僰人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据史料记载，僰人首领因跟随周武王伐纣有功，被封为“僰侯”，并以宜宾(今名)为中心，在今川南和滇东北地区建立了势力强大的“僰侯国”。秦汉以后，中原势力渐及西南，僰人势力日衰，但仍在以宜宾(今名)为中心的川南地区和以昭通(今名)为中心的滇东北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居。在珙县、兴文、筠连等地(今名)的僰人，历经唐宋直至元明都有历史记载。明朝万历元年(1573)，由于封建王朝的围剿，僰人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人间蒸发”。

一、僰人起源的传说

歌中唱道：“一个传说就是浪花一朵，一个神话就是丰碑一座。”在长长的历史河流中，“僰人”的话题有着各种动人的传说流传至今。

关于僰人的起源，就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昆仑山上一年四季晓雾缭绕，祥云朵朵，溪流潺潺，花香鸟语。树一年四季都是绿的，草一年四季都是青的。西王母就在一片百花丛中的瑶池洞里修炼。那瑶池洞口的一株檀香树上常年累月都立着一只雌性的小山鹰，客人来了它会向主人报信，客人离开时它又会代替主人送客，非常乖巧，西王母亲昵地称它“阿鹰”。这阿鹰常年听西王母讲经说道，也渐渐悟得一些道行，修炼成了人身，西王母就索性收她为侍女。从此各路神仙常常看到昆仑山上的万花丛中，有一个亭亭玉立的黑衣少女，头上扎着花绳，苗条健美，鸭蛋脸儿，头上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齿白唇红，两翼翅膀化作身上的马褂衣和下身的统裙，极其美貌。后来她的儿孙们(僰人)几乎都沿用这个穿戴。

一天，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道人携彩霞童子到昆仑山玉虚宫拜见师父元始天尊，彩霞童子没有名姓，广成子叫他阿彩。师仆二人途径西王母的瑶池洞前，彩霞童子被阿鹰的美貌所倾倒，阿鹰也十分喜欢彩霞童子。二人一见钟情，花前柳下，互吐衷肠。俗话说姻缘天注定，连神仙也难免。几天不见阿鹰，西王母掐指一算，阿鹰与彩霞童子还真有一段姻缘呢!于是西王母移驾玉虚宫，拜见玉虚掌门元始天尊，向天尊谈起她的侍女与天尊徒弟广成子身边的侍童彩霞童子有一段人间姻缘。不料天尊听后哈哈大笑：“此事早在我的掌控之中。”遂取出九品乾坤卦，卜了一卦，算出二人要经受太多的磨难。天尊叹了口气。派金童叫来广成子，吩咐广成子成全二人的姻缘。广成子一算，金沙江一带正有一块荒蛮之地，虎狼出没，荆棘丛生，何不叫二人去开垦这个地方呢?一来惩罚二人不遵守清规戒律，思凡下界；二来也考验二人的爱情是否忠贞不渝。想到这里就把彩霞童儿和阿鹰叫来，语重心长地对二人说：“阿彩啊!你们二人均已动了凡心，道是修不成了，这也难怪，上天注定你们有一段人间姻缘。也罢，我如今借土遁送你们去一个地方，开荒种地，生儿育女，待你们的儿子儿孙辅助人间明主成功后(即周武王伐纣)再回山修炼，也能修成正果。”这阿彩带着心仪之人且喜且悲，喜的是终于得到漂亮温柔的阿鹰伴其终终身，悲的是师父广成子说那里是一个荒蛮之地，无有人烟，野兽横行，古树参天，以后二人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想着想着，只听耳边风呼呼作响，眨眼功夫，广成子已经用法术把二人送到金沙江畔的一片酸枣树林边了。二人靠酸枣作食物，砍来树枝和野草在酸枣树下搭建了一个小窝棚，就是新家了。山神土地为他们送来了开荒的农具，南极仙翁的仙鹤为他们叼来御寒的衣服，从此夫妻恩爱，用火烧山，用石锄开荒种地，生了很多的儿女。由于男的唤女的叫“阿鹰”，女的唤男的叫“阿彩”，他们的子孙就世代姓“阿”了。他们最先在酸枣树下居住，后来僰人的“僰”字的含义就是酸枣树下居住的人。

