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全球的《午夜凶铃》，到底恐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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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君君Cl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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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由中田秀夫执导的恐怖电影《午夜凶铃》一经上映风靡全国，也在台湾、香港等地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同时，《午夜凶铃》在西方市场引发了极大的轰动，直至今天，《午夜凶铃》也依旧是恐怖电影史上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它不仅开启了日本恐怖电影的黄金时代，也成为了无数观众挥之不去的阴影。
谈起这部电影，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女鬼贞子从电视里爬出来的画面，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镜头却能让观众为之感到恐惧，而《午夜凶铃》又是凭什么获得如此高的评价的呢？
《午夜凶铃》：潜伏于日常生活的危机
对于九十年代的日本观众而言，《午夜凶铃》的出现无疑是十分惊艳的，它以日本独特的阴暗、诡异的影像风格吸引着当时观众的目光，讲述了一个关于复仇的、绝望的恐怖故事。电影以都市流传的录像带传说为开端，几个好奇的年轻人因为观看了录像带后离奇死亡，记者浅川为了调查这件事情也观看了那盒录像带，当她得知看过录像带的人七天之后会死亡后，决定查出真相，拯救自己的生命，就在追查的过程中，她也了解到了这盒录像带背后的故事......《午夜凶铃》的故事很简单，整部影片几乎没有多少戏剧化的反转，也很少有十分具有冲击感的画面，导演中田秀夫用一种平铺直述的方式，将镜头对准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场景，以一种极度克制的叙事节奏来营造一种危险无处不在的紧张感，给观众展现了萦绕在平静生活表面之下的危机。
在《午夜凶铃》诞生之前，恐怖片一直游离在日本主流电影市场的边缘地带，这些电影大多以血腥猎奇的镜头来吸引观众，并不以故事内容和叙事手法取胜，直至90年代，日本恐怖题材才终于迎来了黄金时期，这一切都源于那场席卷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
在经济危机的残酷历史背景下，无数家庭分崩离析，一亿中产阶级的幻梦被现实戳破，社会动荡不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对于自身地位感到十分焦虑和恐慌。《午夜凶铃》的出现恰好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情绪，一种蔓延在日本中产阶级中的不安情绪，而这种不安首先则以影片中父亲身份的崩溃开始，在《午夜凶铃》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父亲形象的崩塌就是贞子父亲的精神崩溃。
贞子的悲剧命运的背后
贞子因为遗传了母亲的超能力被视作怪物，过着异于常人的生活，她的父亲也十分厌恶她，还常常虐待她们母女二人。由于无法忍受贞子的存在，父亲决定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在被父亲注射病毒并打入井中之后，贞子怀着怨恨在井中经过三十年才彻底死去。
故事中，贞子父亲的失控造成了这个家庭的悲剧，也引发了后续一连串的悲剧，当贞子将怨恨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时候，也将这样一种来自家庭内部的暴力嫁接到社会上。这是一种社会失控状态下个体崩溃带来的报复性悲剧，这种反噬也是社会巨变下的畸形产物——人类社会对异类的排斥，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以及无法决定的出身原罪，这些悲剧交织纠缠附着在贞子身上，让她坠入命运的深渊。
不过，这也是不少观众对女鬼贞子产生共情的原因，因为我们是如此同情那些被社会“抛弃”的异类，如此恐惧着社会身份的跌落，恰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午夜凶铃》传递的恐惧来源于饱受经济打击的集体心理创伤，观众对于贞子的移情也是一种对自身社会身份的焦虑。更为高明的是，导演巧妙地运用了现代的科技媒介作为电影的重要元素，将那种被社会裹挟和无处可逃的窒息感最大限度地传递给了观众。
《午夜凶铃》的重要元素：怨灵+现代媒介
在《午夜凶铃》中，传播贞子“怨恨”的媒介是录像带，这个录像带在人们之间不断传播，而看过这个录像带的人就会接连死去。除此之外，她还会通过电话铃声通知受害者，最终从电视中爬出来杀害他人。与日本经典的“怨灵”形象一样，贞子也是因为含冤而死才选择在阳间作恶，但同样是怀着怨恨去杀害普通人，她在复仇的方式上明显与传统鬼怪有所区别，她是在借用现代科技的产物来复仇，导演将她打造成随时会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都市幽灵”，完美地进行了一次怨灵形象的重构。在电影的高潮中，贞子从电视机内爬出来杀死了女主的前夫，这一经典镜头也成为了这部电影被反复讨论的片段。在这个镜头中，导演在告诉观众，贞子强大的“怨念”已经足以破坏一切人类信赖的现代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观众内心的心理防御机制，以上种种，都使得贞子这个怨灵的形象更具有现代性的恐怖感。
《午夜凶铃》后遗症：观众在害怕什么？
随意复制的录像带，人们日常使用的电话，还有作为娱乐的电视机，当这些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成为了鬼魂介入我们生活的媒介时，观众感受到的恐惧已经不仅仅来源于鬼魂本身，更多的是对于现代科技入侵个人领域的担忧。因为相较于贞子的怨念、这些可以随意复制和拷贝的影像信息显得更为庞大、也更具有组织性和毁灭性，而它们也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的东西。
原著小说中，贞子的身上携带着天花病毒，她死了以后，病毒被存在了录影带里，看录影带的人都会感染上病毒，然后死去，不过电影将这一情节做了小小的改编。虽然电影将原著中的“病毒”改成了贞子的“怨念”，但它依旧指代着某种极具传染性的可怕事物。
贞子为什么能将生前的记忆刻录在录像带之中，又为什么能够直接从电视机中爬出来，这些彻底模糊影像与现实区别的情节，无一不暗示着媒介对于人类感官认知的重塑，因为媒介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培养成无法辨别真伪的接受者。与此同时，贞子的复仇对象也是没有具体指向性的，她的复仇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充满着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无指向性也是对于现代媒介的另一层隐喻，在无序混乱的信息洪流之中，我们真的可以拒绝接受铺天盖地的影像和讯息吗？当我们每天随意地复制和拷贝着信息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成为了一些邪恶事物的帮凶，我们又如何置身之外？这种被动接受的入侵从另一层面上反应了现代人的困境——我们处在一个极端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媒介迫使我们不断被调整着认知，以至于成为媒介的奴隶。
故事最后依旧是以家庭的破裂和伦理的崩塌来结束的，女主为了拯救看过录像带的儿子，决定将录像送给自己的父亲观看，以此来破除诅咒，也正是女主浅川“弑父”的行为，使得贞子的复仇行动可以彻底停止下来。这种贯穿始终的亲人相残的桥段，使得影片上升到对整个社会的伦理危机的探讨之中，而导演几乎不做过多讨论地告诉观众，破解这些困局的方式只能是两败俱伤的，至此，《午夜凶铃》完成了焦虑和恐慌的再度递进，也调动了萦绕在观众内心深处的恐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当某种现代性的危机席卷而来，当社会的伦理和家庭结构面临大面积的崩溃的时候，我们或许什么都做不了，那个时候，我们还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吗？我们的人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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