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以“尧舜之都”命名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向民众展露真容。随后围绕“尧舜之都”，争议之声不断。

这是自曹操墓之争后，考古学界出现的又一次争议。

带着陶寺遗址的种种疑问和争论，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周末，北京首都博物馆。门前“考古中华”的巨大宣传画吸引着无数游客。“这次展览展出了考古所60年来考古发现的成果，陶寺遗址是其亮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包括陶寺文字扁壶、作为礼器的彩绘陶壶、玉圭、玉璧、玉兽面，以及作为乐器的铜铃，“不论对考古爱好者还是普通人都有很大吸引力”。

游客们的参观热情证实了王巍的话。在“王朝崛起”展区，人们对以“尧舜之都”命名的陶寺遗址的关注远远大于其他展区。“以前知道尧舜只是一个传说，这次能看到真正从‘尧舜之都’挖出来的东西，实属不易。”一位参观者对独家深读记者说。

“尧舜之都”是此次展览中对陶寺遗址的一种表述。王巍说，这次展览整个框架和18个部分的内容和标题确定之后，各部分的展示内容是由各个研究室和田野发掘队来组织和提供展品的。山西队负责的是陶寺遗址的展示。可能是为了更形象地表现这个新发现，使观众更容易理解，用了这个表述。

对于外界关于陶寺遗址就是“尧舜之都”的质疑，王巍感到很遗憾。“在这里用的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学术层面的表述，更谈不上是考古所的认定。如果在‘尧舜之都’后面加个问号，告诉观众这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就好了。对此，我负有责任。”

一个遗址引起众多争议，这在曹操墓发现之前是没有过的。2010年，随着媒体对曹操墓真假之争的持续关注，掀起了一股“考古热”，也让一直以来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社科院考古所走到了舆论的风头浪尖。

王巍说：“陶寺遗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远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陶寺遗址是不是尧舜之都？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塔儿山西麓。

从1978年春到1984年秋，考古人员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发现墓葬1000余座以及灰坑、陶窑、房屋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石、骨、玉等生产、生活用品和装饰品。根据放射性碳-14方法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进入21世纪，为了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获得更多的资料，考古所再次对陶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其中中期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之一。

在王巍看来， “考古是在与祖先对话。”

在那座城里，早期君王居于高台之上，接受朝拜、发号施令。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到中期，人口增长，城址扩大，日渐繁盛。高台之上，权位易手。城中开始修建大面积的宫殿，王族居于其中。手工作坊里，工匠们开始用青铜铸造技术为王族打造日用品和墓葬品。为满足生活和统治需要，开始使用最初的文字。

数百年之后，战乱开始，城墙被破，宫殿被毁，“王”族墓葬皆被挖掘。而后，人走城忘，偌大都城变成荒野。

在他看来，陶寺遗址的规模、等级以及时代和所处的位置与传说中尧舜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和社会状况确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之处，“至于是不是真正的‘尧舜之都’，还有待新的考古证据和深入研究。”

早在多年前，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也曾在《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一文中指出：“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

但这种推论也引起了众多学者争议，其中就有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等著名考古学者。

朱书符号是不是最早文字？

最初发掘陶寺遗址，是为了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王朝遗存。但随着发掘的深入发现，陶寺遗址与其并无关联。

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君王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有等级和宫殿、王陵，就说明已经开始有文明。”王巍说。

按照以前的考古经验，有文明就会有文字，如果能够找到真正的文字记载，就很容易证明这样的推测。

1984年的一天中午，在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现场，编号H3403的灰坑中，两位研究员发现一个残破的陶制扁壶。扁壶一面鼓起，一面平直。在鼓起的一面，一位研究员发现了红色的印迹。刷去表面浮土，赫然现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号。随后，二人又在扁壶平直的一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

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考古队人员都非常兴奋，又跑回灰坑继续寻找。然而几人把灰坑里的土过了一遍筛子，也没有再发现新的字迹。但是，这几个字符已足以对古文字研究产生巨大的震动。

一直以来，对于扁壶两侧的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

在王巍看来，扁壶上的符号只能说与甲骨文中的“文”字外形是很接近的，还不能肯定这就是“文”字。甲骨文是很多字符在一起构成一个意思的，而这个只是一两个单个字符，它们可能还不是成熟的文字，而是较为原初阶段的文字。“尽管如此，陶寺遗址出土了这样的文字，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观象台是不是最早天文台？

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遗址，也是争议最多的一处发现。它被称作“观象台”。

2003年，考古人员在钻探陶寺城墙时，发现了一座占地达1700余平方米的半圆形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由于其地表建筑都已遭到破坏，其原貌、功能都无从得知。此后，考古队员经过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通过这些缝隙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从山上升起。发掘者据此推测，这个遗迹很可能就是一个观测天象决定时令节气的“观象台“。

为了进一步论证，王巍组织了数位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测。大多数天文学家表示认同，已故的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甚至把陶寺遗址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

到过现场观看发掘现场的考古学家们大多承认这些缝隙的存在，然而，在一些考古学家眼里，仅凭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不能这样假设，可他们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这个遗址不是观象台。

“几乎所有的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都是地下的基础部分，被复原的古代房址、宫殿甚至都城大多是根据地下基址复原的。可以说任何一种复原都只是一种假设。对于陶寺这个特殊遗迹，并不是先推定了这是一个观象台才进行发掘的，是发掘出来以后，根据它的结构进行多年的模拟观测推测得出的。在考古发掘中，对一些难以确定功能和性质的遗迹，有些人比较谨慎，不愿进行推测；而有些人比较愿意探索，会根据遗迹现象作出自己的推测”。王巍认为，在考古研究中，推测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往往有利于开阔思路，促进考古研究的进展。只是在表述时，应该说清楚哪些是发掘出来的事实，哪些是属于推论，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将推测等同于事实来加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