《诗经·唐风·鸨羽》写道：“肃肃鸨翼，集于苞棘”，大意是：肃肃(象声词)煽动羽翼的大雁，汇集在酸枣树丛中。有人认为，“棘”就是酸枣树，“僰”就是酸枣树下居住的人。

《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子都拔棘以逐之。”大意是：拿起兵器把他赶跑了。在这里“棘”通“戟”，是一种兵器。有人认为“僰”字上边的“棘”字和“戟”是通假字，“僰”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人时刻都扛着兵戟(棘)，表示僰人是一个尚武的群体。

明朝万历年《云南通志》记述：“僰夷，在黑水之外，即今所谓百夷(今傣族)也。僰，百声相近，盖音讹也。性耐暑热，所居多在卑湿生棘之地，故造字从棘从人”。“僰”字是荆棘的“棘”字下边一个人字，说僰人是一个生活在荆棘丛中的民族。也有人说在古代“荆”和“棘”是两种植物，荆是指荆条，无刺，棘是指酸枣，有刺，荆和棘连起来用时才有“带刺的灌木丛”(荆棘)的意思，单独使用时不是“荆棘”之意。

《康熙字典》在解释“僰”字时，“僰：偪也，使之偪，寄于荒远也。”而“偪”字在古代有“狭窄、狭小”之意，偪人就是指偏僻落后地方的人。

说“僰”是酸枣树下的人，或是扛着兵器的人，或是偏僻狭窄地方的人，好像都有其道理。在珙县洛表麻塘坝和兴文县玉秀乡的峭壁上，僰人扛着兵器形态的岩画非常的多。

二、先秦时期的僰人

秦朝以前的历史时代，起自远古人类产生时，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为止，史学上称为先秦时期。

僰人的发祥地按不同的族属源流观点有不同说法。《礼记》述：“屏之远方，西方曰棘。”许慎(约公元58—147年)《说文解字》述：“僰，犍为蛮夷。从人，棘声。蒲北切。”郑玄(127—200)注释《礼记》：“棘当为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于夷戎，不屏于南北，为其大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集解》注引徐广(351—425)曰：“僰，羌之别种也。”因此，有观点认为，僰人最早活跃在黄河上游的河湟流域，被称为‘湟中羌僰’。由于受到秦势力的排挤，先是迁到青衣江流域；蜀王子保帝攻打青衣，僰人族群又迁到犍为郡金沙江流域。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僰人主要分布在今宜宾一带，从事农耕和狩猎活动。

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认为：徐广“僰，羌之别种也”之说又查无他证，不足为据。《国语·吴语》(《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上起公元前990年、下至公元前453年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记述：“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以间陈、蔡，不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三岁于沮、汾，以服吴、越。其民不忍饥劳之殃，三军叛于乾溪(今安徽亳州东南)。王亲独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乃匍匐将入棘闱，棘闱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缢……”。《左传·昭公十三年》(昭公十三年即公元前529年)记述：“王沿夏，将欲入鄢。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诛，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从王。’乃求王，遇诸棘闱以归。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棘”即“僰”，棘(僰)国故地在今河南省永城南、安徽河南二省结合部，东北为吴越之地。因此，有观点认为，僰人最早生活在吴、越区域。

