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学诞生的历程
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尤其引人瞩目,对周边地区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尽管一些希腊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希伯来人的《旧约》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资料多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上的,而西亚考古学是从中世纪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活动发展而来的。中世纪时期,一些欧洲旅行家到东方游历,在考察两河流域的遗迹过程中发现了楔形文字,并将其介绍到欧洲。19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在亚述帝国的都城霍尔萨巴德、尼木鲁德和库云基克等遗址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获得大量的石雕和楔形泥板文书,为楔形文字的释读创造了条件。
欧洲学者释读楔形文字的尝试始于两河流域大规模的考古以前,但多数人进展不大。1802年,德国的格罗特芬德根据古代西亚铭文通常的模式进行推理,成功地释读了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部分符号。1835年,英国的罗林森在公务之余,临摹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在对格罗特芬德等人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采用与格罗特芬德相同的方法,成功地释读了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成功释读的基础上,埃兰语楔形文字也被成功释读。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和埃兰语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后,学者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阿卡德语上。罗林森和爱尔兰学者欣克斯不但认出了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符号,而且发现了阿卡德语的基本规律,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马上为公众所承认。1857年,英国业余亚述学家塔尔博特译出一篇刚刚发现的亚述铭文,将译文寄给“皇家亚洲学会”,同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欣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进行比较。此时法国学者欧佩尔也在伦敦,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皇家亚洲学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四篇译文进行鉴定,结果表明上述四家的译文大致相同。从此以后,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一门新兴的学科――亚述学诞生了。由于早期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亚述地区,发掘的楔形文字被称为“亚述语”(今称阿卡德语,主要包括亚述和巴比伦两种方言),因此这门科学被称为亚述学。尽管亚述学现在研究的空间范围远远超过亚述地区,包括整个两河流域和楔形文字有关地区,但学术界仍习惯沿用旧称。19世纪末,苏美尔城市遗址和楔形文字文书被发现。在释读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基础上,亚述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分支――苏美尔学。20世纪以来,随着赫梯语、埃布拉语和乌伽里特语等楔形文字文献的成功释读,亚述学又出现了赫梯学、埃布拉学和乌伽里特学等分支。
亚述学研究的意义
亚述学研究,不但可以探究古代两河流域人在天文、历法、数学、建筑、文字、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且可以发现它对西方文明产生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文明直接来源于基督教文化,后者则是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二者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河流域文化密切相关。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小亚细亚的赫梯文化逐渐成熟,对处于黑暗时期的希腊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希腊文化的发展间接地受到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伯来文化则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直接影响,它深深地打上了两河流域文化的烙印。沦为“巴比伦之囚”后,尽管犹太人失去了自由,但是希伯来文化却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走向成熟。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在西亚地区建立了许多希腊式城市,希腊文化进入西亚地区。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希伯来的经典被译成了希腊文。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冲击碰撞中逐渐相互产生影响,直接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产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观念既互补又对立,在接轨、碰撞和融合中促进了西方璀璨文明的诞生。
亚述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亚述学诞生以后,学者们在各个层面开展研究。楔形文字文献是亚述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整理、发表各类楔形文字文献是当时亚述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英国学者出版了《西亚楔形文字铭文》(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和《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文献》(Cuneiform Texts from Babylonian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法国学者出版了《卢浮宫楔形文字文献》(Textes cunéiformes, Musées du Louvre)和《马里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其他规模较小的楔形文字文献集不计其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芬兰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亚述国家档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加拿大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等大型楔形文字文献集,为亚述学研究提供了可信度更高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文本。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欧美各国学者开始把楔形文字文献放到因特网上,更加便利了各国学者的研究。楔形文字文献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欧美等国学者纷纷编纂亚述学字典。目前影响最大的亚述学字典有德国学者布鲁诺・迈斯纳和冯・佐登编篡的《阿卡德语词典》(Akkadisches Handw?�rterbuch,简称AHw)、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编篡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CAD)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各国学者编纂的《苏美尔词典》(The Smuerian Dictionary)。欧美国家的学者充分利用掌握一手材料的有利条件,开展了卓有成就的专题研究,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神话、建筑艺术、科技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
尽管亚述学研究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世界各国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两河流域考古遗址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考古人员发掘,所获得的楔形文字泥板和其他文物相应也主要收藏在发达国家的博物馆里,因此欧美国家的亚述学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准,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很难开展亚述学研究。日本是亚述学界的新军,日本学者亲赴两河流域故地进行考古发掘,在亚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在苏美尔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已有数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可以开展较规范的亚述学教学与研究。
(作者:国洪更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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