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是一个治国天才？没错。这确实是那个一向被视为大奸臣的蔡京。在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坏蛋”背后，他精明强干的行政能力和目光超前的经济制度设计都放射出掩藏不住的光彩。治世之才和奸佞权臣两重形象在他身上怪异的重合起来。这让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一个人才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权奸？中国历史上这样“有才能的坏蛋”层出不穷，是什么导致的？仅仅用道德能够解释么？答案自然是不能。蔡京的背后隐隐浮现出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影子。我们正可以从中窥出，皇权专制的独裁统治结构，才是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蔡京这样把才能用在为害上的“奸臣”的罪魁祸首。 【网友评论】

对于蔡京的才能，同时代的记载中就已经揭示出对他极高的评价。被王安石列为天下仅有的三个宰相之才之一，蔡京的才能可见一斑。如果说王安石是变法的首领，对同属变法派的蔡京青眼有加的话，那么旧党一方的首脑人物同样对蔡京称赏不已。旧党元老吕公著曾评价他是所见过的最好的人才，并将子孙托付给蔡京。司马光也对蔡京在元祐更化时废除心法中体现出的行政能力大加赞赏。司马光和吕公著是元祐更化中旧党的两根顶梁柱，他们都对蔡京的治国才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就说明蔡京的能力已经超越党争，成为新旧两党公认的治国之才。 王夫之：蔡京是无能的奸臣 实质只是弄臣 王夫之在《宋论》中专门有一节讨论蔡京，结论却颇不高。他认为，只有李林甫、秦桧这样的奸臣，才算是有才能的奸臣。必须是权倾天下，上有能力代君主做出各种决断，又有能力满足君主的意图，下能压制百官，终至“胁持人主”。而蔡京明显不是这样。在王夫之看来，蔡京不过是皇帝的弄臣罢了。宋徽宗以弄臣看待蔡京，蔡京也以弄臣自居，根本是无法做到“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的。王夫之所说的政治权谋能力，发扬和展开与君主本人和当时大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讨论的更多是治国之才。但王夫之点出蔡京实为弄臣是别有眼光的。 【详细】

蔡京为六贼之首（王黼、朱勔、梁师成、童贯、李彦），掌握了行政、军事、财政大权。对内横征暴敛，贪财纳贿，对外兴兵黩武，轻起边衅。在朝排除异己，最终导致北宋亡国。刘子翚诗：“空嗟履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消。”

民愤极大百姓切齿

蔡京在京师（开封）扩建府第，毁民房数百间，他被贬后，即被群众放火烧成灰烬。宋史本传说：“虽谴死道路，天下尤以不正典刑为恨。”方腊到杭州，尽掘蔡氏祖坟。
蔡京在流放途中，连小贩都不肯卖食品给他，还群起攻之，若不是州县官吏卫护，恐怕也会像其他各贼一样，被殴死了（只有童贯是被刑杀的）。“元长轿内独叹曰‘京失人心，以至于此’。数日死。”

蔡京为六贼之首，却处分最轻，并得善终，是因有一个多年构筑的关系网，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吏，旁及文人学者，实虚并举，既培养党羽，又制造舆论。一方面由其子蔡涤，召集一些元祐旧党学者，编写《西清诗话》和《铁围山丛谈》。人称“为他日张本”，也就是预留后手。
蔡氏还援引一些名人做官，如以“程门立雪”著名的大儒杨时（龟山），即被王黼援引为学士，成为蔡京的“门下士”。蔡氏父子既败，杨时虽也有揭发，仍不免为其开脱。如给钦宗奏议说：“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即把蔡京的罪恶，一股脑地转嫁到王安石身上了。 【详细】

宋徽宗时代，北宋货币政策发生剧烈的变化。在铜钱的铸行上，首次在全国推行当十钱；在铁钱的铸行上，把夹锡钱推向四川、陕西、河东以外的广大地区。这就是蔡京的货币改革。引起社会不满，物价上涨的钱法改革却给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源，也满足了徽宗君臣的奢侈腐化生活需要。但在此背后，蔡京货币改革还有解决钱荒目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不论政府还是团体个人，对货币的需求量是很大的。蔡京的货币改革，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