明朝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叙州府》记载，在殷商时候僰人就定居在四川的东南部及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的广大地区，因随周武王伐纣(公元前1122年)有功，将领被封为僰侯，建立了以宜宾(今名)为中心的“僰侯国”，僰侯国府设在宜宾城(今名)，管辖着川东南、川南、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北部这片地方。也有观点说，《尚书·牧誓》中的“八国联军”指的是“庸、蜀、羌、髦、微、卢、彭、濮”，按清朝学者张邦伸的考证：“《尚书》中的‘八国’称为‘人’，不以诸侯待之”，周武王并未对“八国联军”封“国”，也不可能单独封僰人。刘复生《僰国与泸夷》(巴蜀书社，2000年版)记述：“《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在西南夷数以百计的君长中，独夜郎、滇王受王印，而滇乃小邑，最受宠。至于封其小者如‘僰国’酋长为侯之事，于史无徴，可存而勿论也。……秦时尚未有通夜郎和滇国之事，故‘诸此国’应与‘君长以百计数’同义。其所谓‘国’亦即古‘方国’之义，是势力大小不等、彼此间多无统辖关系的民族集团，或者释为部落或部落联盟，或者释为‘酋邦’，古之‘方国’大多作此解。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僰国’，则比较近于事实。在中国早期史籍中，所谓‘族’、‘国’都不能赋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义，这是没有异议的。且国名、族名往往不分，如巴、蜀等皆是，这一点，早已成定论。……具有政治含义的‘僰侯国’或‘僰国’之说为后起，不可引以为据。”

考古学家郑德坤(1907—2001)在《僰人考》(《边疆公论》第四卷，1945年版)第四部分“僰国史”中写道：“僰人居四川叙蜀一带，始于何时，今亦无考。盖远古之世，汉化未入，僰人无文字，无史乘，其情形如何，实无从得悉。周武王伐纣，四川民族之从征者，有庸、蜀、羌、髦、微、卢、彭、濮八国，而僰人不与焉，是殷末周初，僰人未通中国。时西民族以巴蜀为最强，巴蜀之民，或与僰人通商，取僰人卖为僮婢，以致殷富。……当是时也，僰人臣属于蜀，或无可疑也。此僰人未与汉通以前之形，即僰人独立自由之时期也。”他在《僰人考》还说：“僰虽小，络为独立民族，南邻且兰、夜郎，西接邛都、笮都诸羌，北连蜀，东接巴。……实得有今南溪、宜宾、屏山、庆符、高县、筠连、珙县、长宁及兴文等县地。”

《华阳国志译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写道：“僰侯国属边陲地方小国，与古蜀国关系密切。……《华阳国志》对于蜀与僰的记载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络狼络垂耀，汇汉遵流。’《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帝以为昌，神以建福。’《夏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丹、黄、空青、桑、麻、漆、苎之饶，滇、獠、賨、僰，僮仆六百之富。’”说明蜀国在早期是把滇人、獠人、賨人、僰人作为奴隶来买卖的，那时僰在蜀人中地位并不高。

战国时期（局部）“僰”区位图

据文献记载, 古蜀国首位称王的人是蚕丛(公元前800—公元前730年)，他死后葬石棺石椁，这一习俗自此在蜀地传开。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5个王朝，开明王朝自丛帝鳖灵开始传十二代至末王，为秦国所灭。《华阳国志》记载：“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说明这时僰人的势力依然比较弱，所以蜀人才可能“雄张獠僰”。

西周末期，周王室不断走向衰弱，周天子不能号令天下诸侯。正是在这段时期里，僰人的势力开始逐渐壮大。

三、秦朝时期的僰人

僰人直接通中国应当开始于秦，因为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灭掉了蜀国。郑德坤说：“考秦之得蜀，实赖司马错、张若、李冰3人之力。错主军事，若专政治，冰任经济开发，富强大国如蜀者，尚不免于灭亡，况僰人小国乎?”《蜀鉴》记载：“秦惠文王十一年，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以秦民万家实之。秦惠文王十四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秦武王元年，封子恽为蜀侯。秦昭襄王六年，蜀侯恽反，司马错定蜀，封子绾为蜀王。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王诛蜀侯绾，但置蜀守，张若取笮及江南地。自秦人入蜀之后，叛变无常，已如上述。时蜀侯所治，是否南及僰，未详。及昭襄二十二年，张若始南征，取笮及江南地，此为秦人势力正式侵入僰国之始。”《庆符县志·武功记》记载：“秦时僰道王据守横江，李冰破之，追北于汉阳山。按周洪谟撰修内署碑云长邑先属汉阳郡，今庆符汉阳即其地也。”郑德坤说：“李冰破僰王，年代不可得，应在张若取江南之后。然秦人势力之侵入，在其灭蜀之后，及始皇统一天下之前，当可断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古中国的统一大业，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华夏民族的统一的中央的国家。秦朝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原僰国地域主要归蜀郡管辖，置为僰道县。因宜宾(今名)是僰人聚居的地方，三江口(今宜宾城区位置)地理位置重要，秦惠文王便在三江口设僰道。清《珙县志》记述：“僰道县南安东四百里，距郡百里。”

