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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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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今天，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季羡林去世，享年98岁。季羡林去世后，很多人自发悼念他，在这十年间，关于他的文章源源不断，他的影响力早已不局限在学术界，成为大众眼中的学者楷模之一。但与此同时，纪念季羡林也常常伴随着“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号。撰稿人周郎顾曲认为：滥用国学大师，是媒体的一个现象。陈寅恪、季羡林、饶宗颐、叶嘉莹、南怀瑾、曾仕强、于丹等学者，都被媒体频繁戴上“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们有的名副其实，有的则仅仅是因为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被牵强附会。国学成了一个篮子，可大可小，小到局限于中国古文经典，大到印度都装得下，以至于骗子做起坑钱买卖，也要打着国学的旗号，比如谈论女德的安德义、推销听读机的青年，美其名曰“智慧天才国学经典听读机”。
所以，无论从严谨的角度还是尊重季羡林的角度，“学者”二字，都好过“国学大师”这顶高帽。滥用这个称谓，不但掩盖了季羡林真正的学术成果，也会为他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学者季羡林
对季羡林最大的误解，就是奉他为国学大师
我第一次读季羡林是在小学，他的文章出现在课本和考试里，记不清是哪篇了，就感觉家常气，有哲理，可读性很强。听老师说他是“国学大师”，我也就信了，高中后才感到不对劲，季羡林研究印度，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呢？原来，季羡林自己也反感这个称号，所以在2007年年初，他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的称号，自嘲“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学者季羡林
“我一个研究印度的怎么成了国学大师”
季羡林是否算作“国学大师”，学术界、传媒界有过讨论。2005年，学者葛剑雄在新京报发布文章《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指出季羡林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印度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他“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发表了不少意见，还写了很多文笔优美、寓意深刻的散文，涉及面很广。但这些毕竟不是季羡林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如果一定要强调他的‘国学’，实际上是忽略或贬低了他作为学者的主要身份”。以至于北大曾有一个笑话 ：“你知道，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呀？”
滥用国学大师，是媒体的一个现象。陈寅恪、季羡林、饶宗颐、叶嘉莹、南怀瑾、曾仕强、于丹等学者，都被媒体频繁戴上“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们有的名副其实，有的则仅仅是因为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被牵强附会。国学成了一个篮子，可大可小，小到局限于中国古文经典，大到印度都装得下，以至于骗子做起坑钱买卖，也要打着国学的旗号，比如谈论女德的安德义、推销听读机的青年，美其名曰“智慧天才国学经典听读机”。
所以，无论从严谨的角度还是尊重季羡林的角度，“学者”二字，都好过“国学大师”这顶高帽。滥用这个称谓，不但掩盖了季羡林真正的学术成果，也会为他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作者: 季羡林 著 / 葛维钧 编
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副标题: 季羡林学术著作选集
出版年: 2016-11
季羡林真正的学术成就
纵观季羡林的治学生涯，可说之处很多，不必迁就到国学上。他是一位语言学专家，学术贡献集中在语言学上，例如（以下例子参考《学海泛槎·总结》一书及北大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
（1）对古印度语的研究。季羡林的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就与此有关；
（2）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1996年，季羡林完成文化交流史著作《糖史》，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收录了《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再谈cīnī》等论文；
（3）吐火罗语研究。比如他的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还有对《弥勒会见记》的翻译和研究等，都是开创性的学术成就；
（4）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创作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甚至提出《西游记》部分素材源于印度的说法，成为一家之言；
（5）对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
