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于 1900 年创办 ， 是最早建立在我国的教会大学之一 。 在东吴大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 同属于美国监理会创办的博习书院 、 宫巷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先后于 1899 年 、 1901 年和 1911 年直接或间接并入东吴大学 。 1913 年 ， 东吴大学组织校友会 ， 对于所有并入东吴大学的各书院毕业生 ， 他们的会员资格一律与东吴大学的毕业生平等 。 根据这一精神 ， 东吴大学英语教学应包括博习书院 、 宫巷书院 ， 特别是中西书院的英语教学 ， 它们是广义上的东吴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 英语教学发展概要

1. 博习书院

1871 年 ， 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曹子实 （ Charley Marshall ） 在苏州十全街开办了一所 “ 日校 ” 。 1876 年 ， 潘慎文 （ Parker ， A.P. ） 来苏州协助曹子实发展学校 ， 同年 “日校” 更名为 “ 存养书院 ” 。 1879 年 ， 存养书院迁往天赐庄 ， 1884 年更名为博习书院 。 因 “ 学校的发展就是传教的主要任务 ” ， 博习书院开设地理 、 初等自然科学和数学等课程 ， 不开设英语课程 。 在博习书院 ， “ 学生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 接受到相当于当时美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 。 同时运用种种影响以使他们懂得基督教信仰 ， 希望他们能像他们的老师那样 ， 今后能献身于基督教的实践和传教事业 ” 。 学生只能自学英语 。 1895 年 ， 韩德明 （ Hearn ， T.A. ） 接任潘慎文任博习书院监院 ， 学校规模逐渐扩大 。 基于 “ 英语教学也是教会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 必须进行 ， 以与教会的其他传教工作相联系 ” 的思想认识 ， 博习书院从此时开设英语课程 ， 收取 学习费用，以满足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要，并逐渐允许已经学完或即将学完规定中文课程的在校生免费学习英文，以缓解学生之间的矛盾。因为学英语要付费， “ 付费的学生瞧不起免费上学的孩子，反过来，免费生又妒忌他们能有学习英语的机会”。 1899 年，由于形势的发展，博习书院并入上海中西书院。

2. 中西书院

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对学习英语和西学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再也不认为 “ 外语只是对那些做生意和干外交的人才是重要的 ” ，而是期盼通过学习英语和西学，以谋求新兴职业。中国政府大量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的做法 “ 启迪了林乐知（ Allen ， Y.J. ）创办一所现代大学的理想，这所大学将聚集具有相当知识、对东西思想都有基本理解的教师，以培养广大的年青学者参与未来的世界文化 ” 。林乐知深知 “ 中国目前需才孔殷 ” ，决定在上海 “ 英界洋径洪造一大书院。名曰 : 中西书院。专为中国造就良材 …… 渐习天文、地理、格致、理学、化学、重学、数学等”。 1882 年，中西书院创办，学制 8 年，学生至少需在书院学完 2 年初级课程和 4 年中级课程，如 “ 情愿再学，又准在院二年。前后八年，庶可造就人材，以备他日大用”。中西书院贯彻 “ 舍西法而专重中法不可，舍中法而专重西法亦不可 ” 的 “ 中西并重，毋稍偏枯（顾）”的办学方针，以培养 “ 学贯中西 ” 的通才。为此，学生 “ 半天学习英文，半天学习中文 ” 。但至于西学，学生们所关心的只是英语。他们渴望学到足够的英语知识，以便能在上海繁荣的贸易活动中和政府新兴行业中谋得一份好的职业。而一旦掌握了一定的英语和西学后，很少有学生愿意留下来继续学习。 1886 年，中西书院进行改革，对中学和西学规定不同的学制要求，开设不同课程以满足不同需要，同时提高学习西学和英语的费用标准。 1895 年，潘慎文调任中西书院监院，改革书院重英语、轻实学的做法，增设中国社会急需的专业，加快了学校的发展。 1911 年， “ 中西书院的学生并入东吴大学的相应班级，两部分学生合二为一，组成东吴大学的文理学院”。

