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对欧洲重农学派的影响

魁奈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共八章，从1767年春季起，以连载形式分4期发表在重农学派的喉舌刊物《公民日志》上，这也是魁奈涉论政治经济问题的闭世之作。这部著作发表以后，在迄今240余年间，不像魁奈的其他一些著作那样，曾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最初法国经济学家欧仁·德尔于1846年编辑出版《重农学派》一书，其中搜集了魁奈的许多经济著作，却把《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摒弃在外。直到1887年，瑞士经济学家翁肯才将该作全文收入他所编辑的《魁奈的经济和哲学著作》，这也被认为是“魁奈著作的最权威和最完整的文集”。

▲ 魁奈肖像

翁肯在编辑魁奈著作选集的注释中，曾指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不是排在魁奈的最好著作之列。这种说法如果从魁奈的主要理论观点方面来考虑，有它的合理之处。也就是说，魁奈在这部著作中所阐发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主要观点，在他以前的论著中基本上都谈到了，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不过，即便如此，仍有人表示了与这种说法相反的意见。如法国学者皮诺在1907年发表的“18世纪的重农学派与中国”一文中， 就对魁奈这部著作尤其是它的第八章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重农学派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而这些理论以前只是散见于魁奈的各种著作中。

更重要的是， 如果从考察魁奈如何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则没有什么其他著作可以取代《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的地位。 因此，这部著作不只是像翁肯所说的那样，对于研究重农学派体系的历史沿革，亦即表明魁奈的政治观点的最后形成，要晚于他的经济观点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而且尤其对于研究魁奈学说从欧洲传统以外的中国文化中吸收了哪些思想要素，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当时重农学派成员对发表这部著作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热情中，得到印证。如杜邦在此作发表之前，专门刊登告示，通知“在《公民日志》三月号上将刊载由《经济表》的作者以A先生署名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以期引起读者的注意。又如《公民日志》的编辑博多在评论时人对中国的宣传不够时说：“很高兴，我们手中已经有了弥补这一缺陷的作品，这是出自宗师的值得珍视的贡献，它的题名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我们将把它献给我们的读者”。他在发表魁奈这部著作的同时，还特地说明， 在这部“有价值的作品”中，每一章都“同样令人感兴趣”，因为作者是“以最大的用心来从事著述”的；并且简述各章内容，尤其强调第八章是最重要的一章，是对前面各章的一个概括，它“将国家的良好统治的自然基础，与中国所教导和所实行的作为科学的统治原理，作了一个比较”。 此后，当有人批评魁奈的著作主张效法中国时，博多又解释说，魁奈的本意并不是认为中国十全十美，仅仅认为 它与任何其他政府相比，更接近于理想模式。

▲ 魁奈《经济表》

魁奈早在1749年以御医身份住进凡尔赛宫时，便已置身于当时法国流行的以追求中国事物为尚的旋流中心。在这种风尚的熏陶下，他曾于1756年通过庞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举行籍田礼仪，十余年后，他又用中国皇帝亲耕这种形象来劝导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六，促成皇太子在1768年举行的一次宫廷典礼上，亲手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炫示。从著述方面来看，魁奈早在1757年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人口论”一文中，就提到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人是管理得很好的，没有战争，也不侵犯别的国家”，土地“耕种得很好”等，并依据唯一的中国实例来论证他的人口理论。此外，1763年出版的《农业哲学》一书，系经魁奈指导而由米拉波写成，在其第一章封面上，特地设计了一幅表现中国皇帝在耕地行列中的装饰图案，以此寄托他们对中国重视农业的向往。

▲ 《雍正帝祭先农坛图卷》(上)

当时西方人士关于中国资料的来源，均系主要得自来华传教士的报告，同时辅之以参考来华商人、官员或旅行者的描述。魁奈本人也说过，对于中华帝国的认识，“除了传教士的报告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资依据的东西”。因此，问题不在于魁奈所引用的大量中国资料具体来自哪些人的著作， 重要的是魁奈所引用的这些教会的中国资料曾给予他的理论学说以怎样的影响。

关于这种影响的深入程度，尚需进一步研究来加以判定。但从魁奈这部中国论著的前言和第八章，也就是魁奈自己对于中国资料的研究成果来看，他在许多地方都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理论观点是参考了中国的范例。例如，他把用来阐述自己观点的整个第八章的内容，说成“只是对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的中国的理论，作了一个系统的汇编”；他在前言中申明，“我从有关中国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的法制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对于政府首先应设立学校来传授有关自然法则的知识，他认为“除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没有重视这种作为统治工作基础的设施的必要性”；“一个繁荣和持久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地普遍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框架的自然法则，当作自己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标”；对土地收益课税，被他看作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由中国政府如此杰出地遵循着的学说的基本原则”，却为欧洲人所难以接受；他赞成不向日用物品或商品征税，也说是“根据中国人的意见”；他还反复强调中华帝国“由于遵守自然法则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它是“一个稳定、持久和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它的统治所以能够长久维持，“应当归因于其内在的稳固秩序”；如此等等。 魁奈的这些自我表白，足以证明他对中国资料的研究，已超出单纯的借用意义，而与他自己的理论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节选自《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序，有修改】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法] 魁奈 著

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出版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