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乐

【内容题要】领导决策是一个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共同影响的过程。新时期，公共部门领导的情绪这一主观因素对当代决策质量将产生越发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决策理论关于情绪的研究进行分阶段概述，主要包括情绪作为领导决策干扰因素、将预期情绪作为参数引入决策过程、将情绪视为可直接影响领导决策等三个阶段的理论研究，旨在为推动公共部门领导决策研究纳入情绪因素提供一个探索背景及路径。

长期以来，公共政策研究对体制、政策等客观因素的关注要多于对心理、生理等个体主观因素的关注，这使得公共政策研究存在一定缺陷。西蒙（H.A.Simon）在1978年将心理学理论引入决策研究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有关决策心理的研究在国外日趋引起重视，现实的标志则是心理学家卡尼曼（D.Kahneman）因提出决策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而获得诺贝尔奖。决策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因此要提高决策水平就必须研究哪些心理活动内容对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目前，国内的决策理论特别是公共政策研究与心理学研究的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现在基本处于介绍和消化国外理论的阶段。相比工商管理研究界，公共部门决策研究对心理因素的研究要相对滞后。

本文通过对讨论决策与心理活动关系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后认为, 当今社会处于深刻转型阶段，决策环境变化相当快，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多，公共部门领导个体心理因素中的“情绪”因素将对决策过程以及公共政策质量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长期以来国内公共政策研究对这方面的关注还比较缺乏。本文对决策理论关于情绪的研究进行了分阶段概述介绍，主要包括情绪作为领导者个体决策干扰因素、将预期情绪作为参数引入决策过程、将情绪视为可直接影响个体决策等三个阶段的理论研究。随着公共管理学对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吸纳创新，情绪因素将成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公共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情绪与决策的基本内涵

1.情绪（emotion）

情绪是“一种能够影响认知过程和/或行为的较为强烈的感情状态”。情感更多地与人的精神或社会需要相联系，而情绪更多地是与人的物质或生理需要相联系的态度体验。情绪研究专家大都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和定义情绪：在认知层面上的主观体验,在生理层面上的生理唤醒，在表达层面上的外部行为。当情绪产生时，这三种层面共同活动，构成一个完整的情绪体验过程。因此，情绪是包括生理唤醒、认知评价和行为及表达反应带来改变的复杂模式。

根据对相关文献内容的概括，情绪的内涵可从三个角度进行理解：其一，情绪可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情绪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状态，而且是一种思想方式，同时与环境因素有关。对情绪进行分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情绪的一个维度为愉快与不愉快，另一个维度为活跃或唤起；第二种看法是将情绪分为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和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在后一模式中，消极情绪维度代表个体对某种消极的，或厌恶的情绪体验的程度，如焦虑、紧张、悲哀、烦恼等；积极情绪维度则反映个体体验积极感觉的程度，“即正性情绪或具有正效价的情绪”，如高兴、兴趣、热情等。其二，情绪既可以作为“特性”来评定，也可以作为“状态”来评定。作为特性的情绪（也就是指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可以归结为所经历的一种特殊情绪状态的一般趋势；作为状态的情绪则是指个体在一段时间内的情感状况，在一段时间内是变化和波动的。其三，情绪既可以是“原因”也可以成为“结果”。情绪既可以看作是决策等思想过程和工作行为的一种原因，又可以看作是其结果。例如，作为原因情绪影响着实质性记忆的易接近性、类别化过程和决策的制定；作为结果，情绪可能由于行为方面的原因而产生。

2.决策（decision）

关于决策的定义，国内外管理学专家进行了各自的描述。决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管理学文献中，英文为“decision-making”，其含义是“在不确定情境下对行动方案作出的最后选择”。现代决策理论的创始人——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Management Decision）》一书中把决策理解为“对行动目标与手段的探索、判断、评价直至最后选择的全过程”。哈罗德、孔茨认为，“决策就是从行动方针的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决策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寻求并实现某种最优化目标即选择最佳的目标和行动方案进行的活动”。根据对以上关于决策定义的理解，决策是指个体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决策是对问题的反映，而问题是依据认知来决定的。

决策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其一，人是决策的主体，在决策活动中，人是处于主动状态下的主体，由人作出判断和选择。其二，决策是人心理活动的高层次、综合性的活动形式。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尤其是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心理活动的各方面都会被调动，围绕决策目标进行判断和选择。其三，思维活动在决策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本文主要讨论领导决策，即决策行为由领导者个体完成的决策类型。

情绪与决策关系研究的主要阶段

长期以来，研究决策问题的心理学家一直在设法回避研究情绪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然而，Berntson等人对这种将情绪视为理性思维和行为破坏力量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近年来，情绪对人类理性认知活动的建设性作用正逐渐受到研究专家的重视，随之成为国外决策领域研究的热点。早期的决策理论忽略情绪的影响作用，研究者们热衷于关注理性决策；自卡尼曼（D.Kahneman）等提出“前景理论”后，产生了以预期情绪为主的“后悔理论”和“失望理论”，以及“主观预期愉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意识到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作为效用的预期情绪，还存在“即时情绪”，它们可以在没有认知评估参与的情况下产生，可以反过来影响认知评估，可直接影响决策行为。本文将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相关研究情况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旨在为推动公共部门领导决策研究纳入情绪因素提供一个探索背景及路径。