除此之外，季羡林在东方文化研究、保护古籍和散文创作上也有可说之处。他以学术为志业，但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在学术之外，季羡林还对文革有过深刻反思。
九十年代末，季羡林出版《牛棚杂记》一书，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列举了很多文革时期的荒诞景象，知识分子人格和身体受到的创伤，直指文革对知识生产和社会建设的破坏，呼吁学人反思文革的同时，警惕悲剧重演。这本书和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一并成为学界反思文革的三大力作。
季羡林反思文革，不仅仅是由于他目睹了文革对学术生产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在文革期间，他的家庭也被卷入批斗当中。在《我尝过“喷气式”批斗的滋味》一文中，他写道：“我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我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不测，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
1970年，季羡林在北大东语系办公室担任一个小门房，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翻译出了印度经典《罗摩衍那》。
文革结束后，季羡林于1978年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79年1月重回东语系主任的位置。他回到了平常的学术生活，但仍对“大字报”心有余悸。作家张曼菱在北大读书时，她的同班同学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她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之于众”，季羡林看到后，担心张曼菱承受不住压力出意外，就叫人暗中跟着她夜行，有一次还鼓励她，与她大谈人生和学问。这件事被张曼菱铭记在心，后来写在了书籍《北大回忆》里。
《清华园日记》
季羡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喜吹捧，热爱自由
在北大，季羡林深得学生的喜爱。他不摆架子，也不操持着权威学阀的腔调，在学子、友人的回忆中，他是极平和的一个人，就如他的文字一样，春风化雨，不疾不徐。
在一篇叫《学生记忆里的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中，作者回忆道：“我还记得1969年秋冬，季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景......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幸免。”
季羡林经常帮助学生。六十年代那会，很多农村来的学生“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钱一个的瓦盆洗脸”，季羡林知道后，“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有一次，当他知道一位叫章宗阳的学生还在坚持学术时，他主动寄过去一些印度语讲义，后来又陆续寄了《罗摩衍那》等古籍。
季羡林做了很多事，但他不喜欢被学生吹捧。 2005年，胡光利等人想出版一套文集，定名《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这部书的“编者前言”本来极尽赞颂之词，“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头衔都用上了，但季羡林看到后不高兴，他说 ：“我正在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季羡林是个享受生活的人，他的随笔和日记，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生命的热爱、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你以为他闷闷的，翻开《清华园日记》，才发现他可爱得很。有一次，一位访客关心他的健康，他说：“我的身体还可以，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真是无法无天。”还有一回，大明星林青霞来看望季羡林，有朋友打趣问他，知道林青霞是谁不，季羡林使了个眼色，而后狡黠地回了一句：“全世界都知道。”
2009年，季羡林离开了人世。两年后，作家张曼菱发文怀念。那篇文章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张曼菱说，有一次她去301医院看望季老，季老对她提起《浮生六记》，说：“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所谓的‘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着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眨眼间，季羡林已去世十年，十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但季羡林其人其事依然是公众热衷讨论的话题。他不是国学大师，可是回顾他这一生，他拥有着比许多国学大师更宝贵的东西，关于处世，关于教育，还有身为一位学者的尊严和担当，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关键原因。
【作者简介】
周郎顾曲，自由撰稿人。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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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在乎名利，高度参加政治活动。孤儿出身，对妻儿冷漠。娶了不爱的女人，长期分居且有过婚外情，却没有勇气离婚。与儿子反目成仇。同时也有真性情、纯真的一面。
