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秦焚书 而经亡 或 经不曾亡 ， 这段 极具争议的历史 激荡过 古今 无数 史家的思绪， 然 迄今莫衷一是 。 欧洲 人 也早就关注 汉籍经典的真伪问题 。 在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 纂 领域 ，德国 汉学家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领先地位 ； 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 真伪辨析 ，很能折射出 彼时欧洲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 一些观点颇有见地，或许有借鉴意义；另有 一些看法因后人的考证和发现 ， 显然 不足为凭，但思考本身 是有价值的。 并且，西人对于汉籍的了解和认识程度，是其真伪 之 辨渐进发展的基础，其中包括 中国本土的 疑 古辨伪 对于西方相关论说的 可能影响 。 本文的重点不是 辨析 之辨析 ，而是 再现当初德国学者在其文学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

【关键词】 中国经籍 真伪之辨 德国 视点

古籍辨伪，这在中国古已有之。从 王充 到 韩愈 、 柳宗元 ， 再到 欧阳修、 朱熹，他们都做过 文献考辨 。 清代 可谓 辨伪 之 盛期， 且 成就 超过 前人 。 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 士人， 都曾 鞭笞 东汉 以降 古文经学 ； 经学大师廖平更 有 《古文学考》《知圣篇》《辟刘篇》（后改名《古学改》）， 认为 古文经学多出 西汉末年 刘歆伪造 。 [1]

康有为继承和发展了廖平之论 ，著 《新学伪经考》 ，被 梁启超赞 为斯时“ 思想界之一大飓风 ” [2] 。康 氏 猛烈攻击历代 所 尊 “ 古文 ” 经典， 称其为“ 六经 ” 颠倒 、 乱于非种 ， 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 ，均为 刘歆作伪， 故皆 “ 伪经 ” 。 他的 《新学伪经考》 以及 《孔子改制考》 ， 批驳 了古文经学 “ 述而不作 ” 之 旧说， 不仅 在政治上 沉重 打击了恪守祖训 的 正统派 和 顽固派，为 嗣后 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 亦成为当时西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不 过 早在 清代今文经学家 之前 ，“真伪之辨”就是西人讨论 汉籍经典时 的一个 常见视点。 [3] 对于 彼时 欧洲讨论已久的汉籍经典的真伪问题，德意志词典学家和语言文学家阿德隆（ Johann Ch . Adelung , 1732-1806 ）和日耳曼文学史家瓦 赫 勒（ Ludwig Wachler , 1767-1838 ） 都有一些 论述 。 阿德隆 在其 编纂的圣经主祷文《 米特里德》（ Mithridates ） 第一卷（ 1806 ）中 ， 论及 汉籍真伪 问题， 但着眼点 与中土 疑 古 有所不同 ：

中国文字源远流长，这就出现了一个确实很得体的质疑：所有古碑荡然无存，当初的书写材料没有保存至今。[……]中国纸张这一唯一的书写材料，正是所有已知书写材料中最易消损的[……]。这就需要不停地誊写和转抄。倘若中国古代典籍确实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古老，誊写和转抄就得持续二三千年之久。 [4]

阿德隆之说 虽未 细论 古籍流传的复杂性， 也忽略了 竹帛 载体， 但问题本身是在 流传 层面 上发现和提出的 ，而“流传”正是 考辨古籍真伪 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 古代典籍 ， 尤其是一些先秦著名文献， 即便不是 伪书 ，也往往不是 出 自 一时一人之手，而是 在长期 流传 过程中 定型的。 不同的 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 ，极有可能将后世语言特点、风格甚至思想内容 搀入 古籍，在 “誊写和转抄” 中 或多或少 留下 后来的 形式和内容 。

瓦 赫 勒 于 1794 年发表了类似辞书的文学史论著《普通文学史论稿》 （ 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 Für studirende Jünglinge und Freunde der Gelehrsamkeit ） ，该著在 1804 年至 1833 年间至少还刊行了三个修订本，并易名为《文学史辞书》 （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Litteratur ） 。 作者在中国文学部分的结尾处写道 ：

那些在大焚书（公元前213年）中毁灭、后来（公元前146年）从流传或所谓废墟中拯救出来的典籍，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在公元5世纪才被奉为经典的。怀疑这些汉籍经典的真实性，理由很多，且很有力；尤其是中国人自己也无法掩饰他们的狐疑。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民族的生活在根深蒂固的机制中僵化，执着地拒绝任何观念变化，这都强有力地抵御着一切伪造之怀疑，以保证中国人之神圣的宗教、政治遗产的同等权利，一如东亚其他民族的状况。 [5]