3. 宫巷书院

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着中国社会再次掀起学西方、学英语的高潮。 “ 如果只能读些翻译过来的西书，那对了解西方就是一种极大的障碍。 ” 在 1895 年的苏州， 6 名年青士子要求传教士孙乐文（ Anderson ， D.L. ）教他们英语时说 :“ 我们过去过于自负，不向别的国家学习 …… ‘对中国来说，没有别的路可走 !’ 在我们看来，由于要学的东西很多，开始的最好办法是学习你们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读你们的书。 ” 孙乐文深信， “ 基督教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基督教幻想家梦寐以求的日子已经到来 ” 。经过 6 个月的尝试， 1896 年，宫巷书院建立，包括 6 名年青士子在内的 25 人构成了书院的核心。学校开设汉语、数学、初等自然科学、地理、基督教教义、英语等课程。孙乐文家庭中的 3 个成员教学英语。学生需参加汉语早祷，读中英文对照的福音书。由于进行英语教学迎合了社会的需求，宫巷书院迅速发展， 1898 年，注册学生达到 10 人， “1900 年 ` 义和团运动 ’ 导致学校内部的停顿 ” ， 1901 年，迁入博习书院在天赐庄的校舍，成为东吴大学的组成部分。

4. 东吴大学

1896 年，在新教传教士大会第二届年会上，传教士关于教会学校是否开设英语课程、是否实施英语教学的争论已以正方的胜出而结束，原来不开设英语课程的教会学校逐渐开设英语课程或至少是英语选修课，原来开设英语课程的教会学校则进一步将英语作为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媒介。因为在传教士们看来， “ 在中国，现代教育只能用现代语言，当然，对我们来说，就是英语 ” 。到 19 世纪末， “ 几乎所有的教会男寄宿学校和许多日校都在教授英语，女校也在抓紧仿效”。而在 20 世纪初建立的中等和高等教会学校中， “ 英语是一门必修课程，在整个教学内容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教会学校大力开展英语教学的背景下， 1899 年，美国监理会差会召开传教士大会，制定教会教育事业未来发展计划，决定在苏州建立一所大学，作为在苏州的教会学校的 “ 领头羊 ” 。 1900 年，东吴大学校（ Soochow University ）在美国田纳西州取得执照，核准设立 “ 文学、医学和神学系，以及可能被认为适宜的其他系科，在博习书院的旧址上办学，以造就能 “ 于汉文所得各种学问可由英文达出，于英文所得各种学问可由汉文达出 ” “ 学贯中西 ” 的通才为宗旨，在强调中国语言文学学习的同时，将英语列入首选教学用语，规定学生在中学和大学预科阶段完成语言训练，进入正科直接用英语学习科学。经过半个世纪 “ 相应的自我调整，经过本土化、人间化、学术化的艰苦里程”，东吴大学发展成英语教学最完善最具影响的教会大学之一。

二、英语教学实践措施

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在教会大学创办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教会大学都曾努力发挥自身的优势，强化英语和西学教育，因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英语和西学。作为最早建立的教会大学之一，东吴大学理所当然地顺应历史潮流，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英语和西学教育，不但成为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驾齐驱、教学英语最完善的教会大学，而且在英语教学的某些方面，还引领整个教会英语教学的潮流。

1. 课程设置

东吴大学的英语课程设置呈现由基础到专业、由语言到科学循序渐进的特点。中西书院学制 8 年，前 2 年为初级阶段，开设 “ 认字写字，浅解辞书，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习学西语 ” 等文法、句法、字汇、翻译、会话等语言基础课程；后 4 年为中级阶段，学校逐渐增没“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讲求格致，翻译书信，考究天文，勾股法则，三角代数，化学，重学，微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 ” 等基础科学课程。至此，学生已初步掌握了能在新兴行业谋求职位的英语和科学知识。最后 2 年为高级阶段，学校开设 “ 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功用，翻书作文，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 ” 等专业课程，以培养 “ 他日大用 ” 之专门人才。西学课程采用原版教材，用英语教学。从八年制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教学贯穿始终，呈现由易渐难、由基础到专业的特点；科学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呈现由语言逐渐涉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趋势。

东吴大学从创办之时起， “ 英语教学就成为首要任务 ” ，为所有专业之必修课，以帮助学生进入正科后 “ 能够在 ` 西学 ’ 的分支学科使用英语教学 ” 。进入正科，对于文科专业，英语一直是必修课程。 1940 年，经教育部批准，东吴大学还将英文设置为主系；对于自然科学，如“生理、理化、生计、政治、法律诸学，国文无善本 ” ， “ 理学院方面各课程 …… 课本及参考书仍以英文本为多 ” ；在法科， “ 所用教本大都为美国大学法律系所用的原本（在早期法科图书馆中，几乎找不到一本中文的法律书，名为 ` 比较法律学院 ’ ，实际上所教的几乎全部是英美法）”。在教学用语上， “ 与其从事于翻译，不若从事于原文之为愈也”，直接使用英语教授除中国历史和学术政治以外的一切课程。使用原版教材和直接用英语教学既避免了翻译术语的不统一，又扩大了学生的知识范围，寓英语教学于科学教育之中，有助于培养 “ 学贯中西 ” 的通才。

