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 高级中学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劻等上书要求派 徐继畲 为 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 ，他说：“惟查臣衙门前设学习英、法、 俄国 语言文字馆，均设洋教习一员，专司讲译；此外各设汉教习一员，兼课汉文，令该学生等奉以为师。如今学习天文、算学之员，均系已成之材，汉文无不通晓，汉教习自可不设，但亦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开导，庶学者有所禀承，否则该馆只有洋人讲贯，而中国无师表之人，恐来学者竟疑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未免因此 裹足 ……惟有臣徐继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拟请旨饬派徐继畲作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所以这时总管大臣的作用一在稽查，一在表率，而表率的作用为重。随着同文馆事务渐繁，奕劻等人又于1889年3月30日上书要求派人专管同文馆事务，于是又有专管大臣之设。 在同一时期创办的 上海广方言馆 ，由于其受 两江总督 和 上海道 管辖，故特设一 学馆 监督来管理广方言馆这边的工作，类似于京师同文馆的总管大臣。上海广方言馆也设提调一人，相当于校长一职。这由 江南制造局 所记学馆概况可以看出①1。在迁入江南制造局后，又设总办一职，由制造局总办兼任，总管馆中的一切事宜①2。所以，迁入江南制造局后，总办即是馆长。另外，还设立监院一人，查课委员、庶务委员若干人，司事四人，分别管理学生名册、稽查出入、管理什物和杂物，①3这里司事分担了教务和总务的一部分责任。

从早期 洋务派 所开办的一些带有中学萌芽性质的学堂来看，整个学校的 行政划分 及职名确认很随意、混乱，缺乏科学性。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是中国近代学校的试办期，对 新式学校 内部管理的一切事务，当时的操作者并不是很清楚，故而管理上还处于尝试阶段，边建设边摸索，职官设定是根据临时需要，而不是有一套既定的组织模式，按制度设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处于封建统治时期，学校是由政府机构组织创办的，因而管理上沿袭了官方的做法，这表现于：

一、称词的承袭，如提调、总办；

二、职官的兼用，如总办等；

三、人员的兼用，如提调是总理衙门官员兼任，总办是原江南制造局总办兼任。这就无所谓学校自己独立行政组织管理，不利于学校独立、健康发展。这也使得学校行政管理在这一时期处于一种极不科学的无序状态。

中学 民国校长的变革

民国建立时，政府对“负校务全责”的校长应具有什么样的资格，始终未作规定。校长的来源一般有：①议员或绅士；②教育 行政人员 ，如省视学之类；③大学或高师毕业生；④中学教师。这些来源说明当时对校长素质并无一 科学认识 。中学管理上的无序一直沿续到民国《 中学规程 》之颁布。

民国建立后，进行新的教育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以建立起 资产阶级 的 教育体制 。就中学而言，教育部改监督为校长，从此有了“校长”这一称呼，并一直沿用至今。中学一般均于校长之下，设 教务主任 、 训育主任 及庶务会计等，然而政府对此并未作硬性划一规定。

《 中学规程 》第十一章教职员及学校行政中规定：

1、中学设教导主任一人，协助校长处理教务训育事项，六学级以上之中学，经主管 教育行政机关 之批准，得设教务训育主任各一人，协助校长分别处理教务训育事项，六学级以上之中学，得设 事务主任 一人，掌管教务及训育以外事项。

2、中学设置训育指导委员会负责一切指导学生的事务，并且要每学期召开一到两次校务会议，每月开一次教务会议、训育会议和事务会议。并且该规程第一次对校长资格作出了明确规定，认为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即可胜任校长之职：①经初级中学教员考试或检定合格者；

3、具有高级中学教员规定资格之一者；

4、国内外大学本科、高师本科或 专修科 毕业者；

5、国内外专科学校或 专门学校 本科毕业者，具有一年以上教学经验者；

6、与高级中学程度相当学校毕业后，曾任中学校教员有三年以上教学经验，于所任教科确有研究成绩者；

7、具有精炼技能者（专适用于劳作科教员）。

从上面对校长的资格规定来看，对于校长，首先注重的是其有无 教师资格 。这无疑受传统为师然后才能为“长”的看法的影响，对于校长是否具有 管理能力 并不很看重。

中学 二段制与三段制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也在进步。到了戊戌时期， 中国教育 从最初的“一段制”，发展为“二段制”。如1895年盛宣怀奏准设立 天津中西学堂 ，分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二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二等学堂头班毕业后，即升入头等学堂四班，其余以次递升。这是中国最早的分级学校，但仍无明确的“中学堂”之称。至1896年孙家鼎书《议覆开办 京师大学堂 折》时，也仍限于小学、大学两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学”之称。

