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 全球金融危机 ，我们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我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 经济转型 的有效途径，让绿色经济成为“稳增长”与“ 调结构 ”的引擎。为此，需要采取以下六条措施， 积极探索 发展绿色经济的有效模式。

（一）要利用利益引导机制，培育绿色新兴产业，推动绿色 产业集聚 ，延长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 ，提高产品 附加值 。要完善资源环境 价格形成机制 ，发挥 价格机制 的引导作用，通过投资审批、土地供应、融资支持、财政补贴和税费优惠等 政策工具 ，改变 绿色生产 的成本收益结构，积极引导企业培育和发展绿色新兴产业。要加强绿色 产业集聚区 建设，依托现有高新区、经济开发区，营造良好的 软环境 ，推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化。要根据产品工艺和生产工序的内在联系，在多个企业或产业间进行工业生态的链接，增强相关企业或产业之间的 关联度 ，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多产业横向扩展和资源深加工纵向延伸相结合的 绿色产业链 。

（二）要加强绿色 技术研发 ，培育发展绿色产业的人才，建立支持绿色产业的 产学研合作 体系和绿色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要加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 中介组织 之间的分工协作，广泛建立并优化产学研合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 绿色技术 的公共研发投入，构建利益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可设立 专项基金 用于支持绿色经济企业的 自主技术创新 ，推进引进、吸收和集成技术创新；企业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要联合建立研发机构、产业 技术联盟 等技术创新组织，形成支持自主创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生态，共同面向绿色技术进行 科技创新 活动； 行业学会 协会等社会组织也要发挥其中介优势，提供绿色技术交流平台和绿色 技术引进 渠道，促进绿色 技术成果 的扩散和商业转化。要完善绿色技术和产品的质量 认证标准 ，淘汰对生态 环境危害 较大的企业，保留具备绿色 生产能力 、符合绿色生产标准的先进企业。绿色技术的学习和扩散必须建立在一定的 知识积累 和人才储备基础上。所以，要完善绿色 创新人才 的培养激励机制，建设绿色技术研发队伍。通过发现、评价、选拔、管理和激励等制度创新来培养一大批“顶天立地”的绿色经济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借 经济危机 契机引进国内所稀缺的海外高端人才。

（三）要完善金融投融资渠道，发展 绿色金融 ，吸引 天使投资 、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等 股权投资 来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绿色 信贷政策 引导社会 资金流向 绿色产业。绿色新兴产业对既有石化 技术体系 可能产生的颠覆性冲击和高投入 长周期 的特征使得对其的投融资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 银行信贷 的获取。股权投资具有市场筛选、产业培育、 风险分散 、资金放大、要素集成、促进合作等制度功能，是 高新技术产业化 的催化剂。支持绿色经济必须发展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为核心的投融资链，尽可能扩大其退出通道，吸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聚集对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扶持创新型绿色中小企业。除利用 直接融资工具 外，还要鼓励国家 政策性金融机构 对绿色产业进行重点扶持，针对可 再生能源 项目定向发放无息、低息贷款。要实施积极的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实施信贷窗口指导。通过加强对 节能减排 、新能源研发企业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 产能过剩行业 的贷款和对 污染企业 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入到绿色经济领域。

（四）要通过政府采购和绿色产品补贴等措施，刺激绿色消费，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良性互动。倡导绿色 消费方式 ，有利于带动绿色 产业发展 ，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 优化。我国绿色 消费市场 潜力巨大。有研究表明，80%以上的 欧美 国家消费者把环保购物放在首位，愿意为环境清洁支付较高的价格，而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绿色消费人群要少10到20个百分点， 绿色消费理念 的形成将促进中国绿色消费市场的开发。倡导绿色消费要利用经济手段引导绿色消费，通过价格机制，加大对以 节能环保 为导向的绿色消费的补贴力度和信贷支持，刺激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要加大政府采购对绿色产品的首购、订购力度，为新兴绿色产业产品打开市场，促进新兴绿色产业研发和产业化。要在消费者中加强绿色理念宣传，促进公民逐步树立绿色消费观，在全社会营造生态、适度、节俭的绿色消费氛围。要推进 绿色建筑 、绿色家庭和绿色 交通建设 ，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良性互动机制。

（五）要探索建立 绿色政绩 考核机制，加快完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体系，把 环境绩效 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的 硬指标 。目前，北京、浙江等省市已明确要求将 绿色GDP 纳入其 经济统计 体系，并致力于将此作为地方党政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但受限于自然环境固有的 非排他性 和 非竞争性 特点，污染责任难以明晰，多数地区只是在GDP 指挥棒 上涂抹了一层“浅绿色”。为此，要通过明晰资源 环境产权 、确定资源环境价格来完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实现绿色经济考核有据可依。要理顺绿色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明确 监督管理部门 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从机制上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根源上，要弱化着眼于地方 经济总量 的政绩考核机制，而把万元GDP能耗、 水耗 、主要污染物和 二氧化碳 的排放强度等 环境绩效指标 作为考核官员的硬 约束性指标 来督促地方发展模式的转型。对于生态环境重要但脆弱的地区要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 生态补偿机制 综合 试验区 ，增强全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 。

（六）要加快修订和制定绿色经济相关 法律法规 ，提高环境执法力度，逐步 构建系统 、高效的绿色经济 法律体系 ，强化法律的执行。发展绿色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着力加强多层次梯度立法和完善法律配套措施，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要加快修订《 环境保护法 》、推动《绿色经济促进法》和《 能源法 》等相关法律的制定。鼓励各地在 国家立法 的框架内，结合本地特色和实际，制定适合地方需要、可操作性强的 地方性法规 、条例、规章和政策标准。要统筹考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清洁生产 以及节能减排等与绿色经济相关的范畴，综合处理好《资源利用法》、《能源法》、《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 保证 相关法律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逐步构建系统、高效的绿色经济法律体系。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特别要强化环境执法的重要地位。环境执法是实现绿色经济法律体系贯彻落实的保证。要健全执法机构、培育执法队伍、完善配套监督激励机制，提升执法效率，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