2. 教学方法

东吴大学使用原版教材，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对于考入东吴大学的学生，首先要求英文 “ 须于阅读、讲述皆有功底 ” 。即便如此，还是存在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为此，东吴大学努力强化英语基础训练。中西书院 “ 从学生入学的第二年起，便实施英文的强化教育，这使得学生的英文水平远高于其他学校 ” 。东吴大学也规定， “ 凡一年级学生英文程度低于入学考试不能及格者每周须读补充英文一小时”。在一年级课程中有专门为英语程度较低的学生设置的不含学分的 “ 补充英文 ” ，并大量补充课外阅读。在 1905 年举行的《中国教育会》第五届年会上，东吴大学推荐了学校使用的英语原版补充读物。同时，东吴大学还开办暑期学校，帮助学生 “ 温习高中英文法，为高中毕业生或同等程度之学生欲投考大学之准备 ” ，或 “ 为拟应大学英文入学试验或已有大学初步英文，自问学力不足者而设。内容注重文法、习语、字词句的分析及了解读法听解等项”。

为了教好英语，东吴大学 “ 一直在努力改进英语教学方法，以使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运用英语的能力”， “ 并使他们能够将英语用作学习其他知识的工具”。在中西书院，学校采用 “ 抢第一 ” 的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据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回忆，中西书院的老师 “ 采用一种以竞争为基础的新教学方法。教室里除了每个学生各有一套桌椅外，老师的两侧各摆着两条长凳。这四条长凳是给选出来的十二名拼音优秀生坐的。其他学生仍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坐长凳的学生按年龄依次就坐。老师宣布要全班学生拼读的字，先让那些不坐长凳的学生拼读。如果在他们之中没人能够正确拼读出来，那么就让坐长凳的最年轻的男生来拼读。如果他拼错了，就由下一个学生拼读 …… 整个拼读过程令人兴奋，比赛的气氛十分浓厚 ····· 一旦我占据了首位，我就决心尽最大努力保住它”。

如果中西书院采取的 “ 抢第一 ” 教学方法具有创新之意的话，那么，东吴大学引入的 “ 古安系列 ” 教学法则引领了教会英语教学方法乃至整个中国英语教学的潮流。从 1902 年开始，东吴大学要求英语教学 “ 教授亦用新法，力去坊塾误人子弟之积病 ” 。 “ 英国语言，则教以戈因之新法，成效大著 …… 是年春，来学者甚众。” “ 古安系列 ” 教学法要求教师 “ 用学习的语言，说明相关系列的句子，然后依次把这些句子表演出来，通过体势使这些句子的意思变得明白，不得用任何其他语言的字词 ” 。东吴大学预科的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造了大量这类 “ 系列 ” 句子，并将其编写成教材，成功地运用了 “ 古安系列 ” 教学法。当学生们 “ 意识到自己在没有用任何汉字解释的情况下，竟然能说出英语并懂得了句子的意思时，都惊喜不已 ” ，老师们也 “ 从学生的点头和脸上露出的理解的神情中深受鼓舞 ” 。东吴大学学生在预科阶段就完成了基础英语的训练，进入正科，便直接用英语学习 “ 生理、理化、生计、政治、法律诸学 ” 。 “ 古安系列 ” 教学法的成功实施打破了我国晚清以来长期盛行的 “ 语法翻译 ” 教学法（ 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使东吴大学在英语教学方面走在了教会学校的前列。 “ 古安系列 ” 教学法具有直接法（ The Direct Method ）的雏形， 20 世纪 20 年代被发展成 “ 直接法 ” ，逐渐在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推广。

