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现状, 本文尝试综合运用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力学的研究手法, 主要从政治过程论的角度来考察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的关联, 以期为从明治维新看近代日本、从近代日本看明治维新提供某种新的思路和见解。

一、明治维新与明治宪法体制的成立

笔者比较倾向于将明治维新定义为民族主义变革的观点, 即认为明治维新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来自西方列强的外压, 其实质上是一场包括革命和改革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此相关联, 关于明治维新的断限, 笔者认同明治维新研究中的主流观点, 认为将明治维新的始点定在1853年开国, 将其终点定在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或1890年开设国会比较合适。

1853年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节点, 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的浦贺港, 逼迫日本开国通商。1854年, 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 日本和美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随后, 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也效仿美国, 与日本签订了类似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 打破了日本长达200多年的锁国状态, 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激烈的“尊王攘夷”运动, 原来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天皇和有实力大名, 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幕末日本进入了剧烈动荡的时期。

1863年发生于萨摩藩与英国之间的“萨英战争”, 和1864年英国、美国、法国、荷兰四国舰队炮轰下关的“下关战争”, 是日本幕末政治的重要转折点。萨摩藩在“萨英战争”中失利, 对西方列强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长州藩则经过“下关战争”的失败, 使攘夷志士们意识到攘夷之不可行, 从而走上了“尊王倒幕”的道路。1866年, 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军事同盟, 导致幕府第二次征伐长州战争失败。1867年, 萨摩藩与长州藩决心联合武力讨幕, 在同年10月幕府的“大政奉还”上奏获得朝廷许可的情况下, 于12月9日依靠武力发动政变, 挟朝廷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 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府。经过1868年1月开始的“戊辰战争” (1869年5月结束) , 新政府军彻底打败了幕府方面军, 成功统一全国, 取得了倒幕维新革命的胜利。

实际掌握了政权的维新派 (西南强藩的中下级武士) , 最初并未明确建国的目标。在倒幕成功后的立国过程中, 维新派也分为民族主义派、工业化派、民主化派等几种势力, 有着不同的国家构想。 (1) 可以想象, 在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 由国内改革来建设近代国家会面临各种矛盾和曲折。但是, 经历过幕末惊涛骇浪的维新领导人, 充分发挥了群体的智慧和才能, 领导日本逐步构筑起近代国家体制。1871年, 断然实行“废藩置县”, 树立起中央集权政府, 完成了国内的政治统一。1873年, 成功压制政府内的“征韩论”, 实行优先整顿内治的政策, 迫使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征韩派下野。1877年, 在“西南战争”中成功镇压以西乡隆盛为首领的士族叛乱, 解除了最大威胁, 奠定了新政府的基础。1881年, 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廉价处理北海道国有资产引发舆论激愤、参议大隈重信的激进主张带来政府内部严重对立的险恶局势下, 又通过发动“明治十四年政变”, 发布“开设国会敕谕”, 承诺以1890年为期召开国会, 成功化解了政治危机。1889年, 《大日本帝国宪法》 (下称“明治宪法”) 颁布, 1890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 天皇制立宪主义国家体制正式成立。明治宪法的颁布和国会的召开, 是倒幕维新以来立国过程的终点, 标志着明治维新的结束。

对明治新政府而言, 其“肩负的最大课题有两个:一个是独立, 一个是文明。独立, 是就国际地位而言;文明, 是就社会发展而言” (2) 。为了完成这两个课题, 明治政府一方面需要调动和利用日本的传统资源, 另一方面需要顺应世界大势获取西方的近代资源。在倒幕维新后发布的《五条誓文》中, 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志向:“广兴会议, 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 大展经纶;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 须使各遂其志, 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 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 大振皇基。” (3)

但是, 传统的和近代的、日本的和西方的这两种资源, 是根植于不同历史文化、有着不同原理和内涵的。将两者结合, 纳入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明治宪法中, 对维新领导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制定者, 从日本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需要出发, 在经过多方利弊权衡之后, 参考西方特别是普鲁士的立宪政治经验, 最终将“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定为“国体”, 而把立宪当作巩固国体的手段和形式, 从而将国体和立宪糅合在了一起, 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任何欧美国家的、日本独有的立宪政体。他们希冀通过制定将君权置于基轴的宪法, 使“固有的国体”日益巩固, 并以此规定今后整个国家机构的活动。

明治宪法本身, 体现了维新领导人和宪法制定者的良苦用心。一方面, 明治宪法坚持“钦定宪法”的形式, 天皇“依承于祖宗之大权……宣布此不磨之大典”, 而且“朕及朕之继承统治子孙执提议权, 议案交付议会, 议会依此宪法规定之要件决议之, 朕之其他子孙臣民不得敢试纷更” (1) 。明治宪法还规定主权在君, 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 天皇独揽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 而将国民置于“臣民”的地位。另一方面, 明治宪法又是非西方国家中第一部具有近代体裁的宪法, 不仅设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还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等, 不可否认其在形式及内容上具有某种近代性质。这样, 日本就形成了特有的明治宪法体制 (参见图1) 。

