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峰 郎晶晶

《字林》, 晋吕忱所作,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字书, 《字林》问世后, 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而极盛, 在唐时几于《说文》齐名, 被视为当时语言文字的典范, 是研究东汉至隋唐时期辞书发展, 特别是魏晋时期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著作。文章梳理了其流传与亡佚的情况, 并就其在文献整理、辞书史、文字学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做简单论述。

《字林》, 晋吕忱所作,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字书, 清任大椿称其“承《说文》之绪, 开《玉篇》之先”。《字林》问世后, 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而极盛, 在唐时几于《说文》齐名, 被视为当时语言文字的典范, 是研究东汉至隋唐时期, 特别是魏晋时期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著作。《字林》作为我国魏晋时期一部重要的辞书, 其影响虽不及前世之《说文》, 亦不及后世之《玉篇》, 然其在文献整理、辞书史、文字学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仍是不可忽视的。

一、《字林》的流传与亡佚

《字林》成书于晋时, 是魏晋隋唐时期一部重要的字书, 然其流传几经周折, 最终的散佚不免使人感到惋惜。关于《字林》的版本流传, 各文献目录书中多有记载, 但对其卷数多少却说法不一,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一卷说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三朝国史志》 (《字林》) 惟一卷。”

(2) 三卷说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董氏藏书志》三卷, 其书 (《字林》) 集《说文》之漏略者凡五篇, 然杂揉错乱未必完书也。”

(3) 五卷、五篇说

唐张参《五经文字·序录》:“吕忱又集《说文》之所漏略, 着《字林》五篇以补之。”

唐张怀瓘《书断》卷下、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晋吕忱, 字伯雍。博识文字, 撰《字林》五篇, 万二千八百余字。”

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一引晋江式《论书表》:“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五卷, ……” (清《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五十一子部《墨池编》卷一:“晋江式《论书表》:‘任城吕忱表上《字林》五卷。’原本五讹九, 据《隋书·经籍志》改。” [1] )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三:“遂表上《字林》五篇, 万二千八百余字。”

清汪宪《说文系传考异附录》:“晋东莱令吕忱, 继作《字林》五卷以补叔重所阙遗者。”

清《续通志》卷一百六十四:“字林七卷, 马贵與曰:巽岩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误, 今五卷具在。此《说文》部叙初无欠阙不应五卷外更有两卷也。”

(4) 六卷说

齐魏收《魏书·江式传》卷九十一:“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 ……”

唐《法书要录》卷二、宋陈思《书苑菁华》卷十四、清《御制佩文斋书画谱》卷一引后魏江式《论书表》:“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 ……”

宋郑樵《通志》卷一百四十八:“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

(5) 七卷说

唐《封氏闻见记》卷二:“晋有吕忱, 更按部搜求异字, 复撰《字林》七卷, 亦五百四十部, 凡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

唐《隋书·志第二七》卷三二:“《字林》七卷, 晋弦令吕忱撰。”

宋《册府元龟》六百八:“吕忱为弦令, 撰《字林》七卷。”

(6) 十卷说

宋《旧唐书·志第二六》卷四六:“《字林》十卷, 吕忱撰。”

