成功的消息，当他们听到在美国的日本商人孩子被认为是“没有学习能力”而被退学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震惊。他们没有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能力——比如，在历史课上——而这对美国的孩子们来说只是小儿科，于是日本的这些孩子就会被认为是认知能力差。
美国的教育家认为有时候亚洲人所欠缺的并不仅仅在因果分析这方面。辩论是学习分析思维能力、加强对他人观点有效性的自觉反思的重要教育工具。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非西方人士所认可。辩论培训成了美国小型的出口产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特别是亚洲人，在美国的校园里进行辩论。过去一百年关于智力测试的一项权威假设就是:能够用文化平等的方式测验智力。专家们认为文化偏见会潜入到以语言为基础的智力测试中。即便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会接触到不同的词汇--- - 跨文化、跨语言的词汇，比较已经变得几乎是毫无疑义。但是多数人认为如果智力测试不用词汇，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比较这才是合理的。
50年或100年之后，这些差异会不会因为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融合而消失呢？这些普遍主义者会不会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原因错了？(正确，是因为每个人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思维；错误，是因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不是生物原因而是文化原因)。或者这些差异会不会持续几千年呢？
有一些证据显示东方孩子的社会化正在转向西方的模式。
几年前，我和彭凯平、南希，王就开始认识到对许多价值观的调查表明东方人正在报告说他们比西方人更强烈地持有某些“西方的”价值观，我们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比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们更看重平等、想像力、独立、心胸开阔以及多样性的生活，而密歇根的学生们据报道比北京的学生们更看重自律、忠诚，甚至更尊崇传统、尊敬父母和长者。这些奇怪的结果或许部分原因是由于价值观对照表、甚至是对心态的测量都不是了解价值观的好方法。当我们在描写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某个情节的时候，我们间参与者们在那些情景下他们会怎么做，或者希望别人怎么做，我们得到了与研究亚洲的亚洲和美国学者们的直觉知识相一致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会成为他们所努力要成为的样子，或者是成为他们所说的那个样子这种观点存在什么真理的话，那么对价值观的这种探索或许就是对未来的预言。
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资本主义促进了独立、自由和理性这样的价值观的发展。然而，有众多的迹象表明日本在社会的许多方面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发现日本人和西方人在感知世界、思考世界这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来适应日本的社会价值观。对公司忠诚、团队精神、咨询式管理、跨行业协作都来自日本的社会价值观:许多人认为这些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发展。的确，大家普遍认为15年前，西方为了竞争就已经不得不转向日本的管理模式和商业做法。当然，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现在的经济灾难，从本质上讲还是因为使它从前获得成功的同样的社会价值观。许多西方的观寮家们现在认为那些价值观是负债，导致日本极不愿意裁员或减小公司规樸而又极乐意向那些经济前景不佳的公司的朋友们借贷。
二战后不久，日本就开始实行民主形式的政府，但是其宪法是由美国人为日本写的，许多人说这个政府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更像是寡头政治的执政团——至少到最近是这样。无论如何，还有点儿不清楚，一个国家必须维持民主制度多长时间人们才会说这种制度可能一直这样保持下去，特别是当有严重的经济重负的时候。
亨廷顿指出西方人误解了现代化——把现代化定义为工业化，一种更为复杂的职业结构，财富增加、社会机动性增强、人们具有更好的教养，还有城市化一西方化。 但是，日本之外的一些社会已变得更为现代了，但并不是太西方化。这些社会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还有伊朗。任何认为现代化只能带来西方化的人都应该终止这种想法，据现在的估计，到2007年之前互联网上应用最普遍的语言将会是汉语，一些经济学家预言说，几年之内，世界上一半的国际空中交通都会包括穿越太平洋亚洲的旅行。
总之，价值观的分歧会继续存在，如果有谁否认这一点，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把喝可口可乐和发展电脑与西方化混为一谈了。
同化不仅仅是建立在西方化的基础之上的，它也是以东方化为基础的，也是建立在各种社会体系和价值观相混合为基础的新的认知形式基的关系模式。而东方人在教育中也强调辩论，西方人也在体验不要求命题对错的逻辑体系。20世纪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像尼尔斯.玻尔，就把他们在量子力学方面取得的进步归功于对东方思想的了解。在西方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认为对于猩猩来说只有母亲-婴儿的关系是重要关系的时候，日本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看到了稳定的猩猩社会中复杂的相互关系。最初的时候，人们对这个观点不予理睬，现在日本人的这个观点在这个领域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尽管我没有强调，但是应该清楚地了解到本书中的观点一半应归功于东方的思想家和试验者，一半应归功于西方的思想家和试验者。我坚信东亚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登陆将会改变我们对人类思维和行为的看法。
如果社会实践、价值观、信仰和科学主题发生融合，那么我们可以说思维过程中的差异也会逐渐消失。有证据显示社会实践中的变化，甚至是社会趋势暂时状态中的变化都会改变人.们感知和思维的方式。社会体验差异很大，我们认为他们的感知和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与其他西方人会很类似。实际上，这些参与者们的感知模式和推理风格总是介于亚洲和欧裔美国的参与者之间，有时候与欧裔美国人难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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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为在某个时候在某些方面更像东方人，某个时候又更像西方人。典型的社会实践的改变会导致感知和典型思维模式的改变。
因此，我认为两者都向另一个方向移动就会相遇。东方和西方促进了世界的融合，两个地区的社会和认知方面得到了体现，但也发生了转变——就像蒸炖的食物中的个别配料，可以识别出来，但是整体发生了变化，配料也就变了。希望这种食物中包含每个文化的精华，这应该不算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