作为时代之子， 瓦 赫 勒的论述自然带着 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 倾向 ， 他的中国论亦体现出赫尔德（ Johann G. von Herder , 1744 - 1803 ）所谓“世界边缘的古老中国犹如史前废墟” [6] 之说，或 黑格尔 （ G.W.F. Hegel, 1770 - 1831 ）所言“中国没有历史” [7] ，这 在欧洲中心主义语境中 是 不难 理解的。 差不多 在 瓦 赫 勒著作出版的同时， 哥廷根大学的东方学家艾希霍恩（ Johann G . Eichhorn , 1753-1827 ） 于 1807 年 发表了五卷本文学史专著《 从古至今的文学史 》 （ Geschichte der Litteratur von ihrem Anfang bis auf die neuesten Zeiten ） ， 书中论及欧洲学者的中国知识以及中国文学。 艾希霍恩 主要论述了中国史 纂 著作， 在很大程度上 依托于 德金（ Joseph de Guignes , 1721 - 1880 ） 根据 马端临 《 文献通考 》撰写 的《中国文献要义》（ Idé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1774 ）：

真正可靠的中国现存之文献，似乎当从唐代（约从公元617年起）撰述算起。自 这个朝代起，史籍的内容有其可信的内在逻辑，对古书的考证和勘查也初见端倪，不再是传说和虚构所呈现的扭曲的历史。 [8]

瓦 赫 勒在其《文学史辞书》论述中世纪文学史时，也涉及 中国史籍的资料考证问题。在他那里， 唐代 似乎也是 中国 史 纂 真实性的界线： “中国人从来闭关自守，他们同印度人和波斯人曾有过一些交往，与西亚没有交通。关于中国文学状况的资料，不是神话般的夸张，就是残缺不全的文字。 617 年之后，资料才稍微可信一些。 [ …… ] 此前的中国史书，充满宗教神秘色彩，很难让人领略其中奥秘，很难用文字来破解其义。在中国，对史籍的甄别和批判运用，是近代才有的事。 ” [9]

在 19 世纪，不少欧洲汉学家 也都 提及 汉籍经典的真伪问题 ，比如儒莲 （ Stanislas Julien , 1797 - 1873 ） 、理雅各 （ James Legge , 1815 - 1897 ） 和 沙畹 （ Edouard Chavannes, 1865 - 1918 ） 等人都有相关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 纂 、 王西里（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 1818 - 1900 ） 著《中国文学史纲要》（ 1880 ），该书第二章论述“中国人的语言与文字”之后，第三章即讨论“中国文字和文献的古老性问题” ，实为真伪之 辨 的力作。在他看来，除了（他也觉得很可疑的）埃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 自诩 拥有某些公元前一千年之前遗存 下来的 文献资料 。 [10] 述及《周礼》《仪礼》，王氏指出：“就连中国人也意识到这些书是伪造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其广征博引并不假思索地用以（尤其是《周礼》）阐释中国的古代制度。” [11] 他做了一个假设：“假如在 黄帝 时期人们就会写‘家’这个字了， 但可能直到周宣王时期他们才会写‘我安了家’。 ” 他坚信， “即使在那位周宣王之前，不仅没有任何文献保存了下来，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试问，我们凭什么相信在这个同样令人生疑的帝王之前两千多年间的那些故事中所讲的事件？ [ …… ] 从中国古代历史可以看出虚构朝代的逐渐累积。类似的历史故事被编出得越晚，历史的开端也就被说得越是久远。 ” [12]

进入 20 世纪之后，或许受到中国本土 廖 、康之辈的“煽动”， 西方汉学家的 “真伪之辨” 已经 涉目皆 是 ， 1902 年问世的 葛禄博（ Wilhelm Grube ， 又名 顾威廉 等， 1855-1908 ） 著 《中国文学史》 [13] 更是如此 ， 王西里 是 葛 氏在彼得堡大学求学时的老师 。 葛 氏 这部中国学界知之不多的 著作 ，文学 史家何 可思（ Eduard Erkes ， 又名叶乃度 ， 1891-1958 ）视之为 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 纂 时至 2 0 世纪早期的“最重要的专著” [14] ， 著名汉学家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 1880-1966 ） 1 93 0 年代 还把 葛 氏专著 看做 中国文学史 纂 领域的典范之作，并预言该著在可见的未来“尚能保持其第一交椅不坠” [15] 。 此言不差， 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葛氏 《中国文学 史》 一直被 看做 德国之中国 文学史 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 下面，我就以葛氏论述为基点来讨论 德国早期中国文学史 纂 中的 真伪之辨 。