图1 明治宪法体制的结构

维新领导人本期望通过颁布宪法, 实现“上统元首之大权, 下展股肱之力, 依大臣的辅弼和议会的翼赞, 机关各得其所, 进而明臣民的权利及义务, 以期日益增进其幸福” (1) 。但是, 将源自两种不同原理的要素糅合在一起的明治宪法, 本来就包含着内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再加上其中有诸多暧昧、模糊的规定, 使明治宪法体制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和漏洞, 如天皇的权威和权力问题, 行政、立法、司法的相互制衡问题, 军队统帅权的独立问题, 还有宪法之外元老、重臣的干政问题等。在这种宪法体制下, 很容易导致对明治宪法做出不同的解释, 并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出现机制上的问题, 从而为从明治宪法体制中衍生出另一种政治力学结构提供了可能。

近代日本政治在运行过程中, 完全超出了维新领导人当初的设想。由于明治宪法本身具有缺陷和漏洞, 再加上日本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近代日本的政治实践中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即明治宪法体制中的天皇→行政、立法、司法 (三权) →臣民的垂直统治结构, 演变成了天皇 (权威) →藩阀元老、政党、军部 (政治主导势力) →民众 (舆论) 的新政治力学结构。在这一结构中, 第一层是天皇, 高高在上拥有绝对权威, 但并不拥有多少具体的政治权力;第二层是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三个政治集团或者说政治势力, 即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 这三种势力相互牵制和斗争, 都想利用天皇权威和民众舆论来争夺和拥有政治上的主导权;第三层是民众, 他们属于被统治阶级, 但也会通过舆论和行动对实际政治过程发挥影响作用。 (参见图2)

图2 近代日本的政治力学结构

也就是说, 第一, 虽然天皇在两个结构中都居于顶端, 但相比明治宪法体制而言, 天皇在新的政治力学结构中基本上只拥有权威性。第二, 明治宪法体制中形式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 但由于宪法制定者以为“司法不过行政之一部” (1) , 在现实中司法也很难形成与行政、立法相抗衡的势力, 三权之中实际仅存行政、立法二权;加之军事权在明治宪法中占有特殊地位, 从而出现了行政、立法、军事三权并立的局面, 在这三权的基础上形成了藩阀元老、政党、军部这三种政治势力。第三, 明治宪法体制中的“臣民”, 在新的政治力学结构中衍变为“民众”, 也意味着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天皇 (权威) →藩阀元老、政党、军部 (政治主导势力) →民众 (舆论) 这一政治力学结构, 从根本上规定着近代日本政治的格局和走向。

下文将从明治宪法体制和近代日本政治力学结构入手, 结合日本的政治文化特点, 对近代日本的政治过程展开分析, 力图通过分析揭示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政治的关联。

二、近代日本政治架构中的天皇

在明治宪法体制中, 天皇拥有绝对权威和权力, 居于政治体制的顶端。明治宪法第一章为“天皇”, 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 (第一条) ,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 “天皇乃国家元首, 总揽统治权” (第四条) 。除此之外, 还规定了天皇“行使立法权”, “天皇召集帝国议会, 并命其开会、闭会、停会, 及众议院之解散”;“天皇决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吏之俸禄及其任免”;“天皇统帅陆海军”, “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行使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权”, “天皇宣布戒严”, “天皇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 “天皇命令大赦、特赦、减刑及恢复权利”等。

可见, 明治宪法的制定者用近代宪法的形式, 赋予了天皇唯一正统性的源泉, 确立了主权在君的原则, 使天皇统揽了所有统治大权。“但是作为维新的真正创业者, 他们心里清楚, 维新的根本使命决定了这个政权既不可能是真正的天皇专制式, 更不可能是天皇以外的其他任何个人的专制统治。” (2) 主导明治宪法制定的伊藤博文也阐明:“盖总揽统治权乃主权之体, 依宪法条规而行乃主权之用。有体无用失之于专制, 有用无体失之于散漫。” (1) 因此, 在明治宪法体制中, 对天皇的权力做出了种种限制, 如在立法权方面, “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 行使立法权”;在国务方面, 则需受国务大臣的“辅弼”, “凡法律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诏敕, 须经国务大臣副署”;而在军队统帅方面, 也要依赖相关“责任大臣”以及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的“辅翼”。

也就是说, 名义上天皇具有神圣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位于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顶点, 但并不能无限制地直接行使这种权力。“与天皇权威的绝对性和无限性相比, 明治宪法体制中天皇的权力部分则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而且, “天皇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及自身所处的地位不应该是中国皇帝那种客观的、物质的支配, 而应该是无形而高尚的心灵的支配。被置于这种意境中的统治权, 已经无所谓有, 也无所谓无;无所谓大, 也无所谓小, 它已经与精神的权威融为一体, 成为一种伸缩自如的力量, 虽然宪法承认它统治日本, 但是用现代政治学的尺度去衡量和检验, 则这种权力不能不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虚空感”。 (2)