1．情绪作为领导决策的干扰因素。

早期的决策理论始于“博弈”（games of chance）。如，在一场赌博活动中，有1%的机会赢得100法郎，应该付多少钱来玩这种游戏？例如，对一个穷人来说，赢得100法郎所带来的满足和愉悦是巨大的，而对一个百万富翁来说，赢得100法郎带来的满足或愉悦程度就低得多。Daniel Bernouli指出人们的判断和估计不依赖于获益本身，而依赖于获益后的心理满足或愉悦程度。Bernouli将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或愉悦称为效用（utility），提出了效用理论：效用是收益的对数函数，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效用最大化。Bentham发展了Bernouli的效用概念，认为效用是愉悦与痛苦之差。在这些奠定古典效用理论基础的简单概念里已包含了对情绪的关注。

20世纪中叶，数学上的重大突破催发了现代效用理论的产生，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7）提出“预期效用理论”（ Expected Utility Theory），该理论假设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对选项排序，且偏好遵循少数几个规则，决策者按最大预期效用进行选择。这里效用不再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而成为可测量的客观指标。由此，预期效用理论具有了逻辑连贯性和内部一致性，但缺少情绪内容。1954年，Savage提出“主观预期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根据这一理论，效用不以事物的客观概率而以主观概率来计算。主观预期效用理论迅速成为标准化决策的主导方法。无论是预期效用理论还是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在追求客观性和量化指标的过程中均抛弃了古典效用理论所包含的心理内容，尤其排除了情绪因素，从而使得这些理论在增强了客观性的同时丧失了对如特定条件下决策者表现出“风险寻求”的“偏好反转”等现象的解释能力。

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在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前景理论”。根据该理论，人们在获益领域表现出“风险规避”，在损失领域表现出“风险寻求”偏向。之所以如此，Kahneman和Tversky认为是“一个人在损失一定数量的金钱时所体验到的恶劣心情远远大于得到相同数量金钱所带来的愉悦心情”的缘故。例如, 要在下面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一是确信有3000元的损失, 二是有80%的机会损失4000元。因此，人们宁愿选择损失4000的机会，而不是3000元的机会。在获利中回避冒险的选择，而在损失中却乐于冒险的这一变化被称之为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在前景理论中，已出现了希望和恐惧、乐观和悲观等富有情绪色彩的词语，但仍没有将情绪作为影响领导决策的一个参数加以考虑。该理论从心理物理学的角度分析决策中的心理因素，存在着两个主要缺陷：一是未考虑影响决策本身的情绪因素, 二是忽略了决策者的个体差异。

2．情绪作为领导决策中通过中介产生作用的参数。

前述的“预期效用理论”的情绪模型虽然已经考虑了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并且给予这类情绪以充分的重视，但是模型仅涉及了与决策结果紧密相连或作为决策结果的那部分情绪，而对决策过程中实际或可能存在的所有情绪并未全部涉及，而往往这些情绪都有可能对整个决策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预期效用理论”，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出后悔理论、失望理论和主观预期愉悦理论，这些理论的相通之处在于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情绪的作用是通过认知这一中介来实现的，该作用的顺序为“对决策结果开展认知——>产生预期情绪——>影响认知——>影响决策”。具体而言，在决策过程初期直至实际决策结果产生前，决策者通过认知对决策结果事先进行比较和评估，这些比较和评估的认知行为将产生后悔、失望或满意、愉悦等各种预期形成的情绪，而这些预期情绪又将通过影响认知，对决策过程以及实际决策结果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1982年，Loomes、Sugden和Bell提出后悔理论，用以说明预期到的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该理论假设：如果决策者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结果可能不如另外一种选择的结果时，预期将产生后悔情绪；反之，预期将产生愉悦情绪。这些预期到的情绪将改变效用函数，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力争将后悔降至最低。接下来，Loomes、Sugden和Bell又提出“失望理论”（Regret Theory）。该理论假设失望是当同时有几个结果，而自己的结果较差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与后悔理论一样，预期到的失望情绪通过改变效用函数影响决策，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尽量回避失望情绪的产生。失望理论认为人们不只是注重可能的结果以及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一旦人们知道自己决策的结果, 人们将把它与如若选择其它决策可能产生的结果加以比较, 这一比较可能会引起遗憾或满意等感觉。例如, 要对下列两种情况作出决策：一是有100%的机会获得8元，二是只有67%的机会获得12元。如若选择了后者则会有丢失的可能，对此决策者将有多大的遗憾；若选择后者且获得了成功，又会有多大的快乐。这个理论的关键是结果间的差距越大，产生的失望程度也越大。后悔理论和失望理论均通过比较这一认知行为将预期情绪引入决策过程：后悔理论强调不同选择间的比较，失望理论强调同一选择内不同结果间的比较。但“这两种理论对所假定的预期情绪均缺乏直接的验证”。