秦焚书 而经亡 或 经不曾亡 ，乃所有真伪之辨的必要背景陈述。葛禄博指出， 秦始皇 焚书导致汉代 收集、 献书 和 编修经书 之举。能救多少是多少的各种努力，自然成果可观。但也不难想象，在 那样 一个 热衷于古籍再生的 时代，所有新发现的文献确实珍贵无比，这就足以引发伪造和篡改的诱惑。的确，那个文学 复兴时代也是难得的伪书盛行之时。 [16] 卫礼贤 （ Richard Wilhelm ， 1873-1930 ） 也在其 《中国文学》 （ 1 926 ）专著 中 描述了这一现象：儒家学说在经历秦朝放逐之后重又兴盛之时，人们着手收集和 编修 躲过浩劫的古籍。久而久之，古书不断出现。然而，口头传承的著作其实从未间断，在各流派中有着一定 的 传统，且自视为有根可循，并把那些 “ 新发现 ” 的著述 看做 没有根基的无名之物。于是，今文著作的口头传统，即以 李斯等人整理统一 的 新文字 写成的文本，只要能追溯本源，一般被 看做 可靠文本；而新出现的古文作品，常常是残缺不全之篇什，始终无法保证其真实性。这类古书越显得珍稀，也就越让人猜忌。今文派和古文派之间的斗争由此而生发。 [17]

葛禄博认为，根据流行的说法， 《尚书》 在 先秦有 100 篇， 为 孔子 所 编修。 依照这一未必可信的说法， 42 篇已经 散失 ， 现存 用 汉时隶书抄写 的 29 篇《今文尚书》 和用 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 《古文尚书》 共 58 篇。因此，人们只能考察这些 残缺 书稿的真伪问题。葛氏援 恃 当时 中国学者之说，认为 伏生 所传《今文尚书》 当为真本， 而 被后世尊为先儒、孔子 后裔 孔安国 所献 《古文尚书》 是伪书。另一方面，葛禄博援引 法国汉学大师 沙畹 的 观点，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断定 孔安国 有意窜改，他很可能根据孔家家传的残稿重构和新添了篇章。 [18] 对于 真伪参半 、 聚散 及其 复杂 的《书经》，葛氏还未能区分 孔安国多 出 16 篇 的 《古文尚书》 和（葛氏显然不知的）东 晋梅赜伪造 、 比《今文尚书》多出 25 篇 、 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 4 篇 的 《古文尚书》 ，尽管他所论述的 58 篇《尚书》出自 梅赜 之手。

作为一部通俗读本，何可思的《中国文学》 （ 1922 ） 对真伪问题论述不多，因为这毕竟涉及许多 专门 学术问题。在叙写《书经》时，他的观点颇为明确：“关于这 部著 作今存篇什的真实性和价值，学界曾经争论不休。可是，鉴于各部分的语言特征，我们完全不用怀疑不同章节基本上写成于历史规定的特定年代。” [19] 卫礼贤则坚信《书经》 真伪参半 ，彼时中国学界也对这部古书将信将疑。在这个上下文中，卫氏在文字层面上探讨了先秦文学的真伪问题： 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 的《尚书》，我们无法得知其出典，或许依托于古时 史料 。然而，那些史料其实是不能原样照用的。与古代象形文字有着明显差别的大篆，约发明于公元前 8 世纪，即 西周后 期 。将 先前 的文字改写为新的文字，自然并非易事。中国文学遭遇过多次这样的命运，尤其是 秦始皇下令整理 、 统一和简化文字 ， 新字体 已同今日所用的汉字相去不远。产生严重后果的是这第二次文字改革，因为《书经》和《诗经》都在焚书之列，而 项羽 攻占 咸阳后火烧阿房宫 ， 又 使 秦国官藏的 大批珍贵典籍被焚毁。 先民文字的遗弃和 散佚 ， 给汉代解读古籍带来很大困难。 [20] 不过，卫礼贤还是认为，“《诗经》是古代文学中最可靠、保存最好的作品。” [21] 这一观点已见于葛氏 《中国文学史》 。

在 葛禄博 看来 ，《诗经》基本上躲过了 秦焚书 之大劫，几乎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至少比任何一部经书受害小得多。他 依托于 班固 《汉 书·艺 文志》 之 说， 即 《诗经》 “ 三百五 篇 ，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 。 换言之，民间记忆、口耳相传才使《诗经》这一几乎未受破损的中国古代文学精品流传至今。当然，将口头传诵的版本斥诸于文字，尤其是汉语字调可能引起的误解，难免在落实于文字时出现偏差。然而，这一缺陷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何况不同的解读还能弥补缺失。 [22] 《礼记》的命运则与《诗经》截然不同。毫无疑问，焚书首先指向记载古代 典章制度 、 礼仪 和 修身准则 的 书籍 ，它们是传统习俗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重要纽带，活生生地体现着传承的延续性 ， 所以 始皇 下 焚书 令， 禁止儒生 以古非今 和崇古思想的传播 。 要与传统决裂，首先要让人忘记旧时习俗。于是， 仪礼 之书必然在秦焚书中首当其冲，今人只能见到 西汉礼学家戴德编定的《大戴礼记》 和 戴圣编定 的 《小戴礼记》 （ 《礼记》 ）这些古代 典章制度书籍 的 残本 。尽管如此，《礼记》实为研究 先秦 宗教伦理和 社会 习俗之取之不竭的 资料。 [23] 此外，葛禄博还用大量文字讨论了关于 《春秋》《左传》 《论语》《大学》作者问题的各种质疑和 不同说法 。 [24]