“僰道”是秦朝为适应蜀地的多民族特点创立的民族管理区，与县的级别相当，“县有蛮夷曰道”。清《珙县志》记述：“僰道者，通僰之道也。”“僰道”既指僰人聚居管辖的地域，也指“通僰之道”。

《华阳国志·蜀志》(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记述：“秦徙万家于蜀。”“僰道县在南安东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同越巂。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秦迁移很多汉民(华夏族)到蜀，僰人还常被掠卖为奴隶，于是，有的僰人又被迫逐渐往南迁徙。

四、汉朝时期的僰人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登基称帝，建立汉朝。汉朝初期，僰人处于发展阶段，在西南已有一席之地，但“僰僮”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僰人沦为奴隶。

刘邦很重视僰道的开发，僰人的竹工艺品甚至流传到了西藏和南亚的印度等地。

汉武帝时，派唐蒙开拓南方。唐蒙发现僰道令疏于职守，所筑通往云南、贵州(今名)的道路“费工无成，百姓愁怨”，一怒之下，将僰道令斩首。唐蒙带领兵士重修僰道，筑通从今宜宾经高县、筠连、镇雄、毕节、威宁一带至牂牁江的“南夷道”，再由牂牁江水路到广西，成为当时通向南方的主要道路之一。并从中原迁徙大批汉民到此屯垦，僰侯国由此成为巴蜀边陲的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僰道建成开通后，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僰侯国首府及其周围地方，划为僰道县，归犍为郡管辖，衙门设在宜宾县安边镇(今名)。后来僰道县衙门又迁搬到僰侯府，僰侯便将侯府让给朝廷的僰道县衙门，自己搬去了南溪(今名)。

林超民《僰侯国探微》述道：“僰人为西汉时西南夷中的一个族类，聚居于以僰道(今宜宾)为中心的广阔地区。两汉在此设置犍为郡，所谓僰人又称‘犍为蛮夷’。……以僰道县为中心组织起来一个较大的酋邦，称为‘僰人国’。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封其中较大的酋长为王，如滇王、夜郎王等。对稍小一些的酋邦首领则封为侯，僰国的酋长被册封为侯，从此，‘僰人国’便称为‘僰侯国’”。僰侯国的区域不可确指，但其中心在僰道县则确定无疑。据汉晋时以族类分布区域建置边郡的特点，僰侯国的范围应与犍为郡大体一致，即东到江阳(今泸州)与巴郡相接，西至南安(今乐山)与越巂为邻，北达武阳(今彭山)与蜀相望，南抵堂狼(今东川、巧家)与滇接壤，包括了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的广大地区。

据《林超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的论述，僰人的首领没有被汉王朝册封为“王”，但也得到了“侯”的爵位。历史上确有“僰国”，其首领被封为“僰侯”以统率犍为(今宜宾一带)、朱提(今昭通一带)僰人。

王莽时期，曾把胜休县(今建水一带)改为了胜僰县。《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南御滇僰、僰僮”。这些表明汉代云南的许多地区都已经有了僰人的分布。

自东汉末年，由于汉民大量涌入，加之战乱频起，许多僰人被迫离开犍为、朱提这动荡多事之地，向南迁徙到相对安定的洱海地区，建立起被称为“白国”或“白子国”的酋邦。剩下的僰人，其居住范围缩小到今屏山县、宜宾县、叙南、泸州一带和云南、贵州的一些地方。王文光、龙晓燕、陈斌著《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认为：“僰人基本上是沿着秦时开的五尺道的路线迁徙的，到汉(末)，宜宾地区已经没有僰人了。”

