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赛制、政策辩论和英国议会制辩论之比较概观

源流

新加坡赛制、政策辩论和英国议会制辩论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汉语普通话辩论的三种常见赛制。

新加坡赛制是目前国内外大学校园开展汉语普通话辩论的首要主流赛制。因此，这种起源于新加坡的辩论赛制，现在也常被直称为“华语赛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有“自由辩论”环节。随着大学生汉语普通话电视辩论的沉浮，这一赛制革新和变体颇多，然而取消自由辩论环节，仍会被它的忠实支持者视为颇为激进的改革举措。

政策辩论，直译自Policy debate一词，作为美国大学和高中辩论的一项主流赛制，由宝岛辩手们引入汉语普通话辩论社群。正如这一赛制的别称cross-examination debate，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专设环节突出强调“交叉检证”。虽然其它赛制也重视证据的呈现和讨论，但将其上升为制度设计，正是政策辩论的最大特点。

英国议会制辩论，简称BP，直译自British Parliamentary一词，作为整个英语世界和全球英语学习者中通用的一种赛制，最早由2010年创办的中国辩论公开赛CHINA OPEN团队较为系统性地引入汉语普通话辩论社群。这一赛制“令人称奇”地打破了汉语普通话辩论社群通识中对正反双方对垒关系的认知，采取麻将牌局似的“四方”对阵模式，比赛的结局也不再是正反某一方获胜，而是四队成绩先后排序，正反双方内部斗争成为一种常态。

气质

如果我们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三大赛制的气质特色，那么舞台艺术、学术研讨和议政竞选三个词应当可以起到概括的作用。

新加坡赛制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舞台和大众传媒结下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兴衰皆系于传媒。虽然很多支持者一定会非常愤怒地认为，将新加坡赛制概括为舞台艺术，是对其逻辑和证据追求的选择性失明，但理性的支持者也一定不会否认，当前新加坡赛制改革发展的重点方向并不是增强其舞台表现力，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加强辩论赛的内容含金量。然而舞台并非任何意义上的错误，它十分充分地展现了汉语使用者们对价值观的集体重视和追求。一种语言之美、语言之妙、语言之趣、语言之志得以充分展示并被大众广泛接受，此番功劳应当记在新加坡赛制身上。况且，在主动推进汉语国际化的历程中，新加坡赛制辩论赛会，堪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的唯一最佳选择。面对习惯了指挥棒思维的中国内地高校管理者，新加坡赛制与生俱来的“官家气质”更是为所有爱好思辩的中国内地大学生们，留下了一片难得的发展乐土。

政策辩论比赛的最佳举办地点，个人认为应当是在法庭，那里的环境氛围，堪称绝配。事实上，cross-examination举证质证、盘问证人，也是世界各国法庭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辩论有一整套成熟、严谨的程序和评价规则。仅凭一副好口才或者大打情怀牌，显然不能在这一赛制中获得成功。政策辩论在辩题选择上聚焦讨论政策问题，讲求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透视问题，破除问题讨论中出现的伪证、谬误和虚妄之言。可想而知，政策辩论在大众观赏性上的欠缺，是大概率事件。然而这不应该影响政策辩论在校园中的价值。略微理想主义地说，能够认认真真、彻彻底底、端端正正地与人讨论一番，不正是校园之外的爱思考者，面对现实周遭的一大遗憾吗。

英国议会制辩论，本就脱胎于英国议会开会议事的程序规则，与议会制民主理念和实践的关系，不言而喻。在社会现实中，面对一个焦点议题，虽可粗略划分出支持与反对两大意见阵营，但在阵营内部，不同阶层、社群、团体的利益出发点和诉求落脚点，也是明显存在嫌隙的。议会内部，执政联盟和反对党联盟内部，既有合作更有竞争的关系，更是一种常态。模拟这种格局，让校园人充锻炼习得在这种格局中搏击出位的能力，培养在这种格局中能够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集团捍卫和争取利益的人才，可谓是这一赛制的原初使命。这一赛制在制度设计上看起来是粗放的，堪称一场简朴的八人轮流七分钟发言——既不像新加坡赛制那样设计多样化的辩论环节以多角度展现辩手风采，也不像政策辩论那样严格要求学术规范性和程序公正。它更像是一场牌局，在简约的规则下，牌手可以开发出各种策略，令人联想到“纸牌屋”。

选择

事实上，三种赛制结合起来时，恰好非常巧妙地表征了完整意义上的辩论，所应具备的三种取向：它在公众面前应当具有强大表现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它应当有坚实的证据、逻辑、伦理和科学基础，它不是屠龙之术，它应当能有效影响现实公共生活中人们的认知和选择，帮助完善集体决策和公共空间建构。

当下，熟练掌握一种赛制尚且不易，何况三者。曾梦想过举办“华语辩论铁人三项赛”，现在还是深感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应该做的，辩手们，好好学习，比赛举办者们，好好办赛，做些扎实的工作，让我们的社群，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基础。

学习辩论是有益的。当我们感到辩论学习似乎伤害了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时，很有可能是狭隘的认知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