葛禄博指出，根据记载， 《周易》 在 秦焚书时 被 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 ；因此， 人们 可以非常肯定地把《易经》 看做 毫无缺损的文本。《易经》的命运和内容，都决定了它的“ 群经之首 ”地位。它无疑是中国文化之最古老的里程碑之一，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中最艰涩、最古奥的作品。《易经》作为中国 最古老的占卜术 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化史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 ， 但其文学价值是很有限的。此外，葛氏进一步指出，认为诠释《易经》的 7 种 10 篇《易传》 （自 汉代被称为《十翼》 ）均为 孔子所作 ，显然不符合事实。 [25] 卫礼贤则认为， 原 属 占卜术 的《易经》， 其文学价值几乎无从说起；是孔子对《易经》的解说，才使其步入文学殿堂。然而， 《十翼》 中只有 3 篇或许 本于孔子， 而相传 《十翼》 诸 篇 均 成于孔子之手 ，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十翼》 的各篇内容相去甚远， 《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 等，或 解释六十四 卦 卦辞 ，或探索 宇宙奥秘 、 天地之道 和 人道 ，或论说人类社会和文化哲理，义理 复杂，内涵极深。 [26] 人称 《易经》 “ 人更三圣， 世 历三古 ”，即 经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 肖特（ Wilhelm Schott , 1802 - 1889 ）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论 纲》（ 1854 ） [27] ，其中所述 《易经》，完全按照这一思路。 [28] 在 肖 特 那个 时代，西人对 刘逢禄 之辈 的 清代经学家 质疑 东汉 以降 古文经学 还所知无几。何可思则 不 认同“三圣三古”之说，他 认为 传世版本的内容和语言都能让人见出《易经》不会早于周代。 [29]

葛禄博对同孔子有关的经书的一些真伪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辨析，而对于有些前孔子时代的经籍，他以为不用在真伪 之辨上多 下工夫。尤其是《山海经》那样的 先秦古籍 ，其 成书 年代及作者已无从考证 ，故而无需赘言， 连司马迁写《史记》时 都不得不承认 ： “ 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另外，孔子在其撰述和编著中，从未提及《山海经》，这就更让人怀疑这本书在孔子时代已经存在。鉴于该书在汉代 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勘整理经传诸子 时 才公之于众 ，很难说其成书于公元前 3 世纪。 [30]

若说葛禄博 在中国经籍 真伪问题上 大体 持怀疑态度， 他对《道德经》的真实性是颇为肯定的：“如同五经都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被如此称呼一样，《道德经》或许是公元 6 世纪才获此称谓的。这么说并非因为名称而怀疑该书早就存在的事实。儒莲和理雅各都坚信《道德经》的真实性，谁也不会指责这两位 1 9 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的判断是轻率的。我相信，我们今天依然有足够的理由视之为老子的作品，尽管它不一定全是老子手书之作。假如我们将之设想为后世作伪者的杜撰之作，那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此人所展现的独到而奇崛的思想，虽然艰深 莫测 ，但在中国无出其右。” [31] 何可思对《道德经》 的 真伪辨析，也从其独一无二的特性出发，但他更强调老子的天赋和疏狂的文本，在无可比拟中见出真实性：“《道德经》之晦涩，恐怕部分缘于老子援恃的文献已经佚失。该书所呈现的东西，实为中国文学中绝无仅有。不足为奇，人们因此而猜疑这部作品乃至作者其人，决意视之为后世之作。该书中常见的、富有前古典韵味的语言所透出的古风，已经足以推翻这种观点；还有那出奇的飘逸思想，排除了一切伪造可能性。作伪者须是中国哲学史中无双之谪仙才行，这当然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假设。鉴于此，亦鉴于老子之作没有毁于焚书之灾，我们可以毫无疑虑地把《道德经》 看做 真实的传流之作，尽管世传不少版本。” [32]

