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简介

17～18世纪末，是近代哲学的中期。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现实世界成了可以由人类把握的对象，哲学的兴趣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等问题上。真正的近代哲学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近代自然科学日益脱离神学而繁荣昌盛。1600年前后的100年左右，出现了N.哥白尼、J.开普勒、G.伽利略等许多科学上的伟人，17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这时，科学的标准不再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说或基督教的教义，而是自然本身；科学的方法也不再像过渡时期那样，掺杂很多神秘的巫术，而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的演绎法。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从前被认为是由神灵统治的世界，现在则被认为是由因果必然性支配的世界，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宇宙观一时占了统治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下半叶I.康德的时代。

近代西方哲学方法

近代科学的方法肇端于伽利略，他同时也为近代哲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伽利略方法的特点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进行归纳和数学的演绎。他与F.培根同时，都很重视归纳法 ,但培根轻视演绎法,而伽利略则将归纳法与演绎法同时并举。归纳法与数学演绎法的分歧，在哲学认识论上表现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经验论认为哲学的研究方法只是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知识只限于感官经验中的东西。经验论者轻视或否认超经验的玄学问题。唯理论则依据数学演绎法，认为思维独立于感官经验，思维可以把握超经验的东西。唯理论者注重玄学问题的研究。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从两个相反的角度去求得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经验论者重感觉中个别的东西，重多样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唯理论者重思想中普遍的概念,重统一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实在论。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是培根、T.霍布斯、J.洛克、G.巴克莱和D.休谟，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R.笛卡尔、B.斯宾诺莎、G.W.莱布尼茨和C.沃尔夫。

近代西方哲学代表

培根是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第一个代表，他把经验当作统一思维与存在的关键，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思维的主体“人”应该主动干扰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他为近代哲学中统一思维与存在的要求和思维趋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的“二重真理”说，在当时条件下起了打击神学的进步作用。

笛卡尔是近代唯理论的第一个代表。他排斥一切外在权威，把人的思维当作哲学的开端。他的“ 天赋观念 ”说,主张单凭思维中的普遍性概念即可把握最高真理;他的怀疑一切的主张，就是清除成见，完全运用思维以达到客观真理。笛卡尔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是把人的理性认识当作统一存在与思维的关键。他提出的“ 我思故我在 ”的所谓最可靠的原理，把思维和存在直接地统一起来。在本体论方面,笛卡尔是割裂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者,为了解释二者的结合问题，他抬出了上帝，认为在上帝那里，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他也是一个机械论者，认为动物不过是一架机器。

近代西方哲学观点

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者和唯理论者。他的认识论、几何学的方法以及机械的自然观都直接来源于笛卡尔。他关于思维与存在不过是唯一实体的两种属性的学说，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批评和发展。他认为多样性的个别事物不过是唯一实体的变形，只有实体有独立自存性，个别事物只有通过唯一实体才能得到认识和说明。

洛克发展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尖锐地驳斥了笛卡尔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提出了自己的白板说，不过他也强调人们能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普遍性的概念。洛克是温和的唯名论者，认为感觉中的个别东西是第一位的。洛克还保留了笛卡尔割裂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的思想因素。

莱布尼茨是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他站在笛卡尔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对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说洛克的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关系密切，他自己的体系和柏拉图接近。他也重视普遍性概念，是“天赋观念”说的拥护者，不过与笛卡尔略有区别。在本体论方面，他表述了普遍与个别、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的看法，认为万物的实体是“单子”，“单子”虽然彼此不能相互作用，但由于“ 前定和谐 ”而联系在一个统一体即神之中。“前定和谐”说是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和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的继承和发展。这里虽然包含着一和多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但这种统一的原则处于多样性的“单子”之外，和斯宾诺莎的普遍性、统一性与个别性、多样性的原则很不相同。

巴克莱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者。他从洛克哲学所包含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他提出" 存在就是被感知 ",认为世界上除了感知的主体即精神实体和被感知的知觉“观念”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为了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极力攻击普遍性的抽象概念特别是关于物质的抽象概念。他主张极端的唯名论，不同意洛克的“ 概念论 ”，认为抽象概念既无客观实在性，也不能存在于人心中。