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叫居养院。一类是负责免费收治无钱治病的病人，叫“安济坊”。还有一类机构，埋葬居养院与安济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会上死后“暴露沟堑者”，叫“漏泽园”，其用地专门由官家花钱购买。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设置是自上而下，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一个网络。更难能可贵的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还有一整套以成文法形式规定的制度。宋代社会救济机构之设置是蔡京力推。在帝制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安济坊设立于崇宁元年（1102），主要是对患病的贫民给以救治的机构。同居养院一样，安济坊的设立也是先诸路而后京师。宋徽宗下诏曰：“今京师虽有福田院，所养之数未广，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联甚悯焉。可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以称朕意。”同时还规定，户数上千的城镇都要设安济坊，凡所属境内卧病无依者，都可送至安济坊医治。

徽宗与蔡京绍述熙宁的政治趋向是统一的。徽宗举起“孝”的旗帜，蔡京则用以维护自己的变法活动，“挟绍述之说为自便之计，稍违其意，则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在绍述等于忠孝的口号下，徽宗废蔡京之政就只能借助“天”的力量。蔡京还“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谈悦帝意”宫中费用和国家财政都与蔡京改革绑在一起。利孔大开的财政只有以蔡京条法支撑，所以最终不能彻底罢黜蔡京。蔡京能手持权柄近二十年，是其“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和“事君以利”结果。

蔡京悲剧的结构性分析：北宋后期宰相是依附于皇权的附庸

从宋神宗时代直到宋徽宗时代，北宋的皇权是在原有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化的。在宋神宗学会了“许多伎俩”后，皇权的独断专行便无须再有其他人的牵制。此后宋哲宗、宋徽宗走得更远。表面看蔡京集团权势熏天，为所欲为，但实际上“莫不是备左右趋承的一等庸人”。无论是蔡京还是王黼，徽宗始终将他们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始终对皇权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相反，他们只有仰仗皇帝的鼻息才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王安石变法的最后走向，对于怀抱理想的北宋士大夫们来说是一种失败，他们不仅没有通过变法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而成就了专制主义皇权，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从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参与者而沦为皇权的附庸”。 【详细】

在宫内，蔡京一直有固定的内线，也是其宦海生涯的一大优势。任相前就与深受徽宗宠信的大宦官童贯一直保持良好私交。任相后，蔡京也以种种手法保持并加固和童贯的这种关系。作为宦官，童贯也需要拥有实力的蔡京的支持。由此，蔡京与童贯的关系得以长期保持。通过童贯，蔡京可以随时获知宫中信息，把握徽宗心思，积极迎合，讨其欢欣：及时知晓政敌在徽宗面前低毁自己的内容，以便尽早作出反应，找到对策，减少和消除这些语言对徽宗产生的影响。

蔡京从进入仕途始，便注意结交各色人等，尤其是权力中枢的官员，培养一批心腹党羽。每次任相，都尽力援引同党，加强其势力。这些党羽包括道士、地方官僚、台谏官、执政官、甚至宰相。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依附蔡京的人都会自始至终忠于他，但蔡京总能在打击叛己之人的同时加固原有集团、补充新的力量。这些党羽助其巩固相位，排挤政敌。蔡京在激烈的权争中，虽罢相四次，但前三次都能罢而复起，党羽之功不可没。

蔡京深知党羽势力之重要，因此在清除政敌的同时亦不忘尽力扫除其党羽，以防斩草不除根而使政敌如同自己一般有同党的坚固后盾而复起。至于像赵挺之、刘正夫这类老弱多病的政敌，蔡京当然不用多浪费精力。排挤政敌有方，罢相不及一年，蔡京第一次复相；罢相近三年，第二次复相。蔡京第三次复相花了四年多时间，因遇到了对其最具威胁的政敌。

