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觊觎福建由来已久

荷兰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最开始是从澳门进行的。1601年，荷兰派出首支到中国的商船抵达澳门，试图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但是在澳门，荷兰人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强力排挤。此时葡萄牙人在澳门已经营多时，并采取手段取得了澳门的部分控制权。葡萄牙人视澳门的贸易业务为自身特权，对荷兰人的活动十分警惕。在中国官员对荷兰人以礼相待之后，葡萄牙人则对荷兰人展开了抓捕，最后杀掉17个荷兰人。荷兰人第一次的中国之行无功而返。

为进一步整合荷兰在东方的海上贸易力量，1602年由荷兰议会主导，将多家从事东方贸易的公司进行合并，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被荷兰议会授予在好望角与麦哲伦海峡之间广大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并拥有行政管理权、对外缔约权甚至宣战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打开新局面，将与中国的通商重点转移到福建沿海进行。

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收集中国沿海地区情报时了解到，要打开中国市场，首先要占据一个合适的贸易据点，“漳南有彭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同时可贿赂当时的福建税监高寀，通过其打通荷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荷兰人双管齐下，一方面“即驾二大舰，直抵彭湖”，另一方面则遣人给在福州的高寀送去三万元好处费。

高寀为皇帝亲自任命的福建税监，主要职责是设法为皇帝征收税款，不受福建地方官节制。高寀一行在福建横行霸道，搜刮了无数的民脂民膏。其贪财的臭名远扬。在军事方面，税监并无兵权，也无法完全掌控福建政局。久而久之，税监与福建地方官两套系统实际上矛盾重重。

高寀受贿的消息传开后，在福建官场掀起了轩然大波。福建高层官员对于与荷兰通商一事坚决反对，并派都司沈有容率兵负责将荷兰人逐出澎湖。沈有容“负胆智”，直驱澎湖面见荷兰舰队首领韦麻郎，下达了最后通牒。荷兰人心生畏惧，最终退出澎湖。第一次澎湖危机得以解决。

虽然在中国没有取得进展，但荷兰人并没有停止在亚洲其他地区扩张的步伐。1619年是荷兰在亚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在当地建立总督府，巴达维亚从而成为荷兰在亚洲的发展基地。野心勃勃的新总督库恩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

库恩很快组织一支由8艘船只、1024人组成的舰队，由雷理生（Reijersen）担任舰队司令，于1622年4月从巴达维亚出发，再次前往中国沿海寻求与中国的贸易。首要目标仍然是攻占澳门，但“无论攻取澳门能否成功，我们命令他们在澎湖（若不能找到其他更合适的地方）筑堡修城作为我们的基地，因为此地据说比澳门更为便利。”库恩狂妄地认为，“对中国人来说，通过友好的请求我们不但不能获得贸易许可，而且他们将不予以理会，我们根本无法向中国大官提出请求。对此，我们下令，为节省时间，一旦中国人不做任何反应，我们不能获许与中国贸易，则诉诸武力，直到消息传到中国皇帝那里，然后他将会派人到中国沿海查询我们是什么人以及我们有何要求。”他还命令：尽可能掳掠中国沿岸的男女老少来充实巴城和公司在印尼群岛其他属地的人口。

荷兰舰队按照总督库恩的命令来到中国沿海，首战澳门遭受失败，随后径直前往澎湖并将其占领。荷兰人在对澎湖进行详细考察之后，选择在风柜尾等地修城筑寨，做长期停留的打算。荷兰人还派出多艘战船前往福建沿海地区骚扰，一旦取得优势则上岸劫掠船只和财产，并抓捕大量中国人到澎湖为其筑城。据统计，在澎湖城寨建成之时，为其筑城的1150名华人中有一半以上不堪折磨，先后惨死，侥幸余生者被再次押上荷船。与此同时，荷兰人也派人到漳州面见中国官员，声称主要还是为了贸易而来，希望中国方面允许其在澎湖驻扎。