不难看出, 对于《字林》版本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五卷 (篇) 、六卷、七卷上。从今人的研究成果来看, 万久富 (2001) 认为, 五卷、七卷应无正讹之分, 实际上是《字林》在流传过程中篇幅的自然增减。萧惠兰 (2003) 认为, 唐以《说文》《字林》考判, 士子兼习二书, 苦其两本不便, 于是有人取《字林》散附《说文》, 遂与《说文》一体, 可见所谓七卷, 乃并《说文》十四篇每两篇为一卷, 传习日久, 失其本来。若非江式《论书表》, 几乎莫由考见原本旧式。前者不识六卷之说, 后者继承江式六卷说, 然其对《字林》《说文》合并之说文献记载未见。从时代先后来看, 后魏江式《论书表》对《字林》卷数的记载最早;而作为正史的《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七卷说似也十分可信。然《文献通考》又云:“ (李焘云) 《隋唐志》皆云七卷, 恐误。今五卷具在。此说文部叙初无欠阙, 不应五卷外更有两卷。”三种说法似都有据可依, 但具体分析, 五卷之说源于五篇说, 从这一角度而言五卷说也就失去了可能性。因为张参言此五篇是为补《说文》之漏略者, 而在任大椿《字林考逸》所辑的1502条中《说文》无者仅449, 其余皆为《说文》有者。可见除补《说文》的五篇外, 《字林》还有其他篇章。由此, 笔者认为吕忱承《说文》作一卷或二卷加之补《说文》五卷的六卷、七卷说似较可信。虽然江式所处时代离吕忱最近, 其所载也应更接近原貌。但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是唯一明确记载《字林》收字为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的文献, 也明确说明了《字林》的部首承《说文》为五百四十部, 且从任大椿《字林考逸》所辑条目中《说文》有无者的比例来看, 《字林》应该还是收了大量《说文》已收的字, 因此一卷似不能包含这些内容。综合来看, 笔者认为吕忱承《说文》作二卷加之补《说文》五卷的七卷说更符合《字林》原书面貌, 而一卷、三卷、十卷说应是《字林》流传亡佚中的卷数增减所致。

《字林》之学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而极盛, 于唐时科举中最为明显。唐时国子监博士以《说文》《字林》为专业, 书学必试二者, 《说文》六帖, 《字林》四帖。《唐六典》:“国子博士……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 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 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 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 《字林》一年。其束脩之礼督课试举如三馆博士之法。”《新唐书》:“书学, 博士二人, 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 兼习余书。”唐玄宗亲撰《开元文字音义·序》云:“古文字惟《说文》《字林》最有品式。”《字林》与《说文》《石经》一样, 不但被作为官方指定的“考试专用书”, 更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足可见其在唐时的地位。

除了官方科举对《字林》一书的认可, 作为字书的《字林》被更多的文字训诂学、诗学、文学、地理学、农学等著作所引用。这不但为今人研究《字林》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字林》在各朝的流传程度。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下注云:“考郭氏所著小学三书, 今存者二, 有时涉及《字林》, 而未尝称用《说文》也。”王筠《说文句读》云:“郭氏着《尔雅》, 则主《字林》, 盖东晋时, 《说文》未行于南方。”郭璞、裴松之、张湛都与吕忱同时而稍后, 虽然其所引《字林》不多, 但三部书均只用《字林》而不见《说文》, 他们可以说是最早运用《字林》的学者。唐宋是引用《字林》最为频繁的时期, 唐时玄应《众经音义》和慧琳《一切经音义》各引《字林》四百六十二条、四百九十四条, 更不用说仅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就引《字林》八百三十三条之多, 足可见唐时《字林》作为工具书运用之广泛。至于宋以后, 除《五音集韵》外, 其余文献引《字林》大都只是寥寥数条, 故任大椿认为:“《字林》亡佚当在宋元之间……南宋已患散落矣。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详列小学诸书, 尚载《字林》。至戴侗《六书故》云其传于今则有《说文》《玉篇》《类篇》诸书, 不及《字林》。然则元时《字林》不传明矣。明修《永乐大典》, 于每韵每字之首胪列见存小学之书, 略无遗漏, 独不见《字林》, 则永乐时是书亡佚已久。”虽然《六书故》在谈及“凡字书有二以文求之者”时仅提及《说文》《玉篇》《类篇》, 但从现有文献看, 戴侗在释义时还是用到《字林》的, 只是此时的《字林》已成强弩之末。笔者认为, 宋元时期, 《字林》之学确已衰落, 但是否亡佚散落还有待商榷。查考元以后的文献, 仍有几十部引用过《字林》, 尤其是明杨慎在其众多著作中都引用了《字林》。虽然引用数量十分有限, 但至少证明杨慎其时是看过《字林》一书的。因此笔者认为, 《字林》之学经隋唐之盛至宋元而衰, 明时少有流传, 已为官方所不备, 然私人仍可能藏有此书, 至清时全佚。

