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人进入古代印度后，逐渐产生不同等级，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史称“种姓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各个等级之间高低贵贱有别，下一等级的人没资格从事高一等级的职业，不同级别的不能通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在尼泊尔，婆罗门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授予当地人较高种姓，大部分土邦国王（maharaja）也成了刹帝利。
种姓制度并非一套绝对的社会阶层，而是借由许多不同的标准建立起来的一套相对阶序，这些标准诸如：是否吃素、是否杀牛以及是否接触尸体等等……这些标准背后的核心概念是一套“洁净与不洁”的价值观，然而该价值观却受到实际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影响。
为此，古代印度的婆罗门发展出一套称为“瓦尔那”的分类架构，作为解释并简化整个制度的方式。因此，这两套思维方式大致构成整个种姓制度的主要概念。
洁净与不洁
洁净与不洁是种姓制度的核心观念，其依循的原则主要有二：一种是时效性，一种是互补性
：
时效性
不洁可分为两种，即暂时性的不洁与永久性的不洁。在此，“不洁”主要指在生活中各种被视为带有危险性，而需要将受此影响者加以隔离的事物或情况，比如经血、生产与死亡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即使与之有稍微的接触都算沾染到“不洁”，需要以慎重的方式隔离或是消除其不洁。因为印度教认为水能洗涤不洁与罪恶，恒河河水则有最佳的洗涤效果，因此印度人经常在恒河两岸洗澡或擦拭身体。
所谓的“不洁”是一套繁琐的分类体系，这其中最核心者包含《
摩奴法典
》所规范的人身上的十二种不洁物（如粪便、唾液等）、出生与死亡以及许多次转手过的人与物品。
此外，各种器物之间也有一种比较性的不洁关系，如金比银洁净，银比青铜洁净，青铜比黄铜洁净，上述这些金属又比陶器洁净，这种比较性的关系会影响到器物的使用年限与价格。同样地，当人与“不洁”的接触程度与关联性也会牵涉到其被隔离的时间长短，以及处于暂时性的不洁还是永久性的不洁。
以亲人死亡为例，当该状况发生时，其核心家庭的成员被视为最“不洁”，守丧期最久，不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亲戚则依与死者生前来往的程度决定其“不洁”程度与守丧期，即与死者生前来往越密切者需守丧越久，反之则越短。
同样的观念用于即将殉夫的寡妇，如果她们正处于经期时，依规定不可殉夫，必须等经期结束后四天并沐浴才可自焚殉夫（称为萨蒂）。上述这些有时效性的例子都可显示暂时性不洁的情形，而暂时性的不洁通常有直接或间接的化解之道，比如用水清洗（沐浴或洗涤特定部位）、剔除毛发、涂抹牛的五种分泌物等。
然而如果经常性的接触“不洁”的事物，比如专门替死者或产妇洗涤衣物、埋葬死者，这种情况下便处于永久性的不洁。换言之，以接触“不洁”事物为业的人或群体无法摆脱“不洁”的状态，因此他们与他们的亲人必须被长期隔离于大多数人之外，以防污染到其他人。如此，他们便成为“不可触碰”的贱民，其他非贱民的种姓必需避免与之直接接触，甚至迫使他们迁居聚落之外，否则有被污染的危险。
因此，在时效性上可以看见洁净与不洁之间的对立关系：如果要维系自身的洁净，必须远离不洁。洁净与不洁位在价值观的最高与最低两端，彼此相互排斥，互不相容。
互补性
互补性主要与婆罗门有关，其基础建立在于满足婆罗门对洁净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洁。
作为种姓制度的核心，婆罗门必须保持高度的洁净，才能维持其神圣的地位，因此随着历史发展，婆罗门创造出许多规定与礼仪维系自身的洁净，然而执行这些仪式与规定时如果没有他人协助，多少会沾染不洁而处于不可触碰的状态，因此衍伸出各种处理不洁事务的种姓，这些不洁的种姓之存在也保障了婆罗门的洁净。
换言之，洁净与污秽，婆罗门与贱民，这两者彼此互补，缺一不可。举个例子，死牛，特别是被宰杀的牛被视为不洁，然而仪式上不可避免需要以牛皮制成的鼓和接触这些不洁物的演奏者，因此许多地方出现以制作皮革或演奏乐器为业的贱民种姓，然而他们的工作却与神圣的宗教仪式紧密相关，甚至必须在其中扮演主祭者的角色。
洁净、不洁与种姓制度
正因为洁净与不洁在概念上构成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因此一个种姓要确立其地位时，必须同时根据几项标准作为参照，比如丁种姓的成员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是素食者，所以等级高于辛、壬、癸种姓；但我们容许寡妇再婚，所以等级不如甲、乙、丙种姓。”