上述状况, 与日本的“君临而不治”以及“在臣为政”的政治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日本历史上, 天皇真正掌握实权的时候并不多, 大约只有一二百年的时间。实际上不仅天皇, 就连幕府的将军也有这种倾向。暂且不说镰仓时代、室町时代的将军, 即便如江户时代, 除了德川家康、德川吉宗、德川庆喜等少数将军以外, 基本上都是把权力交由臣下来行使。各诸侯大名也是如此, 其中最有名的是长州藩的毛利敬亲。幕末时期, 在尊王攘夷派掌握了长州藩的主导权时, 毛利表示“そうせい” (大意是“就这样吧”) 而主张攘夷;但当佐幕派掌握了藩政后, 他又表示“そうせい”而压制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攘夷派;而在尊王攘夷派再度控制藩政、举兵对抗幕府的第二次征伐长州时, 他还是说“そうせい”表示支持。因此, 人们在背地里将毛利敬亲称作“そうせい侯”。 (3)

天皇在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具有既是神又是人的两重属性, 即“现人神”。天皇的这种性格特质, 为日本出现强调天皇神性的一面或是强调其人性的一面等主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但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历史中, 更重视天皇神性的一面。强调天皇的神性, 自然会突出天皇的神圣性、权威性和正统性, 但相应地就会降低其人性一面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 天皇就应该少干预政治和人事, “天皇最好不要在国民面前行使具体的权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以一种超越性和多样性兼备的形象君临天下, 也只有这种形象才能与其使命相吻合” (1) 。出身于长州藩的伊藤博文, 深谙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 所以在其主持制定的明治宪法中, 虽然规定天皇拥有绝对权威和无限权力, 但同时又对其行使具体权力进行了种种限制。

天皇对自身地位及角色的体认, 及其在近代日本政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也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脚。在倒幕维新之时, 明治天皇只是个15岁的少年, 即便有心掌权也不可能实现。从倒幕维新前后频繁发生的所谓“夺玉”事件可以看出, 天皇不过是各种政治势力试图控制和利用的工具。明治天皇成年后, 曾出席内阁会议和大本营会议, 以及制度上并无规定的御前会议。昭和天皇也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出席过十几次御前会议, 以决定侵华战争的根本方针、缔结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发动太平洋战争, 以及接受《波茨坦公告》等。但是, “在御前会议上天皇一般都不发言” (2) 。天皇只有两次积极发言的例外, 一次是“二·二六事件”, 一次是接受《波茨坦公告》。 (3)

诚如安丸良夫所说:“在近代天皇制的历史上, 天皇个人的意见与能力和天皇所体现的权威之间的差距甚大, 与前者相比, 后者带有巨大的绝对权威印记。二者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距, 是因为很多人希望借助天皇的权威来赋予自身的愿望、欲求以普遍性意义, 并从自我内部汲取可能性与活力, 这样一来, 他们就需要寻求一个权威性中心。因此从根本上说, 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个作为权威的天皇, 所以才把它制造出来。” (4) 维新领导人制造出这样的天皇, 是因为对打着天皇的旗号举行倒幕维新和建设近代国家的人来说, 天皇的正统性能够赋予他们的行动以正统性, 天皇的权威性会使他们的施政拥有权威性。

但是, 天皇形式上“总揽统治权”和实际上“统而不治”, 这种绝对权威与实际具体权力之间的巨大反差, 很容易给近代日本的政治实践造成混乱, 导致出现政治多元化和政出多门的现象。丸山真男指出, 明治宪法虽采取了“大权中心主义”和“皇室自律主义”, “却造成了非依靠元老重臣等超宪法的存在作媒介就无法使国家意志达到一元化的体制”。而且, “‘辅弼’说到底, 就是一边揣度统治的唯一正统性源泉的天皇意志, 一边通过向天皇进言来对其意志赋予具体内容”。 (1) 在维新领导人健在的年代, 这种内在于宪法体制的问题还不够突出, 因为他们可以靠自身的影响力做到“使国家意志达到一元化”。但是, 在他们去世或退出政治舞台后, 这些问题便成为日本政治中难以克服的顽疾, 一直困扰着近代日本。这是维新领导人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京极纯一认为, 近代日本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和权力所在不明的“无责任体制”。 (2) 在这样的体制中, 天皇的主要作用基本上是对各种势力进行协调, 对“众意”加以确认, 以维持统治集团的“全体一致”。而统治集团“众意”的形成及其政治路线和政策的确立, 则取决于统治集团内各种势力的消长。当然, 人们也不用担心在日本会出现权力真空, 近代日本政治自有其运行机制。如前所述, 在明治宪法体制下, 衍生出了新的政治力学结构, 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三种政治势力, 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 并围绕政治主导权展开激烈斗争, 从而呈现出政治的犄角之态势。但是, 随着形势的发展, 总会有一种政治势力占据上风来主导政局, 其结果, 在近代日本出现了政治的多元化与相对一元化并存、三种政治势力轮流执掌政权的特有局面。