葛禄博的真伪之辨 ， 还关注另一位 道家思想代表人物 列子 。针对否认 列子 的真实存在、视其为庄子替身的“臆想假人”之说，葛氏不但强调历史上 应 当确有 其人 ，而且不吝赞誉之辞。在他看来，司马迁只字不提 列子 ，实在令人大惑不解；而先于《史记》的 《吕氏春秋》 ，已将 列子 与老子、孔子、墨翟等先哲相提并论，称其为最完美的前贤之一。尽管《 列子 》肯定不是直接出自这位先哲之手，而且许多内容无疑在 列子 后学 那里因为 增补 而改变了模样，但这不足以假设这部作品为伪作，称其取自庄子、杂烩而成。“援引时不标明出处，这在中国并不鲜见，且完全不会被 看做 剽窃。我们能够看到 列子 和庄子的许多相同之处，为何不能视之为庄子取法于比其年长的 列子 呢？若是定要视之为伪书，那就出现了与前文说过的相似情形：人们必须承认，作伪者实为中国不多见的思想家，正是《 列子 》中的一些不见于《庄子》的篇什，其思想深度至少不比所谓师表者《庄子》逊色。” [33] 何可思颇为赞同葛禄博的见解，并试图从语言的角度进一步证实《 列子 》的真实性：“ 列子 著作的真实性在中国和欧洲常被质疑，对其真实存在的怀疑更甚于对老子的猜疑，有人把他 看做 虚构人物，并视《 列子 》为公元 4 世纪或 5 世纪亦即魏时的后人编著。然而，反证却是有力的：一方面是这 部著 作的语言能够显示其真实性，遗憾的是汉学家们往往很少关注这一至关紧要的范畴；另一方面是该书所体现的学说本身，其中不少观点又出现在后辈庄子那里，而有人却把《庄子》 当做 《 列子 》的主要出典。然而，恰恰是 列子 的有些深邃而精微的见解，既不见之于庄子，也没有出现在后来任何其他著述中。在此，人们应当同意葛禄博的说法：若将《 列子 》 看做 伪书，就得承认作伪者是中国罕闻之天才。” [34]

纵观 1 9 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 典籍真伪 的论说，首先能够确定的是许多欧洲学者本身之中国知识的 匮乏 。尽管 伏尔泰那代启蒙思想家已对中国略有所知，但时至 1 9 世纪，西人的中国文史 哲 知识还是很贫乏的 ，“甚至不了解其整体概貌” [35] 。著名《迈尔百科全书》第四版（ 1885/90 ） 中的说法 颇具代表性 ： “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依然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文化建立在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化的基础上，印度人和波斯人同我们有着亲缘关系；我们与阿拉伯人早在中世纪就有精神交往，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相反，中国艺术和知识从其发端到最新发展，对欧洲精神养成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其崇拜者的圈子如此狭小，实在不用 诧 为奇事。” [36] 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古代经典实际产生年代的质疑，或对儒家经典的真实性生疑，其程度甚至远超张之洞所言“ 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 ” [37] ，而这往往也是 19 世纪那个欧洲中心主义时代在 作祟 。尤其在普通文学史著述中，对中国的批判态度是 很鲜明 的。

显然，所知 不多 是很难 胜任 真伪考辨的，也就是 古籍辨伪中常见的对于 古籍书名、作者和内容真伪及著作年代的考证， 鉴别史实和思想甚至文体、文法、语言文字 等 。 章太炎曾于 1910 年 撰 《与罗振玉书》 ，骂遍日本 新老 汉学 家 ，数落“日本人治汉土学术者，多本宋、明，不知隋、唐以上。 [……] 大率随时钞疏，不能明大分，得伦类。” [38] 同年，他又在一次演讲中讥弹“德国人又专爱考究东方学问，也把经典史书略略翻去，但是翻书的人，能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 [……] 你看日本人读中国书，约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训诂文义，不能明白，他们所称为大儒，这边看他的话，还是许多可笑。 [……] 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何况欧洲人只费短浅的光阴，怎么能够了解？” [39] 章氏对域外汉学亦即汉语程度 明显 持轻蔑态度，批评颇为严苛，甚至不尽客观 ；然而，仅 西人自己 一 句“甚至不了解其整体概貌”， 足能说明太炎之说是在理的。尽管如此， 胡适留学期间一则日记（ 1916 年 4 月 5 日 ） 中的说法 ， 也同样有理且中肯： “西人之治汉学者 [……] 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 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 ” [40]

彼时欧洲学者所论中国古籍辨伪，一般只是附带 性 叙说，很少 考辨立论 和 事实的真伪 ，常见 泛泛之论。 要说其中缘由， 或许就是 章太炎所说“到底 时期 太浅，又是没有师授，总是不解” [41] 。 进入 2 0 世纪之后，西人的中国知识 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已大为改观，这首先源于 1 9 世纪下半叶的知识储备和学术铺垫。儒莲、 沙畹 、理雅各、肖特等著名汉学家的大量中国古籍翻译，开创出新的天地。圣依纳 爵 公学（ Le College St. Ignace ，上海徐汇公学）教务长、 意大利 耶稣会士 晁德莅 （ Angelo Zottoli ， 1826 - 1902 ）为 新来 中国的 传教士 编译的汉语—拉丁语双语 五卷 本《中国文学教程》（ Cursus litteraturæ sinicæ , 1879-1882 ） ， 厚达 4 000 页 ， 涵盖 中国传统典籍和各类文学经典 （ 从四书五经到清代八股文、诗词、书信等 ） ，这部 作为中国古典入门的 “集大成”翻译 巨著 在西方也颇有影响。 [42] 大量 史料和 新的 译作也使翟理斯 （ Herbert A . Giles, 1845 - 1935 ） 、葛禄博等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43] 获得更为宽广的 宏观历史 视野。