奸臣蔡京是如何养成的：处徽宗朝则巨奸 在仁宗朝则能臣

自其步入官场之始，他耳濡目染的就是神宗如何运用权术独大皇权，以及原本只是少数的变法派借助皇权的威力掌控权力，以权谋私从而形成北宋晚期的“权门”。再经历元祐、绍符以来的的政治纷争，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蔡京来说，给他留下的深刻经验和教训就是依赖皇权的重要性。蔡京的觉悟就是，竭力服务的对象是手握皇权的皇帝本人，而不是国家，更不是广大百姓。徽宗朝以蔡京为代表的一干大臣的升迁贬退，本质上都是徽宗个人意志操纵。而这一点正是养成蔡京类“奸臣”的土壤。相比之下，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个格局下，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才能的发挥反而更容易受到各方青睐。假如蔡京身处仁宗朝，成为奸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张方平式的能臣恐怕是最大的可能。 【详细】

徽宗朝制度逼出的奸臣：皇权专制下控制一切的大政府使其无路可选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王安石变法时期，新旧两党设计的国家结构是不同的。王安石构想了一个国家，不存在政府与社会、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差别。国家制度能够满足所有人共同的渴望和需求。王安石相信公共权力应该能对私人利益发号施令。新党设计了一个全能的政府，试图从上到下地以政府之力推动社会改造。宋徽宗按照新党的思路将这种全能的大政府发扬到极致。无所不包的政府公权已经对私人利益乃至思想领域进行了控制。如此之大的权力又有效的掌握在皇帝宋徽宗自己的手上，这就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官员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走上讨好奉迎皇帝这一条路。无法迎合皇帝的下场就是连侧身而去的退路也没有。蔡京等一帮佞幸奸臣的出现，实际是宋徽宗朝皇权专制控制下肆意弥漫的政府公权力逼出来的。 【详细】

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腐败亡国。问题在于：北宋晚期为何腐败？如以皇帝集权专制势必滋长腐败作答，不免失之笼统。本文认为，北宋晚期朝政的极度腐败是北宋开国以来所形成的权力制约体系全面崩溃，皇权以及内朝、外朝权力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

徽宗时期无疑是北宋历史上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时期。在所谓“六贼”当中，童贯、梁师成、李彦三人系宦官，即是其明证。其实，杨戬也应名列六贼。六贼之外，还有“十恶”宦官。正如当时人所说，徽宗时期宦官干政是“祖宗之制坠废殆尽”的结果。此前不少限制宦官权势的法规，这时名存实废或名实俱废。 传统专制独裁体制下 只有逢迎谄媚者能大行其道 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为上级服务”作为其核心任务。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在官官相争以及一个别人成功就是自已失败的零和博弈社会中，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地发生。 约束官员权利道德自律无法依靠 必须制度约束 权利制约机制是最重要的，道德的信仰是次，是辅助的，如果你把道德信仰放在第一位的话，那就回到了60年代。一个人，比如说一个官员，他不需要有一个信念吗？当然有信念，但是我们不能靠他的信念，我们得靠制约他，我们不能相信他内圣外王，我们得相信权利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利使人绝对的腐化。现在就是用道德的谴责代替了制度的制裁，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在西方这是两个东西，而咱们是一起的，一个人又要做牧师又要做警察。他的道德考验要有多大？ 不好的制度能逼人走上邪路 把好人变成坏人 西方说把制度设计完善了，把法律设计完整了，这人就坏不了，他就会变成一个好人。在道德建设上，制度、法制所起的作用很大。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只会把好人变成坏人。如果制度不好，不能防止甚至会激励人走邪道；制度框架好，就不会让人走邪道。制度如果逼着人往坏道上走，那它就是坏制度。 【详细】 杜绝蔡京悲剧的路径：宪政民主下政府权力与职责对应 专制政府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同时也往往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在统治者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情况下，只有先以宪政消除了权大责小的“最差政府”之弊。能够权责对应的政府就是宪政民主政府。人类社会经过长时期的“试错”，民主与宪政都渐成熟而融会为现代宪政民主或曰民主宪政。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