在僰人南迁的同时，汉族也接踵而至，沿着相同的道路进入到西南夷地区。汉族在道路沿线和僰人相杂居，并共同生产生活。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收藏和出土过东汉中晚期生产的“朱提堂狼洗”，近年来在四川、陕西等地的东汉墓中也发现“朱提堂狼洗”铭文的铜洗。这种驰名的“朱提堂狼洗”可能就是汉族与僰人共同劳动的产物。据《汉书》记载，当时犍为郡有人口数109419户，489486人。大量汉民的进入，不仅带来了铁制农具、牛耕、水利灌溉(水车)等先进的生产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汉代“独尊儒术”)的汉文化。正是由于汉人和僰人共同生产生活，僰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和汉人发生了融合。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僰人

三国时期，蜀汉南部，即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当时称“南中”地区，散居着许多少数民族，总称“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中，就有僰人。《水经注》卷三三《江水一》记述：“僰道县，本僰人居之，《秦纪》谓僰僮之富者也。”《水经注》引《地理风俗记》述道：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这里的“仁”是文明程度较高之意。

蜀汉建兴元年(223)，刘备死后，南中一些少数民族乘机作乱。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兵分三路向南中展开攻势：派马忠率东路军由僰道(今宜宾)进攻牂牁；派李恢率中路军自平夷(今毕节)直趋益州郡；他亲率西路军主力由安上(今屏山)向越巂，击杀高定，接着渡泸水(金沙江)进入益州郡。尤其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使孟获归服。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班师。到达四川南溪(今名)时，僰人首领因附和孟获参与了叛乱，害怕诸葛亮怪罪，于是让人把自己给绑了，打开城门，牵牛担酒，在南门外迎接诸葛亮。诸葛亮不但没有问他的罪，而且给僰人首领松绑让座，好言安慰，仍叫他管理僰地事务，只叫他把征来的兵遣散回家，安居乐业，不得再骚扰滋事。

南中既定，诸葛亮改南中四郡(越巂、牂牁、永昌、益州)为六郡(越巂、建宁、永昌、云南、牂牁、兴古)，选派熟悉南中情况的得力官员任郡守，大批地位较低的地方官则从夷帅(含僰人首领)中选任。

从三国时期开始，僚人不断北上巴蜀；到两晋南北朝时，僚人大量由南而北向蜀地移徙。据《魏书·僚传》记载，这些僚人“攻破郡县”、“大为百姓之患”。东晋时期(始于317年)，居住在云贵高原的僚人，乘蜀地成汉政权腐败衰落之机，大举入蜀，攻破一些郡县。僰道的丘陵山地，尽为僚人所居。到了西晋末年，由于蜀中动乱，僰人的一部分迁往云南(今名)一带，川南僰人势力范围更加缩小。

六、唐朝时期的僰人

唐时《郡国志》记载马湖江南岸有僰人、僰僮。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冼宗礼状》记载：“泸州所管五县……郡连戎僰，地接巴黔，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南诏德化碑》也说南诏的城邑东北与“戎僰”相连。

唐时川南是僚人活动最频繁和较久的地区，僚人加重了对僰人居住地的侵占。《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记载：“戎、泸间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省党数千人，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资治通鉴》卷一四六记载：“初，汉归义侯势之末，群獠始出，北自汉中，南至邛、笮，布满山谷。势既亡。蜀民多东徙，山谷空地皆为獠所据。”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泸州都督府所管纳、薛、晏(今兴文县)……等十羁縻州，皆招抚夷，僚置。”夷即僰，僚即葛僚。大意是在原来僰人居住的地方，移居了不少葛僚。