对于《字林》一书亡佚的原因, 历来说法不一。其一, 认为《字林》一书在流传中曾与《说文》合并杂糅, 已不复其本来面貌, 故其书价值不断下降最终亡佚。如《说文解字系传考异附录》云:“忱书甚简, 顾为他说揉乱, 且传写讹脱, 学者鲜通, 今往往附见《说文》, 盖莫知自谁氏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云:“杂揉错乱, 未必完书。”可见, 《字林》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确与《说文》有所杂糅交错, 但这一时期应该不长, 因为不论是唐时引《字林》较多的《众经音义》《一切经音义》, 还是宋时引《字林》最多的《广韵》《类篇》《集韵》等书都将二书分开引用, 而无“说文字林”并用的说法。故笔者认为这只是《字林》流传过程中的一段插曲, 并非其亡佚的根本原因。其二, 认为《字林》以后, 继承《说文》系统, 以楷书编纂之字典的相继问世导致了《字林》一书被逐渐取代继而消亡。的确如此, 南朝梁《玉篇》, 宋时相继问世的《类篇》《广韵》《集韵》等辞书都对《字林》一书形成了强大的冲击。“顾野王的《玉篇》可以说是《说文解字》的增订本。” (刘叶秋2003:84) 《类篇·序》亦云:“夫字书之于天下, 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而待之以《集韵》, 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无不得也;从其有形也而待之以《类篇》, 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无不得也。既已尽之以其声矣, 而又究之以其形, 而字书之变曲尽。”字书、韵书的大量出现, 收字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字林》一书的优势渐渐消失, 逐渐退出了主流辞书的舞台。诚如小徐所言:“自《切韵》《玉篇》之兴, 《说文》之学湮废泯灭。”《说文》之学至清时借乾嘉学派再度兴起, 而《字林》却只能接受消亡散落的命运。当然, 其在辞书史上自具有篆隶并用、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二、《字林》的价值

(一) 文献校读、整理方面的价值

《字林》在文献校读、整理方面的价值, 我们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1.《字林》作为一部辞书于文献的校读之功

对于一部辞书而言, 其首要之责便是识文解字, 《字林》亦不例外。从其问世起便被众多文献注本所引用。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出九江成徳县广阳乡西。”注:“吕忱《字林》曰:肥水出良余山, 俗谓之连枷山, 亦或以为独山也。”

《本草纲目》卷十四:“钱薄荷, 时珍曰:‘薄荷, 俗称也。’……扬雄《甘泉赋》作茇葀。吕沈 [2] 《字林》作茇 。则薄荷之为讹称可知矣。孙思邈《千金方》作蕃荷。又方音之讹也。 ”

《本草纲目》卷四十:“《释名》牛螕音卑。时珍曰:‘螕亦作蜱。’按吕忱《字林》云:‘螕囓, 牛虱也。’”

郦道元在桑钦《水经注》“肥水出九江成徳县广阳乡西”的基础上, 根据《字林》考证了其具体的源头, 并考证了良余山的两个异名。颜之推利用《字林》《韵集》二书查清了两个“博求古今, 皆未能晓”的地名“猎闾”“亢仇”, 并且知晓了 三个冷僻字的读音。李时珍运用《字林》考证了“薄荷”为“茇 ” 之讹称及 “ 螕囓 ” 的具体意义。

可见, 除了被大量正史注本、诗文注本、后世辞书 (如《史记集解》《〈新唐书〉音义》《〈后汉书〉注》《〈汉书〉音义》, 《〈楚辞〉补注》《艺文类聚》《王安石诗注》, 《类篇》《五音集韵》《集韵》等) 引用来解说问题、校读语句外, 《字林》还运用于对地理、水利、医药等多种文献的校读。颜之推说:“夫文字者, 坟籍根本。世之学徒, 多不晓字, 读五经者, 是徐邈而非许慎, 习赋诵者, 信褚诠而忽吕忱。”可见, 《字林》作为一部辞书, 在当时所具有的实用性及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2.《字林》一书对于《说文》的订补之功

通过现存《字林》的条目, 我们可以校理今本《说文》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讹字、脱字、衍字、互乙等现象, 还《说文》以原貌。以下试举几例说明。