休谟也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者。他比巴克莱走得更远，不但在实际上取消了物质实体，而且根据巴克莱提出的同样理由，取消了精神实体。他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知觉，经验由知觉构成，知觉以外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因此,一切玄学问题都不可能成立。休谟以自己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完全否定了统一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把多样性和个别性当成了最高原则。这样，17～18世纪英国哲学中重个别性的原则，就由洛克的“概念论”经巴克莱的极端唯名论到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发展到了顶峰。

近代西方哲学内容

17～18世纪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包含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宗教的斗争,但只是到18世纪的法国哲学,才出现公开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J.O. de拉美特里公开宣布,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真理;D.狄德罗还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18世纪法国哲学不是一些纯理论性的东西，而是同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8世纪法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J.-J.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C.A.爱尔维修、狄德罗、P.-H.D.霍尔巴赫。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是当时法国哲学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前机械唯物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其思想来源，一是笛卡尔的唯物主义思想成分，一是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法国唯物主义者明确主张只有物质实体，认为思维不过是物质的属性，这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上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都取消了洛克的“内省”经验，认为经验的唯一来源是感觉，他们一般是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者。他们用因果必然性解释一切，完全排斥偶然性，把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认为“人也不过是一架机器”。

自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近代哲学进入了它的晚期。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辩证法和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自己的最高阶段。上一个时期盛行的伽利略的数学方法和牛顿的形而上学方法被进化发展的观点所取代。这个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运用辩证法总结前人的思想，特别是总结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创立了以康德、G.W.F.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

自“文艺复兴”以后，人权问题固然从神权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但17～18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宇宙观，又把人们的精神束缚于自然界因果必然性之下，个人的自由意志被抹杀了，存在与思维没有得到统一。康德、J.G.费希特、F.W.J.谢林、黑格尔置身学院，在抽象的哲学范围内，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再一次为维护人类精神的独立自主而斗争。他们给哲学规定的任务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统一起来。他们一致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性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占中心地位，所不同者只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被把握的程度如何以及如何加以规定和说明。他们都承认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真理是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统一，统一性更根本，所不同者只是这种最高统一体能否由思想认识来把握以及对这种统一体作如何理解。他们都认为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企图在肯定思想概念更根本的基础上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所不同者只是结合的方式与程度不同。

康德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认识过程的三分法，用“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构成了他的整个认识论体系。他结合休谟和莱布尼茨 -沃尔夫学派的思想，主张知识既要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又要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形式。他认为，作为感觉经验外部来源的“ 物自体 ”是不可认识的，对知识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的“自我”的“综合作用”。“自我”靠自己的“综合作用”把多样性的东西统一于普遍性、必然性之下，从而构成科学知识。就康德极力说明思维中普遍性、必然性的客观意义而言，他是企图在现象界内使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但他认为，人心的综合决不满足于此种统一，人心还具有比“知性”更高的“理性”阶段，“理性”要求超出有条件的知识、经验的范围之外，以达到无条件的最高统一体即理念。

康德认为,“知性”的概念范畴总是非此即彼的,只能应用于多样性的事物，若用它们去规定超经验的最高统一体──世界整体，则必然出现“ 二律背反 ”。康德这套思想对破除莱布尼茨 -沃尔夫学派旧玄学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方法，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它促使黑格尔达到了具体真理是亦此亦彼、对立统一的结论。

费希特原来主张斯宾诺莎的机械的因果决定论，后来受康德的影响，认识到因果必然性只是现象，自我不是必然性的奴仆而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他为了更彻底地伸张人的独立自主性，便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打破康德的二元论，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皆“自我”所创造。“自我”不是个人的我，而是普遍的我，是道德的自由的我。“自我”、“非我”二者的统一(见自我与非我)，是一切事物进展的历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按因果必然性联系起来的，而是趋向于道德自我,为完成道德自我的目的而存在。由此,费希特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自我)与存在（非我）统一说。