3. 开设选修课程，建立学分制

东吴大学除采用教会学校普遍采用的教学措施，如通过频繁和种类繁多的考试促进英语学习外，还大量开设各种选修课程，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建立学分制，以此作为促进学生英语学习的杠杆。在东吴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所有学科均以学分计算。学生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课程外，英文是他们的必修课。法学院要求学生在第一年必修英文；文学院、理学院则规定学生在 1-2 年级必须修满英文 14 个学分，占所有普通必修课总学分的三分之一。 1-2 年级的英文必修课以英语基础训练为主，如 “ 温习英文文法要点 …… 务使文法及成语上之错误尽量去除”， “ 注重文法之基本原则与语句之组织”，同时 “ 选读名家散文作填密之研究 ” ，以作条理清楚、文字切实之论文。为避免学生选课时无所适从，东吴大学开设的所有课程均分为主课和副课。 “ 主课为一充分发展之学科，而副课亦须与主课有直接关系，使所学得臻融会贯通之境。 ” “ 按照东吴大学学程纲要，凡选定英文为副课者除必修课，即 1-2 年级英文外，还须修习其他专业化、知识化的英文课程，如杂志论文选读课程，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英文刊物，熟悉并掌握语言运用之技巧；翻译课程，让学生涉猎中外著述家、译学家的翻译理论，尤其是科学名词及中文译名的翻译方法；文学类课程，更帮助学生欣赏沙翁名著、圣经文学、 19 世纪英国文学、欧洲自由主义时期诗歌等，以扩大学生的英语阅读量，提高语言技能和文化素养。其他课程，诸如近代小说、近代戏剧、各体诗选、文学纵览等也在 3-4 年级相继开设。学生可以根据学校学程纲要所要求的学分数，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其中若干门进行修习，但莎士比亚著作及近代英国文学（或 19 世纪英国文学）则是所有英文副课生的必修课。

1940 年，东吴大学增设外国语文学系（英文）。外国语文学系要求学生在 1-2 年级修完作为公共必修课的英文 14 个学分。到了 3 年级，外国语文学系为学生开设了种类更多、专业性更强、更具有系统性的英文课程，如英文散文选读及作文（英美文选、现代散文、高等作文）、分期英国文学研究（浪漫主义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小说选读（短篇小说和英文小说）等。此外，其他专业课程，诸如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名著、翻译、戏剧选读、英诗选读和英文学通论等，学生也必须于 3 年级修完，并可以在系主任指导下选修 12 个学分的英文传记、戏剧发展之研究、演辩学、美国文学、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文学批评课程。

4. 师资配备

师资建设是学校评估中非常重要的指标。曾任校长的孙乐文特别重视师资建设。他说 :“ 我们必须做更多更好的工作，但这需要人和钱——特别是人。我们现在急需受过完全教育的人才以补充师资。这种真正的人才比学校设备更可贵。这种人才以很少的设备所取得的成就，要比那种徒有大量经费开支的庸才所能做得更多。 ” 但在东吴大学开办初期，只有孙乐文、文乃史（ Nance ， W.B. ）、祁天赐（ Gee ， N.Gist ）等 6 名教师。 1903 年，东吴大学教师增至 14 人，包括 7 名美籍教师，其中教授英文的只有孙明甫（ Anderson ， R.S ）和文乃史。师资的缺乏使得 “ 美籍教师不得不重温他们在美国大学所学的文科课程和理科课程，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能教授几门课程，并在情况需要的时候视为当然的任课讲授”。为了加强师资建设，东吴大学广揽人才，聘用许多外籍教师到校任教，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硕士学位。据记载， 1903 年后在东吴大学（包括附属中学）任教职员的外籍人士多达 77 名，这还不包括在东吴大学主要担任科学课程教学的短期访问学者。白约瑟（ Whiteside ， Joseph ）是最早进入东吴大学的外籍教师之一，也是东吴大学诞生的见证人。从他 1899 年来中国到 1929 年返回美国，在东吴大学任职近 30 年，在教授英语和文学的同时，对后来东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29 年，费德乐（ Whitlow ， Rolfe ）和罗心权（ Lusinger ， Angle ）来到东吴大学，这两位来自于美国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成了日后东吴大学英语教学的核心力量。同样来自美国的富德生（ Ferguson ， F.C. ）曾在东吴大学任教长达 11 年，亲自编写了东吴大学教材之一的《大学用戏剧读本》，其中收录了 12 部一幕戏剧和 2 部长篇戏剧。这些外籍教师的加盟对东吴大学的发展，特别是英语教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华人教师也为东吴大学的英语教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之中也不乏著名之士。陈海澄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东吴大学开校之日实到的 45 位学生之一，在东吴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成为“本校（东吴大学）开辟时代之人才”。比陈海澄晚一年毕业的吴献书同样是东吴大学的骨干英语教师。在教授方法上，吴献书强调多读多看，并视此为活用之根本，极其忌讳语言学习急于求成。深受他多年教导的我国英语大师许国璋称其为 “ 近代中国英语界、教学界之大师 ” 。在教书的同时，吴献书一生著译甚勤。由他自行编写的《英国文学入门》教材成为东吴附中的英文专用课本；而其翻译的柏拉图著作《理想国》更让许国璋在离开东吴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回读时仍 “ 深感译意精到，远胜今日之白话译本”。此外，同为东吴大学毕业生的缪廷辅也在东吴大学长期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并在英语语法和英汉互译方面颇有造诣。他曾对 “ 英语发音、英语的历史发展及语法结构作综合的整个的 — 而不是片面的 — 语法研究，指出英语语法的特性，希望能减少或解决学习英语这一门外国语所遇到的困难”，出版著作《中学现代英文法》、《高级英语法》、《活的英语法》、《大学英语作文》、《现代科学英语教材》等，还多次参与主编英汉对照的刊物《名著选译》。圣约翰学子秦希廉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是东吴大学文学院为数不多的英文副教授之一。 1948-1950 年，秦希廉兼任英文系代主任，同时负责教授英国文学。曾在东吴大学担任英语教员的华人教师还有董庆藩、张云谷、云焕天、黄光谱、周珊凤、江美贞等，他们为东吴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