1896年盛宣怀奏办 南洋公学 ， 并分为外、中、上、师范四院，开始有了“三段”的形式，即中院相当于中学一级，这是 中国中学 教育之始。南洋公学于成立时，设总理一员，相当于今天的“校长”； 总教习 一员，执掌全校教务工作，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另外还设有学监等职。如 蔡元培 在南洋公学时就担任总教习一职。

中学 体制改革

管理体制改革

截至1902年学制改革之前，中国中学教育虽有了一定发展，但其内部 行政管理 仍很混乱， 行政组织 设定多是根据办学者的主观意见而定，并无科学依据，这也对中国中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而且由于当时学制未立，全国 学校管理 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人们急待教育的全面改革。

在人们的呼吁下，在 社会形势 急剧变化的压迫下，1902年 清政府 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尝试，并颁《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中学堂以府设立为原则，称之为“省立中学堂”，由私人设立的，称为“民立中学堂”。为此，中国有了中学教育的具体设置办法，并规定“总理”为“负校务之全责者”，即总理为校长。可惜该章程并未实行。

1904年进行正式的教育改革，并颁行《 奏定学堂章程 》，同时对中学管理人员作出了一定规定：中学堂应设监督一员，统辖全学员董司事人役，主管一切教育事宜。并专设了文案员、 会计员 、庶务员及监学。全国由此有了一套统一的组织 管理系统 ，管理人员也有了统一称谓，避免了中学校长、 教务主任 等官职随意设置的现象。但是，从对这些管理人员的规定也可以看出，1904年教育改革时，人们对学校行政管理仍无一 科学认识 ，学校中无有序的行政组织，管理中不是层层管理，而是散状布局，不利于形成管理中的层级权威性。

在中学设置一“主管一切教育事宜”的行政官员，并且将之称为“监督”的措施在清末教育改革后一直未变。

男女同校的实行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 公立中学 开始力求超越教会学堂，逐步取得了信用，证明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能够胜过外国人办的教会学堂。在转移风气方面的工作，附中功不可没，当时的情况是北京的风气在全国各大都市领先，附中在北京领先。为了端正 学校体育 风气，革除教会学堂传染的陋习，附中率先展开全校普及的体育运动，并限定从优秀学生中培养体育选手。它开创了 课间操 制度，成立各种运动队，规定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

1921年附中开始招收女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中学之一。同时成为各种新 教育思想 的 试验田 。在已故指挥家 李德伦 先生的回忆中，“附中味儿”就是浓厚的学术空气、文化气息、好学精神、文雅富于幽默的谈吐和爱好体育、健康活泼的作风。不死读书，而是生气勃勃，这股风气一直流传至今。

苦读

战火中苦读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以后，师大附中的部分教师和数百名学生背井离乡，辗转迁移，先到西安，后随西北联大南迁，经过 汉中 500里行军，到达 城固 ，在东关关帝庙安营扎寨，在关帝庙大门上挂出了“国立 西北师范学院 附属 中学”的 校牌 。

当时在这里学习、后来曾 任北 师大教授的 赵慈庚 先生说起过一件小事，1940年2月7日是除夕之夜，夜里12点以后，当他走出屋子，想冷静一下看书发昏的头脑时，一位叫做贾晰光的老师也端着茶杯出来， 轻声 说：“你看这大年三十儿夜里，惟有我们这几间静悄悄的 草房 ，窗明灯亮。”正是在这秋风欲破、没有仪器设备的百间草房中，六七年间，送出了四百多名英俊少年。使得附中的薪火在战火纷飞中也得以辈辈相传。

戊戌变法 前后，中国于管理全校一切事宜的校长一职的称谓是变化多样的，如南洋公学称为“总理”， 绍兴中西学堂 称为“监董”等，而总教习一称则 无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校长”一职的职责，其认识是不同的，人们正在探索怎样以一个词来含纳它的内涵，这也是教育行政走向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1898年，孙家鼎在《 京师大学堂章程 》中规定学校分为 大学堂 、中学堂和小学堂，他说：“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从此有了正式的中学之设。而 总理衙门 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时也指出：“西国大学堂学生，皆由中学堂学成者递升。今各省之中学堂，草创设立，犹未能遍；则 京师大学堂 学生之情形，亦与西国之大学堂略有不同。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等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所以，京师大学堂于初办时，含有中学一级。因之它的行政职官也可作为中学行政管理沿革中的一个考证依据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