谢林从费希特哲学出发，又深受斯宾诺莎哲学和当时文学上浪漫派的思想影响,创立了自己的同一哲学 ,把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推向客观唯心主义。谢林不同意费希特把自然（非我）看作自我的产物。他认为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维、客体和主体，表面相反，实则同一，都是同一个“绝对”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绝对”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万事万物的根源。谢林继承了费希特变化发展的观点，认为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是正、反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他还用目的论的发展观代替17～18世纪的机械观。不过，谢林认为自我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艺术，而不是费希特所说的道德，只有艺术的直观或称理智的直观，才能把握活生生的、精神性的“ 绝对同一 ”。

黑格尔是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的哲学家。他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第一个系统地、自觉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前辩证法高级形态的最大代表。

黑格尔认为，多样性的东西，彼此分离对立的东西，都不是最真实的，只有普遍性、统一性才是最真实的。不过，这种普遍不是脱离特殊的抽象普遍，而是包含特殊在内的普遍，叫做具体普遍或个体；这种统一不是脱离矛盾、对立的抽象统一,而是包含它们在内的统一,叫做对立统一或具体同一。具体普遍、对立统一是黑格尔全部辩证法的核心。另一方面，黑格尔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又认为只有精神性的东西才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单纯物质性的东西不可能有普遍性、统一性，因而也没有真实的存在。脱离精神无真实性和脱离统一无真实性，这两条原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最真实的无所不包的整体既是“ 绝对精神 ”，又是对立的统一。

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特别是费希特、谢林的正反合的思想，把“绝对精神”这一最高统一体展开为逻辑、自然、精神三大阶段，也就是从思维到存在又到二者统一的过程，从而完成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在他看来，逻辑理念不脱离自然和人类精神，思维不脱离存在，但逻辑理念是自然和人类精神的灵魂的根本，思维是存在的灵魂和根本，而自然则不过是逻辑理念的外部表现。至于人类精神乃是自然发展中所预想的目标的完成,是逻辑理念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又是最具体的、最现实的,也是最高的阶段。因而,关于人类精神的学问是最高的学问。精神的特点是自由,在这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没有异己的东西限制自己。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就是趋向于这种统一和自由的过程，这就是人类精神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之所在。不过他根据具体同一体的思想,认为自由必须与必然相结合,个人必须与社会整体相结合。

关于人类精神是否能把握以及如何把握最高统一体的问题，黑格尔既不同意康德的不可知论，也不同意谢林等神秘主义者所谓凭直观就可以一蹴而就地把握的观点。他认为最高统一体可以凭思维加以认识，而且必须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他把这条道路不仅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而且又把它们细分为一些较小的阶段。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第一次把人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法作了系统的、详细的阐述。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是唯物主义哲学家L.费尔巴哈。他机智地驳斥了康德割裂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生动地讽刺了黑格尔所谓逻辑理念“ 外化 ”为自然的学说，指出了黑格尔的客体或存在的非物质性及虚假性。他还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进而分析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一般唯心主义的根源。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实在的；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自然、现实是可以被人认识的，思维从存在而来，思维可以达到存在。费尔巴哈以灵魂与肉体相统一的人为出发点，建立了形而上学形态的“ 人本学 ”唯物主义和以这种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所喧嚷的抽象自我或“绝对精神”中，转移到了有血有肉的人和现实世界。而且，他不再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这就是他比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高明之处。不过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等人一样，也离开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来谈人，这样的人仍然是抽象的。

克利斯提安·沃尔夫（1679—1754）是莱布尼茨唯心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人和近代官能心理学的系统化者。著有《关于人类理解能力的理性思想》（1712）、《关于上帝、宇宙和灵魂的理性思想》（1719）、《经验心理学》（1732）和《理性心理学》（1734）等。他的后两部著作使“心理学”一词流行起来。