据《旧唐书》记载，纳州(今珙县上罗镇)，仪凤二年(677)开山洞置，天宝六年(747)改为都宁郡，乾元元年(758)复为纳州，领县八；巩州(今珙县罗渡乡)，仪凤二年，开山洞置，天宝元年(742)改为忠郡，乾元元年复为巩州，领县四。纳州八县是罗围、播罗、施阳、都宁、罗当、罗蓝、都阙、胡茂，巩州四县是多楼、波员、比求、播郎。珙县在当时已是多民族居住地区，有僰、僚、倮倮(彝族)、汉、苗等。在纳州、巩州12个县名中，有“罗”谐音者6个，“都”、“僰”谐音者5个。古代地名、国名、族名常混称。珙县有一条河称“洛浦河”。“罗”、“洛”与“倮”谐音，指彝族；“浦”、“濮”、“僰”、“都”是指的僰人。可见，珙县当时主要是彝、僰两族共同居住，洛浦河是流经彝、僰共同居住地的河流。

七、宋朝时期的僰人

《太平御览·郡国志》记载：“西南夷有荔枝园。僰僮诸夷中最贤者，古所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树收150斛。”表明宋时西南夷中的僰人最有道德和才能，性情温顺，大多以种植荔枝为业，荔枝种得多，产量也很高。此时开始，朝廷和地方官吏的文书将包括僰人在内的川南少数民族称为“蛮夷”。

《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记载：“淳熙十年(1183)十二月一日，臣獠言：‘叙州(即唐之戎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僰夷、葛獠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其熟户居省地官庄者，多为义军子弟’。”也即北宋淳熙年间，叙州(今宜宾)城之内外，僰夷、葛獠的人口很多，与汉人杂居一起，其中的“熟户”，大多成了汉族地主的佃户和充当了“义军”。

据《宋史·蛮夷传》记述，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元年(1008)，官府在泸州、江安一带诱降了僰人首领斗婆行者并将其处死，由此在僰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大中祥符六年(1013)，晏州(今兴文县)多冈县僰人首领斗望率众劫掠江安，江安知县秦职率官兵阻击，被斗望打败，秦职阵亡。朝廷又派转运史寇瑊和王怀信进讨，僰人反抗官府之事被平定。在《宋史·真宗本纪》中记述此事为：“在中祥符六年十一月已卯，戎、泸蛮寇平。”

《兴文县志·边防》记载：宋徽宗(赵佶)正和五年(1115)，“晏州夷动掠江安知县。”“晏州夷卜漏四处剽掠。”据史料记述，正和五年，梅岭砦(寨)寨主高公老与晏州夷(僰人)头领卜漏等交往，常一起共饮。每次饮酒时，高公老都拿出他的金器、玉器炫耀。这些金器、玉器乃皇家所有，因高公老之妻是皇帝宗族之女，故有。卜漏等很是羡慕。后由于泸帅贾宗谅征收竹木欺压僰人部落，激起僰人的不满。卜漏便借机联络，组织起队伍，在元宵节灯会时，率众攻破梅岭砦，掳走高公老之妻及其金器、玉器，还四处剽掠。转运史赵遹得到报告，立即率军追赶，并快马奏明朝廷。皇帝下诏，发陕西军3万人，归赵遹指挥。赵遹立即进兵围住卜漏等人居住的寨子，令士兵捕捉一些山猱(一种猴子)，用麻绳绑住，在它身上浇上蜡油，然后点火，放山猱逃跑。山猱带火窜进寨子，引燃了山寨房屋。官军趁火进攻，斩杀卜漏。《兴文县志》记载：“斩卜漏，贼平，拓地二千里，遹为建城砦，画疆亩，募人耕种，且习战守，号曰胜兵。高公老妻，不辱，死，(皇帝)诏赠节义族姬；加封赵遹为龙图阁直学士，经略安抚史，拜兵部尚书。”

赵遹（宋）泸南平夷图（局部）（中央电视台专题片《峭壁上的部族》截图）

因“蛮夷”与官府之间的各种矛盾，官府多次派兵讨伐，僰人的势力进一步减弱。

八、元朝时期的僰人

元李京《云南志略》记载：“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自南宋高宗(赵构)1127年即位，至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至1368年元朝灭亡，这200多年间，僰地相对平静，各族基本和睦相处。此时期，归顺的僰、夷、葛獠与汉人杂居，但居住偏僻的则变化不大，时出劫掠汉人。

