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义#反智简单来说就是对知识的怀疑和对知识分子的鄙视。

反智主义又称作反智论，是一种存在於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於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於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於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

反智主义从出现到兴起有其历史和现实背景困素，与输不起，死不认错的面子文化，不敢面对现实的弱者心态有关。除了本身素质低下、知识残缺之外，也有出于投机主义而出卖灵魂的情况。其类喜欢用各种理由体现已胜、将胜和必胜的预期，宣传特征十分明显。其实，早认错、早认输更利于轻装上阵，重头开始。

（摘自 百度知道 原作者：菠萝在这）

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提出。广义上来讲，它是在基于清晰立场和不同思维的基础上，不同阶层或人群中产生的分歧与矛盾的产物。狭义上来讲，反智主义即是悖逆真理，违背正义，是错误的。

中国的反智主义

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良好判断力和思想方式重温历史能帮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贬低知识精英会带来怎样的灾难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艾森豪威尔曾有这样的名言：“知识分子是那种用多余的话讲述他未必知道的事情的人。”

这是1954年的美国，这位昔日的盟军总司令、如今的总统正矗立在声望的顶峰。他在两年前，也将在两年后击败同一位民主党挑战者阿德莱·斯蒂文森。后者志趣高雅、言辞动人，是当时知识分子眼中的理想政治家的化身。但对于美国选民来说，斯蒂文森不可理解，代表着令人不信任的知识傲慢，大叔式的艾森豪威尔似乎更能理解他们。

艾森豪威尔也利用这种不信任，他对知识分子的刻薄言辞象征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日趋强烈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utalism)”浪潮的再一次到来。

对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这个国家是由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缔造的，但是它的历史节奏中总有一股强烈的“反智”冲动。它来自于宗教传统，清教的神职人员对于科学精神的敌视；它来自于政治生活，越来越庞大的官僚体系产生的专家崇拜；在商业上，它是如此的强调物质与实用主义，不信任超出日常生活的观念；教育上，它则同样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淖，不强调智力生活的独立性。

他把这种种思潮编织成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美国生活的反智主义》。对他来说，这反智主义最大的危害在于人的堕落，他不无悲观地预言说，“当然，不同的选择路径可能正被关闭，未来的文化可能将被那些秉持这样那样信念的人的一意孤行所主宰。”

距离这本书出版正好半个世纪，反智主义在美国生活出现了新的形态。学院中盛行的相对主义，迅速兴起的明星文化和网络文化、新的浅薄与野蛮文化，因为全球通信网络，正以更强大的面貌出现。从美国总统的竞选到马尼拉餐馆，“江南style”的大为流行，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新例证。

自从霍夫斯塔特抛出这个论断以来，它就遭遇不断的质疑。一方面，它与一个民主社会弥漫的“平等意识”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反智主义”的确是个难以确切的概念，它又常与“反理性主义”、“反精英”混淆在一起。而智力生活或是知识分子的定义，更是随时在改变。

霍夫斯塔特所依据的是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传统，它帮助人们从柏拉图的洞穴中走出来，去看到真实的世界，摆脱各种习俗成见。在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这成见来自于宗教与王权，所以知识与智慧，是用来对抗宗教与政治权力的，新诞生的知识分子阶层则要取代教士阶层，成为新的立法者。这种新的理性态度，意味着开放性、好奇心、怀疑性。

来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反智程度，你仍可以借助这两个模糊的指标，它对于智性本身（也就是理性）的态度，或者更直接来说，它对于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在此刻重提霍夫斯塔特，不是为了某种莫名的怀古情怀，它与当下的中国密切相关。此刻的中国，也正面临着一种普遍的反智情绪。

反智主义在中国有着漫长的传统。在写于1976年的文章《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历史学家余英时追溯与比较了中国主要的三种政治思想流派儒家、道家、法家与反智主义的关系。

道家与法家的浓郁的反智传统自不必说，他们期待的稳固统治都是建立在“蒙昧”之上的，而以“主智论”著称的儒家，也不得不尴尬地发现，他们的知识与道德空间，也只能寄望于王权的暂时垂恩，以“道统”为名，他们却从未建立起真正的抗衡王权的力量。不过，因为能与皇帝一起分享治理天下的权力，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士大夫阶层仍能赢得广泛的尊重。

进入20世纪，“士”转变成了知识分子，他们发现自己一代代积累的知识系统在现代世界变得不重要，而他们在社会生活的优势则随着科举制度的瓦解而消失了。他们长期的中心感遭遇挑战，中国成为了世界的边缘，而他们在中国社会也不再是中心。

这种倾向越来越剧烈。一直到1920年代，知识分子仍对整个社会具有引导作用，当他们喊出科学与民主口号时，不啻是在展开中国的启蒙运动，要为中国建立起现代的思维方式与政治体制。日后决定中国命运的党派与意识形态，也正是从大学校园中开始的。

但也正是这党派与意识形态的兴起，令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在余英时写作这篇文章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智运动”，它把所有的知识与思想都汇聚到革命教条之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不仅在肉体上被消灭与侮辱，还展开了一场集体性的自辱。就像余英时感慨的，“反智主义”在此刻的中国的确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

在接下来的30年中，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回到国家生活的中心，在过去的十年中，则更再度处于边缘化位置。除去传统意识的政治权力，这边缘化还有了新的因素，物质主义的空前胜利，令精神空间大为压缩，新技术带来了信息泛滥，人们错把信息当作知识、进而贬低知识，人们强调实用而不是认知，当然还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堕落，他们缺乏自尊、投入权力或大众的怀抱。

在此刻的中国，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生活中，不仅是知识分子集体缺席，你也明显地感觉到“智性”的严重缺乏，它似乎在整个国家的运转中找不到角色。当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中国旅行时，他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他相信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在公共舆论中，当人们提到“公知”时表现出的习惯性蔑视，实在令人震惊，似乎侮辱知识与思想再度变得时髦。

或许，重温历史能帮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贬低知识精英会带来怎样灾难性的影响。在另一篇文章中，余英时大胆地假设中国的民主实验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挫败，很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是精英文化的衰退——“不管怎么说，民主观念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要把它转化成中国的现实，只有通过彻底的争辩和讨论，不仅针对这些观念本身，而且针对其他与此观念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才能达到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民主观念才有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和成长。因此，一个高水准的精英文化是一个根本前提，民主是不太可能在一片文化贫瘠地开花的”。

现代政治秩序只是我们期待发生的变化之一。这个国家怎样建立起一个高效运转的市场，怎样建造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怎样学会与世界相处，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良好的判断力、理性的态度、一个开放的且充满好奇心的思想方式而一个反智的社会，是永远无法迎来这种改变的。

倘若不承认知识分子在中国变革中曾扮演，也理应扮演的中心角色，我们期待的变化不会到来。

转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撰文/许知远（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