三、近代日本的三种政治势力

在近代日本政治力学结构中处于中间层次并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 是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这三种政治势力。虽然在明治宪法体制下, 他们只有辅弼天皇的责任, 但由于天皇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权威, 所以这个中间层实际上居于近代日本政治的中枢。这三种势力犹如近代日本政治中的三匹马, 都想由自己来驾驭日本政治这辆马车的走向, 因而围绕政治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 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宪法做出对本集团有利的解释。近代日本政治的最理想状态是在天皇的权威之下各种势力取得平衡,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总是很难达到势均力敌。结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 藩阀元老、政党、军部依次占据优势地位, 近代日本政治的主导权几经易手, 出现了从藩阀元老政治到政党政治、再到军部政治的交替局面。

近代日本政治的这种独特现象, 也与日本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联。共同体主义 (集团主义) 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日本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 而是一个个相互区别、异质的共同体。共同体对其成员而言, 不仅是共同生活的场所, 还是提供安全与秩序以及实现人生意义的场所, 是共同体成员生活价值的保证和根据。这样, 共同体对其成员而言便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是优越于其成员的存在。共同体不仅是忠诚和效忠的对象, 还是牺牲和献身的目标。共同体优先、共同体利益优越于其成员的利益, 是共同体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为了共同体的利益, 可以采取任何行动, 行动本身就被赋予了合理性。可以说, 这种共同体主义政治文化是近代日本政治形成藩阀、党阀、军阀等各种派阀, 并在各大派阀内又形成诸多小的派系 (如藩阀中的长州派、萨摩派, 政党中的政友会、民政党, 军部中的陆军、海军等) 的社会基础。 (1)

藩阀元老来自于倒幕维新的西南强藩, 即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 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倒幕维新成功后, 出身于这些藩的维新功臣们垄断了政治, 政治家和官僚基本出自这几个藩。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争斗, 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如围绕“征韩论”的斗争, 导致西乡隆盛 (萨摩藩) 、板垣退助 (土佐藩) 等下野;在“西南战争”中, 维新元勋之一西乡隆盛兵败自杀;下野的板垣退助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明治十四年政变”, 又罢免大隈重信 (肥前藩) 在政府的职位等。但总体而言, 明治时代的政治权力基本被包揽于这几个藩构成的藩阀之手。

1889年 (明治二十二年) 11月1日, 天皇向出身于长州藩的伊藤博文和萨摩藩的黑田清隆颁布了“元勋优遇”诏敕, 标志着元老的正式诞生。成为元老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维新元勋、萨长藩阀首领、任过首相或大臣以及接受过“元勋优遇”和“匡辅大政”之诏。 (1) 从1889年元老产生到1937年最后一位元老退出政治舞台 (元老西园寺公望因身体原因, 推掉了推荐后继首相之责) , 元老政治在日本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 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元老们利用其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充分发挥了推荐后任首相以及政治协调等政治功能。 (2)

日本的近代政党出现于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和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开展的时代。1874年, 板垣退助等创立了立志社, 1875年成立了爱国社。1880年, 爱国社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日本政府于1881年 (明治十四年) 发布“召开国会敕谕”, 决定以1890年 (明治二十三年) 为期召开国会后, 民权运动家开始着手组建近代政党。1881年成立了以板垣退助为党首、主张自由主义的自由党, 1882年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党首、主张议会主义的立宪改进党。自由党汲取了立志社的源流, 主要以地方农村为基础, 而立宪改进党则得到了城市的实业家和知识阶层的支持。

国会召开后政党势力获得很大发展, 但在明治时代, 政党势力还是无法与藩阀元老的势力抗衡。到了大正时代, 随着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 政党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强, 开始乘着民主主义的东风谋取政治上的主导权。1913年兴起的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 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出发点。大正民主运动的主要目标, 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范围内, 缩小元老、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阶层的权力, 而使议会、政党成为政治的中心, 扩大人民群众参加政治的范围。第一次护宪运动打击了藩阀和军部势力, 1918年的“米骚动”推翻了寺内正毅内阁, 代之成立了以政友会总裁原敬为首的内阁。1924年以第二次护宪运动为背景成立了护宪三派内阁, 从这时起, 由众议院第一大党首脑组阁的政党内阁形成惯例, 政党取得了政治的主导权。

然而, 元老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政党内阁的惯例仍取决于掌握首相奏请权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个人的判断。而且, 1913年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仅废除现役制, 军部大臣仍由陆海军的大将和中将担任, 不可能组织完全由政党成员组成的内阁。尤其在1930年签订《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而发生干涉统帅权问题后, 以军部和右翼势力为中心的法西斯势力激烈攻击政党, 特别是批判政党和财阀的勾结、政党的腐败和争权夺利。1932年犬养毅内阁因“五·一五事件”而倒台, 西园寺促成建立所谓举国一致的斋藤实内阁, 二战前政党内阁的历史遂告结束。从此, 日本政治进入了军部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的时代。