《字林》:精气成祥也, 音字鸩反。

《说文》:精气感祥。

按:《汉书·匡衡传》卷八十一:“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宋祁注曰:“《字林》云:‘祲, 精气成祥也。音字鸩反。”检后世辞书, 《类篇》《集韵》等“祲”下引《说文》皆作“感祥”。《五经文字》:“祲, 子沁反。感祥也。”亦同《说文》。然《周礼·视祲·序言》:“视祲中士二人, 史二人, 徒四人。”郑玄注曰:“祲, 阴阳相侵, 渐成祥者。”《玉篇》“祲”字释义亦引《周礼》文。《康熙字典》“祲”字下“感祥”“成祥”并存。历代辞书对“祲”字的解释基本相同, 仅是“感”“成”之辨。从释义之上下文来看, “成祥”之义似更妥, 王筠《说文句读》亦认为“感”为“成”之误。故综合而言, 笔者认为“感”“成”字形相近, “感祥”应为“成祥”之误。

《字林》:小渚有石也。

《说文》:水陼有石也。

按:《释名》:“小洲曰渚。”“陼, 丘形似水中之高地隆高而广也。”《玉篇》:“渚, 之与切。水出中丘县逢山, 又小洲也。”“陼, 之与切。丘也。《说文》曰如渚者。陼丘, 水中高者也。”《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 小洲曰陼。”郭璞注:“陼, 当为渚。”又《汉书·司马相如传上》:“且齐东陼巨海, 南有琅琊。”颜师古注:“苏林曰:‘小州曰陼。’东陼巨海, 东有大海之陼。字与渚同也。”可见“陼”“渚”二字音义相通, 字形相近, 在秦汉时已多互用。检历代辞书, 《玉篇》:“碛, 千的切。水渚石, 水浅石见。”《类篇》:“碛, 七迹切。《说文》:‘水渚有石者。’”《集韵》:“碛, 《说文》:‘水渚有石者。’”各本“陼”皆作“渚”。又玄应《众经音义·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二释“砂碛”时引《说文》作“水渚有石曰碛”。李善《文选吴都赋》注亦引作“水渚有石也”。故综合来看, 今本《说文》“陼”当为“渚”之误。《字林》“小”字应为“水”字之讹。

《字林》作为《说文》系的一部辞书, 除了新增字外, 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共有词的释义中, 《字林》有部分过录了《说文》的释义内容或在过录基础上进行了修改。除了上述所举几例外, 如“惟”“箭”“缯”“膟”“詟”“轈”“噫”“筥”“髻”“”“吕”“垆”“驾”“赇”“囿”等字的释文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字、脱字、衍字、互乙现象也可借《字林》得以修正。此外, 也正因为《说文》《字林》曾在隋唐并举而造成了二书的混用, 《字林》存世条目对《说文》的校理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也可以说是《字林》在文献整理方面最重要的价值。

(二) 辞书学史方面的价值

1.篆隶并用、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我国汉字的发展经历了文字萌芽时期、篆书时期、隶书时期和楷书时期。汉字字体的演变过程, 可说是由篆而隶、由隶而楷的演变过程。《说文》《字林》《玉篇》三部辞书所采用的字体也恰恰体现了汉字字形发展的这一过程, 《字林》篆隶并用更是在其中起到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说文》共收录了秦汉时期九千多个小篆字, 是现存最丰富、最有系统的一部秦系文字资料。它对以小篆为主的汉字的汇集和解说, 总结了两汉时期的众多字书, 保存了先秦大量的字体 (尤其是秦代小篆的字体和上古汉语的文字) , 反映了上古汉语字词形义为主的面貌, 对探寻义源意义十分重大。然由于小篆字形复杂, 其在东汉时期已有讹误, 因此许慎在对小篆字形结构的分析中也免不了有错误之处, 如:戎, 《说文》作“ ”, 分析为“从戈, 从甲”。但在西周金文中该字作“ ”, 众多汉代石刻及隶书、楷书亦多从 “ 十 ” 而不从 “ 甲 ”, 如图 1 所示。

