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商人和旅客到访，也吸引一群中国妈妈带着孩了来留学。

��然而现实的因素，使这群被称为“陪读妈妈”的中国妇女中的一些人，在这座花园城市里迷失了方向。她们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底，是熬到孩子完成学业，抑或是趁早收拾行囊，预定回国的单程机票？ 她们的抉择

��对于从河北省来到新加坡陪读的王妈妈（化名）来说，这确实是个艰难的抉择。

��44岁的王妈妈拥有大学文凭，原是电信部门市场行销经理。她受周围朋友和同事的影响，一心要赶上在中国持续升温的出国热潮。

��听了中介天花乱坠的介绍，王妈妈支付了人民币25000元的中介费，委托中介办理来新陪读的手续，前年带着12岁的儿子来到新加坡。

��抵达后，王妈妈在中介的推荐下，到一家正统的中医推拿店上班，做了3个月的“推拿师”。

��王妈妈说，她起初以为到推拿中心做工，可以争取将工作准证转换成就业准证，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所幸这家推拿中心很正派，不是提供色情服务的那种。

��回忆起应征的心情，王妈妈感慨地说：“有一点心理上的挣扎。教书的感觉和给人家做推拿的感觉，毕竟有落差，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份工作，工作又怎么能分高低呢？”

��王妈妈说，由于必须飞回中国处理一些事情，她辞去了推拿中心的工作，想不到一回到新加坡，很不凑巧碰上“SARS”疫潮。这场SARS风暴不仅夺走人命，也切断了王妈妈的生计。

��找不到固定工作的王妈妈，在补习中心做了一年多的临时工，还找了十几家补习中心做兼职，有课就教，没课就做家教。 她们有多少？

��本地究竟有多少陪读妈妈，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统计，有人说超过1000人，有人说超过10000人，由于官方机构一再表示“无可奉告”，这个数字始终是个谜。

��就像王妈妈一样，不少人是受到留学和劳务中介公司的误导，满怀憧憬来到新加坡。过后却发现，现实和理想是有差距的。

��新国允许陪读打工的政策和良好的双语教育环境固然吸引人，但因受到全球经济不景的冲击，新加坡目前的就业情况不理想，而且本地也没有多少行业愿聘请不懂英语的员工。 她们找工作

��陪读妈妈在本地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找工作不易。陪读妈妈以往一般可以从事的工作，较多是保健中心的推拿及按摩工作，其次是酒店客房的清洁工作及餐馆的洗碗工作。

��不过，这类工作薪水低、工作时间又长，要长久做下去必须能吃苦耐劳。

��部分陪读妈妈为了赚取更多收入，在按摩院提供色情服务，这促使人力部在今年8月，宣布不再颁发服务业工作准证给陪读妈妈，不允许陪读妈妈做按摩工作。

��此外，不少陪读妈妈在抵达新加坡初期，或多或少都面临着精神和心理上调适不来的问题。她们大多不谙英语、因而处处碰壁，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

��没有工作的陪读妈妈说，每天送孩子上学后，一个人面对家里的四堵墙，没有家人和朋友在身边，她们的内心孤苦无依，好比是一叶飘泊在时间河流的无根浮萍。

��那些有工作的陪读妈妈，一天到晚辛苦劳碌、身心俱疲，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独自挑起养育孩子的重担，心理压力无疑是沉重的。 他们看她们

��受访的陪读妈妈说，一些人以“有色眼光”看待她们，有意无意地将陪读妈妈和按摩女划上等号，这令她们内心更加难受。

��谈到未来，去年8月份从沈阳来到新加坡的赵妈妈，脸上泛起一抹苦笑。

��她说：“我个人没有很高的要求，只要找到每月七八百元的工作就可以了，希望大家不要歧视我们，给我们一条生路。孩子拿到文凭，便是还了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心愿了。”

��每一名陪读妈妈的背后，或许都有不同的故事。在她们当中，有不少人为了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追求一个未知前程的梦，是不是一项明智的选择？

从原本来新加坡陪读，到后来自己成为留学中介公司的代理，42岁的新疆人周子雯可以说是在本地陪读妈妈社群中，路途走得较顺利的一个。

��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带孩子出国之前，在经济上做足了准备。

��在深圳从事会计行业的周子雯说：“你要知道一年花多少钱、孩子要读多少年书。要是从小学一年级来算，完成中四教育，你少说也要准备100万人民币（20万新元）的积蓄，之后不够才想办法赚钱。” 她们进修英文

��留学中介公司是星光国际集团（新加坡）家长服务联络网络助理经理刘静说：“我们办过来的陪读妈妈有190个，最早的一个1997年就过来了，6年来她都是专心陪孩子读书。如果是以打工为目的话，那肯定要遇到困难。”

��最近几年，一些中介为了赚取介绍费，信口开河地承诺帮陪读妈妈找工作，鼓励她们做出“先上车后补票”的安排，才会出现有陪读妈妈铤而走险的局面。

��1998年带女儿贝贝来新加坡念书的周子雯说：“当初来的时候我的英文程度不好，而我又是学俄语的，根本就没有在这里打工的条件。倒是想陪孩子留下来，我也顺道能进修英文。”

