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岛渚，不止《感官世界》

秦怡

音乐/文学/电影

大多数人认识日本电影导演大岛渚，都是因为他的那部“世界十大禁片”之一——大名鼎鼎的 《感官世界》 。

该片由“ 阿部定事件 ”改编而来，讲述了艺妓阿部定与已婚店主石田的不伦故事。阿部定在强烈占有欲驱使下，“无法令他不再与其他女人相好”，最终用绳索将石田勒死，并割下其生殖器，用血在其胸前写上“定吉二人永不分离”的字句。

从“阿部定”开始讲起

1936年，阿部定带着情夫石田被割下的生殖器招摇过市，身上甚至还穿着石田满是鲜血的内衣，当阿部定被逮捕时，还面对媒体镜头展露出微笑。最终，被判定为“ 残忍性淫乱症 ”的阿部定获刑6年，凶杀系因痴情所致。

女性施虐、恋物性癖、不知廉耻的微笑......阿部定事件的种种将她置于公众关注的顶端，媒体轮番炒作，让这个病态的案件甚至蒙上了一丝浪漫的氛围。在开庭宣判那天，同情阿部者在庭外聚集支持，旁听者人满为患，甚至有人为了旁听宣判，提前一天就来排队。

在女性主义者眼里，阿部定由被动走向主动，是女性追求性解放，反抗男性霸权的重要一步；在艺术工作者眼里，“阿部定事件”表现出的死亡与爱欲延续了人性、伦理话题的讨论；而大众的猎奇心理不断促使媒体跟踪报道。

阿部定事件俨然成为一个社会课题。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多年以后还记得儿时听闻此事时的情景： “这一年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柏林奥运会，但阿部定更令人难忘，无法理解成年人为何把阿部定事情讲得没完没了。”

实际上，人们对阿部定的热烈兴趣一定程度上是“ 二二六政变 ”后压抑情感的释放。在阿部定事件发生前三个月，军中皇道派欲推翻统制派实行法西斯，而最终被天皇和统制派反扑，抓捕了造反者。

然而，统制派实质上实行了法西斯主义 ，在日本国内打着“大东亚共荣”、“善邻友好”的旗帜，在国外却实行着惨无人道的侵略暴行。

新闻自由成为空谈，日本人民能看见的政治新闻，往往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和自我审查。日本当局出台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进一步压制思想传播的空间。

三岛由纪夫在《我的思春潮》中就说：“ 二二六事件后，军国主义风潮日渐炽烈，社会氛围紧张，所有享乐被视为恶习，性被视为阴暗的堕落，有碍社会发展，会遭到打压。世间人战战兢兢地静静等待悄然临近的军靴声响。 ”

此时的“阿部定事件”正如一颗春雷，既不涉政治，又堪称百年难遇的奇案。阿部定一方面转移了人们关注政治的视线，一方面又被人们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含义。

大岛渚的《感官世界》便借阿部定表达战争后道德体系崩溃。

于是，那些以猎奇心理观看这部影片，妄图从电影毫不遮掩的性爱场景中获得生理快慰的人们，都不免失望：缠绵悱恻的场景拍得惊心动魄、压抑扭曲，以红为主色调的布景象征着阿部定的侵略性和石田的死亡，情欲看起来并不浪漫生动，而危险与占有却真实又令人窒息。

日本新浪潮的艰涩之路

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新浪潮运动在法国影坛引起轰动，日本虽然晚于欧洲，但仍有大量艺术工作者接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当安德烈·巴赞把文学中的 “作者理论” 引入电影创作后，导演在电影中的个性抒发、个人化特征随着新浪潮运动的开展愈加明显。

二战战败后，多重矛盾激化，而美国在日本投下来的两枚原子弹，更是给日本国民心理上投下苦闷与彷徨的阴影。

在历史剧变中，渺小的个体如何把握命运？到底是人的扭曲带来了战争，还是战争造成了人的扭曲呢？ 思考人存在的荒谬性以及反思人性成为当时思想届的主流。随着萨特和波伏娃访问日本，日本思想届又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

1955年，石原慎太郎创作的小说 《太阳的季节》 出版。在这部写尽色情与暴力的小说中，作者以极其敏锐的视角充分捕捉到了战后日本青少年的迷茫和困顿。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在日本文坛大受欢迎，并于 1956 年由导演古川卓巳改拍为同名电影《太阳的季节》，收获了2亿票房，高昂的收益甚至救活了危在旦夕的“ 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 ”。