因此, 虽然《说文》所存小篆字形有助于今人弄清古文字字形与隶楷的关系, 亦是研究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的珍贵资料, 但是仅列小篆的“特点”也成了其作为一部辞书于实用性上的缺陷。这也是后世如《字林》这样的篆隶并用型辞书现世的原因之一。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可以说是汉字字形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 小篆未废, 隶书广泛使用成为通用字体。小篆字形虽然能通过图画性的结构明确地显示字义, 但其繁复臃肿的形体显然不利于辞书翻查运用。因此, 如果在小篆下标明当时通用字形———隶书, 先查隶书再借由小篆明确字义, 那么辞书的实用性无疑将得到提高。可见, 《字林》篆隶并举对于当时辞书实用性的提高是有极大帮助的。

从整个汉字发展史看, 隶书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承先启后的鲜明特征显而易见, 其上承前代篆书, 下启隋唐楷书, 是汉字发展史上的分水岭, 具有特殊的继承性和历史时代性。虽然现存的《字林》条目已不见其所列篆隶字头而仅存后人所加的楷书字头, 但其篆隶并用、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仍是研究我国辞书史时所不能忽视的。

2.于辞书史的纽带作用

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是我国辞书编纂的兴盛期, 大量辞书相继问世。在这些辞书中, 《说文》系辞书除了《字林》外, 还有张参的《五经文字》、张有的《复古编》、李从周的《字通》、司马光的《类篇》、梁顾野王的《玉篇》等。当这些辞书在搜寻《说文》未收字时, 《字林》便成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如张参在其《五经文字·序》中所言:“《说文》体包古今, 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近代字样多依四声, 传写之后偏傍渐失。今则采《说文》《字林》诸部, 以类相从, 务于易了, 不必旧次。”张参在作《五经文字》时先依据许慎之《说文》, 若《说文》未收则求之于《字林》, 如“祧”“祢”“逍遥”等。辞书编排条目时也按照《说文》《字林》的部首编排, 而非仅参考《说文》。被视作是《说文》一书增订本的《玉篇》, 全书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 远盛于《说文》, 《字林》也是其重要的收字释义的依据。后人称《字林》为“承《说文》之绪, 开《玉篇》之先”。此外, 如张参《五经文字》、颜元孙《干禄字书》、颜师古《字样》等在经历魏晋异体、俗体纷繁后而作的辞书还肩负着订正俗讹、推行标准字体的任务, 《字林》所收魏晋时期的大量俗体、异体字也就成了最好的参照物。

因此, 不论是收词还是释义, 《字林》对前代辞书的继承, 后世辞书对《字林》的借鉴, 都为我们研究我国辞书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字林》于我国辞书史中的纽带作用不容忽视。下文主要以《说文》《字林》《玉篇》中的言部为例加以考探。

《说文》:“深谏也。从言念声。《春秋传》曰:辛伯谂周桓公。”

《字林》:“念也。”

《玉篇》:“尸枕切。念也, 告也。”

《说文》:“譀也。从言夸声。”

《字林》:“大言也。”

《玉篇》:“1.口切。逞也。2.苦华反。《尚书》:憍淫矜夸将由恶。孔安国曰:憍恣过制将以自夸大也。《方言》:夸, 淫也。《说文》:夸, 譀也。野王案:以大言相夸诞也。《汉书》:上将大夸胡人是也。《谥法》:华言不实曰夸。合亦或为夸字, 在大部。”

《说文》:“騃也。从言疑声。”

《字林》:“大调曰譺也。”

《玉篇》:“1.鱼记、五界二切。欺也, 啁调也。2.鱼记反。《说文》:譺, 咍也。《苍颉篇》:譺, 欺也。《广雅》:譺, 调也。野王案:相啁调也。”

以上三条, 《玉篇》在《字林》的释义基础上加以扩充, 而与《说文》有所不同。如“谂”, 《说文》释为“深谏”, 《字林》《玉篇》分别释为“念也”“念也、告也”。检历代文献, “谂”三义皆有。《说文》“深谏”义有《春秋左氏传·闵公二年》“昔辛伯谂周桓公云:‘内宠并后, 外宠二政, 嬖子配嫡, 大都耦国, 乱之本也。’”, 宋曾巩《秘书丞知成都府双流县事周君墓志铭》“维铭昭之, 以谂来裔”例;《字林》《玉篇》“念也”义有《诗·小雅·四牡》“岂不怀归, 是用作歌, 将母来谂”毛传“谂, 念也”, 三国魏邯郸淳《汉鸿胪陈纪碑》“不忘谂国, 惠我无垠”例。《玉篇》“告也”义有元戴良《跋钱舜举所临阎立本〈西域图〉》“姑志所闻如是, 博雅君子, 必有能谂之者”例。