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世界观改成了二元论。莱布尼茨说单子的本质是精神，物质只是单子的外部表现。沃尔夫则主张单子有两种：一种是心的单子，即灵魂；一种是物质单子，即物质原子。莱布尼茨说一切单子之间有预定的和谐，所以任何单子都反映全世界。沃尔夫则只说身体的物质单子与心有预定的和谐，这也是一种二元论的心身平行论。沃尔夫继承莱布尼茨的唯理论的认识论，反对洛克的经验论和联想说。他认为人的心理不是空白的、被动的，而坚信人心有一种主动活动的、富于理性的固有观念。在他看来，一切心理作用都不过是不同程度的理性，感觉是混乱不明的理性，狭义的理性才是明白清晰的理性。

沃尔夫是近代官能心理学体系的建立者。他认为人的心灵具有各种官能，心灵利用其不同官能从事不同的活动，如用记忆官能去进行识记和回忆。他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把人的心理官能分为两大类：认识官能分为感觉、想象、记忆、注意、悟性和理性；动求官能则包括愉快与不愉快的感情以及意志作用。他的官能心理学遭到了后人的反对，因为它只是给予某些心理现象以一个名称，实际上并没有对心理现象作分析，更不能找出心理活动的原因。沃尔夫在心理学方面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认为愉快与不愉快是一切情绪所包含的，不能认为是两种情绪。他还认为注意是使观念明白的能力，注意领域的大小与对象的明晰度成反比，领域大时不如领域小时更清晰。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是十七世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 ”―― 荷兰的伟大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战斗的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先驱。斯宾诺莎的世界观是在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的时期形成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查拉图斯特拉下了山，向世人布他的道：上帝死了!——人之伟大，在于其为桥梁而非目的。人是一根绳子，系于禽兽与超人之间。……? 《查》便是这样开头的。这是一本渗透着哲人睿智的书，一本喷涌着诗人激情的书——一本属于永恒的书。

一、偶像的黄昏。二、哲学中的“理性”。三、“真正的世界”如何终于变成了寓言。四、作为反自然的道德。五、四种大谬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六、人类的“改善者”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七、德国人缺少什么。八、一个不合时宜的漫游。

悲剧的诞生卷尼采：为了，鉴于我们审美大众的特殊性质，我对集中在这篇论文里的思想会引起的种种可能的怀疑、兴奋和误解，要敬而远之；而且，为了我能够怀着同样静观的快感——这种快感像我兴高采烈的时光之化石似的在每一页上都留下标志——来写此文的前言；因此，我设想您，我最敬爱的朋友。

休谟自传。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有追求虚荣之嫌，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擅自来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而且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的。此外，我的大部分著作的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我是在1711年旧历 4月26日（译者按：18世纪旧历比新历早11天）在爱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论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是名门。我父亲的家属是何谟伯爵，或休谟伯爵家属的一支；至于我的祖先们，则历代以来曾经领有过我兄弟所领有的那些产业。我的母亲是发尔康诺爵士的女儿（发尔康诺是民事最高法院的院长），她的兄弟曾世袭了赫尔克顿勋爵的名号。

不过我的家属并不是富裕的；而且我在兄弟行中既是最小的，所以按照我们乡土的习俗，我的遗产自然是微乎其微的。我父亲算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当我还是婴孩时，他就死了。他留下我和一个长兄，一个姊妹，让我母亲来照管我们。

我母亲是一位特别有德行的人，她虽然年轻而且美丽，可是她仍能尽全力于教养子女。我受过普通一般的教育，成绩颇佳。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被爱好文学的热情所支配，这种热情是我一生的主要情感，而且是我的快乐的无尽宝藏。我因为好学、沈静而勤勉，所以众人都想，法律才是我的适当的行业。不过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而外，我对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此，当他们以为我正在披阅屋埃特（Voet）和维尼乌斯（Vinnius）的时候，我实际在暗中是贪读西塞罗（Cicero）和维琪尔（Virgil）诸位作家。