由于种姓内的成员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时遵守与违背某些洁净标准，因此可以借由各项由洁净与不洁所衍生的实际标准将所有种姓一分为二，最后这些标准汇合在一起时，便构成一套由高至低的“洁净-不洁”种姓阶序。
虽然洁净与不洁的观念在印度社会中具有其重要性，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却未反映在这套价值观之外，因此这套理想的阶序原则未必符合实际上的社会阶层。即使如此，洁净与不洁的观念提供一个清楚的轮廓，使各种姓的成员了解自己种姓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其他种姓的关系。
瓦尔那
瓦尔那
（वर्ण）是
印度教
经典中解释种姓制度的分类架构，其内涵主要见于
《摩奴法典》
与《瞿昙》等早期婆罗门教经典。在该理论中主要指四种不同的阶层，经典中根据一些原则区分四种阶层，并明确规范彼此的义务与权利，然而实际社会中，种姓并非依据该理论的规范划分，因此不能将瓦尔那与种姓制度画上等号。即使如此，瓦尔那理论仍被应用在近代的实际社会之中，成为许多种姓抬昇自身地位的论述手段，因此仍然有其解释上的效力与合理性。
瓦尔那是梵语词 varṇa वर्ण 的音译。这个术语派生自词根 vṛ，其含义是包盖（to cover）或封装（to envelop）（可比较于 vṛtra）。在《梨俱吠陀》中，这个术语可以意味着：“人的种类、部落、等级、行业”，特别是表达了在雅利安人和达萨人之间的对立。
瓦尔那阶序
早期婆罗门所著的经典中刻意忽略贱民不提，主张将所有的种姓划分成四种瓦尔那。这四种瓦尔那同样以婆罗门为首，借由职能与权利的划分规范，构成一严谨的阶序：
1.婆罗门（ब्राह्मणः）：最高等的瓦尔那，也是整个阶序的核心。婆罗门本为祭司，根据《摩奴法典》规定，可从事教授吠陀经、司祭与接受奉献这三样工作，但在8世纪以后祭司逐渐不受重视，洁净便取代前者，成为婆罗门最主要的特征。此外，婆罗门享有许多特权，如不可处罚、不用交税、不可杀害、可领回部分充公遗失物等。
2.刹帝利（क्षत्र）：次等的瓦尔那，《梵书》称其具有与婆罗门共享“管辖一切生命”的权利。刹帝利是战士和统治者，掌握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权力，但被排除在完整的司祭过程之外，因此不具有宗教上的权力。此外，其负有保护婆罗门之责。
3.吠舍（वैश्य）：第三等的瓦尔那。吠舍是农人或牧人，任务是生产食物，并提供各种祭品。《瞿昙》规定吠舍可从事农耕、商业、畜牧与放贷的工作。
4.首陀罗（शूद्र）：最低等的瓦尔那。首陀罗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负责提供各种服务。
（图片注释：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
文字学家乔治·杜梅吉尔认为，瓦尔那组成的阶序实际上并非由上而下排列，而是由一系列的二分原则所构成：先是首陀罗被排除在外，其他三个瓦尔那构成一组，即再生族dvija（twice-born，能举行成年礼的瓦尔那）；再生组排除吠舍，由婆罗门与刹帝利构成拥有“统治一切生物之权力”的一组；最后婆罗门排除刹帝利，独自拥有三种特权，即传授吠陀经、司祭与接受奉献
。
杜蒙根据上述原则进一步补充，认为瓦尔那阶序刻意排除贱民就如同上述的二分原则。换言之，整个瓦尔那阶序的分类关系大致如下：
根据上述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到瓦尔那实际上是一套分类体系，而非具有实质内涵的规范架构。透过瓦尔那可以得知早期婆罗门心目中的理想种姓制度为何，却无法真正了解种姓制度实际运作的情形。
贱民
在四个瓦尔那外，印度的贱民（Dalit，英译Untouchable），多由罪犯、战俘或是跨种姓婚姻者及其后裔组成。因为他们的身份世代相传，不能受教育、不可穿鞋、也几乎没有社会地位，只被允许从事非常卑贱的工作，例如清洁秽物或丧葬。
由于“贱民”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因此四个瓦尔那的人严禁触碰到其他贱民的身体，贱民走过的足迹都要清理抚平，甚至连影子都不可以交叠，以免玷污他人。
由于贱民毫无社会地位，因此至今印度仍然经常发生贱民因不慎接触到四个瓦尔那的人而被殴打甚至杀害的事件，而这些动手之人甚至不必负起任何法律责任。
瓦尔那与种姓制度