又如“夸”字, 《说文》释为“譀也”, 而《字林》《玉篇》则释为“大言也”“以大言相夸诞也”。检《说文》“譀”义为“诞也”, 《尔雅·释诂》“诞, 大也”。可见《字林》《玉篇》之释义显然要比《说文》更为具体生动。事实上, “譀”字亦有“夸诞”义, 用例有《广韵·去阚》:“譀, 夸诞。《东汉观记》曰:‘虽夸譀犹令人热。’”

除了通过比较可知的《玉篇》过录《字林》的部分, 顾野王还在其按语中运用《字林》的释义解说字义。如“歆”字, 《说文》:“歆, 神食气也。”《字林》:“歆, 神食气也, 祭祀鬼神也。”《原本玉篇残卷·黎本》:“歆, ……《左氏传》‘能歆神人’。杜预曰:‘歆, 享也。’野王案:祭祀鬼神宾客享宴名曰歆也。”虽未直接引用《字林》, 但其过录《字林》的痕迹还是十分明显的。

此外, 《字林》亦可补《汉语大词典》 (以下简称《汉大》) 释义之缺。

《汉大》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的汉语语文辞典。自1986年陆续出版以来, 多次重印, 是我国迄今最具权威性的大型词典之一。其古今并收, 源流并重, 举例以时代最早为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词义发展的历史过程, 反映了汉语词汇的演变面貌, 然由于卷帙浩繁, 出于众手, 难免也有百密一疏或遗珠弃璧之憾, 而《字林》正是其所遗之一。从现存《字林》条目来看, 确有部分可补《汉大》之缺。如“谠”, 《汉大》释义为“1.正直;敢于直言。2.借指敢于直言的人。3.确当” (例略) 。三个义项都由“直言”而来。《字林》则释“谠”为“美言也”, 《原本 (宋本) 玉篇》虽有“直言”义, 但亦借鉴《字林》过录“美言”义。检历代文献, “谠”确有“美言”义。《北史·公孙表传》卷二七:“轨弟质, 字符直, 有经义, 为中书学生, 稍迁博士。太武征凉州, 留宜都王穆寿辅景穆。时蠕蠕乘虚犯塞, 京师震恐。寿雅信任质, 为谋主。质性好卜筮, 卜筮者咸云必不来, 故不设备。由质, 几败国。后屡进谠言, 超迁尚书。卒, 赠广阳侯, 谥曰恭。”言公孙质临阵崇信卜筮, 不设防备, 几乎亡国, 其后却因“屡进谠言, 超迁尚书”。如果此处的“谠言”义为“直言”, 显然与公孙质的人品不符, 而如释义为“美言”则顺理成章。可见《字林》之释义是无误的, 今《汉大》漏收此义。

综上所述, 《字林》不但是后世字书重要的参考资料, 更可对现代辞书的编纂、修订提供重要的辞书依据。虽然在魏晋至隋唐的众多辞书中, 吕忱的《字林》不是影响最广泛的, 亦不是最重要的一部辞书, 但其对《玉篇》及后世辞书的重要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辞书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纽带作用, 却是不可忽视的。

(三) 文字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不论哪一个民族, 要想研究本民族古代的语言, 都必须通过古代的文字。因为口语必随时间而消逝, 只有文字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保留语言的部分面貌。由于《字林》具有篆隶并用的特点, 如果说许慎《说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大体上保存了小篆的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说《字林》大体上反映了汉字由小篆至隶书的隶变过程和晋代的用字实况, 人们从中能真切地了解到汉字字形的动态变化和演变过程。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 《字林》的珍贵价值就在于客观上如实保存了汉至晋汉字篆隶演变的线索, 可供考察汉字的古音义和字与字之间的相互演变情况。

