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发源于1604年吏部下野官员顾宪成在无锡主持修办的东林书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1620年明熹宗上台时，东林党成为左右朝政的强大政治势力。

然而仅仅五年后，就被初掌权力的宦官魏忠贤打得分崩离析，不得不说这是终明一朝的最大政治悲剧，其中既有东林党自身的问题，也有皇权专制下的深层次原因。

从学术舆论团体到政治利益集团的演变

东林党从兴起、发展到壮大还要从一个叫顾宪成的落魄官僚说起。

1550年顾宪成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他在1580年考中进士，任户部主事，顾宪成在朝为官以直言敢谏，刚直不阿著称，张居正秉政期间就拒不依附。

万历亲政以后，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顾宪成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抨击非议，1587年顾宪成参与国本之争，反对万历废长立幼而遭至其反感。

1593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迁升、改调等事务，而他提名的内阁人选又都是万历所厌恶的，很快万历借机削其官籍，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家乡后，从事讲学活动，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他决定就在此地进行讲学。

由于顾宪成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得到许多地方人士甚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最终在1604年修复了这所书院，一时间江南名流士人云集，还定期举行东林大会。

东林书院一方面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宣扬程朱理学，另一方面输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顾宪成等人认为，在朝廷为官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不关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还经常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他们把读书讲学同政治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随着东林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和有志之士不顾路途遥远，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都容不下。

同时朝廷上一些有着相同政治主张的大臣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呼应，另外，东林书院的成员基础主要是江浙商人和江南地主阶级，所以他们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

东林书院借着政治影响力的增长，逐渐从单纯评议时政的社会舆论群体变为有自己政治诉求的利益集团，东林书院也被朝廷上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1607年东林党人叶向高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1608年后，他一人主持内阁七年之久，人称“独相” ，东林党在此期间蓬勃发展，成为朝廷一股强大政治势力。

东林党争——东林党政治斗争胜利的背后是在给自己挖坑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聚合成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

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其中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领袖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

他们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官员，同时也恰恰是东林党抨击的对象。

面对东林党的强势崛起，为维持自己的权势，他们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轰轰烈烈的明末党争进入到新的高潮。

党争的两大主线:一是皇位继承权争夺，二是京察之争。

关于皇位继承人的争夺围绕嫡长子朱常洛展开，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

但是叛逆的万历因为宠爱郑氏，想立她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万历的行为遭到以儒家礼教为准则的东林党人的反对。

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立长，但他们怕触犯万历，有时态度暧昧，导致他们与东林党之间摩擦不断，从1586年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就此展开。

从此万历以罢朝来表示不满，但东林党不断予以抗击，最终万历选择妥协，在1601年册立二十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到叶向高主政内阁时，东林党已在朝廷与浙党楚党等地方派系平分秋色。

在皇位继承权争斗的同时，东林党同反东林各派围绕京察展开了尖锐的权力之争。

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六年一次，称职者予以奖励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争京察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

1605年出身东林党的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很快东林党人开始出手打击异党，要求处分内阁首辅沈一贯的党羽，弹劾沈一贯任人唯亲、欺上瞒下，不得已沈一贯于次年退休。

1611年京察时，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主持朝政，东林党更加得势，一举罢免齐、楚、浙、宣、昆等党多个朝廷要员。

然而东林党的咄咄逼人并没有换来压倒性优势，1617年京察时，方从哲入阁秉政，齐、楚、浙等党卷土重来，占据要职，大力排斥东林党人。

直到1620年万历逝世前，东林党虽然在朝廷占据相当重的分量，但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掌控朝政，在势力扩大的同时，也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

到朱常洛继位时，朝廷形成了东林党和齐楚浙等地方联合派系的两股政治力量。

然而朱常洛在1620年七月继位后，因为生病仅仅服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奉的两颗红丸后，不出一天就驾崩，举朝哗然。

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于是东林党人杨涟、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弹劾出身浙党的方从哲，并指出由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

但是其养母李选侍企图挟制朱由校以弄权，仍住在乾清宫，不肯迁出，她还贿赂首辅方从哲以获取支持，这些小动作被东林党人抓住，大力抨击。

在这场争议中，李选侍、方从哲不仅理亏，而且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东林党人占了上风，最终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继位，是为明熹宗。

此时东林党人成功主掌内阁、都察院及六部，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孙承宗、袁可立等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方从哲等逐渐被排挤出去，出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的局面。

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由于东林党不善于团结大多数和集中优势力量，使其他互相争斗的地方派系全部推到了对立面。