虽然瓦尔那提供一套稳固的解释框架，然而实际上的种姓制度常常与其架构差距甚远。以190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为例，马德拉斯省没有任何种姓中属于刹帝利，属吠舍者亦十分罕见。大多数的种姓集中在首陀罗的类别下，共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换言之，当地社会主要由婆罗门、首陀罗与贱民所组成；在孟加拉省，战士与统治者为拉其普特担任，然而该种姓并非真正的刹帝利〈Risley 1901〉。事实上，在印度的历史中，各地的统治者未必皆由刹帝利担任，而且真正的刹帝利常被认为已经不存在于世上，虽然该瓦尔那在阶级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19世纪英国人所绘的拉吉普人
另一方面，瓦尔那阶级虽然规范各种事物，可是实际生活中却未必依据这些规范实行，比如婆罗门理应享有许多特权，并且与刹帝利共同统治一切，但是在历史上，政治权力大都落入婆罗门以外的种姓手中，婆罗门只以其象征性的洁净受到大众景仰。同时，除了婆罗门与贱民这两个极端外，其他瓦尔那之间的种姓在现实社会中亦无明确的阶级关系，大多数的情形是种姓们彼此处于一种模糊的权力分工与关系上，而且经常与瓦尔那阶级矛盾。如此，瓦尔那阶级究竟反应多少真实性，其与现实中的种姓制度关系为何，便成为许多相关研究者探讨之焦点。
有些早期学者，如人类学家亚瑟·莫里斯·侯卡特，认为瓦尔那理论只能解释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不适用于近代以来的情形。印度学家爱德华·瓦士本·霍普金斯与社会学家奥利佛·克伦威尔·寇克斯则根据古印度的神话，主张古代的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是种相互竞争最高权力地位的紧张关系，因此瓦尔那阶级反映了婆罗门想夺取政治权力的企图。
（图片注释：拉吉普是孟加拉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但他们并非刹帝利，而且大都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晚近学者以杜蒙为代表，提出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婆罗门与刹帝利原本就是种分工的关系，而且婆罗门与刹帝利皆带有神圣的性质令两者均无可替代
，但它们的分工关系却是自我矛盾的：虽然在宗教地位上，婆罗门自认要高于刹帝利，可是实际的政治权力却由刹帝利掌握，这种情况下造成违反部分“洁净”规范（比如吃肉或行多妻婚）的刹帝利在种姓地位上不如婆罗门中的素食商人或祭司，这结果却非掌握权力的王族所能接受，因此瓦尔那阶级声称两个瓦尔那共享“统治一切生物的权力”，但婆罗门却将此权“授予”刹帝利，不问实际政事，刹帝利则“不需”插手婆罗门的宗教职权，且要负起“保护”与“供养”婆罗门之责，使其能安心地执行司祭职务。如此论述之下，瓦尔那巧妙地化解理论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建立起“政教分离”但彼此依赖的关系。
而且，这种功能性的分割使得即使原本的刹帝利消失了，日后掌权的新统治者却能根据此论述，模仿原属于刹帝利的角色，与婆罗门进行互动。换言之，瓦尔那是一个权力关系的架构，使婆罗门与统治者在不违背洁净与不洁的原则之下，在此之下能彼此合作，同时维系婆罗门的优越地位。此外，在英属印度时期，由于种姓制度被列入户口登记的项目，因此部分种姓会借由普查的时候，可借由宣称其瓦尔那拉抬自身种姓的地位。因此，瓦尔那阶级事实上提供了蓝图，供各种姓想像“理想的社会”应如何运作。
四瓦尔那制度
到后期吠陀时代，四瓦尔那制度正式形成，婆罗门教的
典籍
规定了各个瓦尔那的地位以及不同瓦尔那的成员的不同权利和义务。
第一个瓦尔那是婆罗门(Brahmin)。婆罗门主要掌管宗教祭祀，充任不同层级的祭司。其中一些人也参与政治，享有很大政治权力。
第二个瓦尔那是刹帝利(Kshatriya)（是“力”、“权力”的意思）。它是从“罗阇尼亚”发展而来的。刹帝利的基本职业是充当武士。国王一般仍属于刹帝利瓦尔那，但是刹帝利瓦尔那并不限于王和王族。刹帝利是掌握军事和政治大权的等级。
第三个瓦尔那是吠舍(Vaishya)吠舍主要从事农业、牧业和商业，其中也有人富有起来，成为高利贷者。吠舍是平民，没有政治上的特权，必须以布施（捐赠）和纳税的形式供养完全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不过吠舍还是雅利安人氏族部落公社的成员，他们可以参加公社的宗教仪礼，因而和婆罗门、刹帝利同样属于“再生族”。
第四个瓦尔那是首陀罗（Shudra）。首陀罗瓦尔那的前身是达萨瓦尔那，首陀罗不在雅利安人公社以内。首陀罗的大部也是非雅利安人其中也有失去公社成员身份的雅利安人。由于没有公社成员身份，不能参加
宗教礼仪