日本的军部也形成于明治时代。在明治时代的军队初创期, 受西南战争以及“竹桥事件” (1) 的影响, 日本政府着手防止军人干预政治, 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了“军人训诫”, 论述了军队纪律的必要性, 要求军人不得参与政治、应绝对服从长官等。 (2) 1882年1月4日, 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 进一步论述了天皇必须固持军事大权, 以及军人必须遵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等五项内容。 (3) 加之, 在明治时期统帅军队的首脑均是明治维新的藩阀元勋, 他们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影响力足以掌控军队, 所以没有出现军队不服从统帅的根本性问题。但是, 明治宪法体制存在的漏洞, 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伴随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 军队规模不断扩大, 军队在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影响与日俱增, 军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 而这个集团的首脑便是军部。

明治宪法规定陆海军统帅权及军队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 导致掌管军令事项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脱离内阁和议会而推进独立的政治路线。日俄战争后, 日本为了统治中国台湾与朝鲜, 维持和扩张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需要加强军事力量, 从而使这种倾向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终于从制度上确立了军部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态势, 即元帅府、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无须同内阁及政府各机关协商, 只要得到天皇的同意就能决定兵力和用兵事项。再加上明确规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使得军队上层能够左右内阁的军事决策及对外政策, 而且还规定军令为敕令事项, 不受内阁和议会的干涉。

军部势力在政党政治盛行的大正时代, 曾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和打击。但是, 进入昭和时期以后, 面对国内外出现的经济萧条、农业和中小企业凋敝、裁军等堆积如山的问题, 政党内阁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解决办法。于是, 军人集团便企图趁机建立以军部为中心的强力政权, 把国家置于军队的支配之下。他们以明治宪法的“统帅权独立”为依据, 攻击政党“干犯统帅权”, 批判政党政治是“政党的横暴”, 并多次发动针对政党、财界、元老重臣的暗杀或武装政变。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陆军大臣对处理事变、退出国际联盟及有关中国政策的发言日益强硬。1932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更是极大地增强了陆海军大臣干涉政治、排斥政党的发言权, 进一步扩大了军部的权势。直至后来, 发展到直接干涉首相和陆军大臣人选推荐, 军部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政党、元老和重臣无力抑制军部的崛起。这不仅因为军队所策划的一系列暗杀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 还由于在日本的政治力学结构中, 没有能够有效制止军部干政的机制。一旦军部执政权的牛耳成为一种潮流, 政党和元老、重臣就变得无能为力。1937年, 元老西园寺公望因身体原因开始从政界隐退, 政党也在军部咄咄逼人的进攻下步步退却, 最终导致了军部法西斯体制的确立。到1940年, 政党全部解散, 成立了大政翼赞会。从此, 日本走上了一条疯狂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之路。

四、民众舆论对近代日本政治的影响

在近代日本政治力学结构中居于第三层次的是民众。明治宪法体制中, 日本国民属于“臣民”, 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是, 作为被统治者, 其作用也是不能完全被忽视的。这是因为:第一, 不论是为了抵抗西方列强, 还是建设新的强大日本, 抑或是对外扩张, 都离不开下层民众的支持。第二, 从天皇与臣民的关系来看, 虽然天皇的正统性来源于神授, 但臣民也是天皇要护佑的存在。明治宪法发布敕语中就宣称“朕谨以国家之昌盛与臣民之幸福为中心之欣荣”, 如果大多数臣民对现状不满, 只能表明天皇政府的失政。第三, 模仿西方文明建设近代国家的日本, 也不能无视西方的权利观念。在明治宪法中专设一章规定“臣民的权利和义务”, 其中虽然做了诸多限制, 但还是规定了民众享有的若干权利。这些都为民众和舆论对近代日本政治发挥影响提供了可能。

另外, 民众和舆论对近代日本政治过程发生作用, 还与日本政治文化中顺应和追随“大势”的传统有关。丸山真男在《历史意识的古层》中指出, 日本人的历史意识中具有重视历史变化“趋势” (或“大势”) 的特征 (1) , 这种历史意识反映到政治上, 便成为日本政治文化中“追随大势” (或时势) 的传统。尊崇和顺应历史变化趋势的政治文化, 使日本人对政治的“气候”和“环境”十分敏感, 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形成某种势头, 另一方面在政治的潮流和大势面前, 往往采取无条件承认和追随既成事实的行为。 (1)

在日本, 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是政治家必备的重要素质,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信条也被不断实践着。原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家臣的诸大名, 在关原之战 (1600年) 后, 看到天下大势已归德川氏, 转而臣从之而成为德川幕府的外样大名。幕末维新时期, 诸多原德川幕府的大名, 在幕府军于鸟羽—伏见之战失败后, 看到幕府大势已去, 便纷纷举起“勤王”的大旗, 反对幕府;德川庆喜亦能鉴于形势, 交出江户城投降。这些例子, 都说明了日本人灵活适应、顺从历史趋势的基本态度。就是在对外关系上, 也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一个世纪前出现于世界舞台以来, 日本一贯采取了追随战略, 与有势力的大国结成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大英帝国、20世纪20—30年代与法西斯强国,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结为同盟。” (2)