有十三年时间宁可一个人在北京过着冷清寂寞的生活，也不把老家的夫人接过来；与儿子十三年连面都不见；宁可给外孙女买一套新的《安徒生童话》，也不把自己的书出借；对猫、乌龟比对妻子儿女还要好，对保姆所说的感人肺腑的话却从不曾对家人说过……
典型的回避型依恋。
我从我社科院的副导师那里听到过一个世说新语式的段子，说某次国务院组织知识分子开会，季羡林来了，他跟邻座悄悄说：这次会议规格真了不得，你看，副总理都来了。然后金克木先生进来了，他看了一眼主席台，点了个卯，就走了，回家去。
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参差多态，季羡林的参差与金克木的参差，底下的三观完全不同，所以泉眼不同，流出来的水的滋味也有所区别，你也许站在季的泉眼儿上，想象不出金的选择何以如此个色，当然啦，前提是，如果段子属实。
金克木先生也是梵学专家，与季羡林先生的关系可称为“既生瑜，何生亮”。
当然，我能理解季羡林。他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他特别需要外界的、世俗的认同。
来源： https://www. yangfenzi.com/wenxue/38 567.html
以下摘自《我和父亲季羡林》书评
原作者：suannala
原出处：豆瓣
原文链接： https:// m.douban.com/book/revie w/3264404/
可以说，这本书怨到了极致。季羡林这一辈子，基本上没有获得过父母的爱，寄人篱下之后，也没有获得叔父的爱，从小就感觉被歧视，被冷落。他喜欢的姑娘恰恰也得不到，得到的是自己不喜欢的。我觉得，在童年和青少年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完全没有得到爱的。一个完全没有得到爱的人，也是往往不太善于给别人爱的，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完全可以解释的。
作者是带着一种怨忿来写这本书的。就是怨父亲没有给他母亲真正的爱，没有给他这个家庭没有给他跟他姐姐一种爱。其实，这本书里 季羡林 被他儿子描述为无情、吝啬、寡义之人，用老愚的话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但如果我们不从一个伟人的角度去看，他仍然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他没有超出普通人所具有的缺点，没有什么恶的行为。比如喜欢养猫，不顾家庭成员的感受，爱书，就不愿意借书给别人等等。但他有很高尚的地方，他不借书，但他会买一本书给人家。这就证明他爱书是爱得有道理的，他是怕书的流失。我觉得这是爱书者的一种优点。包括相机，他儿子当初问他借照相机，他说不借，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就跟儿子说，他情愿去给儿子买一部相机。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是美谈，但在他儿子心目当中，却认为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怪癖。
有大爱者舍小爱
人都有两重性，既有他的公共性，也有私有的部分。所以有时候，恰恰是公共性最强大的，他在私有的部分往往能给予的东西就很有限。这个有限我们看得多了，为国家献出什么，往往对家庭都是不顾的。但季羡林不是这样，他思考的问题是整个世界，是西方跟东方学术的这种差别，是中国古代跟现今的一种学术的沟通，他脑子里想的很多的是所谓的大爱大国，所以在这种时候，他可能会对家庭有一些冷淡和疏忽。但这种冷淡和疏忽显然在子女的心目当中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是，我没有从父亲这边获得一种爱，但是，因为我的父亲给这个社会有超出很多其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这种贡献，这种大爱的付出，他是我的父亲他跟我有关系，我会因此感到骄傲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不能说，很多这种小孩写父亲的传记都充满了虚伪。不过，我觉得季承可能更真实，或者他更自我。他认为不管你季羡林给了这个社会多大的东西，只要你没给我我就不开心，所以他是一个真小人。你真小人你就真嘛，但你要拿出来晒，我就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而且，季羡林是一个不懂得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人。一般而言，一个人受到歧视或者冷落的时候，他可能会去想办法获得补偿，但另外一种人的性格是，当他自己获取不到爱的时候，他就觉得社会的爱就是这样一种稀释度，就是我可以给别人的话，也不要在很多具体的方面去关注别人，给人以温暖，他认为，别人没给过我，可能世界上就是不存在这种东西的，或者就是说，他也可以不用给别人去付出，或者他就没学会过怎么去去温暖别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他对自己的孩子就没有什么感情，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种事情。
季羡林其实是一个道德君子
但是这种东西到了季承这边，我觉得他们父子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季羡林的继叔母“老祖”是家庭的支柱，但季羡林对她只有理性的回报，因为他十几年在海外，没有感觉到这种母性给他带来的爱和关注，他只是一种感激。包括跟他的妻子，他们之间没有爱，没有相互之间的这种既有妻性，也有母性的这种感觉，他是没有感觉到的，十几年没有感觉到的。而且从季羡林本身来讲，他可以获得教授的工作，可能获得德国少女的这种爱，但他都没有接受。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他认为自己是有道德准绳的，他觉得要回家。