1.反映了东汉至魏晋时期字义的发展变化

在现存《字林》条目的释义中, 有与《说文》相异者。其中有部分可能是许慎、吕忱之误或是二书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 但有部分释义却从侧面反映了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字义变化发展情况。试举二例。

“玑”, 《说文》“珠不圆也”, 《字林》“小珠也”, 两者释义有所不同。《史记》卷八十七“娱心意说耳目者, 必出于秦然后可, 则是宛珠之簪, 傅玑之珥”《索隐》曰:“……玑是珠之不圆者, 或云宛珠, 宛地之珠也……”此外, 颜师古注《汉书》中, “玑”均释为“珠之不圜者”, 如《汉书》卷二十八“厥棐玄纁玑组”, 颜师古曰:“……玑, 珠之不圜者。”可见, 秦汉时期“玑”确有此义。而“玑”之“小珠”义先秦似也已出现, 如《墨子·节葬下》:“诸侯死者, 虚车府, 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文选·扬雄〈长杨赋〉》“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李善注:“《字书》曰:‘……玑, 小珠也。’”李善将“珠玑”之“玑”释为“小珠”。然颜师古在注《汉书》时仍将“珠玑”之“玑”释为“珠之不圜者”。李善、颜师古同为唐人, 但对“玑”之释义也不统一。又《书·禹贡》:“厥篚玄纁、玑组。”陆德明《经典释文》:“玑……《说文》云:珠不圜也。《字书》云:小珠也。”亦引用两种解说。从上文注者时代来看, 均为唐人,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唐时, “玑”的两种意义是并存的。在众多对“珠玑”的注释中, 还有一条是值得注意的。《逸周书·王会解》:“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晋孔晁注:“玑, 似珠而小。”吕忱、孔晁同为晋人, 均将“玑”释为“小珠”。由此, 我们也可大胆推测“玑”的“小珠”义在魏晋时期是其常用义。吕忱很可能是根据“几”之“微也”义, 而改《说文》“珠不圆也”为“小珠也”。

又“囿”字, 《说文》:“苑有垣也。从囗有声。一曰:禽兽曰囿。”《字林》:“无垣曰囿。”《说文》《字林》释义之别在于“囿”究竟有无“垣”?今《汉大》释“囿”之本义为“古代帝王畜养禽兽以供观赏的园林”;《汉语大字典》则更进一步释为“古代有围墙的园林, 用以畜养禽兽以供统治者观赏”。前者释义较为模糊, 并未明确指出“囿”是否有“垣”, 而后者则明确提出“囿”是有“垣”的园林。先秦两汉时期, “囿”多有用例。《诗·大雅·灵台》:“王在灵囿, 麀鹿攸伏。”毛传:“囿, 所以域养鸟兽也。”班固《东都赋》:“太液昆明, 鸟兽之囿。”从这些用例中, 我们也很难判断其是否有“垣”。有观点认为:《公羊传·成十八年》“筑鹿囿”何休注:“天子囿方七十里, 公侯十里, 伯七里, 子男五里, 皆取一也。”《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若囿有垣, 则文王修七十里之囿于国中从长度来看似有不合理之处, 此处似为《说文》之误。然而, 从“囿”的用途来看, 又似是可能的。“囿”之用途多与皇室有关:

囿人《周礼》官名。主管苑囿禽兽。《周礼·地官·囿人》:“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

囿游指帝王的离宫别苑。周代于大苑之中筑小苑, 又于小苑之内筑离宫, 作为游观处所, 故称。《周礼·天官·阍人》:“王宫每门四人, 囿游亦如之。”郑玄注:“囿, 御苑也。游, 离宫也。”孙诒让正义:“盖郑意囿本为大苑, 于大苑之中别筑藩界为小苑, 又于小苑之中为宫室, 是为离宫, 以其是囿中游观之处, 故曰囿游也。”

囿台古代天子三台之一, 为观赏鸟兽鱼鳖之台。《初学记》卷二四引汉许慎《五经异义》:“天子有三台……囿台以观鸟兽鱼鳖。”