前文所述的三种政治势力总是处于相互牵制、相互斗争的紧张关系中, 并利用一切条件为本集团谋取权力和利益。对他们来说, 除了居于政治顶点的天皇权威外, 另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则是居于底层的民众。一方面压制、一方面又利用民众舆论, 以使本集团在政治角逐中处于有利地位, 是近代日本三种政治势力惯用的手法。这样, 近代日本政治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 而民众舆论恰恰在形成“时势”时起着重要作用。

早在幕末维新时期, 维新领导人就明白除了利用天皇权威外, 还要掌握、利用“公议”和“舆论”。他们先是利用天皇名义和幕末舆论实行“尊王攘夷”, 后来乘着幕府威信失坠的时机又促成反对幕府的“公议”, 成功地实现了倒幕维新。明治新政府成立后, 维新领导人一方面对民众进行压制, 一方面也不得不对民众的能量有所顾忌, 表明了重视民众舆论的姿态。在维新派取得政权后发布的《王政复古大号令》、《五条誓文》和《政体书》中, 都提出诸如“民为王者之大宝”, “为扫除旧弊、广开言论之道”, 要“皆须尽力发表至当之公议”;宣明“广兴会议, 万机决于公论”, 要“建立议事之制, 为实行舆论公议也”等。 (1)

最早对近代日本政治过程产生较大影响的民众舆论, 来自于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 因“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等人为了打倒藩阀专制, 使国民舆论能够反映到政治中, 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 并将建议书在报纸上公布, 以谋求国民舆论的支持。以此为契机, 自由民权论迅速高涨起来。1877年, 立志社提出“立志社建议”, 列出八项批判专制政治的弊害, 要求设立民选议院, 这成为此后民权运动的目标, 获得了地主和工商业者的支持, 发展为广泛的国民运动。1880年, 民权派结成“国会期成同盟”, 打算向天皇请愿开设国会。面对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之势, 明治政府一方面制定“谗谤律”、“新闻条例”和“集会条例”等, 对自由民权运动进行压制, 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态度, 于1881年宣布十年后开设国会。应该说, 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 对明治宪法的制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众舆论对近代日本政治过程产生的最大影响, 集中体现为在大正年间出现政党政治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进入大正时代后,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以及国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长, 日本进入了近代第二个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 以美浓部达吉“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民本主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思想开始流行, 呼吁政党责任内阁和实现普选的声音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 日本出现了打倒藩阀专制、要求确立民主和普选的运动。1913年, 在藩阀桂太郎任首相期间, 爆发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护宪运动, 这次护宪运动以“打破阀族、拥护宪政”为口号, 在日本全国各地广泛展开, 最终推翻了桂太郎内阁, 成为大正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风潮中, 1918年政友会总裁原敬出面组阁, 政党内阁应运而生。

本来, 由于大正初年的陆军增设二个师团问题, 以及西门子事件 (2) 的影响, 军队的威信已经降低, 出兵西伯利亚的失败 (1922年撤兵) , 使否定军国主义的潮流开始出现。例如, 父亲斥责儿子时会说“现在送你去当军人”, 人力车夫不愿意给军人拉车, 民众不愿意将房屋借给演习士兵, 年轻军官很难找到结婚对象, 种种现象明显表明军人形象的下降。 (3) 在民众参政、反对军部干政的风潮下, 1924年日本又掀起第二次护宪运动, 该运动推翻了清浦奎吾内阁, 建立了护宪三派内阁, 使日本的政党政治走向全盛。

但是, 这种民主主义高涨的时代持续时间并不长。正如大正民主主义的旗手吉野作造所言:“大正五年如我的所谓民主主义论之所以成为世人的热议话题”, 其中一个原因是“适应了时势的要求”。 (1)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 “民主主义”似乎已经变得不流行了。到20世纪30年代, 日本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 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状态, 出现了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贫困等现象,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社会风潮也开始改变方向, 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影响日增。

1932年, 继“血盟团”事件之后, 5月15日发生了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这一天, 以军队青年将校为中心的一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宅邸、政友会本部等, 犬养毅首相中弹后翌日身亡。很明显, “五·一五事件”是集团恐怖活动, 旨在否定政党政治, 建立军部中心的政权, 对国家实行法西斯主义化的改造。