福建巡抚商周祚制驭之策

自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以来，澎湖一直属福建地方政府管辖。有明一代，中央政府先是沿袭元朝保留澎湖巡检司，但随后裁撤。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重设澎湖巡检司，旋又裁撤。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为防范倭寇，设澎湖游兵。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五年七月，福建巡抚金学曾奏“惟彭湖去泉州程仅一日，绵亘延袤，恐为倭据。议以南路游击，汛期往守”，得到允行。万历《泉州府志》载：“惟澎湖游兵专过澎湖防守，凡汛，春以清明前十日出，三个月收；冬以霜降前十日出，二个月收。收汛毕日，军兵放班，其看船兵拨信地小防。”可见澎湖虽因地理位置较为偏远，明政府仍然陆续在此设立了管理机构，进行了驻军，澎湖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深入福建地方官员心中的。

荷兰人占领澎湖，无疑挑战了中国对澎湖的主权。从行政区划上，澎湖属于福建地方政府管辖，驱赶荷兰人的责任就落在了福建地方政府，而此时的福建巡抚商周祚则是处理本次澎湖危机的关键人物。

面对荷兰人的侵略行径，商周祚首先予以了强有力的军事回击。据其在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二十四日呈皇帝的奏折中说：“红夷自六月入我彭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六敖。六敖逼近漳浦，势甚岌岌。该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御。把总刘英用计沉其一艇，俘斩十余名，贼遂不敢复窥铜山……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盘据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攻古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已遂入泊圭屿，直窥海澄。我兵内外夹攻，夷惊扰而逃。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实时堵截，颇被官兵杀伤。进无所掠，退无所冀，于是遣人请罪，仍复求市。”

结合荷方史料记载，荷兰人虽然在海战中占据了优势，但是面对中国军队的抵抗还是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为整个荷兰舰队的船只和兵员数量有限，荷兰人逐渐认识到用武力胁迫中国就范是不现实的。不断有荷兰人在战争中死亡和被俘，福建官员允许荷兰俘虏写信给在澎湖的荷兰人。而在信中，俘虏无一例外地强调在狱中生活之凄惨，不断哀求雷理生设法与中方交涉以重获自由。久而久之，荷兰俘虏问题成为了雷理生的一块心病。随后，俘虏的待遇问题也被纳入了中荷双方的交涉事项之中。

另一方面，虽然商周祚对荷兰人的挑衅行为进行了坚决回击，但在与荷兰人的交手中也察觉到荷兰战舰十分先进，比之前福建沿海出现的倭寇、葡萄牙人更难对付。而部分中国官兵也出现了“惧祸”的心态，担心战争扩大一发而不可收拾。双方均有和谈的愿望，于是开始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

在此需提及明政府海禁政策的变迁。明初洪武帝颁布了海禁政策，严厉禁止私人开展海外贸易。初时，福建地方官员严格执行了此政策。然而闽人历来靠海而生，海禁政策的实施对闽人的生计影响很大。明朝中期以来，民间要求解除海禁的声浪逐渐变大，福建地方官员也逐渐倾向放松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颁布新规，允许福建月港商人出海开展海上贸易，打开了海禁政策的缺口，也由此掀起了一阵福建人前往东南亚经商的浪潮。而此时正是荷兰人在东南亚开疆辟土之时，于是在巴达维亚、万丹、北大年等地，中国商人与荷兰人相遇。中荷之间通过私人贸易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非官方性质的贸易关系。本次澎湖危机是在此大背景下出现的。

因荷兰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澎湖与漳州河沿岸之间，双方前期谈判主要在厦门进行。荷兰人告诉中国官员是为了与中国的贸易和友谊来到澎湖，希望与中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往来。中国官员则正告澎湖是中国领土，不得在澎湖进行贸易，同时质问荷兰人若是为了友谊而来则不应在沿海地区进行破坏。中国官员同意在澎湖以外为荷兰人寻找合适的贸易地点，荷兰人则说到澎湖是巴达维亚总督的命令，没有其许可不能退出澎湖。中国官员最后告诉荷兰人，所有的协议内容必须由在福州的福建巡抚批准才能生效。

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舰队司令雷理生决定亲自前往福州与福建巡抚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