不过我的微薄的家资实在不适宜于这种生活的安排，而且我的健康也因为勤勉用功的原故，略为衰弱了，因而我就有意（或者说被迫）来略为试试身手，以求进入一个较活动的生涯中。在1734年，我曾带了几封介绍信到卜鲁斯陶去找几位驰名的商人。不过几个月后，我就觉得那种生涯完全不合我的脾胃。我于是到了法兰西，打算在乡下隐居，从事研读。我在那里就奠定了我一生的大计，那个大计我一直不懈地追求下去，结果也算符了所望。我那时决意力求节省，以弥补资产的不足，以维持我的独立生活。除了在文学中培养我的才能，我并且决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鄙弃的。

在我隐居法国时（最初在罗姆，不过大部分却在安如郡的拉福来舍），我就写了我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Nature）。在法国舒适地过了3年之后，我就在1737年返回伦敦，在1738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论》，于是我就立刻去看望我母亲和我的长兄。我的长兄住在他的乡下故居，很贤明地努力增加他的家产进益，颇为成功。

任何文学的企图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不过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乐观的，所以在受了打击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在乡间热烈地从事研读。在1742年我在爱丁堡印行了我的《论说》的第一部分。这部著作颇受人欢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从前的挫折。我和我的母亲及长兄继续待在乡间，并且在那时候，重新温习希腊文 ——这在我幼年是过分忽略了的。

在1745年，我接到安南戴尔侯爵的一封信，请我到英格兰和他一块住去。我后来知道那位青年贵族的朋友和家属，都愿意让他受我的照顾和指导，因为他的心理和健康的情况都需要如此做。我和他在一块待了12个月。我在那个时期中的任务把我的少量的资产大为增益了。此后我就又受了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伴他并给他的远征团当秘书。那个远征团本来打算要去加拿大，但是结果却侵入了法国的海岸。又一年（1747），那位将军到维也纳和杜林的宫廷，去做军事使节。他邀请我伴他去，仍然做秘书。我于是穿着一个武官的制服，以副官资格被介绍到那些宫廷里；和我同去的有埃尔斯金爵士和陆军大尉格伦特——即现在的格伦特将军。我一生中只在这两年中间中断了我的读书生活。我那时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往来的也都是上流人。我因为有这个官职，并且力事节省，所以就能达到在我认为是可以独立为生的一种资产——虽然我在这样说时，我的大多数朋友们多爱笑我。总而言之，我在此时差不多拥有了1，000镑。

我一向总想，我在印行了《人性论》之后，所以遭了失败，多半由于叙述的不当，而不完全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且我之仓卒付印，乃是最鲁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写了，写出《人类理解研究》来。这部新书是当我在杜林时出版的。不过这部书在一开始比《人性论》也并不怎么成功。在我由意大利归来以后，我看到全英国都对米德列顿博士（Dr．Middleton）的《自由研究》发生了热狂，但是我的作品却完全被人忽略了。这是使我大为丧气的。我早先在伦敦所印的那些道德的和政治的论文，到此时我又重新印出来，不过也并不受人欢迎。

我的天性的中和力量，使这些失意事对我几乎不留什么印象。我在1749年回家去，和我的长兄在他的乡舍中住了两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去世了。我在那里写了我的《论说》的第二部分，给它起名为《政治论》（Political Discourses）；此外又写了《道德原则研究》（InquiryconcerningthePrinciples of Morals）；这是我重新改写过的《人性论》的另一部分。在这时候，我的书商米拉尔通知我说，我先前的出版物（除了那个不幸的《人性论》）已经逐渐成为谈论的资料；销行的数目也逐渐多起来，而且社会还需要再版。牧师们和主教们的答复一年中有了二三次，而且我根据渥尔伯顿（Dr．Warburton）的嘲骂，看到那些书在有体面的人们中间也逐渐被重视起来。但是我曾下了决心，不答复任何人，而且我这种决心也算维持到底。我的脾气既不易发怒，所以我就容易摆脱开一切文字的争论。这些可以表示我声誉鹊起的征候，很鼓励了我，因为我一向看事物总爱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收入的家里，还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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