但陆军对“五·一五事件”的公审过程, 却充满了戏剧性。事件的主谋者在军事法庭上慷慨陈词, 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强调发动政变的动机是为了突破国难和解除农民的贫困。他们的辩护词被大肆报道, 蛊惑了不明真相的国民, 博取了民众的同情。为11名被告提出减刑的请愿书如雪片般寄来, 据说最后突破了10万人, 其中有全用血书写成的, 也有写完按上血印的。另外, 新潟县有九名青年各自从根部切断了自己的小指, 夹在请愿书里送了过来。陆军省将这些小指置于酒中加以保存, 当装有小指的瓶子拿到法庭时, 审判官、检察官、被告、辩护人, 甚至连旁听的人无不动容落泪。结果, 要求对参与“五·一五事件”的军人予以减刑的运动蓬勃发展, 形成了一个“同情的白热化与感激的漩涡”的国民运动。 (2)

“五·一五事件”后, 成立了所谓的举国一致的斋藤实内阁, 政党内阁时代至此告终。但是, 事件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在社会舆论澎湃的漩涡中, 人情压倒了国法, 参与事件的军人得到从轻发落。这种无视国法而重视舆论的审判, 对后来激进军人的行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五·一五事件”中进行指挥的原海军中尉古贺清志后来回忆说:“‘五·一五事件’除了导致犬养毅首相与一个警官的死亡之外, 究竟带来了什么呢?首先, 国家改造运动的真意, 通过公判明确展现在国民面前。对血盟团的评价也变了, 被叫作国贼的小沼正和菱沼五郎也被称为国士了。”“如果没有这个逆转, 我认为‘二·二六事件’不会发生。我们所抱有的信念确实为历史的潮流带来了转机。” (1)

此后主导“二·二六事件”的中心人物, 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当作国贼遭到镇压。但是, 尽管他们被视为叛军遭到镇压, 历史潮流却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军部法西斯主义。“二·二六事件”后, 陆军“统制派”趁机清理和排除了“皇道派”, 军部则完全掌控了国家政权。而不知道事件真相的民众, 也被军部无情地带入战争的深渊, 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上层统治阶级而言, 下层民众和舆论既是他们统治管理的对象, 又是欺骗利用的对象。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首先关心的还是自身的利益, 民众和舆论往往只是实现他们目的的手段之一 (例如, 即便在政党政治时期, 在通过《普通选举法》的同时, 制定了《治安维持法》) 。底层民众在既定的政治框架内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宰, 他们对现实感到不满时, 往往只能在既有的政治势力中做出选择。再加上民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统治阶级对民众舆论的煽动利用, 也会影响到民众舆论的走向。因此, 在近代日本政治的发展过程中, 民众舆论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

明治维新对近代日本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维新革命的实际经历者、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板垣退助, 在大正中期曾将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国家运动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维新革命, “第一的明治初年的维新革命是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运动;明治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是完成‘个人的自由、独立、自治’的运动, 是以‘解决权利问题’为目的的;大正年代的‘第三维新的问题在于解决生活问题’”。 (2) 而“五·一五事件”的参与者后藤映范, 在其记述的《五·一五事件陈情书》中则说, 在感受到国难的非常时刻, 决心以非常手段实行国家改造的自身原因有两个, “即从军队教育以及军队生活得到的信念, 和由明治维新史以及维新烈士研究所得到的信念” (1) 。

但是, 明治维新对近代日本的决定性影响, 应该还是来自于明治宪法体制这一国家政治体制。正如武寅所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在国家政体建设上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和表现出的强烈反差, 归根结底都与明治宪法体制的内部结构特点有关。” (2) 明治宪法自1889年颁布到1945年因战败废止, 前后历经56年一直没有修改, 从根本上规定着近代日本政治的发展过程和方向。明治宪法体制中存在的矛盾和内在缺陷, 为宪法体制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利用宪法规定的模糊和漏洞“解释修宪”提供了可能。

在近代日本政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 在日本政治文化的作用下, 形成了天皇、政治主导势力和民众这三层构成的政治力学结构。其中, 居于顶层的天皇基本上只是权威性的存在, 居于中层的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这三个政治集团是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势力, 居于底层的民众则既是统治阶级压制的对象, 同时又是他们利用的对象。这三种政治势力一方面利用天皇权威, 对明治宪法做出对己有利的解释;一方面利用民众舆论的“大势”, 形成对己有利的社会环境, 以此来争夺政治上的主导权, 结果形成了近代日本政治中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三种势力相继执掌政权的独特现象。由于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三种势力的起源不同, 其自身性格也不同, 随着军部法西斯掌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 将日本拖入疯狂对外侵略战争的深渊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明治维新之初, 维新领导人灵活适应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抓住历史机遇, 巧妙地利用天皇权威, 实现了推翻德川幕府的维新革命。而后又克服了诸多国内矛盾和危机, 制定了天皇制立宪主义的明治宪法, 建立了近代国家政治体制, 最终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变革。但是, 他们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 正是在他们制定的明治宪法体制下, 政党和军部靠着体制的力量成长起来, 而在军部建立法西斯政权后, 发动了以世界为敌的侵略战争, 将日本送上了不归路。而最后能够阻止日本继续走这条道路, 并终止作为其根源的明治宪法体制的, 只能是外部的力量。