，不能得到第二次生命（宗教生命），首陀罗是非再生族。就失去了在政治、法律、宗教等方面受保护的权利。首陀罗从事农、牧、渔、猎以及当时被认为低贱的各职业，其中有人失去生产资料，沦为雇工，甚至沦为奴隶。首陀罗作为瓦尔那来说，不是
奴隶
或达萨。首陀罗是地位低下而受苦的人。
而达利特（Dalit）的地位比首陀罗还要低，又称贱民。达利特，印度语翻译为：“不可接触者”。
印度是到21世纪初还遗留着种姓制度，其中最底层的人被传统的上等种姓叫做“不可接触者”，即贱民，他们自己自称为“被压迫的人”，即达利特。今天，在某些依旧保守的印度农村，你会看到有些人走路要避着人，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影子落到路人的身上；更有甚者，有的人带着扫帚，边走边扫掉自己的脚印。他们为这个村子的人工作，却不允许住在村子里；他们不能到村子的井里打水，小孩就算能上学也必须上专门的学校。令印度教种姓制度臭名昭著的是它的种姓隔离，而最严苛的隔离正是施加在被称为达利特（Dalit）的人身上。传统上，达利特被认为是肮脏的，并且这种肮脏还可以借由接触传染给别人，因此他们要躲大家远远的。尽管圣雄甘地称他们为“神之子”，但传统的上等种姓却叫他们“不可接触者”，即贱民，而他们自称为“被压迫的人”，即达利特。这是
印度历史
留下的最黑暗的一道阴影，但是当世人的目光被每年6%以上的经济增长和成千上万的IT精英所吸引时，往往会忘了它的存在。印度前总理曼莫汗辛格（2004年5月19日-2014年5月17日任印度总理）是个坦率的人，他坦承：“尽管60年来印度已经制定宪法和法律禁止种姓制度和种姓隔离，政府也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在印度许多地方，达利特依然面临着社会歧视。”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印度目前有1.67亿达利特人，占总人口的16.2%。
虽然瓦尔那提供一套稳固的解释框架，然而实际上的种姓制度常常与其架构差距甚远。以190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为例，马德拉斯省没有任何种姓中属于刹帝利，属吠舍者亦十分罕见。大多数的种姓集中在首陀罗的类别下，共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换言之，当地社会主要由婆罗门、
首陀罗
与贱民所组成；，战士与统治者为拉其普特担任，然而该种姓并非真正的刹帝利〈Risley 1901〉。事实上，在印度的历史中，各地的统治者未必皆由刹帝利担任，而且真正的刹帝利常被认为已经不存在于世上，虽然该瓦尔那在阶级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近代
另一方面，
瓦尔那
阶级虽然规范各种事物，可是实际生活中却未必依据这些规范实行，比如婆罗门理应享有许多特权，并且与刹帝利共同统治一切，但是在历史上，政治权力大都落入婆罗门以外的种姓手中，婆罗门只以其象征性的洁净受到大众景仰。同时，除了
婆罗门
与贱民这两个极端外，其他瓦尔那之间的种姓在现实社会中亦无明确的阶级关系，大多数的情形是种姓们彼此处于一种模糊的权力分工与关系上，而且经常与瓦尔那阶级矛盾。如此，瓦尔那阶级究竟反应多少真实性，其与现实中的种姓制度关系为何，便成为许多相关研究者探讨之焦点。
有些早期学者，如人类学家亚瑟·莫里斯·侯卡特，认为瓦尔那理论只能解释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不适用于近代以来的情形。印度学家爱德华·瓦士本·霍普金斯，与社会学家奥利佛·克伦威尔·寇克斯则根据古印度的神话，主张古代的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是种相互竞争最高权力地位的紧张关系，因此瓦尔那阶级反映了婆罗门想夺取政治权力的企图。
然而晚近学者以杜蒙为代表，提出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婆罗门与刹帝利原本就是种分工的关系，而且婆罗门与刹帝利皆带有神圣的性质令两者均无可替代，但它们的分工关系却是自我矛盾的：虽然在宗教地位上，婆罗门自认要高于刹帝利，可是实际的政治权力却由刹帝利掌握，这种情况下造成违反部分“洁净”规范（比如吃肉或行多妻婚）的刹帝利在种姓地位上不如婆罗门中的素食商人或祭司，这结果却非掌握权力的王族所能接受，因此瓦尔那阶级声称两个瓦尔那共享“统治一切生物的权力”，但婆罗门却将此权“授予”刹帝利，不问实际政事，刹帝利则“不需”插手婆罗门的宗教职权，且要负起“保护”与“供养”婆罗门之责，使其能安心地执行司祭职务。如此论述之下，瓦尔那巧妙地化解理论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建立起“政教分离”但彼此依赖的关系。