季羡林以前在别的地方也曾经写过，有些事情你必须这样做，就是做人你就必须要这样做的，你要不这么做你就不能算一个人。对他来讲，做人的标准就是说，我可以不爱，但我不能没有责任；我可以不要爱，但我不可以不付出责任；我可以自己不享受，但我不能不付出我应有的责任。从他回国，包括回来之后一定要给家里寄钱，都已经体现出来了。他就觉得我可以给老婆钱，不应该跟老婆离婚，——在那个时代跟太太离婚太正常了，但他不离，这种东西在很多人来讲，是美德，而且应该讲，他已经超乎常人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可能在他儿子的角度，就可能觉得，要么你干脆爱我母亲，要么干脆就别爱了，你干脆离婚。但你想，他要跟德国女人去混了，他就不回来了，他对整个家庭赡养的责任就失去了，这个家庭根本就支撑不下来了。因为他两个孩子读书，都是跟季羡林回北大教书，有了一份稳定的收益是有关系的。在这种角度上，他父亲曾经牺牲和克制了自己的欲望，然后为家庭——我先不说他为国家，为家庭所承担的这种责任，是季家，包括后来他两姐妹到北京读书怎么样，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可能在季承眼里，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恰恰这种感情的东西他没有得到，所以有时候，你得到的东西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没得到的东西你认为是应该得到的。
一切都是父子之间人格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所以，父子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季承从小恰恰是在自己一个伟大的、敦厚的母亲，以及一个非常能干的，能支撑这个家庭的叔祖母的照顾下，他是在女人的呵护下，关注下，以及父亲的经济资助下成长的，所以他认为回报的很多东西他有感性的成分，所以他跟季羡林最大的差异就在这方面，他认为父亲应该给他象他母亲跟叔祖母一样的那种回报。这种怨气来源于他所认为的一种无情，就是父亲对他的无情：有物质，有责任，但就是没有情。所以，整篇表达的就是这种无情。反过来，也激发了他对父亲的一种无情。季承的所作所为，绝对是一个无情的儿子的行为。可以跟父亲争吵，在父亲年纪那么大的时候断绝关系，包括父亲过去之后他也可以照样说，你们所说的季羡林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就不认。我就不认为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伟大不伟大，这是一种无情，是一种极端的无情。父亲十几年住在医院里，他是没有看过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借口都很烂，其实就是一种无情。他跟父亲之间有冲突，有些东西说白了可以说很真实，但是这种真实都是他可以截取的那部分，也许不是全部，肯定不是全部。
再跟父亲有怎么样的冲突，他至今也说不出父亲一些特别比如说令人发指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没有人会去指责父亲，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去指责儿子的所作所为。而且他是跟保姆结婚的，这个保姆是季羡林的保姆，照顾他爸的，然后他搞上了。所以季羡林跟儿子之间最终冲突反目为仇，就是说，他说他爸对于他跟保姆好上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他自己的看法。你说季羡林这么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欲望，就是他完全可以跟一个他不爱的女人一起生活不离婚的学者，然后能够经得起那么漂亮的，然后能跟他在一起相濡以沫，能够为他打字，这种德国的一个女孩，他是一个能够这么克制欲望的人，他怎么会对儿子跟自己的妻子离婚，所以我肯定认为这些东西，这个父子绝对是差眼了吧，一个是在国外的状况下成长，然后自己也没有学会去爱，只能在琐碎的爱曾只会大爱不会小爱，一个可能是在两个女人的照顾下长大的，可能只会小爱不会大爱，所以这是他们之间很大的一种冲突。所以他认为他父亲的无情，导致了他的无情，所以整个的冲突是无情对无情的冲突。
有一句话叫作：哀，莫大于心死。怨，莫过于无情。所以整部书就是一部怨书，这部怨书就来源于无情。所以我看完了这本书，觉得很残酷。一个伟人，一个为社会贡献很多的人，他一定可能对家庭有亏欠，而这种亏欠就在于后人的那种看法。就是说，往往可能是一个年轻小孩子的时候，他可能会认为父亲的这种亏欠使他觉得不可忍受，但一旦他提升到一个成熟的时候，他能够按照一个国家，按照一个全球，按照一个学术的领域的观点来看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的被亏欠，可以在别的地方付出的意义来得到补偿，但是季承这么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他至今都没有成熟，他仍然象一个没有吃到奶的哇哇叫的小孩在叫。
这本书有企图
你会发现，最后八个月的故事，包括他对那个李玉洁等等这些人，因为其实我是认为就是说，他认为李玉洁是隔断他跟父亲之间关系，这简直是开玩笑！你是你父亲合法的儿子，你还会看不到你父亲？你真要去看，还会被棍子打出来？那季羡林真要拿棍子打你的话，可见你对你父亲做了多大忤逆的事情。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借口。而且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女人也照顾了他爸十几年，到最后中风了。我觉得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只要跟他不和了，就你明显看到两个人在吵架，或者这个人在跟很多人吵架，想要跟他吵架的人他都是没有逻辑的对错，没有任何的宽容和理解，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永远是站在他这个角度来看，而且我最不想给这本书做书评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这本书的目的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