《元史·元世祖本纪》记载：“签书东西川行枢密院事昝顺言：比遣同知隆州事赵孟烯赍诏招谕南平军都掌蛮、罗计蛮及凤凰、中垅、罗韦、高崖等四寨皆降。田、杨二家、豕鹅夷民，亦各遣使纳款。”“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已卯，签书西川行枢密院昝顺招诱都掌蛮夷及其属百一十人内附，以其长阿永为西南番蛮安抚史，得兰纽为都掌蛮安抚史，赐虎符，余授宣敕，金银符有差。”

据《元史》等史料记载：叙南等处蛮夷(僰人)宣抚司，初为叙州宣抚司，大德七年(1305)更名叙南等处宣抚司。至元十三年(1276)，以昝顺为蛮夷部宣抚司。

上罗计长官司，宋为羁糜上罗计，属长宁军，至元十三年(1276)内附，设上罗计长官司，领蛮地罗计、罗星，乃古夜郎境；至元十三年(1276)，蛮夷部宣抚昝顺(僰人)引本部(同族)夷酋(僰人首领)得赖阿当归顺；至元十五年(1278)，授得赖阿当千户；至元十八年(1281)，黎州同知李奇以武恩将军来充罗星长官；至元二十二年(1285)，夷人叛，诱诛罗星夷，行枢密院讨平之。

下罗计长官司，宋为羁糜下罗计属长宁军。至元十三年(1276)内附，设下罗计长官司，领蛮地，其境近乌蛮，与叙州、长宁军相接，均为西南夷族，与上罗计同；至元十二年(1275)，长宁知军率先内附；至元十三年(1276)，昝顺引本部夷酋得颜个诣行枢密院降，奏充下罗计蛮夷千户；至元二十二年(1275)，诸蛮皆叛，惟本部无异志。

至元十九年(1282)，官府要征集僰民阿永等为兵，去攻打答马剌，都掌(僰人)等上言，说明宋朝时候都没有征兵，请求捐助牛马以助军需代替，得到允许。说明僰人性情温和，并非好斗者。

《元史·元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夏四月，“庚戌，右丞也速带兒招抚筠连州、定州、阿永、都掌等处蛮。独山都掌蛮不降，进军讨之，生擒酋长得兰纽，遂班师。”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时间1333年6月—1368年)至正年间(1341—1368)，都掌蛮(僰人)按居住地分为 “水都掌”和“山都掌”两大部分。“水都掌”居于水滨平地，“山都掌”居于高山丛林。都掌蛮(僰人)“本部归附，西为戎州，统辖水都四乡、山都六乡。”山都掌辖地在今兴文南部与珙县南部相连的地区；水都掌辖地在今兴文县古宋河流域。

九、明朝时期的僰人

《明史•刘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记载：“都掌蛮者，居叙州戎县，介高、珙、筠、长宁、江安、纳溪六县间，古泸戎也。” 明《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记载称：“都(掌)蛮东连永宁，南接芒部，西通乌蒙，北达马湖，而戎、长、高、珙、庆、筠六县近相连络，即古之戎僰，汉之西南夷也”。明李长春《建武厅城碑记》载：“建武，故山都(掌)地，僰人屯聚冠钞，保此巢穴。”“异时戈矛所指，往往博景而还，故僰人盘互自坚，虎豹咆哮于九关，谁其精胸而事之仞也”。明李长春《平蛮碑》又称：“以(万历)元年五月庚辰，一战凌霄城，破之；六月丙寅，再战都寨，复破之。僰人失此二险，交臂大折，乃纠集其党人保九丝城”。“公购死士夜缒取一道上，大军蹑衔而登，奋挺叫嚣，声殷殷撼天地，僰人方枕藉自坚，不虞兵之飞度，自假王以下皆骈首就诛，争蹂躏以死”。乾隆《珙县志》记载“僰、羿(僚)、苗、猡，号曰都掌。”据此认为，都掌蛮即是僰人，或者都掌蛮中的主体为僰人。