新的一代 西方 汉学家，多少会对康梁之辈的 疑 古 辨伪 有所了解。 以卫礼贤为例，他 不但认识 康有为 ，后来还同胡适 过从甚密 ，并在上任 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首任教授 之后 邀请 胡适 去讲学 。他 曾想 翻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计划虽 未实现 ，但一定很了解 胡适在 该书 中提出的审定史料真伪的 5 条方法 ， 亦当知道胡适是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 “ 古史辨派 ” （“疑古派”） 的 启迪 者和支持者 ， [44] 以及长达数年的古史大讨论。 清 末民初的 经籍 真伪辨析 ， 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 的 输入 ，以及日本汉学界 疑 古思潮的启发 ；借鉴 域外学术而 取得的 具体 辨伪成果 和 方法总结 ，又 反过来 影响 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 但总的说来， 在汉籍真伪问题上 ，西方学者、尤其是专业汉学家 常有自己的视角和论解 。

文献学研究中的古籍辨伪 ，不是为了 剔除古文献中 的 伪书 ，而是旨在正确认识，所以绝 不是 “非黑即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西人颇为专注于“伪书”或“ 托名伪作 ”本身的价值 。 如前所述 ，何可思排除了 《 老子 》 和《 列子 》的伪书可能性，若不如此， 《 老子 》 “作伪者须是中国哲学史中无双之谪仙才行”；或者，若认为《 列子 》是伪书，“就得承认作伪者是中国罕闻之天才”—— 何可思之说 很能 体现 西人辨伪言说中的 一种 很典型的 思维逻辑 。 章太炎指摘 日本人治汉学 “盖浮夸传会，是其素性”，或“好傅会，任胸臆” [45] ， 将 此 用 于 先前西方汉学家 的有些 疑 古 之情 ，或许更为恰当 ； 但 我们也应看到，当初西方学者常常是置疑多于立论， 着眼点常会别开生面。并且，随着汉学整体水平的逐渐提高 和相关知识的逐步积累 ， 疑 古 辨伪 也 在向 务实 的方向发展。尽管狐疑还在， 但 欧洲中心主义 倾向 ——至少在专业 汉学家那里——也 在 慢慢 退场 。

[1] 清代辨伪最力者，当属 乾嘉时期的古史家崔述（ 1740-1816 ）。 1 903 年 。 日本学者那珂通 世 （ 1 851 - 1908 ）率先研究 崔氏著述 《崔东壁遗书》并 校订 出版。 1907 年，留日学者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3 卷第 9 期 撰文介绍 崔述 生平及 遗作 ， 引 发 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的兴趣。 《崔东壁遗书》中以 《考信录》最著名 。对于先秦古书，除了《诗》《书》《易》以及《论语》中的一部分外， 崔述 几乎都怀疑是伪书。那珂通 世 之后 2 0 年， 胡适于 1 923 年 4 月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2 号上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文中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竟被时代埋没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中国学术界的奇耻！”“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崔述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宣告‘大抵战国、秦、汉之书多难征信，而其所记之上古事尤多荒谬’。我们读他的书，自然能渐渐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该 疑 ，他认为伪书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这是中国新史学的最低限度的出发点。”（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载崔述著、顾颉刚 编订 《崔东壁遗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953 页）差不多在 胡适提倡崔述 之 疑 古 的 同时，顾颉刚的古史 辨理论 已经形成，他于 1923 年 2 月 25 日在《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从而 掀起古史 辨运动 的 巨 澜 。 顾颉刚在很大程度上 也 是从 崔述 那里 得到启发，创立了 “ 古史辨派 ” ，成为 疑 古辨伪思潮的主要代表 。

[2] 梁启超 ：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 》 之三十四 ， 林志钧编，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 第 56 页 。

[3] 以下论述 参见雷乔治 （ Georg Lehner ）著、方维 规 译：《 19 世纪上半叶德语区之语言文学史著述中的中国文学》，载《世界汉学》第 11 卷（ 2013 ），第 103-114 页。