5. 英语人才培养

科学的教授方法、合理的课程设置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造就了东吴历史上无数良才贤能，他们中有许多凭借一流的英文水平而倍受瞩目。在中西书院创办的 10 年内，就有 20 多位毕业生由于掌握英语和西学，被 “ 政府的外事、海关、电报、铁路以及教育部门录用”。 20 世纪初，在中国政府举行的选拔出国留学生考试中，一名来自东吴大学的学生在全国 3000 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显示了东吴大学英语教学在当时教会学校中的优势。据 1933 年英文版《中国名人录》记录，毕业于东吴大学和中西书院的名人达 21 人，占整个教会学校 201 位名人毕业生的 10% 。大量的能人志士走出东吴大学，有的成了教会大学英语教学的主力，更有不少因其出色的表现而蜚声海内外。顾维钧是值得东吴人，乃至中国人骄傲的一位。作为一名卓越的外交家，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了巴黎和会。在当时的会议上，顾维钧出口成章，用一口流利的英语，痛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表达了中国人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当顾维钧因他的外交才能名扬天下时，也让人们领略了他那连英美人都赞叹的标准英语。从东吴大学走出的不仅有出色的外交家，更有像姚莘农这样的著名翻译家。姚莘农精通英文，成为当时以英文教学著称的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的知名教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姚莘农曾把曹禺名著《雷雨》翻译成英文，该英译本受到来华访问的美国著名戏剧家亚历山大 · 迪安（ Alexander Dean ）的热情赞许。与此同时，姚莘农还协助美国人埃德加 · 斯诺（ Edgar snow ）将鲁迅的十余部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其中包括《呐喊》、《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论 ` 他妈的 ” 》等，这些作品被收录进了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从》（ Living china ）一书。姚莘农以他准确的词藻、娴熟的表达，将中国的新文学介绍给了西方的读者。相比顾维钧和姚莘农，许国璋可能更让年轻人，尤其是英语爱好者所熟悉。作为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著名的英语教育家，许国璋的英语求学之路便是从东吴附中开始的。在中学 4 年中，许国璋师从东吴名师吴献书，刻苦钻研、学贯中西，为其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功底。而如今，许国璋的名字俨然与 “ 英语 ” 成了同义词，家喻户晓。尤其是他主编的 4 册大学《英语》教科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通行全国多年而不衰，成为我国英文教材的典范。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姚莘农、许国璋，或是其他更多的东吴学子，他们都曾因其在英语方面的杰出贡献让东吴大学增色。

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的特殊群体，是西方文化侵略的载体，其在中国的存在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教会大学也曾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它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 “ 教会大学还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 。 “ 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致全面的理解。 ”

作为教会大学的先驱，东吴大学的英语教学引人注目，其正面和负面的社会影响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研究，其多样的教学实践也不乏合理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今英语教学实践和改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自《苏州大学校史研究文选》作者： 祁晓韵、顾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