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刘易斯拐点之谜

在近来的热点词汇中，“民工荒”占据了显要位置。从一些数据和煽情描写的新闻来看，情况确实严重。人们从民工荒出发作思想游历，很快就到达了另一个带有学术色彩的名词——“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1968）”，这位发展经济学大师的预言映照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后，在中国大陆找到了21世纪的新剧本。

拐点到了吗？

对于民工荒，樊纲在一次会议上不无调侃地说，媒体不妨在正月十五之后再认真研究和报道这个话题。如果很难跟上变化的现实，还可以回头看看过去——2009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显示，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上升惊人，不过在绝对值上只是逼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并未超过。但珠三角的这一比率达到1.26,提示这里若不提高工资，将很难招到可用的工人。

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这让人想到所谓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说的是一个低收入经济体现代部门（例如工业）的持续扩张，将最终耗尽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当拐点到来之时，除了涨工资，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招到工人。

在我看来，珠三角的民工荒可能无法直接和刘易斯拐点画等号，但提出了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首先，这里的真实可比工资水平（扣除广义生活成本和迁徙成本后）是否已经低于农民工在其他地方可获得的收入水平？其次，目前的工资水平能否覆盖城乡壁垒所造成的迁徙高成本？当然，8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占比已达60%）可能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任劳任怨，但这个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如果仅从农村劳动力可供迁徙的存量来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达。综合各种数据分析，中国目前农村劳动力大约5亿，其中2亿左右务农，另外2亿左右转移到非农产业，余下1亿左右为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池”，其中一半年纪较大，不适合迁徙外出，只余5000万存量。但是，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占比高达25%，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若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10%，就有1亿以上剩余劳动力会被解放出来，而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池”总量就能达到1亿以上的水平，按照目前每年新转移600万~700万农民工的速度，至少还能转移15年。

不过，以上简单推算完全基于静态，并假定劳动力结构不变，现实却是，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人口结构将发生致命的变化，“劳动力池”并不像静态测算这样丰沛，这是后话。

中国人口经济学的重要人物蔡昉在2007年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不过，他对拐点的理解是“一个区间”，可能长达数年。而在另外一些经济学家（黄益平，2010）看来，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的确切时间还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