“都掌”一词散见于唐、宋、元、明各时期之汉文献典籍，明朝万历元年之后，没有了“都掌”这个称呼。

明顾炎武(1613—1682)《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僰有姓氏，用白练缠头。衣尚青碧，背领袂缘俱刺纹绣。裳裤复膝，亦织斑带，以为行缠。常佩双刀，善使劲弩。女绾发摄髻，饰以簪压，衫之前后纹绣绚烂，长裙细褶，膝以下亦刺纹绣。行缠杂以青紫，出则著草履。婚则论财，丧则戚邻咸聚，挝鼓作乐至夜，男女杂居。自有番书、卜日，不同于中国。”此对僰人的衣着、装饰、生产生活习惯、民间风俗做了介绍。

据明朝史料记载，为解决元朝实行的土司制度产生的积弊，明朝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即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流官进行管理。明朝的改土归流主要在贵州、四川、云南、广西等4地进行。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土司的强烈反抗，因而在许多改设流官的府、州、县中，流官政权很不巩固。有的土司地区设流官后，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了复流为土的现象。如弘治八年(1495)，马湖“土知府安鳌有罪伏诛”，朝廷遂改马湖土府为流官知府，但知府驻地以外的泥溪、沐川、平夷、蛮夷四长官司仍然是土司的势力范围。

《明实录》、《明史》、“平蛮碑”及川南各地志书等史料，关于都掌蛮(僰人)情况的记载中，朝廷对都掌蛮(僰人)征讨方面的特别多。《叙州府志》、《任瀚平蛮碑》、《功宗小纪碑》记载：“明兴二百年间，王师西下讨罪，前数百战……”。《天下郡国利弊书·四川·建武千户所》记载：“先后凡十有二征，俱弗克。”都掌蛮(僰人)不会无缘无故反叛，明王朝也不会无缘无故清剿。它是当时川南一带社会矛盾激化的总爆发，明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是直接的导火线。

《长宁县志·兵防》记载：明宪宗下诏程信，要他直抵寇贼出没去处，相机设法，或彼此夹攻，或合势剿杀，务使根株悉拔，种类不遗。到万历元年时，朝廷更坚定了将都掌蛮(僰人)斩尽杀绝的决心。《四川总志·曾省吾征蛮檄》记载：“朝廷以征剿尽绝为期，主持以荡平图报，则折夫暂劳不永逸，小赍者不大成。”张居正召集百官议事说：蜀在中国是西南重地，僰人叛乱如果不迅速平息，其他民族部落将会望风而起，四川不能安宁。

1572年冬，四川巡抚都御史曾省吾，在京晋谒首辅张居正。张居正说，现在四川的都掌蛮(僰人)，密迩叙(州府)、泸(州)，侵暴我内地已六七十年了，杀掠人民不可胜数，其当诛之罪，超过贵州之安酋。岁末，曾省吾刚回到四川，就连续接到僰人数次进犯庆、长、珙、高、筠、戎，近逼叙、泸的报告：僰人“所到之处尽赤，刳吸人血肉以衅，边民野死无吊”。曾省吾即上奏朝廷，表示愿领军攻打僰人。

明朝廷彻底铲除僰人是在万历(朱翊钧)元年(1573)。据明翰林院经筵讲官南充任翰“平蛮碑”记载：“中丞(即曾省吾)既授诏督军夜郎(今兴文一带)，……请以南京中军都督刘显为节帅，统制诸军；以副总兵郭成、参将张泽等12人为偏将，自宣抚奢效忠以下咸听节制。”明万历元年(1573)三月，10多万官兵汇集叙州，浩浩荡荡去征剿弱小的僰人(还包括土僚、倮倮、苗等)。最后的结局如《珙县志》(旧志)所记：“今珙邑僰类已尽，而县石岩犹多僰人棺。盖其俗亲死不葬，悬棺高岩垒垒峭壁间，以此观之，其无遗种也固宜……”僰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