而且，这种功能性的分割使得即使原本的刹帝利消失了，日后掌权的新统治者却能根据此论述，模仿原属于刹帝利的角色，与婆罗门进行互动。换言之，瓦尔那是一个权力关系的架构，使婆罗门与统治者在不违背洁净与不洁的原则之下，在此之下能彼此合作，同时维系婆罗门的优越地位。此外，在
英属印度
时期，由于种姓制度被列入户口登记的项目，因此部分种姓会借由普查的时候，可借由宣称其瓦尔那拉抬自身种姓的地位。因此，瓦尔那阶级事实上提供了
蓝图
，供各种姓想像“理想的社会”应如何运作。
十九世纪后部分西方学者提出，在历史上古老的印度人种衰亡之后，新起的
高加索人种
雅利安人的一部分入侵者们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了南部印度的住民达罗毗荼人；经过几个世纪的武力扩张，雅利安人逐步征服了整个北印度。
在尼泊尔，婆罗门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授予当地人较高种姓，大部分土邦国王（maharaja）也成了刹帝利。当地主体民族卡斯人没固定信仰，所以婆罗门经常授予整个村落的人以高种姓。在尼泊尔种姓较少而且高种姓较多。
种姓制度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印度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包括
瓦尔那制度
和后来从中衍生出的阇提制度）的泛称，
玄奘
又曾将它译称族姓制度，西方通常把印度的这种制度称为喀斯特制度。它萌芽于早期吠陀时代，正式产生在后期吠陀时代。最初，
雅利安人
自称为“雅利安瓦尔那”（雅利安含有“高贵”之意，瓦尔那含有“颜色”、“品质”的意思），而称当地居民为“达萨瓦尔那”（含有“雄者”、“男人”之意）。这样就有了自以为高贵的雅利安人和把当地居民当作敌对集团的区别。
随着雅利安人内部的分化，在早期吠陀时代末期，逐渐发生了平民与氏族贵族的区别。平民称为“吠舍”（是氏族成员的意思），而贵族称为“罗阇尼亚”（是“灼热发光”的意思，引申为显贵的首领的意思）。从事祭扫的氏族贵族则称为“
婆罗门
”（意思是梵天所生）。从雅利安人与当地居民的一分为二，到雅利安人部落中平民与氏族贵族的一分为二和贵族内部的军事贵族与祭司贵族的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四个瓦尔那的胚胎。
当代种姓制度
印度独立后，宪法第1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种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视”；第17条明文规定废除“不可接触制”。为了保证低种姓人和贱民的教育和求职权力，印度还实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不仅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高达27%的名额。另外，还给低种姓出生的学生一定比例的升学名额。在今天，印度人的身份记录里不再有任何关于种姓的记载。
尽管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印度宪法明文规定不准阶级歧视，但是种姓制度对今天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农村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就算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如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尔邦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
另外，一份旨在展现印度长期受歧视种姓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数据表明：
·在2001年，印度全国平均识字率为63%，而最低种姓的识字率却只有55%。
·最低种姓儿童疫苗注射水平于2001年为4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
·在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最低种姓的贫困率从49%降至了39%，虽然降幅大于全国平均的8%，但其还是要高出2005年的全国平均值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