于是，从此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都纷纷效仿《太阳的季节》，以情色、暴力、犯罪以及人性的堕落为主题，形成了独特的 “太阳族文学”与“太阳族电影”。

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岩崎昶在其《日本电影史》中所提到的：“政治上受到挫折的实际感及其反面的经济上的安定感，使人民群众产生两种不同的心理。一种是由于社会现实的绝望而变的对一切漠不关心，只图个人生活舒适的所谓‘天下太平’的心理，另一种则是所谓‘太阳族心理’，即从对一切进行反抗转到全面加以否定，急躁地乱闯一阵。 ”

“太阳族心理”使得电影中反传统的元素如色情、暴力、犯罪等成为正当的叙述，并且形成了一股敢于反抗的风潮，成为日本新浪潮的前奏。

大岛渚，就是在这样的艺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大岛渚电影的的反抗与颠覆

青年时代的大岛渚，是一个高度热衷于学生政治运动的激进派人物。

作为京都大学法学部的学生，他不仅关心时政且擅长辩论，还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很快成为学生会的领导者。他阅读大量社会党、共产党的政治书籍，并积极参与反对政府，抵制《日美安全条约》的学生运动，甚至成为敦促裕仁天皇去除“神化”的学生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他在文集《我被封杀的抒情》中坦言： “我总觉得‘革命’这两个字一直在我的生命深处规范着我。”

国家就是他心中的“黑太阳”：在烈日照耀下，人们不得不在残酷里苟活。 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只要是国家统治着政治，那么最底层民众的生活是不会变化的。

而他电影中对暴力和极端的书写，则来自于他的童年经历：父亲早亡，童年时常常见证死亡的场景，于是，他常常不带任何感情地面对这个世界。

披上“赤色分子”外衣的大岛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主流社会所不容，进入制片公司从事电影行业，不过是因为谋求一份糊口的正当差事罢了。然而，他越发感到热爱电影艺术，并坐上了导演的职位。

20世纪60年代，日本左翼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反对美日政治联盟，强调日本民族的独立性，成为日本国内最主要的政治情绪。

1960年，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大岛渚连续推出了 《青春残酷物语》、《太阳的墓场》、《日本夜与雾》 三部电影。

《青春残酷物语》中，男主人公阿清在深夜里援救了蒙受强暴的女学生真琴，被真琴当做救命恩人而感激与敬慕。但是，在次日的海湾郊游中，阿清却强奸了真琴，拯救者一夜变成了施暴者。而这种施暴的根源，则来自于游行抗议失败给阿清带来的空虚与绝望。

作为对法国阿伦·雷奈《夜与雾》的回应，大岛渚的《日本夜与雾》以一场盛大婚礼为场景, 用几近兵戎相见的辩论勾勒出两代青年对两场民主运动的反思, 影片中疾呼： “无论你们如何顽固, 也不能阻挡历史的潮流。我们的时代一旦来临, 一定会将你们这些东西打得溃不成军!”

影片只上映了四天，就发生了右翼少年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的政治事件。这部具有强烈煽动性的《日本夜与雾》被迫停映，几个月以后，大岛渚与一批松竹同事集体退出公司，自组 创造社 。

此后，大岛渚执导了多部影片，反响都不佳。直到1966年上映的 《白昼的恶魔》 获得《电影旬报》年度十大佳片第九位，创造社也在日本电影界打响了名气，此后如《忍者武艺帐》（1967）、《日本春歌考》（1967）、《绞死刑》（1968）、《新宿小偷日记》（1969）、《少年》（1969）、《仪式》（1971）等著名影片接踵而来。直到 1973 年大岛渚解散创造社，期间大岛渚共执导了 23 部影片。

《少年》由社会新闻改编，讲述了父母故意让孩子制造车祸，来敲诈金钱的故事。 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对少年的书写往往暗含导演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与其他影片相比，这一部显得克制，但大量的政治隐喻，如太阳旗、战争忠魂碑等，仍将影片主题指向二战后日本社会的阴霾氛围，对家庭关系的探讨则呼应了特吕弗的《四百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