[4] 阿德隆 编 ： 《 米特里德 ， 或 普通语言 大全 ： 附约 500 种语言和方言的主祷文》 第一卷 ， 柏林 ： Voss , 1806 年， 第 37 -38 页。该著中的中文部分见第 34-64 页。 （ Johann Christoph Adelung , Mith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enkunde, mit dem Vater Unser als Sprachprobe in bey nahe fünf hundert Sprachen und Mundarten , 1. Theil , Berlin: Voss , 1806 ）。

[5] 瓦 赫 勒：《文学史辞书》，第三版修订本，第 1 册：《古代文学史与导论》，莱比锡： Barth ， 1833 年，第 81-82 页。（ Ludwig Wachler ,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Litteratur , Dritte Umarbeitung , Erster Theil: Einleitung und Geschichte der alten Lit t eratur , Leipzig: Barth, 1833 ）

[6] 赫尔德：《中国》，载《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法兰克福： Insel ， 1985 年，第 133 页。 （ J. G . Herder, “China ” , in: Deutsche Denker über China , hrsg. von Adrian Hsia, Frankfurt / M.: Insel, 1985 ）

[7] 黑格尔 ： 《世界史哲学讲座》卷二 ：《东方世界》， 汉堡 ： Felix Meiner ， 1976 年， 第 278 页。 （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 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 hrsg. von Georg Lasson, Hambu rg: Felix Meiner, 19 76, Bd. II: Die orientalische Welt ）

[8] 参见 艾希霍恩 ： 《新的语言概况史》 （ 又名《从古至今的文学史》 ）， 哥廷根 ：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 1807 年 ， 第 107 页。 （ 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 , Geschichte der neuern Sprachenkunde (= Geschichte der Litteratur von ihrem Anfang bis auf die neuesten Zeiten ),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807 ）

[9] 瓦 赫 勒：《文学史辞书》，第三版修订本，第 2 册：《中世纪文学史》，莱比锡： Barth ， 1833 年，第 106 页。（ Ludwig Wachler ,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Litteratur , Dritte Umarbeitung , Wachler: Zweyter Theil: Geschichte der Litteratur im Mittelalter , Leipzig: Barth, 1833 ）

[10] 参见 王西里 ： 《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中双语）， 阎国栋汉译 ， 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 2013 年， 第 5 3 页。（ В. П. Васильев :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Институт Конфуция в СПбГУ , 2013 ）

[11] 王西里 ： 《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中双语），第 45 页。

[12] 王西里 ： 《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中双语），第 5 3 - 55 页。

[13] 葛禄博 : 《中国文学史》 ，莱比锡： C. F. Amelangs ， 1902 年（ Wilhelm Grube ,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 t eratur , L eipzig : C. F. Amelangs , 1902 ） 。 —— 关于 葛禄博的《中国文学史》，参见方维规 《领悟中国精神世界和审美观——葛禄博〈 中国文学史 〉要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 20 年第 6 期，第 6 5-72 页。

[14] 何可思 ： 《中国文学》 ， 布 雷斯 劳 ： Ferdinand Hirt ， 1922 年 ， 第 82 页。 （ Eduard Erkes, Chinesische Literatur , Breslau: Ferdinand Hirt, 1922 . ）

[15] 海尼士著、王光 祈 译：《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 载李雪涛编 《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 013 年，第（ 2 4 - 41 ） 2 6 页。

[16] 参见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 ，第 30 页。

[17] 参见 卫礼贤：《中国文学》第二版， 维尔德帕 克 - 波 茨坦 ：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 1930 年，第 110 页。 （ Richard Wilhelm ,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 Wildpark-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 ﹝ 1926 ﹞ 1930 ）

[18] 参见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 ，第 37-40 页。

[19] 何可思：《中国文学》，第 10 页。

[20] 参见卫礼贤：《中国文学》，第 10-11 页。

[21] 卫礼贤：《中国文学》，第 16 页。

[22] 参见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 ，第 47 页。

[23] 参见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 ，第 64-65 页；另参见卫礼贤：《中国文学》，第 39-40 页。

[24] 参见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 ，第 74-75 、 81-82 、 90 页。

[25] 参见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 ，第 33-35 页。

[26] 参见卫礼贤：《中国文学》，第 26-28 页。 —— 译 释中国 经典 是卫礼贤的最主要 贡献 。辛亥革命后，不少 晚清 遗老逃到德国人管辖的青岛避难，使卫 礼贤有机会 与 清末名儒 、 前 署学部 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 交往，尤其是他在劳乃宣 指导下 完成的 《易经》 徳 译本（ 1924 ），迄今仍为 公认的权威版本 ，在西方 享有盛誉 ，后来被 转译成多种 西方语言，并确立了他在学界的声望。卫氏后来写道：“我有幸成为劳乃 宣老 先生的门徒，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儒家精神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让我得知《易经》这部典籍及其哲学内涵。”见卫礼贤：《我与荣格在中国的相遇》，转引自卫礼贤之妻萨洛莫·威廉编《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中介者》，杜塞尔多夫、科隆： Eugen Diederichs ， 1956 年，第 371 页。 （ Richard Wilhelm , “ Meine Begegnung mit C. G. Jung in China ” , in: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 hrsg. von Salome Wilhelm, Düsseldorf-Köln: Eugen Diederichs, 1956. ）