总之, 明治维新作为近代日本的起点和源头, 从根本上规定和影响着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 整个近代日本历史都是处在明治维新的延长线上。如果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审视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的关系, 也许会对明治维新乃至近代日本的性格特质, 得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认识和结论。

1 三谷博:《黑船来航》, 张宪生、谢跃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第1页。

2 在日本,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举出:遠山茂樹「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51年;坂田吉雄「明治维新史」、未社、1960年;藤原彰「明治维新」、讲谈社、2003年;三谷博「明治维新を考える」、岩波书店、2012年;明治维新史■仝编「讲座明治维新」 (全11卷) 、有志佘、2010-2017年。在西方,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举出:诺曼·赫伯特:《日本维新史》, 姚曾廙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08年 (原著1940年出版) ;威廉·G.比斯利:《明治维新》, 张光、汤金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 (原著1972年出版) 。在中国,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举出:吴廷璆:《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 《南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64年7月号;周一良:《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 》1962年第4期;吕万和:《简论明治维新》, 载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年。3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1、2页。

4 参见武安隆、王家骅:《明治维新史研究述评》, 《世界历史》1979年第5、6期。

5 参见吴廷璆、武安隆:《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治维新》, 载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年;吕万和:《简论明治维新》, 载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年。

6 司馬遼太郎「明治という国家」、NHK出版、1989年。「この国のかたち」 (一) 、文藝春秋、1990年。「この国のかたち」 (四) 、文藝春秋、1994年。

7 参见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 崔世广、王俊英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第1、2页。

8 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第43页。

9 《五条誓文》, 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 第168页。在该书中, “五条誓文”为“五条誓约”。

10 本文引用的“宪法发布敕语”和“明治宪法”的有关条文, 均译自:「大日本帝宪法」、「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宪法构想」、岩波书店、1989年、429-434頁。

11 伊藤博文「宪法义解」、岩波书店、1940年、21頁。

12 伊藤博文「宪法义解」、94頁。

13 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 第82页。

14 伊藤博文「宪法义解」、27頁。

15 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 第89、90页。

16 司馬遼太郎「日本の君主」、「こののかたち」 (一) 、186-192頁。

17 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刘金才、徐滔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213页。

18 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 沈仁安、马斌等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294页。

19 三岛由纪夫对天皇在“二•二六事件”和结束战争问题上的发言非常不满, 认为天皇应该是神, 并为“二•二六事件”写了《英灵之声》, 在结尾处再三发问“天皇为什么要变成人呢”。参见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第219页。

20 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第213页。

21 参见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 区建英、刘岳兵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 第40页。

22 京極纯一「日本の政治」、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58-159頁。

23 参见崔世广:《日本人的社会秩序意识与政治行为方式》, 《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

24 在近代日本, 前后共有九人成为元老, 他们是伊藤博文、黑田清隆、松方正义、西乡从道、山县有朋、大山岩、井上馨、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除了西园寺公望出身公卿外, 其他八人均为西南强藩出身 (长州四人、萨摩四人) 。

25 参见安志达:《论日本近代元老政治》,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4年。

26 1878年 (明治十一年) 8月23日夜, 近卫炮兵大队的士兵数百人发生叛乱, 他们杀害了予以制止的大队长宇都宫茂敏少佐和值班士官深泽巳吉, 想由竹桥的兵营向赤坂的临时皇宫进发进行“强诉”, 立即遭到镇压。陆军裁判所对他们的处分相当重, 首谋者三添卯之助等53人于10月14日被处以死刑 (后追加两名) , 其他300多人也相继受到了处分。

27 「军人训誡」、由井正臣•藤原彰•吉田裕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4军隊兵士」、岩波书店、1989年、162-172頁。

28 「军人勅谕」、由井正臣•藤原彰•吉田裕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4军隊兵士」、172-177頁。

29 丸山男「历史意识の「古层」、「丸山男集」第10、岩波书店、1996年。

30 参见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年, 第440-442页。

31 サミュエル•ハンチントン「文明の衝突と21世纪の日本」、铃木主税、集英社、2000年、52頁。

32 《王政复古大号令》、《五条誓文》、《政体书》, 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 第167-169页。

33 德国西门子公司向日本海军当局行贿的事件。1914年1月该事件被曝光, 引起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民众的抗议浪潮, 导致山本权兵卫内阁倒台。

34 桥川文三•鹿野政直•平冈敏夫编「近代日本思想史の基礎知识」、267頁。

35 吉野作造「民本主义鼓吹时代の回顾」、「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7吉野作造集」、筑摩书房、1976年、430-431頁。

36 角冈知良「非常时の非常时犯」、「文藝春秋」1933年10月。

37 古贺不二人「初めて语る五•一五の相」、「文藝春秋」1967年6月号。

38 长谷川如是閑「吉野作造博士と彼れの时代」、「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7吉野作造集」、454頁。

39 後藤映範「五•一五事件陳情书」、「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超家主义」、摩书房、1964年、147頁。

40 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 第72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