1999年，Mellers等人在情感判定理论（Decision Affect Theory）和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情绪选择的模型，即“主观预期愉悦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Pleasure Theory）。该理论的模型如下：假设某人需要在具有结果A、B和具有结果C、D的两个赌博间作出选择，首先要对两个赌博的总体情绪进行评估。该理论对两个赌博总体情绪设计了公式，根据效用理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追求愉悦情绪的最大化，因此根据公式计算出两个赌博的总体情绪后，如前者大于后者，决策者就选择赌博一，反之就选择赌博二。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的思想来源于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将情绪作为效用，但区别在于预期的情绪不同于效用。首先，效用一般被认为伴随收益的增加而增加，而预期的情绪则依赖于比较等因素。令人惊讶的微小收获带来的愉悦甚至大于平淡无奇的巨额收益带来的愉悦。其次，效用比较稳定，而预期的情绪则随信念和比较而变化。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用“预期情绪”代替“效用”，并将多个参照点引入决策过程，增强了理论本身的预测、解释能力，向描述真实决策情形迈进了一大步。但该理论自身也存在缺陷，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对情绪的主观预期是否准确，Gilbert等研究者指出，人们对情绪作出准确预测是困难的，认为预期的情绪和真实的情绪并不具有高相关性。

3．情绪作为直接影响领导决策的参数。

“如果说认知是对外界刺激的体认过程，那么情绪就是对内部刺激的体验感受，而且两者相互影响”，“不同的认知态度或观念可以引起不同的情绪反映，不同的情绪体验则可能影响个体对事物的感知和态度”。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研究专家对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的深入，对情绪影响领导决策过程的认识也逐渐全面和深刻。Loewenstein等人提出的“风险作为情绪模型”（如图4）在目前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它表明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受认知评估影响的预期情绪，还存在不受认知评估影响的“即时情绪”（Loewenstein等人认为即时情绪就是立刻的内脏反应），类似一种应激性心理反应，这些“即时情绪”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行为。当决策研究者们还在倾力关注预期情绪之时，神经科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就已经开始强调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输入作用及当其受阻时导致的消极后果了，强调情绪对风险知觉和行为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允许领导者仔细考虑决策的各方面而抑制情感输入时，决策的质量受到极大影响。在这里，情绪成为决策过程中与认知并驾齐驱甚至超过认知的一种重要成分。

“风险作为情感”观点的模型表达

国外理论界对情绪影响决策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确立了“情绪信息等价说（Feelingas Information）”、“情绪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假说等多种有重要影响的理论体系。Paul Slovic等提出的“情绪启发式”假说阐述情绪在指导判断和决策中的重要性（Slovic et al.，2002; Slovic，2000；Finucane et al.，2000;Alhakami & Slovic，1994；Peters &Slovic，1996）。这些研究者认为人的决策是由大脑中的印象和决策过程所产生的相关的情绪所决定的。该理论假定人们使用情绪启发式做决策，也就是说，在人们头脑中，物体和事件的表征随情绪强度而变化，在许多重要的判断中，“情绪起到了参数和线索的作用”。

研究展望

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火攻篇》早已有关于情绪对领导决策影响的论述：“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故明君慎度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现代心理学的诸多研究也都证明：人的情绪和理性总是相互抵制的，一个人要是正处于强烈的情绪状态中，就很难担负起严谨的智力活动；与此相反，一个人正处在紧张的智力活动中，也难以产生强烈的情绪体验。适当的情绪对领导决策具有积极的促进功能,而不当的情绪对领导决策具有消极的瓦解功能。决策活动伴随一定的情绪是正常的甚至是合理的，但由于情绪泛化会冲击公共部门领导的理性结构，导致非理性决策，不仅将导致公共政策质量的下降，还将对公共管理特别是危机灾害发生时的风险决策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美国著名决策研究专家R.Hastie在2001年《心理学年鉴》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决策领域未来需要解决的16个问题，情绪问题位列其一。

诚然，要把情绪对公共部门领导决策影响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为范式，还需更多的理论来支持。但笔者相信，情绪在公共政策学研究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提高，并成为公共部门领导决策研究的重要视角。本文预测，关于情绪对领导决策影响的研究将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情绪和认知、个性的关系对决策产生的影响将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尤其是关于情绪与领导个性的关系以及对决策的影响研究将进一步深化；二是情绪不通过认知这一中介，而是作为直接影响决策的参数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三是神经科学的发展将对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产生突破性的推动作用，“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为情绪对个体判断和决策影响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公共部门决策研究和心理学、神经科学的融合度将会进一步提升，拓展出新的交叉领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