[27] 参见方维 规 ：《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蓝本”：两部中国书籍〈索引〉》，载《世界汉学》第 12 卷（ 2013 ），第 126-134 页。

[28] 参见 肖特 ：《中国文学论纲》，载《柏林皇家科学院 1853 年文集》，柏林： Druckerei der Königlich e 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1854 年，第 301-303 页。 （ Wilhelm Schott , Entwurf einer be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 i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e 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 aus dem Jahre 1853, Berlin: Druckerei der Königlich e 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F. Dümmler 〕 , 1854, S. 293-418 . ）

[29] 参见何可思：《中国文学》，第 14 页。

[30] 参见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 ，第 111-112 页。

[31]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 ，第 143-144 页。 战国 时代的 韩 非子称今存 之 《道德 经》为《周书》，秦时《吕氏春秋·注》称 之 为《上至经》，汉时则直呼《老子》，汉景帝以黄子、 老子义礼改 “ 子 ” 为 “ 经 ” ，司马迁《史记》始称 “ 老 子乃著 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 扬雄《汉志·蜀王本纪》 称“ 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 ”。

[32] 何可思：《中国文学》，第 24 页。

[33]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 ，第 149 页。所谓庄子取法于 列子 之说，已在肖特著述中出现。他援引 马端临《文献通考》 以及儒莲 《老子道德经》 “导言”中关于 列子 传庄子 的说法，认为《庄子》文字颇多来自《 列子 》（参见 肖特 ： 《中国文学论纲》 ， 第 317 页）。

[34] 何可思：《中国文学》，第 30-31 页。

[35] 埃施、格鲁贝尔主编：《科学与艺术大百科全书》 ， 莱比锡： Johann Friedrich Gleditsch ， 第 1 编第 16 卷， 1827 年 ，第 369 页： 肖特 著“中国文学”（ Johann S . Ersch /Johann G . Gruber ( Hrsg .), Allgemeine Encyk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 Section I, Bd. 16 , Leipzig: Johann Friedrich Gleditsch , 1827: Wilhelm Schott , “ Chinesische Literatur ” ）；另见 布儒斯特主编 《 爱丁堡 百科全书》第 6 卷 ， 爱丁堡 ： William Blackwood ， 1808-1830 年 （ Edinburgh Encyclopædia , ed. by David Brewster,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1808-1830, Volume 6 ），第 276 页：“欧洲 对 中国文学知识依然所知无几。”

[36] 迈尔主编：《教育阶层百科全书》（又名《迈尔百科全书》）第 4 卷，希尔德布尔格豪森：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 1885 - 1890 年，第 30 页：“中国语言与文学”。 （ Conversations-Lexikon für die gebildeten Stände ﹝ Meyers Konversations-Lexikon / Meyers Lexikon ﹞ , Hildburghausen: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885 - 1890 ）

[37] 张之洞：《輶轩语》，《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9796 页。

[38] 章太炎 ： 《与罗振玉书》， 《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第 380 页。

[39]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第 113-114 页。

[40] 《胡适留学日记》卷 12 ，《胡适全集·日记（ 1915-1917 ）》第 28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332 页。 ——胡适留美日记中对于西方汉学的早期评价，认定其“成效甚微”，主要是他当时对整个西方汉学的发展所知不多，只参照了远远落后于欧洲汉学的美国汉学。

[41]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第 114 页。

[42] 参见海尼士著、王光 祈 译：《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 载李雪涛编 《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第（ 2 4 - 41 ） 2 5 页：“第 1 9 世纪下半期之科学预备工夫，如约里（ J ulien ），乃改（ L egge ），雪提（ S chott ）诸氏，对于中国古籍之翻译，及其所撰各种重要论文，以使吾辈今日，得以继续研究，是也。”

[43] 翟理斯 的 《中国文学史》 （ Herbert A . Giles ,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London : William Heinemann / New York : D. Appleton and Company , 1901 ）的参考书目中， 亦 罗列 了 理雅各 《中国经典》 （ The Chinese Classics ） 、 晁德 莅 《中国文学教程》等译作。

[44] 参见季维龙 ：《胡适与“古史辨”学派》，载《历史教学问题》 1994 年第 1 期，第 1- 5 页。

[45] 章太炎 ： 《与罗振玉书》， 《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第 3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