从这一角度来说, “囿”是必须要有“垣”的, 甚至是守卫森严、修筑坚固的“垣”。此外, 虽然“天子囿七十里”不甚合理, 但公、侯、伯、子、南之“囿”有“垣”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从“囿”之字形来看, 也应该是有“垣”的, 如图2所示。

高鸿缙 (1981) 《中国字例》:“ (囿) 字原倚四屮或四木, 画其囿垣之形……故为畜禽兽有垣之囿。”因此, 《说文》释“囿”之本义为“苑有垣也”应是无误的。

然而正如时代不断发展变化一样, 字义也在慢慢引申发展。“囿”从其本义不断引申虚化而产生了其他义项:

(1) “菜园;果园”, 如《大戴礼记·夏小正》:“囿有见韮。”南朝宋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原隰荑绿柳, 墟囿散红桃。”

(2) “指事物萃集之处”, 如汉司马相如《上林赋》:“游于六艺之囿, 驰骛乎仁义之涂。”

(3) “领土;划定的区域”, 如《史记·魏世家》:“秦七攻魏, 五入囿中。”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圣禹嗣兴, 导江疏河, 百川蠲修, 封殖天下, 因古九囿以置九州岛。”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囗部》:“凡分别区域曰囿。常道将引《洛书》曰:‘人皇始出, 分理九州岛为九囿。’九囿, 即《毛诗》之‘九有’, 《韩诗》之‘九域’也。”

在这些义项中, “垣”之作用已然淡化消失, “囿”之义已虚化为指一般的区域, 而非特指皇家园林。因此《字林》释为“无垣曰囿”也无不可, 恰恰反映了“囿”之意义的引申虚化过程在晋时可能已经完成。

《字林》与《说文》对“玑”“囿”二字释义的不同都非常直观地反映了二字从秦汉至魏晋时期意义的变化发展。应该说, 《字林》不但忠实记录了魏晋时期字义的实际情况, 更为后人研究魏晋时期乃至秦汉至隋唐间三个时间段中字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2.反映了东汉至魏晋时期文字形态的发展变化

《周书·赵文深传》卷四十七:“太祖以隶书纰缪, 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 成一万余言行于世。”可见《字林》成书后与《说文》一起被作为语言文字的典范, 其中也包括了众多魏晋时出现的俗字异体。我们在二书的释义中亦可见东汉至魏晋时字形的发展变化。如“潒”字, 《说文》“水潒瀁也”, 《字林》“水潒漾也”。《重修玉篇》:“瀁:余掌切。瀁瀁无涯际也。又古文漾。”《康熙字典》:“漾, 古文瀁。”《集韵》:“瀁:或从羕从象。”《说文》段注:“瀁者古文为漾水字, 隶为潒瀁, 是亦古今字。”又如“镢”字, 《说文》“大鉏也”, 《字林》“大锄也”。《重修玉篇》:“鉏:仕葅切。田器。又仕吕切。锄:同上。”《干禄字书》:“锄鉏:上通下正。”《集韵》:“鉏:或从助。”再如“黔”字, 《说文》“黎也”, 《字林》“黧黑也”。《重修玉篇》:“黧:力兮切。黑也。亦作黎。”《康熙字典》:“黧:又或作黎。《书·禹贡》:‘厥土青黎。’注:‘色青黑而沃壤。”《说文》段注:“黎, 俗作黧。”

从二书在释义时运用的不同字形“漾瀁”“锄鉏”“黧黎”我们可以发现, 《字林》所收字“锄”“漾”“黧”等在魏晋时期虽然仍作为俗字使用, 但其往往更接近于后世常用的汉字形态, 这也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文字形态对后世文字发展的影响。《字林》中所出现的众多异体字保存了魏晋时期的用字实况, 反映了其时文字的自然形态, 提供了字与字间的相互演变情况。从这些俗字异体的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汉以来的汉字隶变、魏晋社会动荡及书法艺术等因素对文字形态发展的影响。因此, 可以说《字林》是研究古代文字发展的重要材料。

作者单位：

李丽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郎晶晶，上海辞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载《辞书研究》2017年第6期。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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