虽然这些地方派系无法与东林党抗衡，但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东林党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个人就是魏忠贤。

东林党被阉党击败本质上是皇权专制的需要

魏忠贤是河北沧州人，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却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

有一次他赌博大输后感到很苦恼，为了博个好前程，他干脆自宫报名进宫当了太监，由于魏忠贤为人善于曲意逢迎，巧言令色，很快就搭上了一名叫客氏的宫女。

两人结成了对食关系，而这个客氏恰恰是朱由校的乳母，于是魏忠贤借着客氏的光，认识了朱由校，把他在江湖上的吃喝玩乐那一套用在朱由校身上。

把少年朱由校哄得非常开心，魏忠贤以此博得了其信任，到朱由校继位后，斗大字不识一筐点魏忠贤竟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

其实对于魏忠贤的德行，朱由校不是不知道，只不过以东林党的势力是完全有架空自己的可能，通过扶植魏忠贤就是要制衡东林党。

在朱由校的支持下，魏忠贤先是整合司礼监，在宫中发展羽翼，以至于宫中人都不敢忤逆他们。

对于魏忠贤的狠毒，东林党并非不知，从一开始东林党就组织御史极力谏阻，但轻者受到斥责，重者被贬外地。

朝廷中被东林党排斥的地方各派系眼见魏忠贤势力崛起，纷纷选择投靠，于是魏忠贤将宫内和朝臣整合到一起，形成阉党。

两派互相攻击，党争加剧，但当时叶向高正在辅政，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等都官居高位，左光斗、魏大中、黄遵素等人在言路，魏忠贤尚无法占据优势。

在此情况下，魏忠贤决定还是依靠皇帝实现侧面超车，朱由校与其一拍即合。

1623年，朱由校在东林党的反对声中，诏令魏忠贤和客氏的儿子侯国兴所庇荫的锦衣官准予世袭，同年又命魏忠贤掌管东厂。

从1623年至1624年，东林党多名御史进谏弹劾魏忠贤，然而朱由校始终不加以理会，魏忠贤甚至还假传圣旨予以斥责。

左副都御史杨涟非常愤怒，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杨涟作为东林党中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弹劾既有相当的分量，也代表东林党与阉党的摊牌。

所以朱由校的态度变得十分关键，他的倾向代表整个朝局的走向。

其实在奏疏上呈后，魏忠贤还是很害怕的，他第一时间跑到朱由校面前哭诉，并辞掉东厂职务，客氏也从旁为他解释。

朱由校在东林党和阉党之间倒是没有犹豫，第二天就打回杨涟的奏疏，痛加斥责。

东林党见此情势，已知道大事不妙，但已经骑虎难下，只能孤注一掷，不久东林党六部御史七十余人纷纷上奏弹劾魏忠贤的不法之事。

内阁首辅叶向高和礼部尚书翁正春也请将魏忠贤遣回私宅，以平息公众的指责，但朱由校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全部打回一概不许。

捕捉到风向标的魏忠贤决定反击，不久工部郎中万燝上书指责魏忠贤，立即被杖死，此后魏忠贤又侮辱叶向高，叶向高干脆辞职而去，至此阉党开始了对东林党的全面清算。

1624年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左光斗等“大不敬”、“无人臣礼”，将他们革职为民，此后魏忠贤穷追猛打。

1625年三月诬陷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二万两，将他们在内的一众东林党领袖全部抓捕入狱，吏部尚书赵南星被革去官职发配充军，不久杨涟等人在经受非人折磨后相继死于狱中。

八月，朝廷下令捣毁各地的东林党讲学书院，东林党遭到毁灭性打击。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表面是魏忠贤，但实际是朱由校，正是在他的默许和不作为下，才使魏忠贤一步步坐大，最终彻底掀翻东林党，归根结底皇权的选择才是东林党覆灭的决定性因素。

另外，还有一点能够证明小编的结论，1627年崇祯帝继位，不久魏忠贤就被贬南直隶凤阳府看守皇陵，后魏忠贤畏罪自杀，阉党成员被革职下狱乃至处死，自此，阉党集团被彻底剿灭。

正因皇权态度的转变才使东林党人余人免遭打击，1629年，崇祯皇帝下令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综上所述，朱由校继位之初，东林党势力庞大，朱由校借魏忠贤沉重打击东林党，以寻求皇权安全，而朱由检看到魏忠贤对皇权产生威胁，随即将其剿灭，重新启用东林党，两者殊途同归，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