��在新加坡的头两个月，她参加了中介为她安排的英文课程，一个星期两次，让她在本地的陪读生活过得更充实。

��后来，周子雯看到女儿贝贝学习稳定了下来，半年之后，她就把贝贝交找给朋友照顾，回中国去了。

��她说：“选择这里是因为整体环境、社会秩序各方面都很不错，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个更高的起点。发现她（贝贝）不但是英文程度提高了，法治观念也比较强，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我的妈妈不是“坏女人”

新加坡《联合早报》 11月24日

孩子的心事

��媒体不时出现陪读妈妈的负面新闻，一些人下意识地给陪读妈妈贴上了“坏女人”的标签。妈妈所受的委屈，孩子们全看在眼里。

“感觉压力很大，但这也是一种动力。就因为知道妈妈辛苦，所以要为妈妈争气。”两年前来到新加坡，目前就读于北部一所邻里中学三年级的小川（化名），说出了许许多多留学本地的中国孩子心里的感觉。

有关中国陪读妈妈的新闻最近普遍引起关注，但人们都把焦点放在陪读妈妈身上，似乎都忘记了她们身边都有个孩子。

究竟这些孩子是不是真的能在新加坡获得比中国国内更好的教育？他们又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学习环境？

和不少留学本地的中国学生一样，小川说，当初离开中国长春来新加坡念书，不完全是自己的意愿，而是母亲的决定，只因为：“中介把这里（新加坡）的情况说得非常好”。 因为这里可以陪读

不过，小川也明白妈妈要为她的前途做打算的一番苦心。“在中国，功课压力非常大，名牌大大学就这么几所。你看中国有多少学生，要是你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单是一张普通大学的文凭是没有声音的。但换做是在国外的任何一所大学毕业，你回到中国后，那一纸文凭都掷地有声。”

出国留学的地点这么多，为什么选择新加坡？“因为这里可以陪读。我是相当不自律的孩子。其他国家大多都不可以陪读，像欧美就不可以。此外，主要还是考虑到新加坡的治安非常好，又是双语教学，这样就不会把华语忘掉。”

基于这些考量，加上中介为她们母女勾勒出的完美生活，小川的妈妈毅然放弃在家乡经营的幼儿园和语文学校，以及每月人民币近两万元（约4000新元）的收入，带着小川来到新加坡。

不过中介当初满口的承诺和保证，在她们下飞机后，立刻就化成搪塞。

小川说，中介原本说可以给她安排到名校上课的，但是下飞机后，本地中介代表却告诉她们“没有这个可能”。

“同一个中介公司，那边讲的和这边讲的完全不一样。”小川回忆起两年前的情况，语气中还流露出一股被欺骗的气愤。

结果，隔天中介代表安排小川到两所邻里中学报考入学试，两所学校都录制了她，不过另一个问题紧接出现。

“学校讲要交5000元赞助费。我当时有点不相信，校长说，你去问其他（海外学生）。我去问，她们确实交了5000元。” 中介没提到要给学校缴赞助费

��小川说，中介之前没有提到要给学校缴赞助费，这笔额外开销令母女俩感到措手不及。

本报向教育部查询后了解，根据规定，那些通过个别学校的入学考试后被录取的海外学生，在学生证被批下来后，必须每两年捐款1000元给教育部充做教育基金。除此之外，学校方面也会要求海外学生对学校做出现金贡献，至于数额则因校而异。

小川的母亲后来上门向校长求情，结果校长基于人情让她破例不缴费，不过条件是，小川必须在来临考试中拿到每科A1的特优成绩。小川做到了。

事实上，小川过去两年，从来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学校每年都名列前茅。在今年中三的年终考试，她的总成绩还在全年级近200名学生中的排行第一。

不过，她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算是个蛮合群的人，但是有些（本地）学生也不知道是出于妒嫉，还是对中国人有偏见，对我们的态度非常不友好。” 有些老师和同学素质很不好

有些同学，甚至教师的态度也令小川和校内其他中国同学感到不满。

“有些老师和同学的素质很不好，讲话很刺人。他们会说自己去过中国，‘北京啊，什么茅厕都没有’……还有，‘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穿不起衣服啊？’”

“我已经习惯了，不过很多刚刚来的（中国）学生是气愤到随时可以爆发。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学生向一大堆新加坡同学大吼大叫‘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这么讲？’，经常都有这样的情况。”

在这名年仅15岁的小姑娘身上，你感受到一种本地同龄孩子所没有的成熟。

毕竟，从在家乡时居住大房子、享受宽裕生活，到现在和另一对母女共挤一间三房式组屋，还要担心妈妈工作没着落，能不能继续居留新加坡，这些生活上巨大的转变和考验，给她带来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看到拥有大专文凭的妈妈为了她，从好好一个幼儿园校长，沦落到要在餐馆厨房洗碗洗盘，而且最近还因手臂受伤被迫停工，小川心里非常难受。

声明：《青年参考》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